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奇书：智囊大全集（白话译本）（超值金版）》是一部上至治国安邦的经国大略，治军作战的用兵良策，决讼断案的明察睿智；下至治家理财的精明算计，立身处世的生活锦囊，逢凶化吉的机敏权变；甚至于宠宦奸臣的阴谋诡计，损人利己的狡黠小慧，无所不包的奇书。
第一卷 大处着眼的智囊
具有超人智慧的人，识人、用人、操纵人、驾驭人，常常超越一定的规则，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对此，一般人对此惊讶不已，而英雄豪杰却是胸有成竹。因此，辑有《大处着眼的智囊》一卷。
孔子尽人之用
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周游列国，他的一匹马跑进农民的庄稼地里吃了庄稼。那个农民十分愤怒，就把马扣下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去向农民求情，说了许多好话却没有把马取回来。孔子感叹他说：“用别人不能理解的话去说服人，好比用最高级的牺牲——太牢（牛羊猪各一）去供奉野兽，用最美妙的音乐——《九韶》去取悦飞鸟，有什么用呢？”于是孔子就派养马的人前往处理这件事情。养马人对那个农民说：“你老哥不是在东海耕种，我也不是在西海旅行，我们既然碰到一起了，我的马怎么能不侵犯你的庄稼呢？”农民听了，十分痛快地解下马，还给了他。
各种人因类别、品性相同而聚合。
在农民面前大谈诗书之理，这正是腐儒误国误民的根源所在。养马人的话固然不错，假如由子贡去说，农民仍不会听从。为什么呢？因为儒生与农民在外貌和修养上相距甚远，他们的精神也必然互相背离。那么孔子为什么又不直接派养马人去，而要先听任子贡前去呢？如果先派养马人去，即使他一去就取回马，子贡也不会心服，不如先让子贡自己去碰钉子，养马人的妙处自然会显露出来。圣人通达人情，所以能恰当地发挥各人的长处，而后来的朝代，往往用金科玉律束缚人，以论资排辈限制人，又总是指望一个人各方面都要冒尖，天下的事怎么能办得好呢？
【智囊】
劝说者要了解被劝说的对象，把握被劝说者的性格特点，以及当时的心态，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被劝说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因为一般人只懂得浅显的语言，勉强地去读高深宏大的道理去让他们听，就如同用仙丹妙药去治疗鼻塞咳嗽、穿着貂皮虎裘去砍柴挖野菜一样。当年苏秦曾经用精深的学说去赵国游说，结果秦阳君听了之后不高兴；商鞅以“帝道”、“王道”去游说秦孝公，而秦孝公却不愿意采纳。凡是不符合当事人内心所追求的东西，即便你说的天花乱坠，表达的眉飞色舞，引用的全是古圣人的话语，那也如同用酒饮牛、用肉喂马一样毫无效果。所以，那种华丽深奥的辞藻，只有华丽的表面，而缺乏实质的内涵。只适合庸人自乐而不适合深入人心。因此，子贡固然有出色的劝说神力，但在此处的“妙称”，还不及马夫的“谐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子贡在所面对的不是有修养懂得大道理的君主或者士大夫，而是一文不识的山野之人，自然美妙的言辞对于山野之人而法，犹如对牛弹琴，这是劝说的时候不注意被劝说者的身份和地位。因此，王充曾精辟地分析了子贡与山野之人交涉失败的原因，他说：“拿圣人的经典给小孩子看，把高雅的言论说给山野之人听，他们不会明白其中的内容，也就没有不被顶回来的了。”这就告诉了我们劝说的时候要注意劝说的对象。
愚侍者挂败智徐铉
南唐广陵人徐铉、徐错兄弟和钟陵人徐熙，号称“三徐”，三人都以学识渊博、见多识广、通达古今闻名于北宋朝廷，其中又以徐铉的声望最高。
一次，南唐派徐铉向朝廷纳贡，照例要由朝廷派官员去作押伴使。满朝文武都因为自己的辩才不如徐铉而生怕中选。宰相赵普也不知究竟选谁为好，就去向宋太祖请示。太祖说：“朕亲自来选择。”
过了一会儿，宦官命令殿前司听旨，要他写出十个不识字的殿中侍者的名字送来，殿前司写好后，宦官将名单送给太祖，太祖御笔一挥，随便点了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并说：“就这个人了。”这使在朝的官员都大吃一惊。赵普也不敢再去请示，就催促那人赶快动身。
那位殿中侍者不知为什么派他去做使臣，又得不到任何解释，只好前去执行命令。一上船，徐铉就滔滔不绝，词锋如云，周围的人都为他的能言善辩而惊讶。那位侍者当然无言以对，只一个劲点头称是。徐铉不了解他的深浅，愈发喋喋不休，竭力与他交谈。一连几天，那人却不与徐铉论辩，徐铉说得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再也不吭声了。
岳珂就这件事情说道：“当时陶毅、窦仪等名儒衣冠楚楚出入于朝廷，若谈论辩之才，难道不如徐铉吗？宋太祖作为大国之君，不应当这样办事。其实宋太祖用的是不战而使敌人屈服这个兵家策略啊！”孔子指派养马人是以愚治智，宋太祖派遣殿中侍者，是以愚困智。以智者去对付愚者，愚者无法理解；以智者与智者较量，谁也不会服谁。
白沙的陈公甫到定山拜访庄孔易，庄孔易乘船送他回家。船上有一个书生，平时就油嘴滑舌，当时在船上肆无忌惮，十分猖狂地说下流话。庄孔易愤怒得难以忍受，而陈公甫却在那人胡言乱语时，好象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一样，等到那人走时，好象根本不认识他似的。庄孔易对陈公甫非常佩服。这也就是宋太祖制服徐铉的办法。
【智囊】
冯梦龙先生在《古今谭概·机警部》里同时引用了这个故事，并且评论说：“有人说宋朝此举展现了大国的气度，是不屑于和南唐这样一个小国在口舌方面争个胜负的，却不知当时宋朝没有徐铉的对手。倘若有了晏婴、秦宓那样的能言善辩的臣子，口舌如簧地同他辩论一番，得胜回朝，那于宋朝这个大国的体会岂不是更添光彩？孔子讨厌那些花言巧语的人，但并不排斥能言善辩的才能，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愚侍者取胜的关键在于运用了“以愚困智”的策略。在企业管理中，主管对部属的“管理”，无非是一种制衡，制衡的原则也是一成不变：打压能力最强的部属，扶持能力最弱的部属，削弱影响力最大的部属的影响，强化部属对主管的依赖性。这种内部的斗争升级到企业的高度上来，就会演化成为高管们的“理念”之争。事实上，主管及高管用来保持自己地位的手段，还有许多，这些招术因情况而变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七彩缤纷，其中“以愚困智”，指的是把纵横千里的良驹与跛脚的骡子凑成一个“团队”，把在某一方面能力不足的员工与在此方面能力强的员工组合起来，形成彼此的困扰。
从表面上来看，主管的这种伎俩都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是一种为了维护自己权利与地位的阴谋。但在实际上，正是这种方式才最有可能促成企业内部的良性运作，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达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的利益互动与制衡。反过来，那些天真的、认为主管应该主动交出权利或让渡自己生存空间的想法与愿望，不仅不切合实际，而且是企业内部发展的最大隐患。
燕昭王尊郭隗为师
燕昭王励精图治，礼贤下士，是战国时代很有作为的国君。一次他向郭隗询问治国之道，郭隗回答：“国君的臣子，是他的老师；诸侯的臣子，是他的朋友；伯爵的臣子，是他的门客；而不安宁的国家总是用奴才为臣。请大王自己选择吧！”
燕昭王说：“寡人愿学帝王，但没有可做老师的大臣。”
郭隗说：“大王如果真的想招贤纳士，振兴国家，我请求为天下有识之士开路。”
