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中共党史上一位具有典范意义的红色教授。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早期代表人物，自1930年代便活跃于左翼文化界，延安时期更在中共理论界声名鹊起，直至1949年以后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的奠基人之一。何干之的人生道路是怎样塑造形成的？他是如何参与波澜壮阔的中共革命历史书写的？他的学者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是如何发生张力的？他的人生浮沉与学术枯荣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何干之传》本书作者耿化敏凭借青年学者的学术判断和理论勇气，依据详尽的档案和文献，遍访传主的门生、亲友及生平知情人，融会贯通史学界的已有成果，同时配有80余幅珍贵照片，让读者走进何干之的人生舞台和精神世界，观赏他的一幕幕故事，品味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中的命运。《何干之传》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目录：
第一章家世和童年
台山的华侨子弟
“此乃吾家之千里驹也”
第一次婚姻
第二章从教育救国转向革命ll
在中山大学接受革命启蒙
在台山宣传民主主义思想
第一次留日
组织成立广州文总
离粤赴沪寻党
第三章上海左翼文化战线的健将
上海入党
第二次东渡日本
参加新社会科学运动
第四章为抗战救亡呐喊第一章 家世和童年
台山的华侨子弟
“此乃吾家之千里驹也”
第一次婚姻
第二章 从教育救国转向革命ll
在中山大学接受革命启蒙
在台山宣传民主主义思想
第一次留日
组织成立广州文总
离粤赴沪寻党
第三章 上海左翼文化战线的健将
上海入党
第二次东渡日本
参加新社会科学运动
第四章 为抗战救亡呐喊
抗日救亡的文化自觉
“认识应从根本着眼”
“半殖民半封建”的论战总结
“新的民主革命”的创见
近代启蒙运动演化的真义
30年代的学术崛起
第五章 延安岁月
奉调奔赴延安
陕北公学的新生活
学术新生
与“战火中的大学”同行
亲历整风运动
第六章 从华北联大到华北大学
在“文化城”张家口
八百里“小长征”
领导正定7区土改
在华北大学迎接全国解放
婚姻波澜
第七章 新中国的红色教授
在北平各大学“上大课”
开创“中国革命史”课程
第八章 从“三反”到“胡风事件”
风起于青萍之末
“当头一棒”的“三反”
“胡风事件”中的惊魂一刻
第九章 从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整风反右
评定一级教授
创立人民大学历史系
在整风反右的漩涡
政治理论课的厄运
第十章 动荡岁月
学会“冷静地思考”
剥夺讲课权利
“宣传修正主义”
逆风而述
第十一章 乍暖还寒
重登学术舞台
迎接甄别的春天
26次党委会前后的鼓与呼
推动党史转向现代史的努力
出访阿尔巴尼亚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
亲历反教条主义整风
突出政治的教改
龙泉寺的学术批判
龙卷风来临
第十三章 动乱年代
被抛出的“反动学术权威”
两派对峙下的批判狂潮
“反面教员”的“解放”
历史回声
何干之生平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前言 推进中共史学家研究的努力 杨凤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历史研究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无论是党史人物还是党史事件，抑或是重大的思潮、理论政策方针和历史现象，都 推进中共史学家研究的努力杨凤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历史研究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无论是党史人物还是党史事件，抑或是重大的思潮、理论政策方针和历史现象，都有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问世。仅就党史人物研究而言，不仅成立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还推出了“中共党史人物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等大型专门丛书，更有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为代表的一批人物传记力作。从学界的现状来看，当下的人物传记多以政治要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对中共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则缺乏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讲，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宜应把参与中共历史书写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整体性地纳入研究范畴，因为只有具体考察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品格和学术业绩，才有可能深层地追寻20世纪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轨迹。在中共史学史上，涌现出一些具有卓越建树的史学家，他们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近20年来，重写20世纪中国学术史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一大潮流，有关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吕振羽、侯外庐、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对于同一时代的中共党史学家的研究仍很滞后。