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倒众人推
作者：一心
——公元一九八九年，一个中国教师在柏林的亲身经历
一、出国途中忆往事
一九八八年初秋，从北京飞往柏林的班机上，几乎有一半的乘客是前往苏联、东德或西德留学、访问的中国人。他们显露着初次出国的兴奋神态，大声交谈彼此的“艰苦历程”。有人感慨万分：“唉！出趟国，办完那么多手续，不死也得扒层皮！”我没有主动找谁攀谈。二十多年的“右派”经历使我习惯于在陌生人（尤其是大陆来的中国人）面前不交谈，免得对方问长问短；少议论，免得言多语失。我倚在舷窗边，望着窗外起伏变幻的云海，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
一九五六年，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有几名东德的学生选修了我的课。我教的这个班有十几名学生，分属六、七个国家。印度的、印尼的、苏联的、波兰的、南斯拉夫的以及东德的等等。我和他们虽是师生，年龄却彼此相仿。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还大我几岁，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态度不恭。尤其是德国学生，上课时聚精会神，一丝不苟。为了练准语音，弄通语法，辨别词义，他们频频举手发问。每次得到解答，都很有礼貌地说谢谢。课后我们常常互相拜访，我对他们坦诚相待，大家都觉得彼此更像一群年轻的好朋友。那时我除了教课，也还写过几篇儿童故事发表，没想到这给我招致了严厉的批评。我的顶头上司把我找去教训了一顿，说我既然已经身为教师，就应该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不该梦想成名成家。我心中愤愤不平，牢骚越来越多，对共产党干部那种不学无术却要发号施令的作风很看不惯，对那些挟制青年的清规戒律也更加不满。第二年，这班留学生刚毕业，我就被赶下讲台，从大学教师变为“人民的敌人”了。
这“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一年，其中的苦辣酸辛不堪回首。谁料到早年教过的德国学生，现在竟会邀请我以客座教授的身分，去柏林洪堡大学任教，而且这个职务居然没有被其他同行夺去。这其中自有它微妙之处∶首先，洪堡大学地处东柏林，与一墙之隔的西柏林相比，显然没那么繁华。在那里，使用的货币是东马克，非自由外汇，何况我得把所挣工资的五分之四上缴给驻东德的中国大使馆。对中共国家教育委员会来说，所谓的客座教授，不过是劳务出口的一员罢了，能批准你去就职，就等于极大的优待。若嫌待遇低，那就不必去，拒绝对方邀请也没关系，反正你也挣不来自由外汇。大陆的知识分子，谁不向往美国、日本、西德、英国、法国……这些可以挣点硬通货的国家呢？再说，工作期限长达两年，在这种菲薄的待遇下，人们望而却步了，情愿再等等，盼望得个好去处。这种种不利因素，反倒促成了我的出国机会。也可算是某种运气吧。
飞机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下去了不少乘客。再次起飞时，许多人纷纷选择有空位的地方，伸平双腿，或者干脆躺下来眯上一觉。我仍是保持原样坐着，猜想三十多年前的朋友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大家都已年过半百，差不多都当上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了吧？我知道他们之中有人翻译过不少中国文学作品，有人已经成为教授，就在洪堡大学任职。我们将从过去的师生变为现在的同事了。
舷窗外出现了大片的森林绿地，柏林就在近前了。“他们居然在战争的废墟上种了这么多树。”这是我对柏林市的第一个印象。“喂！瞧得见柏林墙吗？”人们询问窗口的乘客。“瞧不见。你急什么？等会儿从海关坐上去西柏林的汽车，不就什么都看见了吗！”这时，可以明显看出，去西柏林的人喜形于色，去东柏林的人若有所失。
一出海关，我立即看见了正在翘首寻找我的朋友们。大家见面竟一时语塞，互望着彼此既熟悉又生疏的面孔，连连说“你好！”这是当年他们学会的第一个汉语词汇，与人相见时，自会脱口而出。还是系主任穆女士会张罗，她给我介绍了两位以前没见过的教师，告诉我其中一位名叫伊娜的年轻女士是专门负责照顾我，帮我办各项手续的。我推让了几句，觉得这太麻烦人。“没关系，你不要客气，”穆女士解释道：“在我们国家要办的手续很多，很罗唆，帮助你是我派给她的工作任务。而且，你还能给她纠正语音。”当年在北大学中文时，穆女士就是同学中最年长、最用功的一位。现在她身为教授兼系主任，似乎威信很高，但并不盛气凌人。大家把我送上汽车，告别后，由伊娜陪我去校方提供的住所，并约定明天上午她再来带我去大学人事处报到。
二、初见柏林墙
今天星期六，这里每周五天工作日，比国内多休息一天。按照在北京的生活习惯，休息日就是排队采购日、大洗大做日、比平时更忙的劳动日。现在我不必那么紧张了。两天的自由时间，可安排很多内容。前几天跟着伊娜跑这儿跑那儿，填表、报户口、领工资、去银行……我随身总带著一张柏林地图，标出该记住的地方。伊娜很热情，只要我问到什么，她都表示愿意亲自带我去看看。但有两处地方，她没有主动带路。一是我曾在许多电影镜头上见过的一座铜像：一个苏联军人左手托抱着一个小女孩，右手用一把利剑戳碎脚下的纳粹党旗。我不知这座铜像安置在哪里。伊娜在地图上顺手一指，什么话也没说。另一处是去西柏林的关口，我想知道具体的街名。她告诉我“弗里得里希大街”，并不想为我带路。大概怕我不高兴，她又解释了一句：“去西柏林的海关，我们不能进去。”后来又说：“你们大使馆最近解除了对中国人的限制，你们可以凭护照，自己过海关去那边。但是不能从西柏林去联邦德国的其它地方。在我们民德的朝鲜人、越南人都不准过去。因为他们国家的大使馆不让民德海关放行。”从伊娜的言谈中，我意识到某种严肃气氛。东德人绝不把“东”、“西”二字冠在“德”字之前，他们称自己这边为“民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简称），称西德为“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简称）。如果我失口说出“东德”或“东柏林”，他们眼中就会闪出一种不愉快的神态。柏林是民德的首都，但又没法否认这个城市的西半部不属于自己，也不能再起别的名称了，才不得不称它“西柏林”。仅仅几天的接触，我已经感觉出东德的知识分子，时时表露出一种矛盾心态。他们都是二次战后由政府出钱接受高等教育的，之所以能被选送读大学或出国深造，首先是他们出身工农家庭，与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一致。