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为策反清朝海军的第一功臣、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居功至伟，却深藏功与名；处事谨慎、与世无争，却力挫袁世凯、巧治汪精卫；坚持抗日，不遗余力，“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寄情山水、梅妻鹤子，生平有“三好”：“好佛、好古玩、好客”，却连任国府主席；克勤克俭，将一生积蓄设立“林森奖学金”、捐资办学。
他，为官处世，谦虚低调、朴素清正,奉行“不再娶、不治私产、不杀生而素食”的“三不”原则，讲究“无为而治”。在主席任上，还曾得到另一个“三不”的雅号，即“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
这就是一代平民元首林森，历史应该将他铭记。
作者简介：
刘小宁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秘书长，浙江大学客座教授。著有《话说民国：1937—1949》、《民国肇基：辛亥革命在江苏》、《风雨沧桑总统府》等。
目录：
家世和求学经历
第二故乡台湾
共和革命
临时参议院
北京议会
海外三年
辗转奔波再任议长
主政福建督建黄花
国民政府五常委
西山会议反共
主席之争
洛阳的日子
心系中山陵
无为而治的元首
在西安事变中家世和求学经历
第二故乡台湾
共和革命
临时参议院
北京议会
海外三年
辗转奔波再任议长
主政福建督建黄花
国民政府五常委
西山会议反共
主席之争
洛阳的日子
心系中山陵
无为而治的元首
在西安事变中
陪都
坚持抗战
家事与生活
领导抗战功在国家
遗嘱及奖学金
结束语
第十五章、在西安事变中
力主暂缓用兵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在西安将蒋介石扣押，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当天晚上，南京的《大夏晚报》最先披露了这一消息。在得到证实以后，国民政府内部一片混乱。
１２日夜１１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召开联席会议，商量应对措施。会议很快就议决，在蒋介石暂时未回南京前，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职务，军队的调动则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西安事变发生时，林森不在南京。林森是于１１月２３日由参军长吕超、海军部次长陈训泳陪同，从南京出发赴福州老家尚干乡扫墓。直至１２月１１日，才乘“应瑞”军舰返回南京。林森是在军舰上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的。１２月１３日下午１时许，林森乘坐的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海军码头的江心。因江水干涸，吃水太浅，前往欢迎的海军部长陈绍宽只好乘海军特备的汽艇驶到“应瑞”舰旁。陈绍宽与林森是福建同乡，关系不错，上舰后先向林森请安。这时，泊于江面上的“宁海”、“通济”、“海筹”军舰，以及外国舰船，均悬旗鸣放礼炮２１响。林森与陈绍宽一同下舰登上汽艇靠岸。南京的气氛虽然已十分紧张，但当林森到达时，码头上还是举行了欢迎仪式，国民政府军乐队和海军军乐队奏起了军乐，海军卫队则向林森敬礼致敬。前来欢迎的人，只有国府委员邓家彦、马超俊，海军部长陈绍宽，首都警察厅长王固磐，陵园管理委员会处长马湘，文官长魏怀，主计长陈其采这么几个人。规格之低实乃前所未有。林森登岸后即返回石板桥官邸休息。
１３日晨，宋美龄也乘火车返回南京，随后即往高楼门孔祥熙、宋蔼龄公馆休息。孔祥熙亦于随后到达。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战”与“和”的两派泾渭分明。主战派以何应钦和戴季陶为首，他们坚决主张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派以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坚决不同意诉诸武力，他们认为，一旦动武，极有可能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因而力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进而解救蒋介石。
