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乱世，国力衰落。与列强周旋，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英美援华，力争中国四强地位，主张朝鲜独立等，仗义执言，不畏强权。他，就是国际著名法官、外交家、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北洋政府总理、南京政府司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本书对其一生的主要行迹、外交活动及外交思想进行全面论述，展现了他在国际舞台上运筹帷幄、不遗余力捍卫国家利益的外交业绩及淡泊名利、内敛从容的为人行事品格。
作者简介：
祝曙光，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硕士。现为苏州科技学院教授、高教研究所所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苏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出版著作3部，参编著述4部，发表论文50多篇。
目录：
丛书总序/石源华
引子
第一章家世、教育、婚姻
一、家世渊源,早年教育
二、津门求学,北洋翘楚
三、修身齐家,伉俪情深
四、西方绅士,东方君子
第二章赴日、美、欧留学
一、东渡扶桑,办报撰文
二、翩翩少年,洁身自好
三、求学耶鲁,为国争光
四、英译名著,蜚声学界
第三章担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
一、革命外交,非君莫属
二、颁布对外宣言,争取列国承认丛书总序/石源华引子第一章家世、教育、婚姻一、家世渊源,早年教育二、津门求学,北洋翘楚三、修身齐家,伉俪情深四、西方绅士,东方君子第二章赴日、美、欧留学一、东渡扶桑,办报撰文二、翩翩少年,洁身自好三、求学耶鲁,为国争光四、英译名著,蜚声学界第三章担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一、革命外交,非君莫属二、颁布对外宣言,争取列国承认三、处理“泗水事件”,维护华侨利益四、任教复旦公学，心系时务第四章出席华盛顿会议一、谦逊温和,顾全大局二、鲁案交涉,艰难曲折三、唇枪舌剑,为国争权第五章从北洋政府总理到国际法院法官一、拒绝清高,出任“好人政府”总理二、对奥借款案,掀起倒阁潮三、判决精当,享誉国际司法界第六章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法权的斗争一、不辞辛劳,出席关税会议二、联手顾维钧,罢免安格联三、重任在肩,主持法权会议四、依据情势变迁原则,推进修约外交五、出任司法院长,交涉撤废领事裁判权六、针锋相对,改组上海租界法院第七章再次出任外交部长一、出访日本,缓和中日关系二、临危授命,再任外长三、坚持原则,交涉卢沟桥事变四、调整外交方针,申述国际社会五、维护中德关系,接受德国调停六、反对绥靖政策,争取英美援华第八章力争中国大国地位一、提出战后集体安全理论,负责中外经济合作二、把握时机,力争中国大国地位三、主导橡树园会议,四强地位最终确立四、全力以赴,废除不平等条约五、精心筹划,确立惩处战犯与对日索赔原则尾声斯人已去,勋业永存附录一王宠惠生平大事记附录二主要参考资料后记一、家世渊源，早年教育王宠惠，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出生在香港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在家中六个男孩中排行老四，即宠勋、宠光、宠佑、宠惠、宠庆、宠益，另有姐妹三人，即妍怡、桂香和淑懿。祖父名常福，字开胜，号元琛，长于文学，信仰基督教。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接受洗礼，时年31岁，是广东省最早进教会的信徒之一，曾撰写了《圣教东来考》《醒迷论》《历艰明证》《庙祝问答》《堪舆问答》等，另有未刊印的《真道证辩》《犹太历史》等著作。由于当时广东等地反教之风汹涌澎湃，不得不避居香港，定居于荷理活道75号的道济会堂，以传教为职业。祖父原配谭氏，生二子，长子名炳耀，字沾辉，号煜初，即王宠惠的父亲；继配陈氏，生有一女。祖父卒于1914年7月4日，享年98岁。父亲王炳耀8岁受洗礼，1882年成为牧师，有多种著述，包括《孝道折衷》《播道说》《教士上书》《中日战辑》等，其中《拼音字谱》开中国文字采用注音符号的先河。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RevTimothyRichard）对《拼音字谱》一书非常欣赏，曾在《万国公报》上撰文推荐：“习见泰西文字之易学，而后知中国文字之繁难。读书者费十年之功，而犹不能尽识群书之字。且形体杂出不同。泰西以字母拼成，有一定不移之法。此中国文字之所以难也。