如果说过去因为中共历史与现实政治的距离太近，学术研究还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各种限制，那么现在可以说开展严肃客观的历史研究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这不仅指党史研究环境的开放，有关党史学家的史料得到整理出版，更重要的是党史学界关于“学术史”的问题意识空前增强。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关于胡乔木、胡绳、龚育之、胡华等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毋须讳言，仍存在很大的空白地带。在党史学家群体中，何干之就是一位既不可绕开，又有待加强研究的历史人物。何干之是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开创者，他自1937年在陕北公学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党史教育，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30余年，写下300余万字的文稿，培养了大批中共党史教学与科研人才，为新中国高校中共党史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到今天，中共党史的教学体系、研究领域与学术队伍仍受到他的党史成果和党史思想的影响。换言之，何干之是回顾中共史学史的一个重要“标本”。有鉴于此，青年学者耿化敏自2007年开始潜心为何干之写传。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作者4年劳动的成果。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何干之的人生经历和党史成就的学术专著。作者尽其所能地占有史料，不仅广泛搜集了各种公开文献，还查阅了一手档案，开展了大量访谈工作，使本书的写作有了坚实的基础。作者还坚持历史主义的笔法，以传主的生平为主线，全面再现了何干之追求马克思主义，献身党史教育事业的人生历程，并在铺陈史实和寓论于史的结合中，重点刻画了若干重要的历史关节点，适当描述了传主各历史时期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情感，从而使人物形象既丰满又生动。不仅如此，作者还尝试“以小见大”，把传主的个体史置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变动中，力图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勾勒出中共党史学科早年的历史风貌，以利于知识分子工作和党史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当然，这部著作肯定还有一些不足或改进之处，好在作者不但年轻而且有踏实虚心的学术品德，以后自可补其缺憾。何干之先生是党史学界的前辈、大家。他的传记理应有与他可比肩的人物作序。本人是后学、晚辈，本不该在此涂鸦。无奈，传记作者曾是我的博士研究生，我也只好勉为其难。另外，何先生曾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第一任主任。几十年之后，我作为后学亦忝居主任之位，似乎可以此序表达对前辈的敬慕之情。作为耿化敏的博士生导师，我看到他在参加工作几年后完成了这样一部著作，感到十分欣慰。希望这本书对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起到一点推动作用，对中共史学史研究中的”断裂”现象有所补正，也希望作者以此为新的起点，在党史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绩。2011年11月 离粤赴沪寻党何干之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活动，逐渐引起广州当局的注意。因为他教书很受欢迎，省立女师、国民大学原本对何干之这样的左倾教员还是比较宽容的。两校校长在广州政界颇有势力：女师校长李雪英为广州社会局局长的夫人；国民大学校长吴在民是一个老官僚，副校长张香谱为广州社会局局长之兄，与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书记林翼中关系密切。1932年底，李雪英曾向余卓鸣调查何干之的历史，余当即告诉何干之要注意自己的活动。到1933年，他的政治面目已经暴露，学校有人告发他宣传“赤化”。同时，与他接触密切的梁唯文、张露心、梁宝钿等一些学生也被学校注意，如梁唯文的二妹警告她不要和谭秀峰接近，邓洁也受到父亲的警告。文总是秘密团体，而许多盟员有公开职业为掩护，有公开住址，学生都住在学校。一旦—人出事，整个组织都有可能遭受破坏。鉴于形势紧急，何干之先是代表文总通知一些成员，说如有人问起组织情况，就说现在环境很恶劣，活动很困难，整个组织已自动解散。他因在广州找不到党的关系，这时计划到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因为担心一时找不到党组织，他准备向亲戚故旧筹集一笔资金，到上海后先办一个印刷厂和一个书店，这样既可以解决生活问题，又便于宣传工作。这个计划得到谭国标、温盛刚等人的支持。1933年秋，何干之提议召开了文总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对策。他主持会议，先报告被当局注意的情况，后介绍去上海寻找党的计划，号召大家努力集股筹办印刷厂。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凡是身份已经暴露者都要设法转移到上海，或到广东内地各县做中小学教员。会后，何干之等人分头去集股筹资。