二战结束后，原有的专家教授因曾给希特勒纳粹党的政权服务过，绝大部分被驱逐或被判刑。以致知识阶层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现象。东德政府连忙大批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穆女士等人就是这新一代的第一批。目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在普通老百姓之上，对此他们怀有感激之心，认同这块被分割出来的土地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但他们又明明知道，原来同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联邦德国，现在经济是那么繁荣，技术是那么先进，老百姓又有那么多的自由。他们有许多亲友被分隔在高墙的两边，要想到西边看看，难于上青天！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是谁以救世主的姿态，把一手扶植起来的“民德”化为小女孩的形象揽在怀里？战败国又变为附庸国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伊娜不愿主动陪我去看那座苏军铜像，是有她难以启齿的苦衷的。好在来日方长，我自己有办法慢慢找到的。
今天先去看柏林墙。从洪堡大学所在的菩提树下大街一直往西走，就可以看见直通西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二次大战的累累弹痕残留在六根石砌的巨大门柱上，门的上方有一座驾驭驷马战车的女神铜像。女神手中握有一根长杆，顶端本是一个铜铸花环，现在这女神还得在花环之上多举一面民德国旗。就在这面国旗的右边不远，高高飘扬的是另一个德国的旗帜，那里是联邦德国旧国会大厦的建筑。两面国旗所代表的德国人，被旗帜下方那道不可逾越的围墙隔在咫尺天涯。这两个德国分别建立于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和十月，当时还没修筑这道隔离墙。那些不愿受管于共产制度下的人们，一得机会便纷纷逃往西德。东德为此组织了大批的秘密警察网，严密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我前几年教过的几名西德学生中，有一女生告诉我，她五岁的时候，父母暗地商量要举家西逃。这事不知怎么被她七岁的哥哥听见了，在街上和孩子们玩时就领头玩逃跑。邻居得知此事，马上报告给警方，把她父母带去审问。幸好这是小孩们的游戏，审不出什么结果，但也使她家的出逃计划推迟了许久才敢行动。“我们越过边界之后，我父母都哭了”这位女同学接著说，“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带我们逃跑？我妈妈说，为了自由。那时候我还根本不懂什么叫自由呢。我们家是一九六一年春天跑出来的，没过几个月，柏林墙就修起来了。”另一位西德同学更加感慨地说：“我父母那时不怕死，把我们带到西德。就为这一件事，我也得一百次感谢上帝！”
看见柏林墙，我联想到中国的万里长城。长城的修建，是为了防御外敌，建造于崇山峻岭上，高不可攀。而柏林墙呢，与雄伟的勃兰登堡门相比，墙身显得并不高，墙体粉刷得雪白，大概是为了易于辨识越墙者的身影吧。由于前边修建了一片大广场，又有铁栏杆将广场围得严严实实，由一些全副武装的卫兵不停地往来巡逻，我只能站在栏杆外观望。从这边可以远远看见墙的那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顶上有一个金色的雕像，那是为纪念上个世纪的普法战争而建立的。一八七一年普鲁士王国战胜了拿破仑三世之后，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这以后，新兴的帝国恃强凌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落得国土分割，损失惨重。从这块土地被劈为两半以后，最大的悲剧还在于同是德国人，已经被拦在墙东边的若还不死心，想跳墙往西走，无情的子弹就会像雨点般射来。不是西边不让东边的人过去，而是东边自己打死本国的老百姓。标榜民主的共和国，你的民主在哪里？
三、围栅里的小康景象
柏林的秋季风光绮丽，从我寓所的阳台眺望，树叶已变为红、黄、绿相杂的颜色。附近有一处别墅区，据说这是柏林市政府划分给市民经管的。每家有一个小院子和一两间小木屋。院里有主人精心培育的果木花草。我最喜欢傍晚去那儿散散步，欣赏篱栅内的繁花与硕果。平时屋主并不在这里居住，一到周末或假期就携家带小来别墅休息。从我踏上这块国土的第一天起，就留意观察这里的一切事物与人情。如果说人的欲望仅仅为满足温饱而已，那么，东德老百姓的生活比起中国大陆和其他共产国家要显得充裕。他们的食品商店里，虽然蔬菜品类不多，长年只供应土豆、洋葱、圆白菜和胡萝卜四大样，但还不缺肉肠、鱼类、禽蛋和乳制品。不像北京买什么都得凭供应票。东德各类商品的包装袋上都印好了价码，多年以来从未提升过物价。
在这个国家，政府公开号召妇女多生孩子，每生一个小孩，就能从政府领到一笔补助金。孩子进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是免费的。中午在学校包一顿饭食，每月象征性地缴二十马克就够了。他们的住房大都是公家分配的公寓，一套三房一厅的单元住宅，每月房租不超过二百马克，普通教师工资的十分之一而已。这样说来东德人该知足了吧？恰恰相反，他们不满意的事情仍有许许多多。每天晚上，西柏林电视台播出的节目都会在东柏林的电视屏幕上显现。东德政府无法制止电波的流通，也无法控制人们的思维动向。西德广告节目中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可望而不可即。人们开始逐一比较：我们虽然有便宜的住房和食品，可是我们没有便宜的彩色电视，没有设备先进的汽车，没有音质良好的录音机……我们的工业技术真正是几十年一贯制，没有一点改进。我们的马克不是自由外汇，任何外国新技术产品我们都买不着，甚至连香蕉和菠萝也吃不上！人家有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可以到任何国家去读书。我们除了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之外，哪都不让去！想上大学也不许自由报考。生活不困难又怎么样？我们不愿意当动物园里的野兽，吃饱喝足被关在笼子里过日子。