13日下午３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南京湖南路的中央党部召开第二十九次会议，林森、孔祥熙不顾旅途劳顿，都赶去参加了会议。出席者包括了在南京的所有军政要员，如朱家骅、于右任、程潜、张继、冯玉祥、孙科、吴敬恒、孔祥熙、何应钦、张群、张道藩等。会议由居正主持。主战派的核心人物戴季陶首先发言说：“明朝的英宗被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才有了办法。现在蒋委员长被张、杨所扣，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只要我们镇定自如，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委员长的生命才能保住。因此，尽快发兵才是当务之急。”何应钦当即表示同意，但其主战意图与戴季陶却不相同。当何应钦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就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他估计蒋介石在西安是凶多吉少，蒋一死，自己就是蒋的当然继承人，就是蒋被救出，自己也是第一功臣。所以主张立即出兵，这才是上上策。与会的多数代表也都赞成何应钦与戴季陶的意见。但蒋介石的一些嫡系将领如张治中等人，虽然也同意出兵，则多有顾虑，生怕伤了蒋介石。而冯玉祥的态度则很微妙，他与杨虎城同属西北军系统，关系密切。正因为如此，其妻李德全曾自告奋勇地要陪宋美龄去西安。起初，冯玉祥是不同意立即出兵的。但面对一片喊打声，也只好默认了。而监察院副院长丁惟汾则建议由英国人出面调停。孙科私下对冯玉祥说：“都说要打，谁还敢说话？”于是，倾向孔祥熙的人都默不作声了。
此时，最着急的就是孔祥熙了。他面对“打”声一片，急着说：“千万不能这样着急，委员长的生命要紧，逼得急了，委员长就没命了。”戴季陶说：“庸之兄这话真是外行了，若要救委员长的性命，只有动兵。”说完这番话，向孔祥熙作了三个揖就要离席。孔祥熙则毫不退让，坚持说：“澳大利亚人端纳已经赴陕，等西安方面有了信息，再作决定不迟嘛。”
孔祥熙话音刚落，立即就招致一片责骂和讥讽声。这时，孔祥熙已是孤掌难鸣了。正在这时，端坐一角的林森出来说话了。只听他不紧不慢地说：“庸之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我看还是等等看，万不能把西安方面弄急了，万一委员长有个差池，于大局是十分不利的。”林森以党国元老、国府主席的身份发了言，会上的情况马上就起了一些变化。听林森表了态，孔祥熙又来了劲，立即强调坚决不同意立即派兵。林森继续说：“尽快派人到西安沟通双方意见，这才是当务之急。”但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孔祥熙的，也只有林森一个人。双方对峙了一会儿，结果，主和派寡不敌众，主战派全面占了上风。何应钦决定下达讨伐令。林森则再次表示了“讨伐令不可下”的意见。
会后，孔祥熙与林森共同署名签发了《国民政府着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这是明显的阻止用兵的缓和策略。
此时，宋子文在政府中不担任要职，因此未能出席中央政治会议，但他四处活动，游说暂缓用兵。孔祥熙则在林森的支持下，也在全力活动，他向外界发出了20多封电报，主要是各地的军界人士，以延缓他们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南京政府中形成了以孔祥熙和林森为代表的主和派，以及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主战派。在孔祥熙的努力下，加上端纳已经到达西安，双方形成了暂时的对峙局面。即何应钦已经开始发兵，但尚没有形起大规模的攻势。孔祥熙、林森与宋美龄、陈布雷等人则力主政治解决。
代理“中政会”主席
局势已是十分紧张。
12月14日上午１０时，国民政府还是在大礼堂如期举行了总理纪念周活动。张继、邓家彦、经亨颐、李文范、王知群等院部会署的５００人出席。林森根据政府的统一口径，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主要内容为“勾通逆寇、劫持长官”、“志在标榜、难予实践”、“一时冲动、铸成大错”、“全国上下、沉着应变”几个部分。与国民党中央完全一致。但林森在讲话中又强调指出，“国家的军队多一分消耗，就多损失一分对外自卫的国力”；“张学良及其所属军队，爱慕故乡，思念祖宗庐墓，有志雪耻，本合乎人情天理……”等等，与国民党内部的“打声一片”，显然是不合拍的。
１５日，孔祥熙接到端纳自西安打来的电报，得知蒋介石生命无虞。宋美龄即表示要赴西安。
