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一个国家的强大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但归根结蒂是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大。英国之所以能在19世纪称雄世界，建成无比强大的“日不落帝国”，美国之所以能在20世纪长盛不衰，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都是因为它们在当时具有领先于世界的强大经济实力。学习本书你将成功创业。
第1章 创业与国家经济环境
时代需要什么人？
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世界各国都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各国人民都希望拥有更加幸福的生活。尤其是20年来已经取得了经济大发展的中国人民更加期望，更有信心在新世纪中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实现强国之梦。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一个国家的强大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但归根结蒂是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大。英国之所以能在19世纪称雄世界，建成无比强大的“日不落帝国”，美国之所以能在20世纪长盛不衰，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都是因为它们在当时具有领先于世界的强大经济实力。而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和随后俄罗斯国际影响力的下降，也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失去了优势，丧失了活力。可见一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今天能引起世界人民的注意，也是因为它们都在战后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尤其是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巨人。
在21世纪中，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强大，而中国的强大更需要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经济的腾飞固然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可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离不开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没有企业发展壮大，是不能想像经济会有大发展的。不是吗？今天美国最具活力的经济领域的最佳代表是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和IBM公司。美国还有一些历史有名的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等等。而日本的索尼、松下也是誉满全球。中国人也应当具有冲天的勇气和胆略，不仅仅是羡慕他国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推出自己的一批誉满全球的，赢利可观的世界级的大公司。
自然，企业的壮大也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许许多多的成功的创业者的推动。他们善于把握商机，精于经营管理，能够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们能使财源滚滚来，是国家走向富强之路的中坚力量。
创业者的价值还应怀疑吗？显然，创业者的价值是无可怀疑的。没有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能想像日本会有今天的成就吗？没有比尔盖茨、葛洛夫，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更远一点，没有约翰洛克菲勒、摩根、梅隆、卡耐、亨利福特等大亨的推动，美国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吗？当然，一国的发展并非只靠他们几个人就能实现，还有许许多多虽然不及这些巨头显赫，但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功的人也在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他们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他们之中有很多都是这些经济巨头的有力“助手”或下属。然而，无可怀疑的是，这些经济巨头在自己腰缠万贯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他们使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把劳动力真正地凝聚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带来了亿万财富，也让成千上万的人变成富翁，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的超级创业者也正为中国所需要。
我国第一次创业高潮是何时出现的？
第十周年，这次修正案就像解开了一条沉重的锁链，一时间，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华神州大地，一大批“不安分”的持有稳定工作的人不甘寂寞，“下海”这一词成为当时的热点，就连大学校园也未逃脱这次巨大的冲击波，许多学生课下就成为“小摊主”、“小经理”，一时间，校园里的经商热成为各类媒体的聚焦对象，而“打工皇帝”段永平也就是在此时只身闯荡广州，虽然他手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学历，本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他选择了一条艰辛的创业之路，后来“小霸王”、“步步高”电子产品风靡全国的事实证明，他的抉择是正确的，他是这次创业浪潮的成功典范。
我国第二次创业高潮是何时出现的？
我国第二次创业高潮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次南巡讲话，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再次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敲起铜鼓。邓小平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了，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多年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些旧观念时时干扰着他们的工作和认识。
有的人担心改革会偏离“社会主义”原则而裹足不前，更有人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现象和新事物，提出姓“资”和姓“社”的责难，这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严重阻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又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我国第三次创业高潮是何B寸出现的？