隐士郭槐在这里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个如何了不起的人才，他向燕昭王讲了一个模拟的寓言：古代一个臣子为国君买千里马，结果他花了“五百金”买回了千里马的骨骸。经臣子一再说明，国君接受了这一堆骨头，表明了他尊重千里马的诚意。结果，不到一年，三匹生龙活虎的千里马便送到了国君的身边了。
于是燕昭王为郭隗改建寝宫，并以老师的礼节尊崇他。
不到三年，苏秦从东周洛阳来到燕国，邹衍从齐国来到燕国，乐毅从赵国来到燕国，屈景也从楚国归顺了燕国，各地的人才都纷纷投奔燕国。
郭隗通晓招贤纳士之术，长于吸取人才的方法，具有大臣的宽广气度，真不愧为帝王的老师。汉高祖刘邦赐封与自己有宿怨的雍齿为侯，使群臣都停止了争功。许靖倜傥瑰伟、足智多谋、品行高洁，在刘璋手下曾作巴、蜀等郡太守。刘备打败刘璋后，封许靖为将军长史、太傅，对他以礼相待，使蜀国的士大夫们都一心报效于朝廷。这些事都是君王给那些有识之士以名誉，而君王获得的是实利。
【智囊】
治理国家要尊重人才，管理一个部门、一家企业何尝不要尊重人才。现在很多单位都认为他们非常尊重人才，理由是他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做招聘工作，出台了很多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给人才良好的待遇和发展空间，等等。这确实是尊重人才，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在招聘时设置诸多苛刻的、不合理的硬性条款，正是不尊重人才的表现。尊重人才，首先要给予人才平等公正的竞争机会。评价一个人是否是人才，毫无疑问应该以其知识、技能、综合素质、个性品质等为核心，而年龄、学历、身体条件等只是参考因素，把年龄、学历等作为硬性的“门槛”，显然是本末倒置。
丙吉容人小过，郭进不杀仇人
西汉丙吉做丞相时，他的一个车夫好喝酒，喝醉了行为就很不检点。有一次车夫驾车随丙吉外出，酒醉后呕吐到丞相的车上，相府的主管骂了车夫一顿并想辞退他。丙吉说：“他如果因为醉酒失事而遭辞退，还有哪里会收容他呢？你就忍忍吧，不过就是弄脏了车上的垫褥罢了！”于是仍然留他作车夫。
这个车夫家在边疆，经常目睹边疆发生紧急军务的情况。那天出门，恰好看见驿站骑手拿着红白两色的口袋，将边境的紧急文书送来。他就随后跟到皇宫正门负责警卫传达的公车令那里打听。知道敌人已经侵入云中、代郡等地。他马上回到相府，将情况告诉了丙吉，并说：“恐怕敌人所侵犯的边郡中，有些太守和长史已经又老又病，无法胜任用兵打仗的事了，丞相最好是预先查看一下。”丙吉认为他说得很对，就召来负责高级官吏任免事项的官员，查阅边境郡县官员的档案，对每个人都仔细地逐条审查。不久，汉宣帝召见丞相和御史大夫，询问敌人所入侵的郡县官员的情况，丙吉一一正确答复。御史大夫仓促间十分窘迫，无言秉告，只得降职让贤。而丙吉能以时时忧虑边疆、忠于职守被称道，全凭车夫的提醒之功。
北宋初年，郭进任山西巡检，有个军校到朝廷控告他，宋太祖召集官吏审讯，查明是军校诬告，就将他押送回山西，命令郭进亲自杀了他。当时正赶上北汉国入侵，郭进就对那人说：“你敢告我，确实有胆量。现在我赦免你的罪过，如果你能消灭敌人，我马上向朝廷推荐你。如果你被打败了，你就自己去投河，不要玷污了我的宝剑。”于是，那个军校在战斗中英勇杀敌，终于打了大胜仗。郭进就向朝廷推荐了他，提升了他的职务。
容忍别人的小过失，他必将以白己的一技之长来酬答；宽大自己的仇人，他必将会以死来相报。只因为要报答恩人的感情激荡在胸中，所以他的长处一遇触发的机会就跃跃欲试，他的才智一受到激励，就会尽量发挥。至于那些专爱找别人过错、与人结仇者，他们难道不是最愚蠢的吗！
智囊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古今豁达之士都懂得这个道理。汉宣帝时的丙吉，北宋的郭进，都是这样的明白人，所以能容忍车夫、军校的过错。车夫、军校也都十分感激上司的宽容，反省自己的错误，后来也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勇，将功补过。当今社会，注重人权，更不会轻易地处分一个人，都寄希望于犯错误的人改过自新，改恶从善。即使是对罪犯，也不是一味地惩处，而是强调“改造”，使他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在腥风血雨中，丙吉冒着生命危险，不但救了皇曾孙的命，将他抚养长大，而且辅佐他登上皇帝的宝座，此恩可谓深似海，此德可谓比天高。但是丙吉却绝口不提。这既说明了他有高尚的品德，也表现出了他深沉的处世智谋。
因为，从处世的智谋说，大德不言谢，是一种避祸自保的韬晦之计。侯门似海，君心难测，皇帝对臣下的要求，历来是只准你出力，不准你邀功。丙吉对此是不会不知道的。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谦而不争，既可以赢得他人的敬佩。在你的领导看来，你也是一个稳妥的下属，对你会比较信任和器重。
写假信的人
秦桧当权时，有个书生假借他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去拜见扬州太守。太守发觉此信是伪造的，便扣下书信并押送那个盗名之人去见秦桧。秦桧见了那人后，当即授予他官职。有人问秦桧这是什么原因，秦桧说：“此人有胆量敢借我名写信，这人必定不是平常人，如果不给以官职束缚他，他就会投奔北面的金人，或者会向南跑到越人那里，无论是为今人所用还是为越人所用，给我们造成威胁。”
北宋与西夏作战时，有姓张、姓李的二位青年想为宋朝当权的韩琦、范仲淹出谋划策，却又羞于自荐，于是在石碑上刻诗一首，使人拖着从韩琦、范仲淹二位大人面前经过。韩琦、范仲淹二人心中怀疑，也就没启用他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此二人便投奔西夏，化名为张元、李昊，到处题诗。西夏国主元昊对此很是奇怪，随召见二人，并与他们谈话，元昊听后，非常高兴，便封张、李二人为谋士，成为宋朝当时最大的祸患。
奸臣秦桧的举措，远胜于韩琦和范仲淹，这就是说，即便是次而又次的人，也有很高明的上等智谋。曾有人伪造了一封韩魏公韩琦的信，去拜见蔡襄。蔡襄虽然心中疑惑，可此人士气豪爽，于是就给他3000钱，并写了封回信，派4名兵卒送走他，还带了不少果品给韩魏公。那人到了京城后，拜韩魏公谢罪。过了一回儿，韩魏公才慢慢说：“我权力不大，恐怕难为您办事。夏太尉在长安，您可前往见见他。”并当即给他写了介绍信。韩魏公的门生们颇不理解，认为能原谅他就不错了，再没必要给他写介绍信了。韩魏公说：“他能假造我书，且又感动了君谟先生，可见其才智不同凡响。”后来那人来到关中，夏太尉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官职。
还有，宋哲宗元祐年间，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府，上任不久，都商税务就押解来一名偷税的人。这人叫吴味道，是南剑州的乡试合格举人。他带着两个巨大的包袱且冠以东坡名衔，送到京城苏侍郎的住宅。苏东坡问这包袱中是什么东西，吴味道胆怯地皱着眉头说：“我今秋承蒙乡试推荐，乡亲们筹集了百千贯钱助我参加省试，于是我就买了建阳纱二百卷。因考虑到一路所经之地很多地方都要抽税，到了京都后剩不下一半了。我认为当今天下最有声望的，只有您翰林学士大人苏侍郎了。纵然破绽败露，您也能同情宽恕，于是我就借先生您的名衔，封好包裹来到这里，不曾想先生您已在此上任，我的罪行实在难逃啊。”苏东坡看着他，笑呵呵地叫掌管笺吏的人去掉包上的封皮，贴上他亲笔题写的新封皮，送交东京竹竿巷。并且给弟弟苏辙写了一封信，交给吴味道，说：“您现在就是上天也没有关系了。”第二年，吴味道考中了进士，特地来拜访苏东坡。这两件事充分表现了长者的智慧和度量。
智囊