说起来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创立于一八零九年的柏林洪堡大学，是由当时的两位贵族兄弟——语言学家卡尔·威廉·洪堡和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捐出了他们豪华的宫殿式宅邸兴办起来的。一百多年内，这所大学培育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可是现在，我想复印几页讲义，却找不到一台复印机，更不要说电脑和其它先进设备了。学生入学，首先得经过多方筛选（主要是政治审查），由原来的高中推荐，才能参加入学考试。这些幸运儿一方面庆幸自己能进入最高学府，另一方面却又十分遗憾学不到最新的科学技术。苦闷时就去听摇滚乐歌手的演唱，随著那声嘶力竭的狂热歌声，年轻人拍手跺脚，呼啸唏嘘，借此抒发心中的愤懑。要不就去迪斯科舞厅，跳他个大汗淋漓。年长些的喜欢坐酒吧，高踞在圆凳上，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德国啤酒灌出了数目可观的便便大腹。政府当局对老百姓的吃喝玩乐不多过问，私生活方面更是各随尊便，仅就我的十几位同事来说，养育着非婚生子女或孙儿孙女的家庭至少占三分之二。总而言之，只要你不公开反对政府，不叛国投敌，你干什么都不多干涉。这就是以高福利政策来堵住人们的嘴，肠胃尽可以塞满，头脑不必多灵。
那么，东德当局对外国人是怎样的呢？本来我以为像我这样一个无党无派，被请来教教书的女教师，不会引人注意吧。但接连几件意想不到的事引起了我的警觉。一天课后，我不想马上乘车回家，信步从菩提树下大街向亚历山大广场走去。途经共和国宫，那是一座镶嵌着茶色玻璃的方形建筑物，是政府或民间举行集会活动的地方。突然，我看见脚下有一个文件纸夹，就俯身拣起交给前方不远的一名警察。那警察迅速翻看了几页，立即问我这是从哪儿得到的，又索要我的身份证和工作证。他把我的证件号码记下以后，马上拿起报话筒，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内容。这时另一名女警察也过来了，又反复端详了我的证件。然后两名警察一句话也没说，带上那个文件夹，跨上摩托车飞驰而去。我当时颇为恼火，心想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后来我又觉得有点可笑，一个年长的中国女教师和几张掉在地上的字纸，竟使得警察们那么紧张。致于吗？
又有一次，我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稍稍休息一会儿，无意中抬头，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妇女正举着像机对我摄影，连拍两张之后转身就走。这绝不是摄影爱好者的行为举动，肯定又是那些业余便衣警察对我这外国人的活动做记录。中国大陆曾流行过全民皆兵，东德则真可谓全民皆警。又如我与西德朋友的往来信件，要耽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这当然是在检查机构被存档了。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东德人表面平静的生活不过是一种假象：有一次应一位汉学家邀请，去他家喝杯咖啡，随便谈谈。这位先生在科学院工作，没什么机会用汉语和人交谈。他是在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认识我的，可巧我们的住所相隔不远，闲时就互相拜访一下。他希望借此多练练口语，我也更喜欢这非官方的接触。喝罢咖啡，我忽然想起应该给系主任穆女士打个电话，约定与她商谈教学事务的时间。得到主人允许后，我开始拨号。正好这时他的太太和小孩回家来了，他连忙用手势制止女人和孩子，不让出声。看他那紧张严肃的样子，我有点不好意思，赶快把话说完，放下听筒。他们全家都长舒了一口气，对我解释道：“我们不敢让大学方面知道您在我们家打电话。因为我不是党员，不派给我和外国人交往的任务。”“但是我们有来往，他们能不知道吗？”我有点担心。“他们没看见就算了，要是看见了，我就说是您找我帮忙做点事。他们没权力禁止您的行动。”我听后笑道：“好，那我每次都想个理由，比如说，我求您太太教我做蛋糕什么的……”太太听了他的翻译之后，虽然陪着笑脸，却是眼泪汪汪的。
四、圣诞节见闻
一九八八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东柏林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市场上搭起了彩棚，为孩子们设置的电动游戏机、童话人物塑像、木偶演出台以及传统小吃，招徕着过往的游客。住宅区各家的窗口，装饰了闪烁的小花灯、桥形烛台、多层转动塔等等。金碧辉煌的国家歌剧院和大音乐厅每晚都上演优秀的古典剧目。人们想利用节假日的机会舒畅一下，国家也要趁此多赚一些自由外汇。按东德政府的规定，西德人可以随便到东德来探亲访友。但是，入关时必须以一比一的兑换率强行兑换一定数量的东德马克。西德人不甘心受此盘剥，因为在西德银行，一个西马克可以兑换七个东马克呢。可是你如果身上带着东马克过关，一旦查出，就全部没收，还会招惹许多麻烦。西德人为了看望自己的亲属，不得不忍痛掏腰包。换到手的东德马克，还得花在东德地界内，唯一值得一去的场所，就是那高水平的歌舞剧院和大音乐厅了。
我自己的这个节日是在西柏林和西德南方的巴伐利亚州度过的。那里有我近年教过的学生和一些汉学界的朋友。她们写来了邀请信，我从西德驻东柏林的办事处领到了入境签证。可是在洪堡大学举行的期末联欢会上，我的同事们得知此事，颇有不满之色。其中一位告诉我，要去联邦德国，应该先到公安局登记，否则回来的时候可能不让再入境。既然这样，我就照章办事吧。跑了好几趟之后，得到的最后回答却是“不必办什么手续”。这种类似开玩笑的事，说穿了并不稀奇。只不过是大学和公安局对我的行动都备了案，但也都不负责而已。
从东柏林排队等候过关卡的人们，几乎都是年过六十的老人。他们在瑟瑟寒风中，一步一蹭地往关口挪动。这总算是东德政府开恩，最近宣布允许已退休的老人，每星期可以去西柏林一天看望直系亲属。青壮年和小孩就别妄想了。我提着旅行包，准备过关后乘坐开往慕尼黑的火车。排到检查口时，离开车钟点还差半小时。没想到检查人员竟把我提包里的衣服一件件抖开，仔细查看商标牌号。我连连看表，不知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还要检查多长时间。好不容易其中一名检查员说了声“不是我们民德产品”，才算中止了盘查。后来我了解到，这是他们生怕在此地工作挣东马克的外国人，把东德产品带出去卖了赚外汇的缘故。可见他们的物资并不富足，还得靠仅有的一点商品支撑门面。
