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评传》以梁漱溟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为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其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揭示了作为国学大师的梁氏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挥和独特的贡献。作为“行动的儒者”，梁漱溟不仅是卓而不群的思想家，而且也是勇敢的社会探险者。《梁漱溟评传》亦从学术的角度，指证了他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和留给后人的无穷思索
目录：
总序张岱年／001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钱宏（执笔）／004
序汤一介／001
英文提要／001
第1章究元决疑：早年的困惑与求索／001
1.1少年身世／001
1.2青春期的历练／011
1.3替释迦说个明白／023
第2章文化论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036
2.1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036
2.2人生态度与文化模式／045
2.3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两难／053
2.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震荡／064
第3章行动儒者（上）：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运动／073
3.1民族自救运动的觉悟与乡村建设的初步尝试／073总序张岱年／001重写近代诸子春秋钱宏（执笔）／004序汤一介／001英文提要／001第1章究元决疑：早年的困惑与求索／0011.1少年身世／0011.2青春期的历练／0111.3替释迦说个明白／023第2章文化论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0362.1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0362.2人生态度与文化模式／0452.3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两难／0532.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震荡／064第3章行动儒者（上）：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运动／0733.1民族自救运动的觉悟与乡村建设的初步尝试／0733.2中国文化与乡土社会／0863.3山东乡村建设运动／109第4章行动儒者（下）：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政治／1234.1为团结抗日而奔忙／1234.2为和平建国而努力／1384.3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政治／152第５章多棱聚焦：梁漱溟晚年的是是非非／1715.1历史的误会／1715.2中国—理性之国／1885.3人心与人生／203梁漱溟学术行年简表／209后记／224 前言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国学大师丛书》表现了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了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规模宏大，意义深远。——张岱年 当时漱溟尚无成稿，出了50元酬金招聘听讲学生中夙擅记录者一人为之速记，德文系学生陈政有幸中选，这样便有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第一种讲演本。第二年暑假，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漱溟又至济南讲授同一题目，一连讲了四十天，由随行的中文系学生罗常培记录，在山东首次铅印成书，这便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第二种讲演本。随后，漱溟以罗记本为主，参酌陈记本，又加写了最末一章，编定是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1月正式出版。梁漱溟为什么放下正常的课程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东西文化的思考与讨论中去？我认为这固然与他由佛转儒的学理变化和回到世间来的人生态度之转折有很大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深切感受到了“刀临头顶、火灼肌肤、呼吸之间就要身丧命倾”的文化命脉正在断绝的严重威胁和压迫。他指出，东西文化问题，西方人只看作“一种消闲的考据”，东方诸落后国家“说不上着急的资格”，只有在中国成为最急迫的现实问题。②五四前夕，先进的中国学人在历经了维新、革命的屡次失败，尤其是袁世凯窃国复辟的惨痛教训之后，开始把向西方学习的眼光由社会制度转向思想文化层面。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大声疾言：“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③他将中西文化的冲突分为七期，呼唤最终的文化上“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以根本解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的近代以来之困局。黄远庸在《新旧思想之冲突》中，明确将西学东渐的历程分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三个阶段，谓：“盖在昔日，仅有制造或政治制度之争者；而在今日，已成为思想上之争。此犹两军相攻，渐逼本垒，最后胜负，旦夕昭布……盖吾人须知新旧异同，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所在。本源所在，在其思想。夫思想者，乃凡百事物所从出之原也。”①梁漱溟面对这种“渐逼本垒”、思想决战已到最后关头的情势，心不能不为之所动，精神上自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不得不急切思考“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咽喉去着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东方化究竟能否存在？”②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对于新思潮的非民族主义倾向和北大新派教授们缺乏忧患意识的坦然心境，漱溟也深深地感到焦虑，他说： 《新青年》杂志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锋利，在他们不感觉到痛苦；仿佛认为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干；仿佛自己被敌人打伤一枪，犹视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③我自己虽然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环境气氛却对我讲东方古学的无形中有很大压力。就是在这压力下产生出来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④ 正是抱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积极思考现实、回应时事的论战姿态，梁漱溟投入到了当时如火如荼的东西文化大讨论中。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首先批评了有碍此项研究的三个说法。一是俟诸将来说，指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二是东西调和论，针对章行严的《新时代之青年》、陈嘉异的《我之新旧思想调和观》等文，梁漱溟明确提出“如果要开辟新局面必须翻转才行”；而东西优劣互补、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之说，“完全是糊涂的、不通的！”①三是范围太大、无从入手说，认为这是学术界的“疲缓、劣钝”所致，只要认真对待，研究的路总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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