不拘一格大胆用人———识人是引人、育人、留人、用人的第一步，能否准确识别人才是企业管理者所面临的共同挑战。用什么样的眼界识人，就会招来什么样的员工；用什么样的员工，就会打造什么样的企业。因此，能否准确快速识别优秀的人才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我们要敢于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用人才，坚持优秀人才破格使用、先进人才优先使用、实绩平平末位调整等一系列措施，切实把创新业绩突出的能人放在重要岗位，发挥他们在创新中的带头辐射作用。
楚庄王不辱下臣 袁盎厚待侍儿
春秋时，楚庄王有一次设宴招待群臣，命令美姬依次为大臣们斟酒。傍晚时分，夜幕降临，众臣都醉了，忽然蜡烛熄灭了。黑暗中有一位大臣拉着美姬的衣带不放，那美姬顺手便揪断了他的帽缨，告诉楚庄王，赶紧拿到有火光的地方去辨认。楚庄王说：“为何只顾显示你的妇人贞洁，而羞辱于我的大臣！”于是下令说：“今日我与大家同饮，若拉不断帽缨，不算尽兴！”大臣们于是都纷纷拉断自己的帽缨投入火中，直玩到兴尽方才罢休。后来，在围困郑国的战争中，有一位臣子总是冲锋在前，五次交战都取下敌将的首级，大败敌军，全军获胜。楚庄王询问他是何人，原来他就是那次在黑暗中被美姬拉断帽缨的那位大臣。
汉朝的袁盎曾做吴王刘濞的丞相，他的一位从史私通其侍妾，袁盎得知后从没泄露过此事。有人恐吓那位从史，于是从史悄悄逃跑了。袁盎知道后亲自把他追回来，竟把其侍妾赐给他，待他还象以前一样。汉景帝时，袁盎担任太常，又奉命出使吴国。吴王当时正谋划反叛朝廷，准备杀死袁盎，派五百人包围了袁盎的住宅，袁盎并未察觉。恰逢那位从史在围困袁盎的军队里担任校尉司马，他买好两百石酒，请那五百多人畅饮，把他们灌醉了。那些人个个喝得烂醉如泥，校尉就在夜中喊醒袁盎，对他说：“您快走吧！不然天一亮吴王将会杀您。”袁盎问道：“您是什么人？”校尉说：“我就是原来偷了您侍妾的那位从史啊。”袁盎听后十分吃惊，急忙逃离吴国。
五代时梁的葛周，宋代的种世衡，都是运用这种战术攻打敌军，讨伐叛逆的。再如唐朝张说躲过祸殃之事，可算得上是突然间的转机。金兀术不杀那个谋杀他的小兵的妻子，也是胡人之中的俊杰之士。
葛周曾与其宠爱之姬一起饮酒，旁边有个侍卒目不转睛地看着葛周的美姬，葛周问他什么，都答非所问。那个侍卒自觉失态，害怕葛周惩罚他，可葛周什么也没有说。后来葛周与后唐交战失利，葛周呼此侍卒，侍卒奉命出战且奋勇破敌，葛周竟把他的美姬赐给他做妻子。
北宋初年，西北各部落中，苏慕恩的部落在胡人中是最强大的。当时镇守边关的种世衡夜间与他一起饮酒，并叫出侍姬来劝酒。饮了一会儿后，种世衡站起来走进屋子里去了，苏慕恩便悄悄调戏那个侍姬。种世衡乘其不备突然走出来，给苏慕恩难看。苏慕恩十分惭愧，忙向种世衡请罪。种世衡笑说：“你喜欢她吗？”随即就将这名美姬送给了苏慕恩。从此，各部落凡是居有二心的，种世衡都派苏慕恩前去讨伐，没有不成功的。
唐代张说有个门生，私通其宠爱的一个女婢，张说打算依法处置他。这个门生突然大声急呼道：“相公，难道您就没有急用人才的地方吗？为何连一个女婢也舍不得！”张说听其言语奇特，便把那个女婢赐给他，并将他打发走了。以后再没有这个人的音信。等到张说遭姚崇陷害，祸深难测时，一天夜里，那个门生突然来到，送给他一挂夜明珠，并让张说献于九公主，替他在玄宗面前求情，这才使张说免祸。
金兀术喜欢上了一名小卒的妻子，便杀了小卒占了他的妻子，对她十分宠爱。一天兀术白天休息刚醒，忽然看见那妇人拿着刀向他逼近，金兀术大惊而起，急忙抓起这个女子问原因，女子说：“我要为我的丈夫报仇！”金兀术目瞪口呆，摆手让她出去。第二天设宴款待将士们，把那女子叫出说：“杀你吧，你没有罪；留下你吧，也很不合适。今日任凭你在众将中选择一个，和他一起去吧。”那妇人指中一人，金兀术遂即把女子赐给了他。如此以来，将士感恩，女子也不再有什么怨恨。
智囊
楚庄王不辱下臣，就是著名的楚王绝缨。这故事之所以呢铬镍钢流传千古，除了这个故事表现了楚庄王的大度以外，更向人们说明：对人，不能求全责备，一个再聪明的人，也难免会犯错误。对错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候宽容一点，多些知心关怀，获得的回报也会出人意料。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偶尔也会为某件事发生摩擦，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一般地，事情过后，大多能够握手言和。美国迪卡尔财政公司经理狄克逊，在管理方法上曾提出“有摩擦才有发展”的观点。一次，狄克逊无意中说了一句话，戳痛了双方，双方在理智失去控制的情况下，激烈争辩，把长期郁积在内心的话倾吐了出来。然而，这次争吵却使双方真正交换了思想，反倒觉得双方的距离缩短了。以后双方坦率相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尤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中，时常出现“敬而远之”的现象，这种现象使彼此的思想无法进一步沟通。因为越是“敬而远之”，就越无法增加交换意见的机会和可能。这样，偏见和误解就会逐步加深。作为领导者应该敢于面对冲突，站在员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进一步改善人际关系，使全体员工襟怀坦白、精诚合作。领导者如果没有面对冲突的勇气，没有解决冲突的能力，就难以改变恶化的人际关系，从而也就难以领导部门的工作。
正确对待组织内部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的关系，是企业内部公共关系的重点之一。因此，每个领导者都应从全局着想，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要善于处理面对面的冲突。做一名管理者，需要很多技巧和艺术，尤其是在处理员工与你的关系时，更应当设法让他们佩服你，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王猛息怒赦徐成
前秦王符坚的重臣王猛，曾率领十六万重兵讨伐前燕国。前燕太傅慕容评统领大军屯据潞州。王猛的军队迅速推进，在潞州城外与他相持。
王猛派大将徐成去侦察燕国，命令他在中午前来禀报。徐成到黄昏时才回来，王猛大怒，要斩首徐成。邓羌为徐成求情，说：“现在敌军众多而我军人少力薄，明早还要开战，还是饶恕了徐成吧！”王猛说：“今若不斩徐成，难振我军规。”邓羌坚持为徐成求情，说：“徐成是我的部下，虽违期该斩，我愿与徐成同往破敌，以求将功赎罪。”王猛还是不答应。邓羌大怒，回到营中擂鼓集兵，要攻打王猛。王猛看到邓羌对部下如此重义，又勇气十足，便派人对邓羌说：“将军您先停下来，我现在就赦免徐成。”徐成被赦免后，邓羌亲自来向王猛致谢。王猛拉着邓羌的手，笑着说：“我是想试一下将军，将军您对部下如此重义，何况对国家呢！”
违犯了法令而请求宽恕，是讲私情；擂响战鼓集合部队反抗上级，是显示强悍，部下将要攻打我，我因此就赦免了违法的下级，不大大损害了主帅的威信吗？然而事实上邓羌却与徐成大败了燕军，以此还报主帅之恩。这与王猛显示一下主帅的威风相比，哪一样更值得呢？军法是很威严的，但何必非要用它来惩罚奋勇杀敌的将军呢？所以说：“圆若用智，唯圆善转。”智慧好象圆一样，是可以转动的，能够随机应变，融会贯通。智慧就是因此而灵妙无穷。
智囊
顾全大局与随机应变是不矛盾的。鼓励人们在顾全大局的同时，对人、对事随机应变。其中，求同存异,是合作间的顾全大局；共同进退,是管理中的顾全大局；以人为本,是经营中的顾全大局。随机应变则是发展的必胜守则 应天时者,是顶尖创业者；承地利者,是顶尖经营者；顺人和者,是顶尖管理者。
良好的职业道德与素养，主要表现在做事务实仔细，遇事沉稳，能顾全大局，独立自主，认真负责。抗压能力强，喜欢接受挑战，易于接受新事物，善于学习，能够灵活地适应新情况，有熟练的随机应变的能力。