我进入月台时，还差五分钟就该开车了，站台上的人寥寥无几。我赶紧拿出车票匆匆登车。守门的列车员一把拦住我，让我退回站台。我很奇怪，车次号码和时间都没错，为什么不让上车？突然，我看见走来了一队边防军，有的手里还牵着军犬。站台上的人们连忙让路，原来搭乘这趟车的旅客都还没上去呢。一声号令，带军犬的士兵忙把狗往车厢底下轰，军犬匍匐着从车厢的这头拱下去，再从那头拱出来。而另一些士兵则分头登上各节车厢，打开所有的照明设备，撬开活动板壁，用大型手电筒里外照射。谁都明白，他们这是搜查躲在列车的什么角落企图偷越国境的人。不过，今天晚上他们什么也没查出来。于是拉上狗，排好队，皮靴踏得喀喀响，昂首阔步地回去交差了。火车因此推迟了半小时才开行。
这趟车是从东德开往西德的国际列车，旅客上车之前虽然要过关卡，但车站还在东柏林管界，所以才那么严加搜索。其实车上没多少旅客，座位还空着一大半。火车开行不到十分钟，就是西柏林的火车总站，这里才有大批等待乘车的西德人。从东柏林至西柏林，这段路程有一大半是沿着无人区开行的。一九六一年修建柏林墙时，东德把这块本来十分繁华的市中心地带炸为平地，拦上了双道高墙。万一有人越墙逃跑，绝不可能一脚跳到西柏林的土地上。要想穿过无人区，再翻过第二道墙，那可真得玩命了。我认识的一位东德朋友偷偷告诉我，他的儿子七年前居然跑过去了。身上中了十几枪，可是没死。这简直是奇迹！原来这个年轻人早已探听明白，无人区的子弹都是自动发射的。你如果能避开巡逻兵和探照灯的光柱，翻过第一道墙，千万别撒腿猛跑。应该等第一批子弹扫射过之后再迈步。“我儿子每走一步之前，先扔一块石头，等石头触发的自动枪响完了，赶紧往前迈一步，然后再一次次扔着石头往前走。就这样还中了十几枪呢，不过都没有致命。”朋友边说边摇头，“我太太一想起这个孩子就流泪，七年没见了，走的时候他才十七岁。现在他在那边有工作，他是托人到东边来告诉我们这些事的。”
从西柏林看柏林墙，与东边大不相同。墙身上几乎找不到一点空白，全画满了五颜六色的漫画。有一处并排挂了许多十字架，那是为纪念因投奔自由而丧命的东德人的。墙边立着一座高台，西德人可以随便登上高台向墙的东边张望。我跟西德朋友开玩笑说，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望乡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分别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当时的首都柏林也由四国分占。到一九四九年分别成立两个德国时，柏林市正好位于东德境内，市区西部的美、英、法占领区并没撤销，西柏林变成西德设在东德国土上的一块飞地，好象插在东德心头的一把尖刀。火车一出西柏林便飞驰前进，大站小站一概不停，直到把东德国土全都跨过，才有第一次停站。谁如果想在中途车站上下，对不起，请乘坐另一车次的东德国内列车吧。否则得需要多少军警逐站搜查逃亡者啊。
从车窗望去，东德境内离首都越远，景况越荒凉。陈旧的工厂厂房显得灰溜溜的，四外乱堆着废旧的机器零件和垃圾、煤渣。农田旷野虽也种植了一些冬小麦，但土地并没有细心平整，麦苗也因肥力不均而参差不齐。偶尔经过一个村落，也看不出什么新气象，连站在路边观望的村民都有点神情呆滞。
进入西德国土以后，风景就大不相同了，田野上分布着麦田和休闲地块，丘陵地带种植了许多葡萄藤。巴伐利亚州的葡萄酒远近驰名。西德这边的村落也比东边密集得多，一幢幢红顶白墙的农舍，围聚在一座哥特式尖顶教堂的四周，衬着蓝天、白云、丛林、碧野，这景象酷似一幅欧洲风情画。从国土面积来说，西德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东德约十万平方公里（前者为后者的两倍半）。而从人口数目来看，由于东德人一有机会便出逃，西德人口已逐年增加到六千多万，东德只剩下一千多万了（前者为后者的四倍）。难怪东德那么鼓励妇女多生孩子。
五、回光返照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柏林市突然显得热闹起来。满街满巷的少年男女，在城市的各个公园、广场举行歌舞联欢活动。公共交通显得异常拥挤，平时以礼相让的人们也争先恐后地推搡起来。那些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可真为难了，在站台上苦等半天也搭不上车。据说这是东德首脑昂纳克（Honecker）邀请全国青年代表来柏林，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举行的大联欢。虽然此时离十月七日东德的国庆日还差好几个月，但他们就像迫不及待似的提前活动起来了。柏林的所有剧院全部免费开放，市中心广场上搭起了高大的演出台。入夜，人们聚集在这里，与共和国的政府要人一起欣赏千人乐团的演奏。广场两边各竖了一个大型电视屏幕，实况播出台上的演出和台下的观众场面。每当昂纳克的形象在屏幕上出现的时候，人群中就响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欢呼声。昂纳克也就笑容可掬地点点头，颇有洋洋自得之色。演出结束后，又放起大型焰火，五彩缤纷的火花映照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这究竟是真的与民同乐呢，还是为了粉饰太平？稍一了解便都清楚了。我所教的学生中，有一个班不是大学的在校生，他们是外交部的几位年轻翻译人员，语言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按说他们都很谨慎，不会对政府的事务妄加批评的。但这次他们忍不住了，摇着头对我说：“花这么多钱搞联欢，能有多少效果？除了柏林之外，我们国家别的城市都很穷。房子破破烂烂，政府总说没钱修理。食品也没有首都这么多。”另一个插话说：“去年圣诞节，柏林有一些进口的桔子卖，我买了几个送给我的祖母，她住在乡下，多少年都没吃过桔子了。”还有一个更气愤，对大家说：“你们知道吗？他们把我们捐给穷困国家的款项，用来举办这次的联欢了。以后工会再跟我要捐款，我一个芬尼也不给了！”
与此同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示威游行场面浩大，言辞激烈。许多市民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支持学生，参与了示威活动。我每天晚上收看西柏林的电视新闻节目，看到“反对‘官倒’”、“李鹏下台”、“人民要民主，新闻要自由”以及“小平你好，你好糊涂！”的大幅标语，也看到学生代表请求与政府当局对话的恳切神态。苏联共产党首脑戈尔巴乔夫恰好这时访华，中共竟不敢让他的飞机在首都国际机场降落，临时改在郊区的一个军用机场着陆。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更谈不上举行什么欢迎仪式了。碍于这次重大的国事访问，中共暂时没有对示威和绝食的学生怎么样。但是到了五月底六月初那几天，情况发生急剧变化。电视屏幕上李鹏拉长了脸，一手握拳向下猛击，宣布戒严令。紧接着就是军车从四面八方开进北京城，人群沿路阻截，劝说军队不要向学生开枪。然而肆虐成性的暴君终于下令，让坦克和机枪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制造了“六·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那些天我极为悲愤，心绪不宁。对中共的暴行，东德政府首先拍手叫好，表示支持。系主任和某些教授则回避事实，唯唯诺诺附和他们政府的评论。只有年轻的学生一再向我表示同情，他们愤愤地说：“将来中国人一定会恨我们，因为我们国家赞成刽子手杀人。”他们写了抗议书，求我帮助修改一些语句，寄到中国大使馆。也有几位教师私下和我说几句真心话，告诉我在他们国家也发生过同样的屠杀事件，而且和苏联的参与有关。就跟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样。