我国第三次创业高潮始于1999年末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以规范和保护私有经济组织发展为目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是全国人大自1999年3月修改宪法，明确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以来实施的第一个立法举措。这部法律从2000年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非公有经济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通过为民众创业亮起了一盏明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该法发表意见认为，如同当年农村普遍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人独资企业法》将掀起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热潮，这一次最大的突破是降低了企业经营者做“老板”的门槛，也就是人们提得最多的“一元钱做老板”。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惯例，规定注册资金被视为剥夺穷人投资权利的违法行为，因此，大多数国家都取消了个人注册公司时的资本金条件。对中国来说，取消注册资本金的限制性条件，是颇具象征意义的。首先，它给长期以来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个体户”这样的个人企业经营者一个重新定位的机会。按法律规定，在全国3210万户个体户中，只要有固定经营场所、且连续经营的都可以重新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
其次，由于更加注重个人投资创业，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只有“富人”才能创办企业的陈规，办公司也再不是“富人”的专有权。在中国日益市场化的今天，要说我们的社会开始走向一个人人都可创业的时代应该不为过。因此还可以说，我们开始并更加尊重人的个性和个人的创业机会。
这同时还意味着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一个活跃的经济时代的到来。
在传统体制下，私人创业的艰难是不难想像的，因此整个经济也是难以具有活力的。
自古以来，政治与经济便是一对紧密相联的孪生儿。21世纪的中国，虽已稳步跨人市场经济的轨道，但“官本位”等思想还深深影响着这片神州沃土。在中国创业者要想取得企业经营的辉煌成绩，除了从经济方面人手外，还需要从政治角度着眼，来调整自己的创业行为。
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1995年度中国十大富豪之首的亿万富翁、福海实业集团的老总罗忠福，更是语出惊人。那就是，中国成功的经营者必定先是政治家。
罗忠福将自己发家的“秘密”归结为：依靠政策赚钱。他说：“要说我有过人之处，那就是我比别人更会利用政策。”
的确，优秀的创业者不仅非常熟悉国家以及主管部门的有关方针政策，而且善于领会政策的精神、原因以及趋势，并以此来具体指导自己的经营活动。因为，一个企业自身的经济行为必须在符合国家政策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正常运行和发展。
但是，精明的创业者决不会守株待兔一般坐等国家各项政策的出台，他们会以自身的行动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因此，许多创业者经常及时地向有关主管部门汇报本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盈利情况，保持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渠道的畅通。大家都很清楚，国家制定的许多政策都是以基层（企业）的情况为依据的。企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与扶植。但政策在情况不明、信息不通和信息失真的情况下出台，往往会造成政策偏离实际，不利于国家和企业的发展。
真正的创业者不仅善于影响政策决策，使政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而且，即使在有关方针政策并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他们也能做到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同时，成功的创业者们并不拒绝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往往要通过各级主管部门的具体管理来实现。对于主管部门向自己下达的各项生产计划、指标、措施，他们通常在心领神会之余，根据自身及市场的状况，恰到好处地执行。
尽管成功无法复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环境和机遇，但成功者的经验则永远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罗忠福的成功经验一再提醒我们：创业者也要讲政治。
创业需要关心中国国情吗？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不同的商界英雄。他们成功的经历也许各不相同，但有一点绝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善于根据各自所处的特殊时代制定相应的经商方针。
21世纪的中国，虽已稳步进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但现实决定了她依然无法一步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漫长的历程。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尽管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已在逐渐提高，尽管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有序、深入地进行，但是，无须讳言，生产力水平低下、市场发育不够完善、教育程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以及国民素质整体水平不高等事实仍是国人所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
对于当代中国企业经营者而言，这样一个伟大而特殊的改革年代的国情，也许意味的不仅仅是艰难和挑战。无数具有战略眼光的经营者相信，这也将是一个需要亦必然会产生商业奇迹的时代，而奇迹的产生，必然依赖于他们在对我国国情的深刻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所制定的正确经营方针。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居高不下的情况令不少经营者灰心丧气，束手无策。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石，在分析了我国国情后，结合他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制定了搞平价百货商场的方针而取得了成功。但也有部分经营者不顾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抱着盲目攀比或崇洋心理，片面追求高消费而纷纷设立高价位的大商场，无疑是走了一条并不务实的道路。
有人戏称“1997年是北京大商场的破产年”，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卡玛商城刚刚倒闭，万惠双安商城又以“病体不支”宣布歇业。
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给北京“大商场热”留下的恶果。
无数经验教训表明：只有立足于国情，制定出实实在在的经商方针，你才能在商海中应付自如；而任何不切实际的做法都可能让你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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