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马海德》讲述了1936年6月，马海德（乔治·海德姆美国医生）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历尽艰辛来到陕北苏区，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故事。《我的丈夫马海德》讲述马海德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西方人士中，他是第一个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人，是唯一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人；是唯一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四个中国革命历史时期的人。《我的丈夫马海德》讲述了马海德作为一个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不但是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一位杰出的民间外交家，更是一位改变了中国数十万麻风病人以及数百万麻风病人家属命运的伟大医生……
作者简介：
1919年5月生于浙江省舟山群岛1936年加入左联领导下的艺术供应社话剧团，在“天一电影公司”拍摄电影《海葬》中担任主角1939年奔赴延安,在“延安女子大学”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并参加剧团演出1940年与马海德结婚解放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和导演工作1984年离休1989年创办成立“马海德基金会”并担任理事长
目录：
CONTENTS我的丈夫马海德
序
马海德——
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我们时代的杰出人物(黄华)1
1三个美国青年初到上海001
2路易·艾黎与马海德007
3宋庆龄与马海德011
4埃德加·斯诺与马海德014
5毛驴带路进苏区020
6找红军的路上021
7初见周恩来024
8采访毛泽东027
9访问红军部队031
10加入中国工农红军033
11我叫马海德036
目录：
CONTENTS我的丈夫马海德序马海德——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我们时代的杰出人物(黄华)11三个美国青年初到上海0012路易·艾黎与马海德0073宋庆龄与马海德0114埃德加·斯诺与马海德0145毛驴带路进苏区0206找红军的路上0217初见周恩来0248采访毛泽东0279访问红军部队03110加入中国工农红军03311我叫马海德03612马海德加入中国共产党03913在山西抗日前线04114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04215奔赴延安04616初到延安05117延安“鲁艺”生活05218第一次见到马大夫05319我到延安的第一个春节05520马大夫第一次接生05721马海德的童年05922马海德的求学时代06523我的家乡舟山群岛07324我在上海演话剧07625我十五岁演电影《海葬》07826抗敌后援会08127延河畔定终身08228结婚登记08529机关合作社的婚礼08730婚后甜蜜的生活08931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09432美加援华医疗队09533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09934马海德学中医10235印度医疗队10436延安的民间外交家10937万能博士马海德11338延安的“整容手术”11639延安整风运动11940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2141幼马的到来12442美军观察组12643延安文体生活13244北平军调部14445延安大撤退15246新中国成立前夕前言序
马海德——
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我们时代的杰出人物
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华
马海德，在中外许多人士心目中，不仅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而且是中国革命队伍中一位和蔼可亲、令人尊敬的老同志。他在中国整整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赢得了人们深深的钦佩。他生前许多感人的事迹，使人永远难以忘怀。
我和马海德初次相见，是1936年6月在西北古城西安。当时，他从上海前来，在郑州开出的一列火车上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会合，结伴同行,在西安下车，正在等待机会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苏区。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斯诺是该校讲师，我们在交往中建立了友谊和信任。在离北京去西安之前，他约我为他这次秘密的采访旅行当翻译和帮手。
序马海德——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我们时代的杰出人物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华马海德，在中外许多人士心目中，不仅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而且是中国革命队伍中一位和蔼可亲、令人尊敬的老同志。他在中国整整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赢得了人们深深的钦佩。他生前许多感人的事迹，使人永远难以忘怀。我和马海德初次相见，是1936年6月在西北古城西安。当时，他从上海前来，在郑州开出的一列火车上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会合，结伴同行,在西安下车，正在等待机会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苏区。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斯诺是该校讲师，我们在交往中建立了友谊和信任。在离北京去西安之前，他约我为他这次秘密的采访旅行当翻译和帮手。在他们下榻的西京招待所，我见到了这位叫乔治·海德姆的年轻美国医生。不久，这两位美国人便离开西安，穿过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线，历尽艰辛，进入陕北苏区，到达保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先头部队胜利结束万里长征以后的临时驻地。我当时听说，马海德已经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而奔赴苏区是他盼望已久的事。1933年，他二十三岁刚在瑞士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便越过重洋来到上海行医和进行热带病的考察。