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自传的发生、发展与卢梭自传《忏悔录》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庆标编著的《自我的现代觅求--卢梭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1919-1937)》试图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聚焦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考察《忏悔录》在现代中国(1919—1937)的译介、传播，以及自传者对它的接受，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现代自传的进程及国民心理进行审视。整体而言这种关系体现在诸多方面，既有积极的接受和认同，又有内在的抗拒和鲜明的批判，体现了他们在人性认知、价值取向、“原罪”与“性善”、“忏悔”与“自省”方面的差异，也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郁达夫、巴金、郭沫若、吴宓这四位既是独特的个案，又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本书将专门解析，以微观方式呈现现代国人的“自传式生存”状态。本书对传记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有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梁庆标(1978一)，男，山东郓城人，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兼职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代传记研究》编委，主要从事传记理论与批评研究、西方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文学》、《现代传记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自传理论与批评研究”(11CWW01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11&zDl38)之“港澳子课题”，同时正主持编译《最新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
目录：
引言
第一章自传研究的理论视角
第一节自传与自我意识
第二节自传与身份认同
第三节作为“微观政治”的自传
第二章中国现代自传发展述要(1919—1937)
第一节中国现代自传的背景考察
第二节现代自传的风貌
第三节现代自传的特质
第三章研究综述
第一节域外视野
第二节国内研究
第四章《忏悔录》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第一节《忏悔录》的译介与接受(1907—1928)
第二节《忏悔录》的译介与接受(1928—1937)引言
第一章 自传研究的理论视角
第一节 自传与自我意识
第二节 自传与身份认同
第三节 作为“微观政治”的自传
第二章 中国现代自传发展述要(1919—1937)
第一节 中国现代自传的背景考察
第二节 现代自传的风貌
第三节 现代自传的特质
第三章 研究综述
第一节 域外视野
第二节 国内研究
第四章 《忏悔录》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第一节 《忏悔录》的译介与接受(1907—1928)
第二节 《忏悔录》的译介与接受(1928—1937)
第五章 《忏悔录》及其影响下的现代自传
第一节 《忏悔录》的自传意义
第二节 《忏悔录》影响概说
第六章 自我剖析与个性张扬：郁达夫自传
第一节 “中国的卢骚”
第二节 “零余者”郁达夫
第三节 “自我／国民”的纠葛
第七章 “真实”与“忏悔”的限度：巴金自传
第一节 以卢梭为师
第二节 回到“青年时代”的巴金
第三节 自我的“埋葬”与“流放”
第八章 变幻中的“球形”人格：郭沫若自传
第一节 卢梭“万岁”
第二节 “文学=革命”
第三节 “忏悔”之路与“球形”蜕变
第九章 “反卢梭”的困境：吴宓自传
第一节 以卢梭为“标靶”
第二节 “道德家／浪漫诗人”吴宓
第三节 “自缚／自搏”的困境
结语
附录 中国现代自传主要书目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2013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刊发了一则“郑重道歉”启事，此事迅速传播，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了某些人的效仿①。
8月20日，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陈小鲁会长(陈毅之子)的“公开道歉信”也在网上广为流传。还有人征集了30多人的忏悔文章，正准备出版《我们忏悔》文集，试图推进国人的集体忏悔。这些道歉者、忏悔者都曾是“红卫兵”，在“文革”期间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为此心怀愧疚，难以平复，经过长久的天人之战，终于在年老之际表达了公开的“忏悔”。其“忏悔话语”虽然比较简略，但态度诚恳，也确实触及了敏感且普遍的问题，传达了积极的信息，如陈小鲁在信中如此说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可以肯定，在此影响下，此类忏悔还会更多、更深入。客观地说，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并不多见，因为他们的忏悔自白并非由于个人私利或外在压力而发，而是源自自我的内在需要，而且也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官方的、亲人的等)的障碍与阻力，如《我们忏悔》的出版就困难重重，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但是考察中国现代思想史和自传史，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鲜见，甚至还一度形成风潮，是现代知识分子自传中的流行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红卫兵”的道歉可以看作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忏悔人格”的回响，是一度断裂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复苏的传统的延续，是追求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自我的持续努力。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当代自传书写的特性、价值及不可避免的缺陷，返归现代自传的场域，对其产生背景、影响因素和表现特征进行考察，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中国自传虽有悠久的传统，但缺乏佳作，发展缓慢，进人20世纪20、30年代，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自传才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风貌，进入了自传写作的“黄金时代”和“现代”时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可否认，西方自传的传播和影响在其中起了直接和重大的作用，而法国自传家卢梭(Jean-JacquesR0usseau)的《忏悔录》①则被公认为产生了最大影响的经典自传：“卢梭《忏悔录》是介绍到中国最早、影响也最大的西方传记作品，它对中国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且在20世纪20—40年代和80年代引起了“卢梭热和自传热”②。鉴于这部经典自传与中国现代自传如此密切的关系，本书将聚焦这一现象，试图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忏悔录》在现代中国大陆(1919—1937)③的译介、传播，以及中国现代自传者对它的选择和接受情况，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现代自传的进程以及国民心理进行审视，同时也借此窥测这一时期中外文学关系的一般状况。
毋庸置疑，对中国现代自传的发展而言，歌德的《诗与真》、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等自传经典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之所以选择《忏悔录》作为分析的对象，则基于更多具体的因素。首先，《忏悔录》承前启后且独树一帜，是现代自传的滥觞和代表，这一点已为研究者和读者所公认①；其次，它提出并包含了诸多关于自传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触及了人性的基本层面，如真诚、虚假、忏悔、辩解、身份、自我意识等。通过自传中的自我剖析、解释与诉求，卢梭也成为以个性自由、独立为特征的现代自我的典型；再次，如前所述，它一般被认为在中国现代自传者中接受最广、影响最深，且已为学术界普遍承认，因此极具研究价值。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不容乐观，这也是激发本书写作的一个促动因素。虽然已经有部分研究者涉足《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的关系这一论题，试图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进行论证、分析，不过，切实的、整体性的实证研究依然缺乏，大多研究还是陷于臆测或平行的对照。这必然给人留下一些疑惑：《忏悔录》在现代中国的译介是否丰富，接受者的接受心理或对它的认识与评价如何，对它的认同或抗拒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一问题依然值得认真探究。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基亚曾经对影响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有关影响的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令人失望的”。②不过应该看到，他针对的主要是总体性的、片面性的影响研究，因为每个作家、每个民族的文学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种笼统的分析往往会掩盖许多复杂的事实和真相，将文学关系简单化。因此，对接受者的接受语境、接受方式和心理的具体分析尤为重要。为了尊重事实，实证的方法、对话的态度必不可少，一切假设、怀疑、争辩，都意在抽丝剥茧中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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