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评传》全面深入的介绍了闻名遐迩的国学大师钱穆的文化生命与学术生涯，他的民族悲情，忧患意识、崇高人格和渊博的学识，评述了他独特的历史文化观、中西比较论、人生论及关于四千年中国文化史、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方法和卓越贡献。作者以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重建为主线贯穿全书，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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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后记／284 前言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国学大师丛书》表现了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了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规模宏大，意义深远。——张岱年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后，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他晚年的生活。在此期间，他除兼任公职外，或外出讲学，或从事辛勤的笔耕事业，整理完善自己以前出版的著作并重新再版，同时也撰写一些新著，继续为阐扬中国文化而献身。这一时期，钱穆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除了规定课程之外，他日夜专读《朱子语类》，这是他在成都华西坝病中通读全书后的第二次，两次相隔二十年。定居台北后，他先住在金山街，翌年七月迁至双溪，开始撰写《朱子新学案》一书。此书得到哈佛资助。他先后用六年时间完成此书，写了《朱子学提纲》冠之于书首，使读者在读这部巨著时能先了解一下其概要。《朱子新学案》是一部论述朱熹思想与学术的专著。作者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朱熹本人，而且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思想上、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界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重孰轻，也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解决了学者治学方法上出现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钱穆完成《朱子新学案》一书以后，应邀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每周两小时。学生来双溪他的住处客厅中上课。又应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邀请，被特聘为研究员。台湾故宫博物院为钱穆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他又在文化学院讲课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有一年，孔子学会邀请钱穆写《孔子》、《孟子》两传。由于他早年曾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并因此引申推广为《先秦诸子系年》，后又有《论语新解》，本想婉言谢绝，但又推托不掉，于是先写《孔子传》，也还觉有新的收获。不料交稿后却受到孔孟学会评议会的指责，指出稿中某些条款应修改。钱穆认为这是学术著作，不比政治行事，须遵会议决定，学术著作只须作者本人负责。他自认此稿也曾是“字字斟酌，语语谨审，经数十年之私见，但亦有据有证，非另创新说，岂得听评议桌上一二人语，遽毁生平？”①此书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发表。钱先生回忆在他生平著作中，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顾颉刚曾送清华大学，由于其出版丛书委员会中有人指出体裁不当，令改撰，钱遂转送商务印书馆出版。又有《国史大纲》一书，经当时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经多次争执，终于仍依照原稿出版。此次《孔子传》一书付印的周折，是他平生著书的第三次。这说明钱对待自己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凡是经过自己考证和深思熟虑的见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决不屈从于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压力，维护了自己的学术尊严。钱穆在撰写《朱子新学案》时曾随手选抄朱子诗，后又读邵雍、陈献章、王阳明、高景逸、陆桴亭等人的诗，后编成《理学六家诗抄》一书。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学家中，他爱诵的诗尚不少，但以此六家为主。他认为理学家主要关怀人生，而吟诗是人生中一个主要项目。他爱吟诗，但不能写诗。他觉得吟他人诗，若与自己的意境相吻合，如出自己肺腑。他说，在闲暇之余能写一部《理学诗抄》，也是非常快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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