１６日上午９时，孙科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何应钦再次大声疾呼要讨伐西安。居正表示坚决支持，并称“非大军压境西安不可”。最后会议议决，任命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由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同时，任命与杨虎城关系密切的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赴西北。
当宋美龄得知会议的情况后，极为气愤，眼泪汪汪地赶到会场找到何应钦，当着许多人的面质问说：“敬之啊，讨伐西安，你这不是要置委员长于死地吗？万一委员长有个三长两短，谁来负责？你这是别有用心。如果你们真要打，我立即去西安与委员长一同去死。”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宋美龄又说：“必须为西安留一条路，万不可打。为了委员长的安全，我必须亲自去西安。”
何应钦则辩解说：“真是妇人之见，仅知道救自己的丈夫而已。”说罢即拂袖而去。
会后，何应钦根本就不理会宋美龄等人的抗议，照样下令飞机轰炸了渭南、华县等地。
１７日上午９时，国民党召开中常会联席会议。戴季陶再次对孔祥熙施压。宋美龄又到会公开反对出兵。在此之前，宋美龄还做了不少黄埔军人和空军人员的工作，要他们以救委员长为重，阻止或暂缓向西安用兵。会上，林森再次表示了反对用兵的意见。陈布雷也发言支持林森、孔祥熙的意见。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正在这时，随蒋介石入陕被扣的蒋鼎文，携带了蒋介石的手令回到了洛阳，发电至南京说将于１８日到南京。这时，何应钦主战的调子才稍加收敛。果然，在１８日，蒋鼎文携带了蒋介石的手令飞抵南京。蒋介石手令内容如下：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之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
手令既到，何应钦只得照办，断不敢轻举妄动。
２０日，宋子文、端纳赴西安。２２日，宋美龄赴西安。宋子文则穿梭于南京和西安之间。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１日，又是一个星期一。上午１０时，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了西安事变后的第二个总理纪念周。因事变还悬而未决，蒋介石何时回南京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会场的气氛特别压抑，真正的权势人物多没到会，只有林森、孔祥熙、钮永建、马超俊、刘纪文、陈绍宽等。林森在领导诸位行礼后，即作了题为“中央明令讨伐叛逆的重大意义”的报告。林森引经据典，即从站在“党的立场、国家立场、道德立场、民族立场”四个方面来论述其意义所在。神情显得安泰若素。半个小时后即草草散会。
南京与西安两方都在紧锣密鼓地活动之时，２３日上午９时，中央党部召开了第36次常务会议，作出了“中政会主席未回南京前，由委员林森代理主席职务”，居正“代理中常会主席职务”的决议。会上，林森再次主张暂缓用兵，而居正则力主即刻用兵。两个主席意见截然相反。但是会议还是决定敦促军事当局向西安用兵。
２３日，林森即以中政会代理主席的身份，主持了“悼念在西安死难烈士”大会，宣布“明令抚恤，追赠官阶，所有死难文武官员，一律加官三级抚恤”。这是林森第一次行使党的主席职权。林森还为在事变中“殉职”的邵元冲题了词：“翼如志兄千古，取义成仁”。
２５日下午３时，林森在国府礼堂主持茶会。出席者不乏党政军要人。会议没有明确的议题。由于西安方面情况仍不明朗，所以会议的调子低沉，人们都在窃窃私语，交流小道消息。忽然，何应钦被侍从叫出了礼堂，很快又回到会场，虽是脚步匆匆，但脸色却显得轻松了许多。全场的目光都投向了何应钦。何即刻向大家宣布说，蒋委员长已于下午飞抵洛阳。话音未落，会场就发出了一片轻松的叹息声。
１２月２６日中午１２时许，蒋介石、宋美龄一行乘坐的诺克斯巨型飞机飞抵南京上空。林森“率领”在京的中委、各院部会高级长官、陆海空军及各省长驻京代表二千多人，早已在大校场机场恭候迎接了。１２时２０分，飞机徐徐降落。首先上前迎候的，是何应钦，而不是其他人。但蒋介石挽着宋美龄下了飞机后，只是冷淡地对何应钦略作表示，即绕过他径直走到林森面前与他握手，并向林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宋美龄则笑容满面地紧随蒋介石之后。林森这才代表党政军要员向蒋介石致意问候。蒋介石此举，显然是对主战派何应钦的不满，而对林森在事变中的态度，通过在机场的一个动作就已清清楚楚了。许多人都目睹了机场的这一幕。