魏元忠以盗治盗
唐高宗在东都洛阳巡幸时，正赶上关中一带闹饥荒。高宗担心路上草寇盗贼太多，于是命令监察御史魏元忠作车驾检校官，在车前开路，车后保驾。魏元忠接受诏命后，便去察看赤县的监狱，在狱中他发现了一名盗贼，此盗贼谈吐与其它犯人非同一般，就下令拆去其身上的枷锁，放他出狱，把他当作心腹，让他骑马相随，且与他吃住在一起。魏元忠拜托他盘诘其它的贼寇，此人非常高兴地就答应了。高宗一行从东都返回时，上万人马中无曾遗失过一文钱财。
慧眼识人，因材任能，根据每个人的德才学识来安排合适的工作，连盗贼也可以派上用场。平庸的书生嘲笑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田文是“鸡鸣狗盗的首领”，岂不知他们到需要的时候连鸡鸣狗盗之徒也使用不着啊！
智囊
人常常是经不起戴“高帽子”，盗贼也是如此。魏元忠的权谋是“以盗治盗”，举一反三的有“以邪制邪”等。例如在学校里，常常会遇见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一些老师为这样的学生伤透了脑筋，认为这些学生是害群之马，正是这些坏学生搞得班级一团糟。因此，面对这些学生，一些老师不知所措，从思想上排斥这些学生之外，任其懒散而不管不问。而一些老师则比较聪明，他们觉得这些学生从本质上是好的，积极上进的，潜力也是无穷的，关键是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他们就会迎难而上的。于是，这些老师善于发现调皮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善于挖掘调皮孩子的潜能，常常根据这些孩子的爱好特长委以班级重任，鼓励他们模范带头。事实证明，这些调皮的孩子在受到老师的赏识和重用之后，增强了自信心，树立了责任感，比原来更懂得做人，做事，做学问。
柳玭对人以表扬为主
唐朝大夫柳玭被贬为泸州郡守。此时，渝州有个秀才叫牟良，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牟良文采不高，却拿着自己所做文章前来拜见柳玭。柳玭对此人大大表扬、赞赏了一番。柳玭的门生们都认为柳玭做得太过头了。柳玭说：“巴蜀之地豪杰很多，牟良只是一名押衙的儿子，却偏好文学，如果不引导他上进，他便会意志衰退，丧失学习的劲头。今天，因为我称赞了他，别人也必然会看重他，大家也会因此而感受到习文的荣耀，这样以来，巴蜀之地将会减少三五个贼人，不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吗？”
智囊
表扬平庸，柳玭的做法似乎有点出格，但是仔细想来，他的良苦用心也不难理解，因为他表扬的不是牟苻的个人才华，而是对他的所作所为的一种肯定，是树立一个样板的需要，这就是一种善意的权术。
邱吉尔曾经说过：“让一个人觉得他也有某些长处，他就会十分珍惜那些长处，在那些长处中求得发展。”而人们往往会用责备、恐吓、威胁的方式，来训斥所谓不求上进的人或者没有出息的人，以为这种羞耻的方式可以使其奋进，实际上却没有什么良好的效果，因为当他被人责骂的时候，他会觉得被人在轻视他，嘲笑他，对他失望，因而很容易导致他自暴自弃，不思进取，“破罐子破摔”，不仅如此，有的时候事态还会向相反方向发展，即“物极必反”，因此，“气可鼓而不可泄”，对年轻人尤其应该鼓励。唐代的这位御史大夫柳玭是深通其道的。牟良这位年轻人虽然不是天才，但是不做坏事，钻研学问，当然应该受到鼓励。
徐存斋勇于认错获得美誉
徐存斋是明朝时候的人，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雅量的名臣。他自小勤奋好学，考取了功名。年纪轻轻的就已很有作为，并且遐迩闻名了。由于备受重用，明嘉靖年间，他还不到而立之年，就进了翰林院当编修。随后被派去“督学浙中”，当主考官，同时负责督察指导浙江中部的教育事宜。可想而知，他当时该是何等的年少气盛了。
有一次，他做督学判卷，徐存斋很认真为每位士子评判八股文。在阅卷的过程中，他看见一篇文章，文笔清新，论点鲜明、论证分析严密。但美中不足遗憾的是，他发现这名秀才在行文中引用了“颜苦孔之卓”一句，徐存斋以前没有见过相关的典故，也没加思索查找资料，就以为这是秀才自己生搬硬套，为说明分析自己生造的语句，于是前面的好印象顿时全部消失，认为该考生学习不踏实，胡乱编造，无中生有。他眉头一皱，拿起笔来，划了个黑杠，批上两个字：“杜撰”。然后，“置四等”，等于现在的不及格，等着“发落”后，卷铺盖回家。凡是有主考的不佳评语，考生照例要到堂上“领责”，也就是去受训斥。
等成绩公布以后，试卷也都分发到考生自己手中。被徐存斋判为四等的那个考生，看到自己的卷子上“颜苦孔之卓”旁写着“杜撰”，觉得受到了督学的严厉指责，心里很是不痛快。到了中午该吃饭的时候，他还是迟迟不离开学堂。同窗的一个好友见他闷闷不乐趴在那里，就问道：“你怎还不去吃饭啊？待会饭就凉了。”那人一脸委屈地说：“督学批评我了，他说我文章里的一句话是杜撰的。他还给我判了第四等。我哪里有杜撰，明明就是那样的，我实在吃不下饭去。不行！什么督学呀？我得找他评理去！”说着抓起试卷就要起身，他的那位同窗急忙拦住了，说：“唉！你小声点！你还想不想求取功名了。他可是翰林院派来的督学呀，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气派。你怎能去他那理论呢？别说督学判的没有错，就算是度学果真是一时疏忽判错了，还真能给你改判吗？他们那样的大人物，怎会承认自己的学问不济，还你公道呢？别瞎想了，走吧！一起去吃饭吧！等回来好好跟督学说说，让他留下你，看你的表现。”说着拉着那个秀才就要走，那个秀才自认为自己有理，实在难解心中的结。挣开同窗的手，就跑出去了。
不一会儿，他便来到了徐存斋的书房，徐督学见着秀才急匆匆的进来，想是有事情要说。问他有何事。那个秀才见到徐存斋满脸愠色，恭敬地说道：“非常感谢您的指教，可是这句话确实是出自杨雄的《扬子法言》一书，并不是学生我自己编造的啊。这位年轻的徐存斋先生听了这个秀才的一席话之后，颇有点肯于道歉的气度，敢于认错的作风，连忙从太师椅上站起来，致谢说：“我侥幸升官太早，学问不够，今天承蒙您的指教。”于是，拿笔将试卷改为了“一等”。……这事很快就传遍开来，人人都称赞徐存斋谦逊、豁达。后来徐公做了大学士，皇帝赐封为‘太’。他去世后，皇帝又谥号为‘文贞’。徐公的后代也都官位显赫。
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从这里就能看到名宰相的器量和见识。听说明神宗万历初年有个秀才以“怨慕章”为题作文，文中用了“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一句，被当时的考官判为四等，并批上“不通”二字。这个秀才自己向考官陈述，这句话出在《礼记·檀弓》篇中。考官大怒，说：“就你一人读了《礼记·檀弓》！”把这个秀才的文章降判为五等。人的度量相差之大，何止千里？
宋太祖曾因为某件事迁怒于周翰，要对他施以廷杖。周翰对宋太祖说：“下臣因为才气而享誉天下，遭受杖刑，实在大不雅观。”太祖就宽宥了他。从古至今凡是圣明的皇帝、有名的臣相，决没有由着自己的性子坚持错误不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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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世界的改造可以有两种渠道，一是靠自身，二是借用外力。徐存斋主动的认错，不耻纠错，恰是一种雅量的表现。对于个人来说，认识是有局限的，即使是最有天才的人也是如此。所以要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不能自我满足，而是要不断学习，继承前人的智慧，接受今人的成果。这才能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
