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民国三大校长


作者:王云五,罗家伦     整理日期:2015-06-22 13:13:17

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民国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生事业,他们的成就昭垂后代。三人在办学理念方面特色明显,在人格魅力方面也颇有建树。心怀救国,以教兴国;以人为本,教师先行;学贯古今,中西合璧,是三人共同的特点。本书汇集王云五、罗家伦、毛子水、叶公超等民国时期掀起过时代风浪的学者记录、回忆三位校长教育理念与为人治学的经典文章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原名云瑞,字岫庐。现代著名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对中国近代出版、文教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曾主持出版“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1979年8月病逝于台北。
  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1917年入北京大学,曾参与发起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后赴欧美留学,1926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1950年到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后病逝于台湾。著有《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等。
  目录:
  
  第一编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
  蔡孑民先生与我/王云五
  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毛子水
  随侍蔡先生的经过及我对他的体认/姜绍谟
  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程沧波
  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与活动/邓嗣禹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陶英惠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伟)笔记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晚年在香港及逝世经过/关国煊
  第二编清华校长梅贻琦
  五月十九念“五哥”/梅贻宝
  我最初认识梅月涵先生时的一件小事/王云五
  梅贻琦——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叶公超
  目录:
  第一编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
  蔡孑民先生与我/王云五
  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毛子水
  随侍蔡先生的经过及我对他的体认/姜绍谟
  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程沧波
  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与活动/邓嗣禹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陶英惠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伟)笔记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晚年在香港及逝世经过/关国煊
  第二编清华校长梅贻琦
  五月十九念“五哥”/梅贻宝
  我最初认识梅月涵先生时的一件小事/王云五
  梅贻琦——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叶公超
  酒杯边的琐忆——兼记梅贻琦先生饮酒的风度/黄季陆
  悼念先师梅月涵先生/刘崇
  回忆梅月涵校长/罗香林
  在大树底下躲雨——梅故校长月涵先生追忆/顾献樑
  怀念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徐贤修
  清华与我——贺“清华大学”七十五岁/孙观汉
  第三编南开校长张伯苓
  张伯苓先生小传/张源译
  五则故事话“南开”/马国华
  “南开先生”张伯苓/丁履进
  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吴大猷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宁恩承
  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节选)/何廉
  张、梅两校长印象记/柳无忌"
  前言总·序
  杨天石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总·序
  杨天石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30万字,453期就是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主人”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蔡元培自述
  蔡元培
  一、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
  我六岁(以阴历计,若按新法只四岁余)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本来初上学的学生,有读《三字经》的,也有读《千家诗》或先读《诗经》的,然而我没有读这些。我读了三部小书以后,就读四书。四书读毕,读五经。读小书、四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了,先生才讲一点。然而,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
  读书以外,还有识字、习字、对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义的开始。识字是用方块字教的,每一个字,不但要念出读法,也要说出意义。这种方法,现在儿童教育上还是采用的,但加上图画,这是比从前进步了。习字是先摹后临,摹是先描红字,后用影格;临则先在范本的空格上照写,后来将帖子放在面前,在别的空白纸上照写。初学时,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写,熟练了,才自由挥写。对句是造句的法子,从一个字起,到四个字止,因为五字以上便是作诗,可听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范句了。对句之法,不但名词、动词、静词要针锋相对,而且名词中动、植、矿与器物、宫室等,静词中颜色、性质与数目等,都要各从其类。例如先生出了白马,学生对以黄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黄金、狡狐等作对,就不算好了。先生出了登高山,学生对以望远海、鉴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绿野、放四海等作对,用颜色、数目来对性质,就不算好了。其他可以类推。还有一点,对句时兼练习四声的分别。例如平声字与平声字对,侧声字与侧声字对,虽并非绝对不许,但总以平侧相对为正轨。又练习的时候,不但令学生知道平侧,而且在侧声中上、去、入的分别,也在对句时随时提醒了。
  我的对句有点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八股文托始于宋人的经义,本是散文的体裁,后来渐渐参用排律诗与律赋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体,通常虽称八股,到我学八股的时候,已经以六股为最普通了。六股以前有领题,引用题目的上文,是“开篇”的意义,六股以后又有结论,可以见自领题到结论,确是整篇。然而,领题以前有起讲(或称小讲)十余句,百余字;起讲以前有承题,约四五句,二十余字;承题以前有破题,仅二句,十余字。这岂不是重复而又重复吗?我从前很不明白,现在才知道,这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先将题目的一句演为两句(也有将题目的若干句缩成两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为);进一步,演为四句;再进一步,演为十余句;最后乃演为全篇。照本意讲,有了承题,就不必再有破题;有了起讲,就不必再有破题与承题;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与起讲。不知道何时的八股先生,竟头上安头,把这种练习的手续都放在上面,这实是八股文时代一种笑柄:我所以不避烦琐,写出,告知未曾作过八股文的朋友。
  我从十七岁起,就自由地读考据、词章等书籍,不再练习八股文了。
  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一九一二年起的。一九一二年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括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一九〇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这是我为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一九一二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第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第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第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是时想不到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第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被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一九一六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翻一翻。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到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的(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沈兼士兄弟及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地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江艮庭君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理。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员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因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受了教会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则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常为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克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矿、冶金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以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生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绝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的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一九一二年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
  林君来函:
  鹤卿先生太史足下:
  与公别十余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以为歉。属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嘱为题词,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谨撰跋尾归之。
  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尚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麇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汉族,当在杭州时间关避祸,与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变,勇士也!公行时,弟与陈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异趣,各衷其是。盖今公为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交情固在,不能视若冰炭,故辱公寓书殷殷于刘先生之序跋,实隐示明清末季,各有遗民,其志均不可夺也。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拉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便之方。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灵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节,又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在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粹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籀篆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胜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
  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唯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集,甚为我公惜之。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唯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趋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林纾顿首。
  我的复函:
  琴南先生左右:
  于本月十八日《公言报》中得读惠书,索刘应秋先生事略。忆第一次奉函时,曾抄奉赵君原函,恐未达览,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题词,甚幸。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唯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以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唯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今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唯《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公不云乎:“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者耶?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若大学教员,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何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科,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于《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唯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疑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之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红楼梦》之小说家,能于《续水浒》《红楼复梦》等书以外,为科学、哲学之讲演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通奸、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此复,并候著祺。
  蔡元培启
  八年三月十八日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一九一八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之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命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见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绝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委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科研究所,只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困难一点。自一九二〇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察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一九二〇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法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实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订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幅无多,视同废纸。只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身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一九二一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书画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诸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一九二〇年冬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时校长的任务由总务长蒋君代理。回国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一九二二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彭君此举,在公议上,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一九二三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一九二六年,始回国,那时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一九二七年,国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惶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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