就在东德电视台不厌其烦地连播四次中共新闻片“平暴真象”时，一则更大的新闻震惊了东德政府：匈牙利拆除了和奥地利相邻的边界铁丝网，两个国家互不设防了。由于过去东欧各共产国家不需签证就可互相往来，于是东德的老百姓，首先是年轻人，纷纷借道匈牙利，穿过奥地利，进入西德。西德方面对东德人采取来者不拒的欢迎态度，搞得东德政府叫苦不迭。这些天整个东德都沸腾起来，人们一旦找到了安全出口，就不再惧怕高压手段。许多城市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抨击当局，要求改革。剧院变成演讲厅，每晚进行激烈的辩论。人们最痛恨的是秘密警察和国家安全部，有许多人想冲进去捣毁这个机构。东德的军队和警察都严阵以待，准备效仿中共的武力镇压了。
六、理想主义者的失落感
九月份开学的新学期，与以往大不相同。大学本科生人心惶惶，上课时都好象魂不守舍。刚到下课时间，马上飞奔到各个集会场所，挤在人群中听各派代表的演讲了。外交部的那个进修班，经常缺课，有时才来一个人，有时全体请假。我知道，他们现在忙得什么也顾不上了。
然而有一位极特殊的人物，我每星期为他一人单独授课两次，连假期都不中断。那就是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高级翻译艾先生。他不但精通汉语，俄语也十分专长。每当昂纳克或东德政府要人出访北京或莫斯科时，一定有他随同。艾先生四十多岁，精明能干，可能由于童年家境贫寒，身躯显得瘦弱些。但他工作和学习的劲头却非常充足。就在他们国家这样动荡不安时，他仍是请我继续给他上课。为了不耽误工作，经我同意，把平时上课的时间改为清早六点，上课地点改在我的寓所客厅，下课后他再赶着去上班。我给他授课不用固定的教材，由他提出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诸如同义词辨析、成语典故的出处、口语与书面语的异同、甚至方言土语的特点等等。解答完所有问题之后，我们就进行各样话题的交谈。他知道我喜欢欧洲古典音乐，经常帮我选购唱片或请我去听音乐会。但在开演之前或休息的间隙，我得告诉他许多音乐术语。他手中的节目单上记满了乐章、旋律、节奏、音符、声部等专用名词，以及悠扬、轻快、凄婉、激昂等形容词语。“我学的大部分都是外交和政治词汇，生活用语和其他专业词汇知道得太少，谢谢老师帮助我，随时随地给我上课。”他很诚恳地向我道谢。
虽然我和他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我并不因此隐瞒自己的观点。只是不多触及敏感问题，避免争执辩论罢了。他笃诚相信共产主义，身体力行，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从他身上的确看不到高级官员的腐化昏庸现象。现在艾先生面对自己所属的民德统一社会党即将崩溃的局面，感慨万分。他担心一旦民德不复存在，希特勒时期残留的纳粹分子又会复活。他还担心以后给老人、儿童的福利将要减少，这些人生活会遇到困难。他承认以往采用的高福利政策，不能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他也承认自己党内确实有不少特权阶层，有腐败现象，人们对此非常痛恨，许多部门正在罢免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不许他们再担任领导职务，以致党员们纷纷提出退党。落到今天这一步，也不足为奇。对他本人今后作何打算我不便多问，但我看得出，他不愿像许多人那样，几个月前还和当政者唱一个调子，在目前局势下又突然提出退党，包括我们的系主任穆女士在内。
“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目前的群众运动呢？”艾先生以询问的口气问我。
“无论如何，你们不要像中国政府那样，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更失民心！”我说完这句话，立即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魏征劝谏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看后沉吟片刻，收起笔记，向我告辞。
十月七日民德国庆日，大街小巷的阳台、窗口仍按往年一样挂出了民德国旗，但整个气氛却显得冷冷清清。商店因节日都关门停业，可是苏联占领军营地附近有一家食品店还开门。这是专门为苏联驻军开设的，一般德国人都不去那里买什么。刚好有几位朋友今天要来看我，我就到这儿来买点东西。没想到商店门口竟排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提了大旅行袋，轮到一辆空手推车时，就迅速抢抓货品，什么都要。买得最多的是肉类、食油、大米、白糖，甚至把一瓶瓶的汽水打开倒入大塑料罐里提走。这些人都能和苏联售货员说俄语，原来他们都是波兰人，从这里贩运了物资回国去卖。波兰语和俄语同属斯拉夫语系，在这儿买东西不但讲话方便，而且不必看德国售货员的脸色。苏联售货员不怕货源不足，反正东西都是德国的，要多少你们都得给运来，不卖白不卖。
轮到我选购时，我想买一块牛肉。售货员递给我一大块，足有四公斤。我要不了这么多，请他给换块小一点的。那售货员睁大了眼睛看着我，用生硬的德语问我： “klein？ klein？（小的？小的？）”他很奇怪，为什么我这个外国人不抢购商品。
下午，我和朋友们来到亚历山大广场。这里虽然响着震耳的舞曲和歌声，也设有几处游乐场和演出台，但人们似乎无心玩乐，三三两两地在广场上散步或低声谈话。而夹在人群中的警察们，个个警惕百倍，都是三人一组，背靠背，朝三个不同方向巡视。至于还有多少混在群众里的便衣警察，那除了公安局或安全部就没人清楚了。
七、谁种下的苦果？