人人都能建功立业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刚刚推行变法，各州县一片骚动。邵雍当时正闲居家中，而他的门生弟子还在朝中为官，都想弹劾王安石后弃官回家。他们便把这一想法用书信告诉了邵雍。邵雍回信答道：“现在正是贤人志士为国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严酷，但你们在执行中如果能放宽一分，那么老百姓就能获得一分利益啊！弹劾而使一人辞职，又有什么好处呢？”
朱熹的学生李燔常说，人不必一定都要当上官，认为有了自己的位置，才算有了功业。但凡力所能及地为大家做事，对万物有益，就是功业。
莲池大师宏奉劝人们多做善事，有的人推辞自己无力能及，莲池大师指着凳子说：“假如这个凳子歪倒在路上，有碍行人，我扶起它，这也是一件好事。”居心如此，就觉得身处困境，只有弹劾王安石后弃官归隐才是唯一出路的人，岂不是身居宝藏之地，回来时却两手空空吗？
鲜于任利州路转运副使时，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民众不愿借青苗钱，王安石就派人追问鲜于。鲜于说：“青苗法规定，民众愿借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愿借，我又怎能强迫呢！”苏轼非常欣赏鲜于对上不妨碍新法的推行，对中不损害亲朋，对下不伤害民众，人生仕途中若三面为难，应以鲜于的处世态度为效仿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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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崇拜英雄，渴望成为超人，起码具有远见卓识，却不愿意付出艰辛的努力，扎扎实实的学习和探索。
英雄可能依赖几分机遇和激情，超人也可能有点天分，远见卓识只能靠您的努力。
但是，机遇不是可以经常遇到和把握的，天分更是难求。扎实的努力却是谁都可以做到，必然有所收获的。所以，与其充满幻想，不如扎实的学习、探索。
在现实生活中，一份耕耘，未必就有一份收获。不懈的努力，必有所成。所以，不必为一时的挫折而悲，也不要为一时的成功所迷。学无止境，远见卓识永远是相对而言。
宓子不容伤害世风
战国时期,孔子的学生志不齐作单父县长,齐国人攻打鲁国,单父是必经之地.单父的老人们向宓子请求说:“地里的麦子已经熟了,请你任凭人们出去收割吧!不要管是不是他种的。让单父的百姓增加些粮食,总比留在地里,让敌人获得资助强些。”他们请求了三次，宓子都不同意。
不多久，齐国的侵略者来了，抢走了麦子。季孙氏发怒了，派人去斥责宓子。宓子皱着眉头说；“今年没有收到麦子，明年可以再种。如果让不耕种的人趁机获得粮食，就会使他们越发希望有敌人入侵。单父一年的小麦能否收到，并不影响鲁国的强弱。如果让老百姓存有侥幸心理，那时对鲁国人造成的伤害，将是几代人也恢复不了的。”季氏听后，非常惭愧地说：“地若有孔，我也要钻下去，我学识浅薄，再也无脸去见宓子了。”
宓子的做法，对解救急难好像有点迂腐，但对治理国家来说则是很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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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宓子反对让百姓割麦是资助了敌人，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高瞻远瞩的表现。同样，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就具有战略的眼光，不要过于计较一时的得失，因小失大。
不劳而获是富国强兵的大敌，对做人而言，同样是建功立业的大敌。只有勤劳才能采集到真正的“金子”，用你的劳动去获得你想要的，比幻想你想得到的更重要。那种认为怠惰是—种幸福，勤劳是一种惩罚的想法是一种奇妙的错误，而且是有害的错误。对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我们必须让他们醒悟，让他们接受下面的想法：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并非怠惰而是勤劳。人是不能不劳动的。
幸福的不可置疑的条件是劳动，第一必须是由自己来进行的自由的劳动，第二必须是能增进我们的食欲和给予我们深沉睡眠的肉体劳动。?劳动是人所欲求的，当它被剥夺的时候，人便会引起苦恼。但劳动并不是道德，若把劳动当做功绩或道德，就和把吃东西当做功绩或道德一样奇怪。事实上，劳动本身便足以给我们带来愉快与满足。??????屠坪石不长告人小过之风
屠坪石先生曾任浙中督学，执法很严。他在两湖巡察期间，曾有一群捕风捉影的小人乘机搜集秀才们的过失。有一个秀才夜宿娼妓之家，天明时分被保甲双双逮擒，并送至官署门口，无人敢前去松绑。署门一开，保甲就把秀才带进公堂，保甲大声陈述秀才所做之事，屠枰石假装没有听见，照旧处理公文。保甲跪行至屠枰石面前，离被绑着的两人就很远了，屠枰石向门役使了个眼色，放开双臂示意，对他说：“放秀才去”。门役明白屠枰石的示意，便暗自放了秀才，保甲根本没有觉察到。等到秀才出去了，屠枰石抬头问保甲：“秀才在哪里呢？”保甲回头一看不见秀才，顿时目瞪口呆。屠枰石责令打了保甲三十大板，并使其带上枷锁，把那娼妓遂逐出门外。保甲恐惶地向别人说：“刚才我抓的是不是鬼啊？”秀才们都对他唾而弃之，却非常感激屠先生保全了一名贪恋酒色的士子。从此后刁懒之风才顿时平息，那个秀才改过自新，由原来的贡生提升为教官。唐朝李西平带走成都一妓女，被节度使张延赏追还，二人随即结成仇敌。宋朝赵任清城县令时，也把一歌妓携带回家。胡铨被贬之海外，北归时还对黎乡美女存有恋情。
人往往容易沉溺子女色，连贤者也在所难免，用这一条来裁判文人、学士，他们中能完美无缺的就太少。韩亿性情方正持重，宋仁宗时，官做到尚书左丞。每次走在路上，碰到有人来告发官吏鸡毛蒜皮的小过错，马上就很不高兴。他说：“天下太平，圣明的君主希望昆虫草木都各得其所。如今作官的人，官当得大的，则想到升为公卿；当得小的，也想升到侍从、职司、郡守，何必因为一点小小的瑕疵、过错，就将这些人禁锢住呢？”屠坪石公很懂得这个意思。
智囊
在现实社会中，一些新闻媒体习惯于不做调查就扑风捉影，夸大其辞。同样，一些“长嘴舌”、无聊的人们喜爱抓住别人的一点瑕疵、过错，随意捏造和夸大事实，添油加醋，煽风点火，颠倒黑白，无事生非。直到双方矛盾激化，冲突加深，恨不得至人于死地，才肯罢休。他们不认为自己有多么无聊，相反，却总是责怪别人“小肚鸡肠”，这难道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试问，这样做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同样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一味地强调细枝末节，以偏盖全，不会抓住要害问题去做工作，没有重点，头绪杂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做起才是正确的。因此无论是用人还是做事，都应注重主流，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而妨碍了事业的发展。须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要用的是一个人的才能，不是他的过失，那为什么还总把眼光盯在那过失上边呢?
