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就能成功、乖就能快乐吗？你是心甘情愿地乖，毫无怀疑地乖吗？
对我来说，所谓的“不乖”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话，或者诚实说出、做出自己想做的更有趣的事情。如今回想，正是这些“不乖”、“不听话”的作为或决定，一点一滴造就了我人生中决定性的部分。回想过往，我很想让那个年轻、不乖又有点彷徨的自己，或者像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知道：
别担心，只要相信你自己，继续努力、用力让自己长大成心中想望的样子，一切都会很好的。
作者简介：
侯文咏
台湾嘉义人，台大医学博士。
曾任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台大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工作之余埋头写作，1990年出版处女作《顽皮故事集》，以诙谐俏皮而又温情脉脉的文字广受欢迎。此后，随着《大医院小医师》《白色巨塔》《我的天才梦》等作品的陆续出版，“作家侯文咏”名满台北，成为横扫诚品、金石堂和博客来等台湾主流书店畅销榜的天王级作家。
目前专职写作，兼任编剧、电视剧制作人。写作领域横跨散文、小说、儿童文学、有声书等，在华语世界拥有巨大读者群。
目录：
不乖
认真是拼不过迷恋的
成功哪有失败好
想事情要用自己的脑袋啊
知道是一回事，做到又是另一回事……
别让快乐输在起跑线上
从眼界到视野
人文是为了追求联结序|如果我一直很乖……小时候上作文课时，老师要我们读故事写心得。故事的内容是抗日战争期间，女童军送国旗给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守军。
照说，这个关于荣誉、爱国、奋不顾身的故事，心得一点也不难写。
不过那时我故意唱反调，写了一篇“吐槽”的心得。文章详细的文字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大意基本上是：
一、如果不能打胜仗，送国旗也没用；如果能打胜仗，国旗过几天再挂也没关系。
二、如果打败仗还挂国旗，老百姓会误以为打胜仗，错过了逃亡的黄金时机。
还有——
三、国土失掉了，还可以收复，但女童军命没了，就无可挽回了，因此还是命比较重要……
我还写了不少理由，总之，结论就是大唱反调。
可以想象，在那个国家、民族情操重于一切的年代，我被老师约谈了。
老师问我：“老师平时对你好不好？”
我说：“好。”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听老师的话，别人怎么写，你就怎么写。”老师停了一下，又说，“大家会怎么写，你知道吧？”
我点点头。“为什么？”
“你相信老师，这是为你好，你听话以后才有前途。”
“噢。”
我相信了老师，从此我的文章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种是公开的、“听话”的文章，像是：作文课的作文、比赛的作文、考试的作文、贴在墙报上的作文。另一种是偷偷摸摸的、“不听话”的文章，像是：传小纸条的文章、写情书的文章、投稿的文章……
一直到了我长大之后，我母亲还很喜欢数落我小时候多么顽皮、多么不乖的事迹。当然，四行仓库的心得事件，也是其中的一件。
对我来说，那些其实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话，或者诚实地说出、做出自己想做的更有趣的事情而已。当时我一点也没想过，那就是所谓的“不乖”。
依照那样的定义，我这一辈子其实还做了不少“不乖”的事。像是，第一次投稿时没有邮资，偷爸爸的邮票；像是，为了让稿子内容更精彩，编出许多学校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为了看电影，偷偷翻墙爬进电影院，被老板拎着耳朵拉出来……或者，像是，约会时没有征得雅丽小姐的允许，就偷偷地吻她；或在实验室做研究时，明明大家都觉得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行的方法，我硬是要试；或明明大家觉得是没有机会被接受的期刊，我硬是要投稿；或辞去了医师的工作，成为一个专职作家，成为一个编剧、广播主持人、电视连续剧制作人……
回想起来，是这些“不乖”、“不听话”的作为或决定，一点一滴造就出了今天我的人生非常决定性的部分。
有时候我不免要想，如果我那时候放弃了“不听话”的文章，只写“听话”的文章；或者因为没有零用钱买邮票，因此放弃投稿；或者先征询雅丽小姐同意，才敢吻她……少了这些“不乖”，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就像我的老师讲的一样，所有要我乖的人几乎都是很善意地为我好。我也相信，听话的人的确会有前途。那时候我并不明白，不听话的人，长大一样会有前途的——差别只是，听话的有听话的前途，不听话的有不听话的前途。
回想起来，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让那个年轻、不乖又有点彷徨的自己，或者像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知道：
别担心，只要相信你自己，继续努力、用力让自己长大成心中想望的样子，一切都会很好的。
那时，如果能听到类似的话，从爱我或为我好的人口中说出来，或许我会少些犹豫，多点坚定与专注吧。
于是，我开始了这本书的书写。
不乖根据《辞海》的解释，所谓“乖”指的是：孩子懂得道理而不淘气。换句话，“乖”指的是顺服。
也许有人要问：这样的乖有什么不好？
在我看来“懂得道理，不淘气”没什么不好，问题出在这个孩子懂的“道理”到底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考自己的文章得不到一百分？先来讲个故事吧。
我有篇文章被收录进语文教科书里去了。那年我的孩子正好是第一届读到这篇文章的九年级学生，他们班上的同学就对他说：
“你回去问你爸爸，这课到底要考什么？”
于是儿子跑回来问我。