艾先生有几天没来上课。我从东德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他又陪同昂纳克去莫斯科了。等他再来，一见面我就觉得他似乎很疲乏。尽管他仍是西装笔挺，打著漂亮的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但我发现他几次摘下眼镜揉揉眼眶，显然是被过多的工作累的。他抱歉地对我说，这些天连一句汉语也没讲过，舌头都不灵了。还告诉我，这次去苏联，比哪一次都紧张，因为全靠他一个人给两国首脑来回做翻译，苏联方面没有派人将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译成德语。我心中明白，这准是一次关键性的密谈。果然，没过多久，昂纳克下台，换上了指定的接班人克仑茨。同时我也听说，昂纳克已经签署了武力镇压示威群众的命令，但是克仑茨没有遵命执行。这究竟是真是假，还有待证实。不过苏联这次没插手，却是东德人避免了流血牺牲的关键之一。而苏联为什么没插手？难道不是“六·四”期间中国人的斗志和中国人的鲜血震慑了戈尔巴乔夫吗？
艾先生还告诉我，苏军纪念塔公园这些天常遭破坏，有人用油漆在碑身涂写标语。又说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两个城市发生了好几起暴力冲突，人们把许多铺路的石头撬出来当武器，但是军队和警察始终没开枪。我问他人们究竟有哪些要求？他回答：“解散统一社会党，两个德国重新统一。”说完之后，他又加了一句：“当然，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相当强，它对我国人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我们很想努力挽回局面，可是究竟会有什么结果，谁也不好估计。”
这天课后，我又一次来到苏军纪念塔公园。深秋季节，树叶已转黄色，园内寂静异常。大门内的第一座雕像是一个面容凄楚的妇女，寓意战争夺去了她的亲人。往时这座雕像下常有几束鲜花，那是驻柏林的苏联军人时时来摆放的。今天除了两枝枯萎的黄菊丢在那儿，一朵鲜花也没有，大概这几天没什么人来过吧。雕像面对着广阔的陵园，两面巨大的用暗红色石头砌成的旗帜分列左右，很像两扇大门。旗下各有一铜铸的军人单膝跪守。从这里向前观望，可看到两排石板浮雕。逐一浏览，雕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敌人多么凶残、人民如何受苦、苏军怎样战斗、群众积极支援以及欢庆胜利、感谢苏军等画面，再就是一些标语口号和斯大林的语录。沿着这两排石雕往前走，就是那埋葬了许多阵亡士兵的大坟堆。坟堆有如一座小山包，遍植绿色草皮。登上一级级台阶，可直达山头那座圆形石室的铁栅门前。室内环墙画满了壁画，内容也都是宣扬苏军功绩的。石室顶上便是那个怀抱小女孩的苏联军人铜像。这里我虽然来过好几次了，但今天感到格外荒凉。我看见石室的外墙刚刚被刮掉一层，露出惨白的石渣，隐隐约约还能看到油漆标语的痕迹。下边那两排石板浮雕上也有明显的污迹。正当我步下台阶，想赶快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远处树丛中有警察身影闪过。在这个羞辱德国人的敏感地带，警察们不再公开巡逻，只在暗中监视。不知夜晚又会有哪些不愿屈从的日尔曼人前来发泄一番，而当局又得调动多少警察维护，多少电刨刮墙呢！
为什么东德人对苏联占领军这么反感？去参观另一个著名小城就会更加清楚。那就是位于柏林西南郊区的波茨坦。一九四五年七、八月间，这里连续举行重大会议，当时的同盟国首脑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艾德礼；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这里先后签订了几个宣言和协定。解除德国和日本武装，铲除他们的军事工业，审判德国纳粹党徒和日本战犯等等。其中还有一项规定，那就是苏联把他们攻占了的德国和波兰领土重新划分。
当年的会议旧址还保存完好，那是一处典型的欧洲农村庄园，与建造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德国威廉皇帝的夏宫相距不远。这一带地方既有大片的草地、树林、湖水、溪流等自然风光，又有宫殿、喷泉、雕像等古典的建筑和装饰。二战时，柏林被炸得瓦砾遍地，许多房屋变成废墟。波茨坦因不是政治经济中心，也不是工业重镇，反而得以免遭战火。选择这里举行三国首脑会议，真是再好不过的了。
会议大厅的圆桌犹在，中心插着美、英、苏三国国旗。各国首脑和随从人员当时使用的办公室及其它用房，也都照原样布置。走廊的墙壁上悬挂着大幅照片和各类图表。其中有两幅地图，恐怕德国人见到会感觉心情沉重吧？一幅是二战前的德国领土，上边除了目前的东西德疆域之外，还包括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及波兰以北的东普鲁士。另一幅地图是波茨坦会议协定重新划分的疆界，将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原德国领土划归波兰，将波兰东部的部分领土归苏联所有，东普鲁士则分属苏联和波兰两国。这样一来，波兰虽然失去了东边的一些土地，但还能从西边和北边得到补偿。而苏联则以战胜国的资格，增添了西部领土和波罗的海的一个不冻港口——哥尼斯堡（改名为加里宁格勒）。这个决定等于把德国的祖坟都给挖了，因为德意志帝国的前身就是普鲁士王国。那座普法战争纪念碑仍矗立在勃兰登堡门的对面，炫耀上个世纪的赫赫战功，而今东普鲁士已归属他国。咽下这颗苦果已很难过，还要对新领主感恩戴德，实在难以接受。
失去领土的德国人有的心中愤愤不平，但是德国人也清楚希特勒燃起的战火给人类带来多少灾难。前西德总理施密特访问波兰时，曾在德国纳粹党徒关押波兰犹太人的集中营前下跪致哀，忏悔自己国家以往的种种罪孽。世界各国之间，历史上的战争为数不少，但愿侵犯者都能以自责的态度请求宽恕，而不是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以致重演又一次的战争悲剧。
八、整整二十八年了！
十月一过，东德局势就像这个季节秋风扫落叶的景象一般，急转直下。每天晚上，沿居民区的街道散步，就会见到有人往垃圾箱丢弃大量的旧物，甚至连电冰箱、电视机等也搬出来扔了。公寓楼外停放的汽车里，大包小袋塞得满满的，然后一家人挤坐进去，飞速开走了。这些出走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开车经捷克、匈牙利，到奥地利后又转去西德的。他们不惜倾家荡产，长途绕道。反正先要去的捷、匈两国以前都可以随便来往，现在东德也不能收回成命。至于从这两国转往哪里，只要那两国不卡人，东德政府就无权过问。警察眼看着车子开走，人去楼空，却无法阻挡。东德这时如果统计人口数目，恐怕会一天一个大变化。出逃者进入西德边界，公开在电视屏幕上亮相，欢呼雀跃，连小学生都在话筒前数落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不是。终于，这个维持了整整四十年的政府发出公告，宣布解散原部长会议，执政的民德统一社会党也将另行改选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政权奄奄一息的当口，他们想用改弦易辙的措施，保住江山。