可是在“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他看到了畸形的繁荣和不可言状的黑暗，一面是饥饿、痛苦，一面是挥霍和荒淫。他痛切地认识到，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最要紧的，是医治社会的病症，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他结识了宋庆龄和在上海的几位外国进步人士：史沫特莱、路易·艾黎、格兰尼奇和汉斯·希伯，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开始用研究医学的热情来考察社会。他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的诊所经常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和开会的地方。他憧憬着另一个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1936年春，中共中央邀请一位外国记者和一名外国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苏区的情况和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经宋庆龄的介绍，马海德和斯诺分别由上海和北平动身去陕北。马海德和斯诺到达陕北苏区，仿佛来到一个神奇的崭新世界。他们作为最早来到这里的外国友人，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他们到达保安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很快就会见了他们，并且一连几个夜晚同他们谈话，向他们介绍了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抗日主张。周恩来副主席还亲自为他们安排了在苏区参观访问的旅程。我比他们晚一周也来到了保安，便开始陪同他们在保安和苏区各地参观采访并担任翻译。我们访问了红军连队、地方政府、干部学校、后动工厂和剧社，参加了连队讨论会，出席了群众大会，观看了文艺演出，同时，还采访了红军指挥员、普通战士和当地农民。我们到宁夏、甘肃前线，访问了在西征途中的红军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采访了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陈赓等人，他们富于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还随部队行动，参加了行军途中的作战演习，看到指战员们个个情绪高昂，斗志旺盛。九月上旬，斯诺结束了采访，返回保安。他于十月底离开苏区回到北平，便开始根据这次旅行采访撰写他的传世杰作《西行漫记》。马海德和我则随红军一方面军南下西（安）兰（州）公路，迎接即将走出草地结束长征的红军二、四方面军。十月中旬，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南部胜利会师。马海德和我经历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见到了领导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人，他们感人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献身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不久，我们又先后随红二、四方面军行动。马海德同广大指战员朝夕相处，他们的严明纪律和豪迈气概又使他深受感染。当时，已是深秋季节，寒气逼人，部队仍然露宿野外。黎明起身，人人胡子、眉毛上都挂上一片白霜。他们还面临着弹药奇缺、给养不足与人员伤亡的巨大困难。然而，红军指战员一个个生气勃勃，意志如钢，充满乐观和信心。马海德在行军中也表现出同样的英雄气概。有一次，我和马海德二人随部队在一条开阔的山沟里行进。拂晓时敌军重兵进攻，后卫部队打得很激烈，头顶上还有敌机在投弹扫射。周围有战士伤亡，我们二人立即用自己的马匹去驮运伤员，情势十分紧急。但是马海德始终镇定沉着，细心照顾伤员。他这种革命精神赢得了战士们的赞誉，也使我深受教育。1937年1月，马海德随部队回陕北，来到延安。经过过去半年在苏区的亲身经历，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光明、希望和力量，更加坚定了他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决心。二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前，他已把自己原来的美国名字乔治·海德姆，改成了中国名字马海德，也就是说，既保留美国的姓“海德”，又在其前头加上中国西北地区回族同胞姓氏中常见的“马”字。这不是简单的更名改姓，而是他决心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的一个重要标志。马海德在延安、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度过了抗日战争（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6-1949）的战斗岁月。他担任了军委卫生部、中央外事组和新华社等部门的顾问。无论从事哪项工作，他都是满腔热情，全力以赴。马海德初到延安时，那里没有医院，也没有诊所，什么医疗设备也没有。他便整天骑着马，背着药包，奔忙不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冒着风雪或是顶着烈日奔驰在陕北高原。营地里、学校中、广场上、大树下，到处都是他治病的地方。在治疗中，他不怕苦，不怕脏，也不怕传染上疾病。有一次，一位战士被毒虫咬伤，马海德就用嘴对着病人的伤口，一口一口地把毒液吸出。那位病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他负责在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这所医院建成后，他便成为那里最受欢迎和信赖的人。从毛主席等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到农村的老大娘，看病都爱找他。不论病人地位高低，他都尽心医治。所有的重要会诊，他几乎都参加。在延安，马海德一直同宋庆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向她报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使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得以及时将边区军民英勇抗日以及那里医药匮乏的情况告诉海外人士，唤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从海外募集的经费、药品、器材冲破了重重阻挠，源源运送到延安。马海德便又参加了这些援助物资的接收、清点和分发工作。马海德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显示出他不仅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和人民外交家。