他原本估计在寒假回乡后能在亲友中筹得资金2000元，又听说刘彦邦也有办印刷厂的计划，正准备找他商量事宜，不料11月国民大学副校长张香谱找他谈话。这是当局准备缉捕他的一个信号。张香谱与何干之私交很好，善意地劝诫说：“你在学校里教书，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在大学里也有学术研究自由。作为学术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大学讲坛也是可以讲的，只要没有共产党的活动，写个公开声明，政府也可以谅解的。”张还表示何干之如果去国民党党部声明—下，没有问题，学校可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还可以继续留校教书。他唯唯诺诺地敷衍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任何秘密组织，无须发表什么声明”。谈话不欢而散后，何干之立即向谭国标、温盛刚报告谈话经过，并将文总书记一职交代后，决定尽快离开广州。不几天，余卓鸣在社会局看到政府通缉令的案卷后，立刻告知何干之，他当日离开了广州。12月，何干之经香港回到台山，和余碧在乡下躲避当局的通缉。到1934年初，广州的形势更加严重。1月底，陈济棠派代表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甩掉”反蒋抗日”的面具，加紧镇压广州的革命力量。28日晚，为纪念上海一二八事件两周年，中山大学抗日剧社在中山大学附小平山堂公演抗日戏剧。演出结束后，文总成员在剧场撒传单，喊抗日口号，结果被敌探跟踪。陈济棠把文总的活动视为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加以镇压，当晚派出大批特务和军警进行大搜捕，被捕者有李炳义、罗昌謇等10余人。不几天，因有人告发，被捕者达60余人，文总及其各联负责人大部分被捕。8月1日，谭国标、温盛刚、凌伯骥、郑挺秀、何仁棠、陈步文7人被枪杀，临刑前一起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万岁”等口号。这是1930年代广州文化界最大的一次屠杀案。至此，广州文总停止了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建立了文总7烈士墓。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文总成员部分转移到上海，部分避走香港。自何干之离开女师后，学校加强了对进步学生的监视。1934年春，梁媛雄因在上海有家之便，与梁宝钿等女师几位同学经谭国标介绍先行赴上海，找到上海文总，加入了上海社联。1934年1月29日，社联成员、广州岭南银行职员黄韦文得到消息后也跑回台山，并告知何干之大逮捕的情况。同时，金石声也赶到台山通知他赶紧躲避。2月，农历除夕夜，何干之来不及和家人吃团圆饭，由余碧挑着行李送到火车站。经香港到了上海。他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后，原本准备在广州以谭国标、温盛刚等人为中心，建立广州文总党组。当他听到广州同志被杀的消息后极为伤心，曾想联络广东籍学生回去开展工作，为死者复仇雪十艮。为此，他找上海党组织商量，但因接头的同志被捕，再加上党组织也不同意，未能实现回粤计划。对于文总牺牲的同志，何干之从未忘怀。1964年，他接待来访的中共广州党史组工作人员，谈了对撰写《谭国标传》的意见：谭国标是革命民主主义者，1929—1931年留学日本时，开始追求真理研究主义，以致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31年九一八回国后，一直从事左翼文化运动。为了取得领导，在广州、香港等地寻找党的组织，没找到。1933年底我离开广州，一方面是为了逃避陈济棠的通缉，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找党的组织关系。1934年春，我在上海找到党，正要准备在广州以谭国标、温盛刚等为中心建立广州文总党组，但广州文总被破坏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谭国标所走过的道路。我们那时是如何渴望找到党，并且在组织上加入党呢？这种革命热情至今记忆犹新。谭国标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找不到党，在组织上没有加入。建议追认谭国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发起成立广州文总，是何干之登上左翼文化运动舞台的开始。关于当年斗争的困难情况，他于1960年代初先后两次向中共广州党史组介绍说：“分盟并不是党的组织，而是党领导的团体而已”，“在军阀陈济棠的统治下，及整个国内外白色恐怖下，进行革命活动是极端危险困难的，所以和上海文总的联系很少。广州在当时有无党的组织，也不知道。”尽管如此，文总得到党的指导和影响是不争的事实。1930年代初期曾任上海社联党团成员、研究部部长的韩托夫回忆说：“1932年底到1934年初这段期间，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单独进行活动，以自己的行动去团结、影响群众，文总是进步的群众组织，有党员起领导作用，但这时对内对外均无党的组织关系，广州的文总亦是如此。”这一时期，广州文总的活动有力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的革命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培养了党的后备力量，对贯彻党的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和1936年广州党组织的重建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它的工作方法与斗争方式也有一些“左”的缺点，给革命文化工作和进步文化组织造成了损失。P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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