人人都是孤岛
北村
何谓温暖的力量？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就像巴别塔倒塌之后，遑论重建不但奢侈，甚至是荒谬中的荒谬。谁能重建？如何重建？碎片如何整合？在一个愤怒为主导情绪的社会，化解愤怒需要的不是术数，而是真道。即便从技术层面上看，温暖作为一种可以传递的温情感受，也必须以真实的和解为前提。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道德的基本支撑作用，就失去了信任、希望与和解的能力，唯有愤怒、冲突和角力，它就面临最大的危机：不是政治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文化的危机，甚至不仅是道德的危机，而是信心的危机。
和解既然是和平的先决条件。那么，和解如何达成呢？这就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公义的问题。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公义问题如果用隐藏的方式束之高阁，和解就是一句空话。“义”的问题不过关，后面就没有逻辑意义。个人和权力集团之间存在公义问题，个人和个人之间也存在公义问题，离开公义问题论温暖，这温暖就是廉价的。问题非常明显，所有与温暖相冲突的心灵病症（愤怒、贪婪、仇恨、苦毒、冷酷和诅咒）皆和不义相关。在不义的道德背景下，人人都是孤岛。生命的一切正能量这时是封闭的，不能传递的，因为它缺乏沟通的基础。如果一个集团已经缺乏沟通的能力，说明它完全撒旦化了，即被恶灵控制，它的“所是”改变了，“所为”即呈现无能。但有幸的是，个体的人仍然是有希望的，因为每一个个人面对的是创造他的造物主，即便集团化的消极因素（罪的能力）影响着每一个人，但人的内心中仍然留存上帝造人时他的残留形象：圣洁、光明、公义和爱。人即便堕落，像一面镜子被玷污，但仍残留返照这些神圣属性的能力，即良心和直觉与神圣上帝沟通的作用。所以，人先不恢复与上帝的沟通，从上帝支取温暖，是不可能在人际间传递温暖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因为有一个问题：作为个体的人，其良心的作用是否足够有力，能和集团化的邪恶抗衡？还是会在抗衡中失败，以至归入仇恨的阵营？个人的义如何形成公义？是不是诸多个个人的义汇集起来，就一定形成公义？非也。如果每一个个人不独自面对上帝的直接启示，而是在团体化的道德狂欢框架内，他就必然落入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控制中，最后以崇拜“个人的义”为结局。如此，诸多个人的义被一个人的义取而代之，道德的集权暴力取代了真正的公义。而民众的道德感也是集体无意识的。这种道德狂欢文革有过，现在还会有。此类道德盛宴带来假想的虚拟的温暖力量，一俟狂欢结束，最后统统转化为个体彼此为敌，仇恨迅速代替温暖，成为廉价的道德梦境。
除了义，温暖的要素还有一个：爱。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爱是什么？爱的道德构成及有限性如何？爱只是一种心灵能力吗？一个母亲爱儿女是爱，一个丈夫爱妻子也是爱，但这种爱到家庭为止。必须找到一种能进入公共领域的爱，才能回答我们的温暖议题，否则这种爱不够大也不够深，不具备公共性。有人会说公共领域只讲法律和秩序，但一个没有爱支撑的律法世界是没有能力行出律法的，因为律法只能极有限地改变行为，不能改变心灵，当然也别奢望心灵产生爱和温暖的力量。所以，义和爱是不能分开谈，就像法律问题道德问题，也不能简单视作两个问题。
但爱的能力延伸到家庭的边界就停止了。儒家给出了一整套道德规条，用意良善，但没有赐下能力给人去实行，在人的本性中有极大的罪的能力远远超过爱的能力，如果指望在人身上，由于人罪性的强大，爱的原则和支点就会因人而不断移动，最后有的人可以做到，有的人不能做到，有的人这个时候能做到，有的人那个时候做不到。问题还不仅于此，由于支点在人，做得好一些的人，就有凌驾于他人的道德优越，其支点不断移动，作为道德的爱不再是一种心灵素质，而变成了一种道德能力，成为人类区别而非整合的力量。最后社会和家庭一样，道德评判标准因不断变化而失去标准的意义，仍以三纲五常和长幼秩序作为义的标准，这种道德标准扩展于公共领域，权力大小就变异成了道德优越的准绳。这一潜在变异十足诡异。爱变成了施舍，从一种神圣性情变成了一种教条。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的主旋律，变异成了道德规条的竞赛。重要的是，谁是它的裁判？这种道德竞赛不是生命自发的，就像花朵开放树木发枝，那才是生命的彰显，只有这种发出生命属性的爱的力量，才能在人际间成为温暖的力量。这就像一个怀胎十月的女子，她丝毫不了解胎儿发育的科学原理，但她只须十个月就能成功孕育和产下一个复杂的生命。道德规条不是生命规律，法律也只针对行为规范而言，这些都和生命的温暖无关。温暖只来自生命体。即便是人的生命，如果这个生命是堕落过的生命，那么他（她）给出了爱也是有限的，有时甚至不叫爱，只能称作“残缺的情感”。所以圣经在界定的含义时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嫉，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上标准人没有一条能达到：人有爱，但可能不义；人有爱，但可能因求自己益处而损害爱；人有爱，但也妒嫉；人有爱，但没法永不止息。这任何一个弱点都影响到爱成为持续温暖的力量。