1937年11月，在廖承志的支持下，马海德和一位中国同事创立了新华社的英文部，开始向国外读者播发英文消息，及时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罪行，报道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后来，他又成为当时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的经常撰稿人。在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曾先后热情接待了前来抗日根据地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爱德华大夫、柯棣华大夫和巴苏大夫，以及德国的汉斯·米勒大夫。他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娓娓相告，使他们对中国抗日军民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当国民党的封锁被打破，一批批外国记者、外交官、军人来到解放区访问。他们到延安，总希望找马海德，因为他是唯一的一开始就在延安、深知内情的西方人。马海德陪他们参观，耐心而有说服力地同他们交谈，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和中国革命不可阻挡的前进潮流。1944年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马海德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进行过无数次的接触，经常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在与他们交往中以诚相待，不拘一格，使人感到亲切。有一次，他听他们说起罗斯福总统喜欢集邮，便立即把自己平时收存的陕北中华苏维埃邮票四枚托他们送给总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不久，中国的上空又布满了内战的乌云。1946年1月，在北平成立了由美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我又一次和他同室办公。我发现，他依然像当年那样幽默风趣，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则更加成熟了。他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期间，在北平的外国朋友中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正义立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50年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从此，马海德便一直为发展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勤奋工作，特别是他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性病和麻风病防治工作。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他带领防治性病的医疗队走遍了祖国各地，终于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性病的震惊世界的成就。这以后，他又投入了防治麻风病的战斗。为实现二十世纪末在我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奋斗目标，他不顾年迈多病，风尘仆仆，经常出现在防治麻风病的第一线，并且奔走于世界各国之间，争取国际上的多方援助。由于他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在麻风病防治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全国麻风病患者大大减少，不少县、市已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1三个美国青年初到上海七十年前（1940年3月3日），我和我的丈夫马海德（乔治·海德姆，美国人），在延安的机关合作社举行了我们的婚礼。婚后，他称呼我“妹子”，我称呼他“马”。彼此这一叫，就是一辈子。我的丈夫马海德，原名叫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一个炼钢工人家庭。1933年秋天，我丈夫刚刚在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后，就和他的两个美国同学，带着简单的行装，心中满怀着对古老神秘中国的猎奇心情从地中海乘船来到他们向往的中国，进行热带病的考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海上颠簸，又经苏伊士、科伦坡和香港等数个港口稍作停泊之后，他们三个美国青年，终于踏上了上海的土地。那一年我的丈夫只有二十三岁。马曾对我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真年轻呀，长时间的海上颠簸，也不觉得累。船一靠岸，我们三个人安排好住处，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了上海市区最繁华的南京路上，看看传说中的‘冒险家的乐园’是啥样。天色已晚，街道上有很多霓虹灯，看上去很热闹，一路上我们都很兴奋……”三个美国小伙子，兴致勃勃地走在上海的街市上。路灯下，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脸紧紧地贴在孩子的脸上，温情脉脉地哄着孩子。看到这一幕，我丈夫的好朋友克士便对马说：“中国女人那么热爱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是非常好的妻子。”马也赞同地说：“是的，我想她们应该都是——”那时，他们对旧上海的第一印象，完全被这个母亲和孩子占领了。我的丈夫和克士、雷文森三人，先后分别在上海广慈医院、路加医院找到了工作。广慈医院和路加医院都是慈善性质的医院，来这种医院就诊的大都是穷人。一般来说，诊疗费用不高，医生的待遇也不是很好。马他们几个人，基本属于志愿者，收入当然更低。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上海医学院，给四五年级的学生上临床课。在上海时间长了，马才渐渐看出，旧中国其实是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到处是战乱、饥荒、瘟疫……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正处于饥寒交迫的境遇之中，上海滩也并不是什么“乐园”。三十年代，能到医院就诊的那些穷人，平时连温饱都很难解决，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直到病得不可救药了，才东借西凑地带点儿钱来医院看看病。可由于他们中很多人入院太迟，延误了治疗。尽管这三个美国医学博士，都有很高的医术，却也无回天之力。