到十一月十日那天，柏林市的居民潮水般往弗里得里希大街奔去，关卡门外排起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长龙。人们已得到信息，十一日零点开始，东德人可以凭身份证过关前往西柏林了。这条震撼人心的消息，使那么多人不顾严寒风雨，彻夜不眠等候在窄窄的通道之外。
“整整二十八年了！”一位老者挥动着双手，满脸泪水，不断地重复这一句话。
这时的勃兰登堡门，又是另一番景象。一排排东德士兵站在门前铁栅内，背对柏林墙。防止东边的人群冲进广场。远远望去，那道隔离墙上骑坐了许多西柏林的市民。他们高声呐喊，呼叫东边的人们。隐约中可以听到砰砰的凿墙声。广场铁栅外，围满了外国各电视台的摄像记者。他们穿上臃肿的御寒服，把菩提树下大街为行人安放的座椅也搬过来了，守住一个摄像角度，连连抢拍难得的镜头。
观望的人群中有不少越南劳工，他们是替自己政府还债来到柏林的。以前东德曾借款给北越的共产党政权，但到期偿还时，越南经济落后，无力偿付。只好共同协商另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由越南派往东德几万名青年劳工，以最低报酬承担东德人不屑于干的苦活。既解决了东德劳力不足的困难，也替越南政府挣了钱还债。虽说这些劳工在柏林比在越南要舒服得多，人人都想抢这份差事，但他们也都明白，凭自己这身力气，如果在西德混饭吃，收入就会成倍增加。过去越南政府和东德政府订有协议，在柏林的越南劳工一律不准过关去西柏林。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一旦这道隔离墙被推倒，他们就可乘机一拥而过。
至于另一些不准过关的朝鲜人呢，他们的政府早有提防。自东德政局稍显不稳时，北朝鲜派到柏林洪堡大学攻读学位的留学生们，都接到通令，不管是否毕业，立即全部回国。洪堡大学的教授们对此深为不满，但也拗不过蛮不讲理的朝鲜大使馆。有位教授气愤地说：“他们北朝鲜，每个星期派来一架飞机，装满了从西柏林采购的物品，运回去供金日成享受。他们怕年轻学生受西方影响，那他自己在干什么？”
我很想看看东德人到了西柏林有些什么表现，正好这两天是周末，就在开放关口的第一天，通过专为外国人设置的进出口，搭乘市区火车，来到西柏林的市中心。以往这一带虽然相当热闹，但还不算拥挤，今天情况可大不相同了。妇女们站在百货商店的橱窗外，目光艳羡，久久不愿离去。指定为东德居民每人发放一百西德马克的银行门口，排起了另一条长龙。领到钱的人，拉著老婆抱起孩子，急匆匆奔入向往已久的各家商店。西柏林和东柏林一样，周末商店都停业休息，仅个别的百货公司和食品商场星期六上午还营业半天。我曾问过西德朋友，这里又不兴计划经济，多营业多赚钱。闹市区有那么多游人逛街，为什么不开门卖货呢？大不了多雇几名售货员，还能解决点失业问题，岂不一举两得？朋友摇摇头说，店老板没有不想多赚钱的。可是这里的店员工会很厉害，他们要跟东柏林看齐，提出周末必须让人休息，多营业就是剥削雇员……我听后颇为惊讶，没想到工会的势力这么大，更没想到东德的主张居然也在往西德渗透。
归程的火车上座无虚席，人们不论相识与否，都愿兴致勃勃地互相展示各人的新购物品。我在一边旁观，忍不住心中发笑。我见年轻妇女们买的大都是化妆品，口红、香水、眼影小刷之类，再就是一些式样别致的假首饰。年纪大些的太太则提着大包装的洗衣粉，或是一些瑞士巧克力、丹麦乳酪、香蕉、桔子等。这些都是曾在电视广告节目中见过的好东西。小伙子们几乎人手一罐可口可乐，一边谈笑，一边潇洒地将饮料罐掀开，仰脖喝几口，再继续高谈阔论彼此的见闻。只有极个别的几家，不参与这临时的快乐聚会。这几个家庭，神情庄重地坐在位子上，全家共同关注放在旁边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或一台双声道双卡录音机。我估算得出，他们是把今天所得的几百西马克集中使用，才买到幻想已久的高质量文娱用品的。这类家庭的父亲似乎都很威严，孩子年龄尚小，虽说孩子名下也有他应得的一份，但买块巧克力哄哄他，就足以让小孩高兴半天的了。何况这彩电或录音机也是为了孩子置备的呢。
九、几家欢乐几家愁
这一年的秋冬，整个东欧局势飞速变化。从匈牙利拆除与奥地利的边防铁网开始，紧接着是东德的大动荡。捷克斯洛伐克群众集会没几回，就把苏联扶植的傀儡总统胡萨克赶下台，选出受多数人拥戴的哈维尔就任新总统。而罗马尼亚，在人们开会批评当政者的弊端时，总统齐奥塞斯库竟效仿中共，下令开枪屠杀老百姓，被杀者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这事引发了军队哗变，圣诞前夕，齐奥塞斯库夫妇同时被处以极刑。一桩接一桩，一国接一国，所谓的“在苏联领导下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阵营”，不论是抽象的空洞概念，还是具体如那道坚硬的柏林墙，都在旦夕之间形成墙倒众人推的难以挽回的局面了。
东、西德国界的卡子虽然打开了，但不等于两国已经统一。人们互相往来还得持有本国护照或身份证。而且，凡是外国人，都仍旧从原来设置的关卡进出。不能跟德国人一样通过新开的几个道口去西边。虽然东德关卡对过境者的盘查比以前稍有缓解，但护照仍必须交给他们检验真伪，盖章后摄像留底。悬挂在高处不同角度的录像机，也同时把过往者一一摄下。除此之外，每人所带的钱包还必须给他们看看，证实没携带东马克进出，才正式放行。既然两个德国的政权还没有被新形式取代，东德这边绝不会自动放弃行使主权的职能。
十二月二十二日勃兰登堡门下的柏林墙终于凿开了第一块墙面。大吊车把水泥板高高悬起的时刻，首先跨过界墙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不是别人，而是四十年来荷枪相峙的武装军人。然后是悲喜交加的老百姓。有位老妈妈抱住一名西德士兵，含笑带泪，连说谢谢。人们为了欢庆今年不平凡的圣诞节，东西柏林的主要街道和热闹地区都装点得灯火辉煌。其中位于西柏林市中心的一个由银色金属铸成的巨大艺术品，特别引人注目。这个猛一看像是个拧断了的大麻花似的东西，颇有点令人费解。西德朋友告诉我，这是取名为“柏林，柏林”的纪念碑。听他一说，我再看过去，那分明是两个柏林的地域轮廓，既紧紧相连，又被砍断好几处，粗大的肢体扭曲得很不自在。这冰冷的金属造型，道出了德国人内心的痛苦。如今在璀灿的灯光照耀下，五颜六色的流动光影，使这件艺术品呈现出欢快的姿态，引来许多人伫足观看。