我不听还好，一听了差点没昏倒。我生平最痛恨考试了，没想到自己的文章变成了别人考试的题目。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自大学联考（现在叫指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论语》、《孟子》这些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拿去烧掉。
（望着熊熊一阵火，心里还一阵快意畅然……）
我抓了抓头，尴尬地说：“我真的不知道学校老师会考什么耶……”
“可是，”儿子着急地说，“你是作者啊。”
“问题是我当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人拿来当考试题目的啊。”
结果我当然想不出什么题目来。
后来学校真的以那课的课文为范围考了一次试。
儿子考完试之后，我突发奇想，请他把考卷拿回来让我也考一考。
本来不考还好，一考之下我发现我不会写的题目还真多。我写完了试卷，儿子对照答案，竟只得到八十七分。儿子用着沉痛的表情告诉我：
“爸，你这个成绩拿到我们班上大概只能排第十三四名。”
我听到是有点愣住了。考十三四名当然成绩不是很糟，但这起码表示：我们的制度更认同那十二个比我分数更高的同学。
那十二个考得比我好的同学当然很值得骄傲，但我担心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这样的教育制度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这实在很可怕。如果所有的人都很“乖”，大家也全循规蹈矩地变成了拿高分的考试高手，将来谁来当作者写文章给人读呢？
本来，学习语文的目的是为了要培养学生欣赏作品的能力，并且在欣赏的过程中学习到用中文表达的能力。然而，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思考全被文法、词性这些技术性的问题给占据了，以至于考试能力固然很强，但却加深了他们对中文的疏离。这样的疏离，不但剥夺了学生从阅读得到感动、思索人生的机会，甚至剥夺了他们书写表达的兴趣，搞得他们连写出通顺流畅的文章都大有问题。这么一来，就算国文考得了高分，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这只是我们可以举出来的千千万万个例子之一，但这样的例子也正是“太乖”了的最大的风险之所在。这样的风险在于：
一旦主流思考错了，我们就万劫不复了。
东方文化向来重视传承，不听话的孩子叫“不肖”（意思是，孩子和父母亲不一样），孩子听父母亲的话叫尽孝，臣子听君王的话叫尽忠，于是我们有了忠臣出于孝子之门的传统，有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脉不能违背的前辈。在这样的文明里，一个后代最了不起的德行就是做到把先人的想法“发扬光大”。
问题是，这就是一切了吗？
先人就不出错吗？如果从黄帝开始就是错的，我们怎么办呢？就算黄帝是对的好了，一直经过尧、舜、禹、汤，假设就在汤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谁又敢保证黄帝时代的看法，到了汤的时代，一定合适呢？
一旦如此，谁有能力让那些错的改成对的？
“乖”的文明固然能够拥有稳定性，却缺乏对变动的适应能力。这样无法“自我改变”的文明当然是危险的。
长期观察雁鹅的诺贝尔奖得主劳伦兹曾有个很有趣的观察：
他发现由于母雁鹅喜欢色彩艳丽、翅膀肥厚的“肌肉男”型公雁鹅，同种竞争的结果，一代一代的公雁鹅变得色彩越艳丽，翅膀也越肥厚。不幸的是，鲜艳的色彩使得雁鹅更容易暴露，肥厚的翅膀更减缓飞翔的速度。这一切“同种的竞争”的优势正好是“自然竞争”的劣势。于是，一代一代下来，雁鹅在大自然中，濒临了灭亡压力。
就某个程度而言，这些“肌肉男”型的公雁鹅，像是顺应社会主流的“乖”孩子，也得到了一定的回报。但雁鹅自己很难理解到，它们同种的竞争优势，反而更加速了它们被淘汰的速度。
这样的观察给我们的启示是：顺服主流，并且取得领先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主流的标准，是不是大自然生存竞争的标准。
因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才会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用东方的标准来说，一个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爱“真理”更胜过爱“老师”的学生当然不乖。
但真理为什么比老师重要？
答案再清楚不过了，如果爱老师是“伦理”法则的话，爱真理却是更高层次的“生存”法则。对一个群体来说，当然没有比“生存”更加迫切的法则了。
也许有人要问：“伦理法则难道不重要吗？”或者，“尊师重道难道不是好事吗？”
伦理法则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人规定“伦理”法则一定要跟“真理”法则抵触啊。就以我过去从事的医学研究来说好了，大部分的研究人员穷尽一生努力，就是为了找出证据，推翻前人或长辈的说法。这样的推翻被称为“创新”。科学的伦理就是以创新为核心基础。
在这样的科学伦理之下，有了这种“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学生，通常老师是很有面子的。创新的学生不但不会被社会称为“不肖”、“忤逆”，他的研究、论文，很多时候也成了老师研究的最佳砥砺。我在医学界的研究如果推翻了我老师的看法，他不但不会生气或把我逐出师门，反而会因为“名师出高徒”而感到沾沾自喜。不但如此，这样的文化也激励了老师再接再厉，有了必须推翻学生研究的压力，这种师徒竞争的热闹场面与佳话在西方的科学界是屡见不鲜的。
在这样以“真理”为最高标准的氛围里，形成了一种视“不乖”为理所当然的科学伦理。“乖”文明像不可逾越的一摊死水，“不乖”文明拥有能随着时间“改变”的变革能力。在这样的制度里，尽管子不必肖父，徒不必肖师，但创新却可以随着时代需求不断繁衍、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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