今中国之通西文者，曾有人仿泰西以音拼字之意，别创法门，如东莞王炳耀著《拼音字谱》一书，以简驭繁，于西文之外另辟形像。”王宠惠生于1881年12月1日（光绪七年十月初十）。其所居的道济会堂隔壁是雅丽氏医院，除治病救人以外，还兼授西医课程。雅丽氏医院由何启创办。何启曾在英国学习法律，在香港以律师为业。何启伉俪情深，夫人雅丽氏亡故后，为纪念夫人，捐资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当时，孙中山在雅丽氏医院学习，课余常到道济会堂与王宠惠的父亲聊天。王宠惠在《追怀国父述略》忆及当时情景说：1887年，“我”和父亲居于道济会堂，其邻则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国父年方二十有二，习医于是间，课余辄偕学侣陈夔石（字少白）与先君子相过从，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之理想。耶稣之理想为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己救国，其牺牲小我，求谋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故二人相处，恍若志同道合，而先君子对于国父神志英爽，吐词奋发，辄叹赏之。宠惠以童年不知世事，对所言亦未尽了解，第见其口讲指画，言论风采，迥异于人而已。是为宠惠平生瞻识之始，时甫六龄。”王宠惠晚年对朋友说：“那时国父与先父相往还，我先父讲耶稣的道理，舍己救人，国父讲革命的道理，舍己救国，救社会，精神上志同道合，很是相投。我常在旁听到国父阐述革命理论主义和目的，滔滔不绝，我虽是六七岁的童年（国父长我十五岁），不能全部领会，但对国父讲推翻满清一点，确曾记得。迨甲午战后，日本打败我国，割地赔款，我看地图，以我国是地大物博人众的国家，竟败于日本，觉得国父常说满清政府腐败误国，必须革命图存，更觉有其道理，这是我最初认识国父及甲午战败后，使我幼时对国父革命主张引起深切的信念。”王宠惠还说：孙中山到道济会堂见父亲时，“一见到我，即用手摸摸我的头，要我努力读书，将来追随他做革命事业，我因得到国父这种鼓励，所以努力深造。我之有今日，决不忘记国父的训勉”。王宠惠6岁时入香港圣保罗学校学习英文，奠定了很好的英文基础，课余则跟随家庭教师周松石补习汉文。10岁升入皇仁书院读书。王宠惠天禀聪颖，加上刻苦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九日重阳节，王宠惠的大哥王宠勋在广州举行婚礼，王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孙中山亲来祝贺。婚礼中间突遇清兵前来搜捕孙中山，而孙中山已在清兵到来前离开了王家。清兵搜捕孙中山不得，遂迁怒于王家；经亲友斡旋，王家人幸免被捕。二、津门求学,北洋翘楚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总教习、美国人丁家立（CharlesDanielTenney）来香港招生，王宠惠入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是北洋大学的前身，于1895年10月2日由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设立，用原“博文书院”作为校舍。盛宣怀任首任督办（校长），丁家立被聘为总教习。1896年，学校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命名为“大学堂”的高等学校，该校名一直沿用到1912年。民国成立后，学校奉命改名为“北洋大学”。北洋大学规定学生需在校学习八年才能毕业，但学生如有在别的学校学习的经历，根据学力深浅，可以插班就读。北洋大学分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由法学家伍廷芳和蔡绍基分任总办。头等学堂即大学本科，二等学堂即大学预科，学制各为四年。头等学堂设律例、工程、矿冶和机械四学科。王宠惠由于中英文基础扎实，被分入头等学堂第四班学习，三哥王宠佑也入头等学堂学习。北洋大学对学生的遴选非常严格，“(头等学堂)学生将由二等学堂挑来者，汉文自可讲究”。“凡欲入二等学堂之学生，自十三岁起至十五岁止。按其年岁，考其读过《四书》，并通一二经，文理稍顺者酌量收录。十三岁以下十五岁以上者俱不收入。”“二等学堂之学生，照章须学西文四年，方能挑入头等学堂。”如头等学堂末班仅招30名学生，而香港一地“应考者千余人”，可见竞争之激烈。民国著名外交家王正廷当时就读于二等学堂，以后升入头等学堂。王宠惠在北洋大学学习的课程有20种，如英文、几何学、八线学（立体几何学）、化学、格致学（即物理学）、身理学（即生理学）、律法通论（即法学通论）、天文学、富国策（即经济学）、通商约章、罗马律例（即罗马法）、民间诉讼律（即民事诉讼法）、万国公法（即国际公法）、英国宪章（即英宪研究）、英国合同论（即英国契约法）、英国罪犯律（即英国刑法）、听讼法（即刑事诉讼法）、船政律例（即海商法）、田产易主律例（即土地法）、商务律例（即商法）等。