结论说到第三个字：信。如果我们确信爱和义的能力来自于造物主，我们就明白：人虽然只能实行有限的义，发出有限的爱，但只要我们信入造物主，他的能力就护庇我们，托住我们，经由他发出爱和义的能力，才能成为社会的温暖力量，否则都是空话，这就是为什么有正确信仰的社会人心温暖的内在原因。这温暖经过了义、爱的双重考验，秘诀是“信”。仅靠人类自己不可能成为温暖的源泉，不论是任何种族和文化，这是由堕落人性决定的。越过“义的栅栏”和“爱的能力”谈温暖是廉价的。温暖的基础先来自人与神的和平，继而来自人与人的和解，温暖的力量来自“义和爱”，义和爱来自于“信”。如此，所有的隔阂打破，温暖的传递才成为可能。
（原刊于《信睿》杂志2012年1月号）
作者简介：
北村，本名康洪， 1965年9月16日生于中国福建省长汀县，基督教教徒。北村的小说创作是从先锋小说开始，是位带有传奇色彩的有名作家。 1981年---1985年：就读厦门大学中文系，获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1985年8月从厦门大学毕业，任职福建省文联《福建文学》编辑。
1986年：小说处女作《黑马群》发表。《作品与争鸣》选载，作品因写法新颖产生争鸣。
1987年：小说《谐振》刊于《人民文学》1-2月合刊号，非常有力地揭示了秩序井然的生活是如何推动,产生广泛影响。
从1988年开始，发表《逃亡者说》等一糸列“者说”系列小说，计有：1990年：《劫持者说》，1991年：《披甲者说》，1991年：《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归乡者说》1992年：《聒噪者说》。这个系列的小说使北村跻身于中国先锋小说家的行列，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受到批评界广泛关注。
1992年北村个人创作转型，从先锋小说创作转向关注人的灵魂、人性和终极价值的探索，发表了第二糸列的小说高潮，计有：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施洗的河》、《武则天》，小说《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水土不服》、《最后的艺术家》、《伤逝》等。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以“神性写作”成为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
从1999年开始，北村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写作，即描绘人在追求终极价值时的心灵过程和人性困难。计有长篇小说《老木的琴》，本篇获得该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榜小说。还有小说《周渔的喊叫》、《长征》、《公民凯恩》等。小说《周渔的喊叫》引起关注，被拍摄为电影《周渔的火车》，成为当年的中国影坛大片。
从2003年开始，北村进入第四个阶段的写作 ，其作品开始以理想主义和正面价值为创作目标，计有长篇小说《望着你》、《玻璃》、《愤怒》和《发烧》等，至此，北村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进入真正的黄金期，创作力旺盛，创作量大大超越往年。2006年6月，出版《我和上帝有个约》（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村入选中国小说五十强（1978---2000）优秀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出版。小说集《周渔的火车》荣登中国年度文学类书销售排行榜。
北村除了写作小说之外，还创作了诗歌和影视作品，著有《北村诗集》，电影作品《周渔的火车》（改编自小说《周渔的喊叫》，与孙周和巩俐合作）、《冬日之光》、《对影》，《武则天》（与张艺谋合作）；23集电视剧《台湾海峡》（与张绍林合作），30集电视剧《风雨满映》（与雷献禾合作），17集电视剧《城市猎人》（与吴子牛合作），此外还有姜文买断的小说《强暴》即将拍摄成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