我的洪堡大学的同事们，按照往年常例，在圣诞假期之前举办一次联欢会。今年与去年相比，气氛大不相同。已经退了党的系主任穆女士托病没来参加；系里因经费短缺，不再出钱为联欢购买食品，也不赠送礼物，而是让大家自备食物带来聚餐。联欢会似乎是联而不欢，除我以外，每个人都显得心事重重。那位和儿子一别七年的教授，坐在我旁边，小声告诉我，他儿子已经回来过了。我向他道喜，问他儿子的情况怎么样？他摇摇头说：“当个普通工人罢了。他都快二十五岁了，还没上过大学。刚到那边的时候，他要养伤，要吃饭。连高中都还没毕业，除了做工他能干什么？我和我太太都很遗憾。如果他那时候不偷跑，说不定在这边还能有念书的机会。”说到两个德国的统一，他也一反常态，发起愁来了。这位先生中文水平很高，他比穆女士等人年轻，始终不是党员，也没去北京大学进修过。但凭着他的业务专长，在系里仍能站得稳，有时还大胆说几句别人不敢妄加评论的话。今天该是他高兴的时刻，愁什么呢？细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怕统一以后，东柏林的洪堡大学也要和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合并。他说：“目前中国的情况这么糟，谁还想学中文？到时候，学校肯定会裁人。西德有的是汉语人才，他们当然保留自己的，把我们解雇掉。”我安慰他说：“前几年我教过的西德学生虽然学得不错，但他们到底还年轻，而且大部分在商界和政府部门工作，学术界当教授的并不多。你们是高级汉语人才，会受重视的。”他叹口气说：“但愿如此！”更多的人除了担心失业之外，还怕币制统一时，他们手中的东马克会变得一钱不值。有人打算尽快把存款变成实物，开始抢购洗衣机、吸尘器、家具等等。一位教师说他邻居有个老太太，手中积攒了三万多存款，怕统一以后钱都作废，一下子买了六台本国出的彩色电视。六千马克一台呢！她把这六台电视存在地下室里，准备以后慢慢卖掉得回西马克。我听了直替那老太太叫苦，这种东德出的质量极差的彩电，以后谁还肯买？西德有的是各国名牌产品，而且花几百西马克就能买一台，东马克再不值钱，也不可能全部作废。地下室的六台电视机，肯定都得砸在老太太手里。
一个政治集团的兴衰，牵涉到千家万户，悲与喜，愁与乐都各有比例，关键是哪头占的比例数大。我参加的这个联而不欢的聚会，反映了少数原属优越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对广大群众来说，还不足为凭。这个维持了四十年的国家，目前情况好像把所有的东德人置于一个大离心机内，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原来搅和在一起的分子，都重新改换了位置。浮沉聚散，各凭各的专长与本事。大学生纷纷转系，选择新学科，掌握新技术。一些人开始经商，创办新企业。我教的那个外交人员班，他们知道统一以后肯定用不着东德外交部的原班人马了，趁年轻赶快改行。有人去学英语，有人去找售货员的工作，甚至有人去当出租汽车司机。而高级翻译艾先生，则不肯动摇自己的信念，拒绝西德方面的聘请，情愿以在野党成员的身分，领取低于原来的工资，继续为他的政党服务。至于系主任穆女士和她早年的同学们，大都准备以年长体衰为理由申请退休。因为退休总比失业名义上好听些，而且退休金也比失业救济金更有保障。
十、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一九八九年圣诞节这天，柏林的天气晴好得有如初春，一反欧洲阴湿寒冷的冬季气候。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金色阳光普照大地。人们一早就走出家门，有的去教堂，有的去拜访亲友。还有许多人特地来到柏林大音乐厅，那里将举行一场盛大的交响音乐会。由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苏联列宁格勒和德国德累斯顿等交响乐团同台演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美国著名音乐家伯恩斯坦将亲临指挥。
音乐厅前的广场上已有不少人在阳光下散步，广场两侧各有一座巴罗克式的圆顶教堂。悠扬的钟声自高空传下，那是由大大小小几十个铜钟合奏出的音响。钟声过后，出来了几名长号手，站在教堂高层的栏杆内，朝向四面八方，吹奏了几首宗教音乐。这时，安放在广场边缘的一个巨大的电视屏幕映出了音乐厅内的实况影像：合唱队都已就位，这次除了男女高低四个声部之外，还增添了童声合唱部分。管弦乐队的提琴手们正在调音，来宾也正陆续入座。大厅内悬挂的花枝吊灯和两廊各音乐家雕像边的蜡烛灯台相映成辉。这座在二战废墟上重建起来的豪华建筑物，今天将迸发出德国乐圣贝多芬的“欢乐颂”。十一点整，伯恩斯坦登台，掌声过后全场屏息静气。从那细巧的指挥棒引出第一个音符起，大厅内外的所有听众都仿佛跟着乐曲渐渐飞升，一直进入那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神圣天堂。聚集在厅外广场上的人们，有的注视着屏幕上的场面倾听，有的仰望苍穹冥想，几对相恋的情人依偎着，共同欣赏这辉煌的乐章。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围绕着广场中心诗人兼剧作家席勒的雕像嬉戏游玩，恰似一群可爱的小天使。当合唱队的洪亮歌声唱出这位诗人所写的欢乐颂词时，群情激动，许多人跟着唱起来。贝多芬于一八二四年在维也纳曾亲自指挥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他双耳全聋，仅凭心声指挥乐队。当全曲结束时，场上的听众狂热欢呼，但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因背向听众，竟全然不知。经台上的独唱女低音提醒，他才看见那动人场面，频频答礼。一百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贝多芬有灵，定会为他的祖国重新聚合而再次欢乐。
音乐会结束后，我步行至刚刚打开的勃兰登堡门。广场上的铁栅已经拆除，人们可以直接走到门柱下，仔细观看这座历史建筑物。今天有一位和平祈祷者来到此处，身着白袍，头戴橄榄枝，胸前书写“和平”字样。在他脚下有一片点燃的蜡烛，用以祭奠死去的亡灵。许多年轻人正在尚未拆掉的围墙那儿爬上爬下。墙面已被无名画家留下了许多新作，早已不见昔日的雪白容颜。不少人手持重锤和凿子，想敲下几块墙皮留作纪念。但这墙不知是用什么特制的水泥凝筑的，简直比顽石还坚硬。墙脚下有人趁此摆摊出租锤凿，有人出售敲下的碎墙渣。一块半个手掌大小的有颜色的墙皮，要价八个西德马克。听说东德方面已经打算向世界各大博物馆出售柏林墙，每块墙板售价十万美元。这道害死多少人命的隔离墙，在被推倒之际，竟成为高价的历史文物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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