北洋大学绝大多数教师为外籍，课程设置参照当时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教科书使用外文原版教材，用外语授课；毕业生可直接升入美国各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北洋大学对学生严格管理，“学生学业不进，积分不及格，由总教习核定，商之总办，高班者降班，无可降者，许留一月以观后效，又不及格则退之”。考试分月考和年终大考，考试日由北洋大臣派员监试。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因不及格而留级，甚至退学。王宠惠的三哥王宠佑曾回忆当时在北洋大学的学习情形：“民国纪元前十六年(公元1895年)，北洋大学招考学生于香港，试场设在东华医院。应考者千余人，宠佑偕弟宠惠与焉。宠佑谬以第一名获取，而宠惠亦胪列第二。兄弟侥幸连榜，时人誉之。回首前尘，犹滋惭愧。入校后宠佑进矿科肄业，同学间互相切磋，感情融洽，争执之事从未尝闻，其时莘莘学子悉以求学为主旨，政治思想极为薄弱。北洋课程虽属简单，但甚完善，故能致用。且时延专家演讲，美前大总统胡佛氏曾在矿科演讲数次。”北洋大学注重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按照宽口径、厚基础的要求设置课程，如王宠佑所在的采矿专业，除学习本专业主要课程外，“对于其它科学亦时有探讨，以作异日进求深造之张本”。王宠佑说：“本人对于学校生活之感想有三：一曰身体须耐劳；二曰工程学生应有常识；三曰认真自修。”由于北洋大学教学质量高，学生管理严，涌现了大批优秀毕业生。1901年至1907年,全国官费留美学生总计有100余人,其中北洋大学就占了半数以上。著名工程师李书田在《北洋大学之过去》一文中回忆：“光绪末年，需才益急，时袁世凯任北洋大臣，先后资送北洋大学未毕业全班赴美留学者数次，赴日留学者亦数批，成材甚夥，各为民国以还，国家社会所倚重。我国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名医学家刘瑞恒，名数学家秦汾，盐政名宿钟世铭、朱庭祺、马泰钧等，名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名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等，名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等,名军事家温应星，交通名宿刘景山，名工程教育家罗忠忱，名师范教育家李建勋、齐国梁等，均出此时，其它不胜缕数。”这些优秀人才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北洋大学被誉为“东方康乃尔”。宣统二年(1910年)，皇帝朱批张亨嘉、陈宝琛会考北洋大学毕业生。考毕，两位主考官在奏折中高度评价北洋大学的学风：“臣等遵旨即会商定期于九月初八至十六日在学部署内分场考试，并由学部派司员在场内轮流监察，以防弊端，该生等亦能恪守场规，秩然有序。试毕由臣等将各场试卷详细校阅，计列取最优等三名，优等八名，中等四名，谨将分数统计清单，恭呈御览。”由皇帝亲自派员会考毕业生，可以想见当时北洋大学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北洋大学培养了第一届毕业生，19岁的王宠惠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学校颁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大学文凭，即“钦字第壹号”文凭（时称“考凭”），各门课程总平均成绩为99.2分，有多门课程为满分100分，如英文、化学、身理学、富国策、律法通论、罗马律例、英国合同论、英国罪犯律、万国公法等。成绩名列前三名的学生，由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裕禄亲自颁发毕业文凭。该文凭上记载北洋大学的办学经过、王宠惠的入学情形和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姓名以及王宠惠学习的20门课程的名称。王宠惠的学问基础主要奠基于北洋大学，他对北洋大学也有很深的感情。抗战爆发后，天津沦陷，北洋大学西迁，与其他高校合并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王宠惠和其他北洋校友未雨绸缪，计划抗战胜利后恢复北洋大学，王宠惠任北洋大学复校委员会主任。1945年10月22日，北洋大学正式复校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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