张耳忍小忿以成大事
张耳、陈余，都是战国末年魏国有名的人士。自秦国灭魏以后，秦便悬赏追捕此二人。于是，二人都隐姓埋名逃到了陈国，在陈国作了个守卫里门的小职，看门度日。有一次，乡里小吏曾因陈余一小小过失要鞭打他，陈余顿时怒火中烧，欲起而反抗，张耳从旁用脚故意踩了他一下，示意要陈余接受鞭打之刑。待那小吏走了以后，张耳就把陈余叫到一桑树下，责备他说：“我当初是如何和你商定的？如今受到一点小小的屈辱，就想死于一小吏之手吗？”
越王勾践忍辱居于石室，韩信也曾受跨下之辱，这些人都能暂时屈忍于小小的侮辱，才在以后成就大功业。陈余浅薄浮躁，和张耳相比则相差甚远，因此后来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智囊】
俗话说：“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孔子也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而一般人常常是“小不忍”，认为如此者是懦夫，应该是人辱我一尺，我辱他一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定不饶恕他。但是，中国古代的智者却把这种行为归之为“匹夫之勇而加以蔑视。孔子对于这种只知道前进而不懂得后退的 匹夫之勇也嗤之以鼻。孔子曾说过，空手打虎，泅水渡河，死了都不知道后悔的人，我是不愿意与他相处的。只有那些临事必定小心谨慎，能预见谋略，有成功把握的人我才愿意与他结交。
因此，进，固然是勇，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退，也是勇。一个智者所需要的也正是能进能退，能屈能伸的大勇。当形势有利于我时，应立即前进；当形势不利于我时，能懂得适可而止，马上撤退，为的是成就日后的一番大事业，而不去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
舍己救人
广东布政徐奇进京朝见皇上，他带来了一些岭南的竹席、藤椅，准备馈赠给朝中大臣。恰逢巡逻士卒捡到了徐奇要赠送朝臣们的名单，当即呈进给了皇上。皇上看后，名单上没有杨士奇的名子，便把杨士奇独自召进宫中，问其原委。杨士奇说：“徐奇在都给事中奉命前往广州时，当时很多人都作诗、作文为他饯行，如今他才有此回赠。我当时有病在身，不能赠他什么，不然，今日也会受到徐奇的回赠。现在众臣名单虽在，可大臣们是否接纳还不知道，而且礼物微薄，应当没有其他的意思。”皇上疑心顿消，立即把名单交给太监烧掉，什么也没有追问。
这份名单被焚毁后，那个打小报告的巡逻者感到灰心丧气，可这却使朝中官员免去许多祸患，而且也打消了皇上对大臣的怀疑，杨士奇的做法保全了很多人。没有智慧之名，却有大智之实，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岂止是厚道呢？
宋真宗年间，有人上书皇上议论宫中诸事。真宗看后大怒，立即派人抄了被告人的家宅，在那人家中还搜出了朝中一些大臣与此人交往、占问凶吉的书信，真宗打算要把此事交送给御史，让其查问清楚。宰相王旦闻讯后，手持自己曾与那人占问之书呈进给真宗，请求一起入狱。真宗看后，脸上的怒气才逐渐消解。王旦遂即来到中书省，将所得书信都烧毁了。不久真宗反悔，又派人到中书索要，王公回答说已经烧掉了，此事才就此罢休。这件事与杨士奇之事相似，都是舍己救人之举。
智囊
面对同一件“舍己救人”的事迹，有着两种貌合神离的读法：有人赞美“舍己”的悲壮情怀，生命成为证明道德的工具；有人注重“救人”的实际行动，生命是最终的目的。前者比后者更具道德激情，后者却比前者更关注生命安危。
救人不一定非要舍己。多年来，我们的宣传往往是，舍己的大于救人的。你献身了，你就是英雄；没伤没破救了人，就算不了什么，没有必要给你什么荣誉待遇，因为你毫发无损，没有舍己嘛。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战争年代我们打胜仗有一句名言，叫做“只有有效地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我们提倡舍己救人，不是提倡献身，重在救人，提倡的是不惜一切救人于危难之中的精神。
崇高寓于平凡。在我们的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人，平常默默无闻，关键的时候却能挺身而出。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就充满希望。
严震仗义疏财
唐代严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时，有一个人向他乞讨三百贯钱谋生。严震得知此事之后，便叫来他的儿子严公弼等询问此事。严公弼说：“这是社会风气败坏之举，大人不必过问此事。”严震大怒，说：“你今后必要毁我家门，你应该奉劝我多做善事，怎能劝我吝惜金钱玉帛？且此人无以为生，向我乞讨三百贯钱，就非同一般。”于是马上下令如数把钱给了那个人。从此之后，这一带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前来归附严震，也没有人提出过非份要求。
天下有许多坏事，都是由于舍不得钱财引起的；天下也有许多好事，都是由于舍得花钱而做到的。从古到今，没有舍不得钱的好人。比如，吴国的鲁肃、唐朝的于、宋代的范仲淹，都是大手大脚花钱的。明西吴浔阳公董份，家境富有却广结朋友，大凡官宦士人前来拜访，均以礼相待，并馈赠丰厚。他的孙子礼部员外郎青芝公董嗣成，工于诗词书画，常把手书扇轴和诗稿赠送他人。董份听到后，说：“以我家的财富来看，即便每日以钱与人为欢，也无以满足他人的欲望，你怎能效仿清客们行事呢？况且仕宦人家，自有其礼仪、规矩，怎能以诗词字画来博来他人的怜悯呢？来日败我家者，定是我那孙子。”到后来，发生了民变之事，当时董尚书年渐衰老，青芝公书生气太重，不晓世事，无以操持家业，董家也就此破产。后来之人都钦佩董尚书的先见之明。
【智囊】
元人许名奎说：“财能利人，亦能害人。
古人对小节不究看作是一个人能否成大事的关键。他们提倡的是胸怀大局，不纠缠于细枝末节，看重的是人的才干，而非是他的问题。能够宽恕他人的短处和过错，不因为人才有哪一方面的缺陷就放弃使用，这是忍小节的中心内容。所以要办大事的不计较小事；成大功业的人，不追究琐事。
历史上那些明智的统治者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广泛地招贤纳士，集合起天下有智能的人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进而完成自己的雄心壮志。相反，嫉贤妒能，因为别人有一点小问题，就置人才于不用的人则十分愚蠢。
董公献技讨项羽
汉高祖刘邦到洛阳以后，新城三老之一董公拦住他的车子，劝刘邦说：“出师没有正当理由，战事无以成功，所以人们说，‘对盗贼说明自己的身份，贼寇才能被征服，’现普天之人都拥立义帝，项羽反却派人把义帝杀了，大王您该率领三军，穿上孝服，通告各路诸侯共同讨伐项羽。”
刘邦于是给义帝发丧，全军都穿白色孝服，宣告诸侯，说：“我要统率关中全部大军，编纳三河之地的壮士，沿长江和汉水南下，愿与天下众诸侯共伐杀死义帝之人。”董公此说，实际上就是判断刘邦与项羽谁是谁非的标志。
即后，随何招降英布，郦其食游说齐国，不用一兵一卒，使齐七十余城归反，他们的说法大都与此同出一辙。许庸斋认为，刘邦成就功业，关键是激发了天下所有的能人，张子房虽号称帝师，也未有这一大计。我朝的进士卢廷选，在楚地做按察史，一次突然昏死过去，好久才醒过来，回忆说，他刚才在梦中见项羽在阴界告发刘邦，便给他们评判。高祖刘邦派遣九江王黥布暗杀了义帝，却推罪于项羽，且假意为之发丧，欺骗天下后世之人。卢廷选在汉朝就是九江王黥布。此事也颇为奇巧。