有一天晚上，正赶上我丈夫值班，有几个人抬着一个工人模样的患者，急匆匆地冲进诊室，说病人肚子疼了两天了，吃了点止疼药也不见好，体温越来越高。马检查后确诊是阑尾炎，由于溃烂，腹腔到处是脓水，幸亏他及时地给病人做了手术。从手术室出来，他的心情很沉重，无奈地就对克士和雷文森说：“今天这个病人送来得太晚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治病给耽误了。这个社会真叫人受不了，一个简单的阑尾炎也可能死人。如果有钱，早入院半天，也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呀！”克士和雷文森也说：“再这样干下去真没有意思。”不久，这三个刚到上海的年轻人，便各自辞了职，在上海九江路租下一所房子，合伙开了一家诊所。这家诊所看病收费很低，他们几个人希望可以面向普通市民。但穷人们整日为生活奔波劳碌，连肚子都喂不饱，哪还顾得上治病啊？望着眼前这个冷清的诊所，这三个美国洋博士，有点傻眼了。他们本打算在中国工作一年再回美国，这时却不免都有些心灰意冷。1934年初，克士的未婚妻（一个美国大资本家的女儿）从美国来信，催克士回去结婚，克士便先行回国了。克士回美国后，我丈夫和雷文森支撑着这个诊所。1934的夏天，上海一位著名的皮肤病专家，要休假三个星期，邀请马暂时接替他的工作。对此马有些犹豫，他担心代班期间挣的钱，不够维持他和雷文森以及诊所的开支。见马踌躇，那位皮肤病专家便简略地介绍了他的收入：“我们有一百名外国妓女登记在册，她们定期来医院做检查、就诊，直到我们给她们签字证明她们已经恢复健康为止；另外在册的还有二百多名中国妓女，也要取得我们的签字，她们才能停止治疗。与此同时，我们还同荷兰的海上航线订有合同，为他们的船长、大副定期检查治疗。再有，我们和上海警察局也订有合同。如果这些还不够，还有三百美元一次的堕胎手术。环球航线上都有我们医院的名字，不会没有收入的。”商量后，勉强同意：暂时接替那个皮肤病专家工作。替班的三周里，马几乎每天都要给很多中、外妓女做定期检查。为了早日取得已恢复健康的签证，继续谋生，妓女中有很多人向医生行贿，甚至公开诱惑，向医生卖弄风情。这让马觉得她们这些人既可悲又可怜，还有些可恨。在此期间，雷文森独自支撑着他们的诊所。有一天，马出门后，诊所里来了一个穿着讲究、绅士模样的中国人。此人进门就用英语对雷文森说：“你好，我给你们诊所提个建议。”雷文森很有礼貌地回答道：“非常欢迎。”来人说：“我看你这位医生年轻有为，每天坐在这里，生意却很萧条，想助你一臂之力。”雷文森试探地说：“谢谢，但不知道你想怎样帮助我？”来人打量了一下这个诊所的四周，轻声说：“我有几包地地道道的海洛因，你可以把它剥开，作为药剂处方开给病人。”雷文森惊讶地说：“那不是贩毒吗？”来人嘘了一声，接着说：“这里是上海的公共租界，你是美国人，享受治外法权，谁也不敢碰你一碰，干好了，你很快就可以发大财。”雷文森毫不客气地拒绝说：“不，我是医生，是救人危亡的，不能贩毒，置人于死地。”那位绅士模样的人苦笑了一下，点头说了声“再会”，就退出去了。晚上，马回到诊所，雷文森将白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马感觉很不好，他很厌恶地对雷文森说道：“我们的处境真是糟透了。”雷文森说：“乔治，亲爱的，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们回美国吧！”马想了想说：“巴布（雷文森的爱称），一年来，我深深感到这个国家的社会弊病要比人的疾病严重得多。你看那些在政府当官的，搜刮人民财富，个个脑满肠肥，花天酒地；工厂老板剥削工人大发横财，吃喝嫖赌，纸醉金迷。只有穷苦百姓拼命地卖苦力，还养不起一家老小。我们是医生，只能给他们治身体的疾病，这种社会弊病我们确实是治不了的。你要是待不下去，想回美国，我真心地支持你，想什么时候走，我送你。”雷文森睁大眼睛问：“乔治，你送我？难道你不走吗？”马回答他说：“是的，我暂时不想走，我还想再看看这个社会将怎样发展下去。看看这些不堪忍受的现象，能在这个国家维持多久。”雷文森深知马决定的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知道劝不动他，就不再和他争了。2路易·艾黎与马海德雷文森回国后，马独自在上海九江路继续开着诊所。他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很孤独，为了打发时间，我丈夫开始把自己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上一家德国人开的书店里。他几乎每天都按时来这家书店看书，一直看到书店关门前，才把书合上放回原处，默默地转身离开，然后，第二天再来接着看。书店的主人叫艾琳·魏德迈，是荷兰籍人，店里还有个伙计叫派尔，是美国人。他们注意到了常来看书的马，便主动和马攀谈起来。由于彼此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了，时间一长，他们也会一块儿谈论一些对当时中国的看法……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丽丝·史沫特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进步的外国人士也都经常到这个书店来。魏德迈把马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并介绍马认识了史沫特莱。虽然马之前并没有读过史沫特莱的文章，但在接触中，他很快就觉得史沫特莱这位年长自己十来岁的女作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远比自己深入得多。史沫特莱对马说：“要想帮助中国人医治社会弊病，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她还告诉马，在上海有几个进步的外国人，每周都举行一次聚会，希望他也能来参加。1934年，我丈夫应邀出席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寓所举办的小型“帕蒂”。“帕蒂”上，在书店工作的美国伙计派尔的介绍下，马认识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引导马海德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人物，路易·艾黎和马海德从此成为肝胆相照的终生朋友）。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他身材魁梧，两眼炯炯有神。第一次见面，他优雅的谈吐和爽朗的性格，以及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都给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马和路易·艾黎交往日益频繁，路易·艾黎知识渊博，还会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这使马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中国被压迫人民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路易·艾黎有时周末还会带马去农村，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普通农民，了解到农民的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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