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就职于肯塔基大学。年中的某一天收到来自国会预算办公室玛文·法奥普的电话，告知我当时供职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罗伊·迈尔斯将要辞职，他们需要一位对预算程序改革感兴趣并且能够进行分析的人来接替他的工作。因为我的妻子刚刚在华盛顿得到一份工作，我也希望能够搬过去团聚，因此就接受了邀请。不仅在当时，甚至在1991年开始了这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都还没有意识到那个电话将会永远地改变我的职业生涯，我更没有想到这段经历会激发我进行这本书的创作。 1996年我离开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来到锡拉丘兹大学的麦克斯韦学院，重新投入学术研究中。不知何故，我离开预算办公室的时间越长，想要将我供职期间的经历与大家分享的愿望就越发强烈。在我看来，在一个充满党派之争的社会大环境里，作为一个尽力保持无党派倾向的预算办公室，其中的“故事”应当被更多的人知晓。正因为我能够接触到很多在预算办公室中工作的人员，可以获得足够多的资料和信息，所以我能够将这个“故事”公正地讲述出来。 多年以来，出于各种各样职业和个人的考虑，我的这个愿望一直埋藏在心里，直到1999年到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后，才开始将其提上日程。我需要考虑的是，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给谁听，以及讲述这个“故事”还需要哪些其他信息。可是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从制订写作计划到完成初稿的过程会长达10年之久。1990年，我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就职于肯塔基大学。年中的某一天收到来自国会预算办公室玛文·法奥普的电话，告知我当时供职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罗伊·迈尔斯将要辞职，他们需要一位对预算程序改革感兴趣并且能够进行分析的人来接替他的工作。因为我的妻子刚刚在华盛顿得到一份工作，我也希望能够搬过去团聚，因此就接受了邀请。不仅在当时，甚至在1991年开始了这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都还没有意识到那个电话将会永远地改变我的职业生涯，我更没有想到这段经历会激发我进行这本书的创作。 1996年我离开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来到锡拉丘兹大学的麦克斯韦学院，重新投入学术研究中。不知何故，我离开预算办公室的时间越长，想要将我供职期间的经历与大家分享的愿望就越发强烈。在我看来，在一个充满党派之争的社会大环境里，作为一个尽力保持无党派倾向的预算办公室，其中的“故事”应当被更多的人知晓。正因为我能够接触到很多在预算办公室中工作的人员，可以获得足够多的资料和信息，所以我能够将这个“故事”公正地讲述出来。 多年以来，出于各种各样职业和个人的考虑，我的这个愿望一直埋藏在心里，直到1999年到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后，才开始将其提上日程。我需要考虑的是，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给谁听，以及讲述这个“故事”还需要哪些其他信息。可是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从制订写作计划到完成初稿的过程会长达10年之久。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故事”不再只是按照预算办公室历史的脉络展开，而是将重心放在预算办公室的特殊功能和一些具体的项目上，当然仅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历史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我在本书中的阐述和表述是基于两个重要观点： *，客观的分析对于保证民主机制的有效性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客观分析的能力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文化本身是从一种有意识的管理决策演变而来的。我在选择阐述方式的时候，必须舍弃掉一些信息，即不能去强调一些表面上似乎值得阐述的内容。如果我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没有对某些人或者事件进行详尽的阐述，我在此向您表示歉意，尽管这并非我本意，但是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不得不这样做。 当然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创作的。这本书的完成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这些帮助既有知识上的也有私人感情上的。他们与我探讨本书的创作，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向我提供资料，阅读我已经完成的章节并提出意见。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不仅某些方面的内容会被削减，而且我可能无法完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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