智囊
“明其为贼，敌可乃服”，这是一句古训，意思是说，将对手的罪行公布于天下，这样才可以战胜他们。项羽恃勇自傲，将自己摆在了霸王的位置上。董公抓住了项羽这一为天下人所共愤的不义行为，向刘邦献计，最后，不仅使刘邦出师有名，又可与各诸侯组成统一阵线，联合抗敌，变军事上的劣势为优势。
古往今来，社会都非常重视舆论的巨大力量和导向作用。现代社会，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网络等新闻媒体已成为传播文化、推销商品的主要宣传阵地。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管什么形式的报道，都必须以争取民心、获得支持为前提。
蔺相如、寇恂不记私仇
赵王从渑池归来，认为蔺相如功劳最大，拜相如为上卿，官位居廉颇之上。廉颇觉得自己功勋卓著，蔺相如仅以口舌之劳，却位居他上，实在难以服气，便对人说：“我如果遇见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一番。” 蔺相如听到后，就不肯与廉颇相见。每天上朝时，蔺相如都假称自己有病，不想和廉颇相争。
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就看见廉颇，马上叫人驱车避开廉颇。这样，蔺相如的门客们劝谏他，甚至想离开蔺相如而去。蔺相如再三极力劝说他们：“您们认为廉颇比得上秦王吗？”门客们都说：“比不上。”蔺相如又说：“以秦王的威武，我都敢在大庭之上叱责他，并侮辱他的大臣。我虽愚笨，难道还畏惧廉颇将军吗？我所挂念的是，强秦之所以不敢对我赵国用兵，是因为有我二人俱在。如果我二人相斗，势必不会同时生存，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个人私仇放在后面。”廉颇听说了这些话，非常惭愧，便赤裸着上身，背负着荆条，由宾客陪着到蔺相如门前请罪。从此以后，他们二人结为生死之交。
东汉时，大将军贾复的部将在颖川杀人，颖川太守寇恂便将此人逮捕归案，并把他处死。贾复认为自己受到了很大的耻辱，后来，贾复的兵路过颖川时，对手下人说：“我要是见到寇恂，必要亲手杀了他。”寇恂得知贾复的预谋后，便有意不与他碰面。寇恂的外甥谷崇此时请求带剑在身边保护寇恂，以防万一。寇恂说：“不必这样。当年蔺相如不畏惧秦王，却屈服于廉颇，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那样做的。”于是命令所属各县要盛情接待，一人可吃两份伙食。寇恂堂堂正正地在途中迎接贾复部队，但接着又假称自己有病在身而返回。贾复想带兵追赶寇恂，可将士们都喝醉了，只好让过寇恂，大军就这样离开了颖川。寇恂派人把真实情况禀告给了光武帝，光武帝把寇恂召进宫中，让他与贾复和好结为朋友，再到颖川去。
汾阳王郭子仪在堂上与李光弼在对拜，想法和蔺相如的一样。寇准以蒸羊迎接丁谓，用意和寇恂一样。安思顺统率朔方郡时，郭子仪与李光弼都是牙门都将，但是两人互不相让，即使在一起吃饭，也常常怒目而视，连一声招呼也不打。等到郭子仪接替了安思顺担任统帅之后，李光弼打算离开朔方郡，但犹豫不决。过了十天后，玄宗皇帝下诏书命令郭子仪领兵杀进赵魏之地，李光弼闻讯后，进堂拜见郭子仪，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只求您饶了我的妻儿。”郭子仪快步过来，抱着李光弼，流着泪，说：“现在国家正处于动乱，皇上被迫迁都，在外避难，除了您还能有谁能东征呢？难道是报私怨的时候吗？”于是两人紧握着双手，连连相拜，当即共同商讨破敌之策。
北宋大臣丁谓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途经雷州。早先丁谓曾将寇准贬为雷州司户。此时，寇准派人送来一只蒸羊给丁谓，以示地主之谊。丁谓很感动，想见见寇准，寇准回绝了他。寇准听说家僮们都想找丁谓报仇，寇准立即关上门户，不让他们出门，直等到丁谓走远后，才放人进出。
智囊
能否作到不计恩仇、纳贤荐才、驭将以德，是衡量和反映领导者能否具备谋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没有谁能保证一辈子都不做错事。因此，对待有过错、与自己斤斤计较的人，要有宽广的胸襟，用真心和实际行动来包容他、感化他。不能说优秀人才就不能有过失，相反，要像对待一个普通员工那样平静地对待他们的过错。
吕夷简办事得体
宋仁宗久病不能上朝理政。有一天，他的病情稍有好转，想召见主持政务的大臣们。于是坐在便殿，召中枢省、枢密院文武二大臣紧急进宫。
吕夷简被召后，过了一会儿才起身入宫，枢密大臣催他快点走，而昌夷简却象平时一样，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宋仁宗见到他们就说：“我病了这么久，非常想见见你们，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吕夷简从容禀奏皇上：“陛下身体不适，朝廷内外都很忧虑。一旦突然召见大臣，我们如果慌忙奔跑进宫，恐怕会被人们误认为出了什么不幸的大事，引起不安。”宋仁宗听后，认为吕夷简辅佐政事，考虑周全，办事得体。
李太后死后，仁宗的丧服还没脱掉，吕夷简就马上劝谏宋仁宗立曹氏为皇后。范仲淹不同意吕夷简的见解，马上去晋见皇上说：“吕夷简又教陛下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过了几天，吕夷简对韩琦说：“这件事外人不知，圣上年事已高，郭后和尚美人都双双失宠被废，后宫以姿色进御的，数不胜数，如果不立即册立新皇后，就无法平息后宫进御之风。”吕夷简每做一件事都寓有深意。
智囊
吕夷简辅佐政事，考虑周全，办事得体，每做一件事都寓有深意。
得体是什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能做好什么，不是太难，知道不要去做，不能做好，难。不自量力的时候，总是太多，换个角度，也不一定是错。但如果错了，大半是在不自知。所以，从来就是失意易，得意难。
一个人，要说话好，合理，得体，得当，到位。是不太容易。回顾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一半都挂在他的脸上，枯涩，骄横，自矜，狡诈，一举一动当中，藏无可藏，也无可躲。所谓阅历生活，不过是让自己看起来更体面些，不至于太过自惭形愧。而其中得到什么，失去了什么，只有自己知道。
每个人都需要一面镜子。这话切中要害，但这样做的人，大半可能已经在惭愧和自卑当中。生活是无数场搏弈，每一个棋子都想在棋盘里面存活，以证明自己的重要，哪怕结局只是仅能站稳脚跟。可惜多数只能暗淡离开，被吃，拿掉，死去。最后的大局大多和你无关。可是哪一粒棋子无足轻重，哪一个可以甘于冷落？都争一口气，在期盼，张望，都不甘心。
说好自己能说好的话，做自己能做的事，努力，沉静，不骄妄，不自卑。争取，也懂得应该不要太在意，就好。不执着，可以得自在。
李渊论功行赏
高宗李渊攻克霍邑后，要论功行赏，军吏中有人认为那些以奴仆身份应征为伍的，不能和良家子弟享受相同的待遇。李渊说：“箭矢弹丸之中，没有贵贱之分，论功行赏之时，为什么又搞等级差别呢？应当一视同仁才行。”于是，他在西河会见霍邑的官吏和老百姓，犒劳赏赐他们，从中选拔壮丁，让他们从军。关中军官士兵想回家，都授予五品散官，让他们返回故乡。对他的这些作法，有人进言劝谏，说他把官授得太滥了。李渊便向他们解释说：“隋炀帝舍不得给官行赏，以致失去人心，我们为什么要仿效他呢？况且用官职收买人心，不是比用兵力去征服他们强吗？”
智囊
这就是效仿了高祖刘邦封四千户士兵，以犒劳赵国子弟的作法。论功行赏而不是论人行赏，李渊的做法体现了诚信与公平。在1000多年前李渊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难能可贵。
诚信是一切事物的基础，没有诚信，一切都无从谈起。在古人那里，“诚”与“信”，本来是两个意义相近、可以互相训释的名词概念。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以“诚”释“信”，又以“信”释“诚”，所谓“信，诚也”、“诚，信也”，都是“真实无妄”之意。诚是指真实、真切，引申为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行为，则有诚实、诚恳、真挚、真情实意、童叟无欺等含义。信是指求真、守诚，引申为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行为，则有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信守承诺、笃守约定等含义。
诚信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精神就是真实无妄，它要求人们尊重客观规律，树立求真、求实的精神。在“诚信”这把精神标尺面前，一切虚情假意、欺瞒诈骗的言行都会无所遁其形，遭到彻底的揭露、批判和唾弃，同时“诚信”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具有公正、不偏的特性，它要求社会群体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树立起公正、公平的处事态度和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念。
李愬恭迎裴度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节度使李愬率领军队讨伐淮西，雪夜入蔡州，活捉了叛军首领吴元济，将他押往京城长安。出发前，他屯兵在踢球的鞠场，等待宰相、淮西宣慰处置使裴度的到来。裴度进城时，李愬披挂弓箭出来迎接，行礼跪拜。裴度不敢接受他这样的大礼，连忙朝旁边退避开，说道：“蔡州人数十年来顽固不化，不懂上下尊卑之礼，希望裴公能以你我之间的礼节向他们示范，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尊严。”裴度这才接受了李愬的拜见。
智囊
司马迁认为：“礼是人际关系亲近疏远分辨区别的最高标准，是促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办法，是皇帝威行天下、四海归心的唯一途径，也是功业声誉集大成的重要因素。天子诸侯如果能够尊礼行治，就能因此而一统天下，使万国臣服；如果不能遵守礼治，必然会因此而毁灭社稷。”
在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大可不必再恪守古代社会的繁文缛节，但是，要维护社会正常的人际关系，也要制定一些必要的礼仪规范。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主要靠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有互助互爱的善意。礼节更多的是一种形式。
冯谖买“义”
战国时期，齐、楚、魏、赵四国都有一位仁德贤明的公子，他们广招门客，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其中尤以齐国的孟尝君以礼贤下士着称，据说，他手下门客不下三千人。冯谖也孟尝君的门客之一。
公元前301年，孟尝君出任宰相，他的封地之一薛邑连年受灾，派去收租的人往往收不回田租。传舍长见冯谖能言善辩，就建议孟尝君派他去收债。临走前，冯谖问孟尝君：“主公，收完债后，可希望我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呢？”孟尝君不在意地说：“你看我家缺少什么就买些什么吧。”
冯谖到了薛地，见百姓们的确穷苦，根本就无法还债。于是冯谖把百姓们集中在一起，将债券一一核对完毕后，就假借孟尝君的名义，说是要把这些债券赐还给这些百姓，并当场把所有的债券烧掉了。百姓都称颂孟尝君贤德，无不欢呼雀跃。
冯谖就这样两手空空回来复命。孟尝君问道：“债都收上来了吗？”冯谖回答：“全部收完了。”孟尝君又问：“那你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呢？”冯谖说：“我私下盘算，您府上珍宝无数，宝马成群，美女歌姬更是数不胜数。您现在所缺少的，只是义而已。所以臣下不才，为主公您买回了义。”孟尝君一听大觉新鲜：“这义如何买得？”冯谖继续说：“现在您的封地不多，薛地虽偏远却是您最大的一块封邑。但是，您却不爱护那里的百姓，反而除了田租外还要收取债利盘剥他们。所以这次，我以您的名义把债款都赐还给那里的百姓了，债券已经被我当场全部烧毁。这就是臣下为您买回的义啊！”孟尝君听完十分不高兴。
后来只过了一年，齐王因为听信谗言，中了秦王的离间之计，很害怕孟尝君的声望超过自己，于是罢免了孟尝君的相位，让他回到自己的封邑薛地去。孟尝君一路走来心情都十分悒郁，没想到距薛地还有百里之遥，薛地的百姓们就已经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的在道旁迎接。孟尝君见后大为感动，他对仍然随侍在身边的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天我终于看到了啊！”不久之后，孟尝君就以薛地为根基，加上冯谖为他奔走周旋，很快又再次获得齐王的信任，重返朝廷。此后，孟尝君除了礼贤下士之外，还很重视对百姓宽厚仁德。这样，齐公子孟尝君的贤名更是传走于诸侯之中了。
【智囊】
民为国本，治国之道在于得民，而得民有三种方法：以德，以财，以力。以德兼民最为高明。统治者通过施恩于民，以德行感化百姓，使百姓衷心拥护。
冯谖买“义”之举，正是通过放弃眼前小利，为百姓解困，而换来了长远的利益，即百姓对孟尝君的拥戴，为孟尝君积累了人望，深得儒家谋略思想的精髓。
孙觉为民造福
宋神宗时，孙觉出任福州知府，当地老百姓中有不少人因在市场交易中拖欠官债而被关进监狱。当时正好有许多富贾商人要出500万贯钱来修葺佛殿，并请示孙觉。孙觉缓缓地说：“你们施舍钱财，为的是什么呢？”富人们说：“希望得到福啊！”孙觉说：“佛殿并未有大的损坏，菩萨也是好好的，也没有哪个和尚坐在露天的。如果你们用所出之钱替牢中囚犯尝还国家的欠债，使数百名囚犯免受枷锁之苦，那样所得的福不是更大更多吗？”富人们不得已，只得答应下来，当天就把500万贯钱交给了官府。于是，关在监狱里的人全部放出来了。
智囊
古训说：“法不徇情。”但是，人们千万不能错认为法即无情。当然，法中情，不能理夺，只宜智取。像孙觉那样，第一，不违犯法律，事事得理；第二，不违背情理，处处见义。如果孙觉没有这样的大智慧，以“苛政太猛，民不胜堪”而冲冠一怒，青史上可以留下英名，但是老百姓的痛还不是依然如原样？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只知道钻法律的漏洞，而真正聪明的人才懂得“用足政策”的奥秘。所以，我们称赞孙觉的大智慧，决不是提倡“以情代法”，而只是说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苦干加巧干，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法理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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