这时，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则趋前向蒋介石报告说，明故宫机场及周边地区聚集了40万民众在等候欢迎委员长。蒋介石即命令巡游南京，然后才返回黄埔路中央军校官邸休息。
下午１时许，党政军要人，包括竭力主战的何应钦、朱培德，以及海军部长陈绍宽、中央军校校长张治中、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秘书长翁文灏、政务处长何廉等人，争先恐后地来到军校官邸向蒋介石请安问候。接着，冯玉祥、居正等一批批要人也随后赶到，唯恐迟了一步。一时间，蒋介石官邸前车水马龙，冠盖云集。航空委员会甚至派出飞机飞至蒋介石的军校官邸上空盘旋致敬。林森虽然在事变中力主“和平救蒋”，“表现尚佳”，但却没有出现在这批要人当中。
１２月２７日上午８时，又是总理纪念周的日子。这一天，国府大礼堂气氛为之一变，洋溢着劫后余生之后的喜气。仪式仍由林森主持，行礼如仪后，再由于右任报告“宣慰西北”的经过和感想。
２９日上午１０时，国民党中常会举行第３１次会议。其时林森又“官复原职”，只能以委员身份列席会议。林森端坐席末，神态自如，似乎根本没有几天前代理中常会主席之事。
３０日上午，中常会再次开会，林森仍然列席。会议推举于右任主持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民国成立纪念大会。１０时，又接着在国府礼堂举行授勋仪式，林森主持并致训词。一切又都回到了西安事变前的状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林森曾力图恢复张学良将军的自由，以使他能够为抗战出力。1937年1月4日和2月18日，林森曾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下达赦免令和复权令。但因蒋介石及其亲信从中作梗而未能执行。
十八、家事与生活
短暂的婚姻
林森在少年时，即由长辈作主，与一邻乡郑姓女子订了婚。自到台湾找到工作后，才于１８９１年回到福州，与郑氏完婚。因当时林森已在台北电报局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在家仅住了数月，就赶回了台北。
１８９２年，林森妻子郑氏患病。林森在台北得知后，立即赶回福州探视。待病稍有好转，就又回了台北。翌年的１１月中旬，郑夫人在家中病逝。林森再次赶回福州老家奔丧。林森与郑氏虽是旧式婚姻，但二人婚后感情弥笃，相敬如宾。但因长年在外奔波，无暇顾及老家的事，许多家事都由郑氏在家操持，对此，林森对郑氏很是感激。郑夫人生病时，林森也不能在身边照应。更令林森感到内疚的是，郑氏病重以至去世时，林森也没有在她的身边。林森是个十分传统的人，对于妻子的离去很是悲痛，遂发誓不再续娶。林森当时只有２７岁。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林森虽官至国民政府主席，但仍是独身一人。
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有人发现一个秘密。林森在外出时，总是随身带有一只小小的手提箱。在抗战时期，一些地方的报纸，都登过有关林森婚姻方面的轶事，其中就有林森随身带有一只小手提箱的事，说每至夜晚，林森必将其放在卧室内，不许任何人移动。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报上都在猜测。有人说是重要的国家机密资料。但有人反驳说，即使如此，也没有必要这样随身携带啊。有人说是装了郑夫人的一对绣花鞋，更有人说亲眼看见过林森将其拿出来晒太阳。广西、香港的报纸刊登的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也就是后来传说最多的说法，即林森为了寄托对亡妻的思念，将夫人的遗骨装在箱中。每至深夜，林森就要取出抚摩再三方才入睡。但这种说法的依据仅仅是传说而已，更不可能得到林森的证实，以林森的性格，他是不会作一字解释的，只是由它去了。而报纸以后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法和更正。
这固然是传说和新闻记者的渲染报道，但由此却可折射出林森的为人。至于这只神秘的手提箱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恐怕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林森在福州料理完丧事后，又返回了台北。因林森与郑氏没有子女，林森就将二弟林长礼（为桢）的儿子林京收养为嗣子。
林京重婚事件
林森有兄弟数人。弟弟林为桢与妻郭氏生有一子，取名林京。林为桢在辛亥革命福建独立后，曾任福建全省电政监督。后因生活困难，林森常寄钱回家接济林为桢，并要他在福州仓前山建住宅一幢。林为桢病逝后，其夫人郭氏仍由林森每月寄钱赡养。
林京，字发铭，又号亚平，生于１９０７年５月。在家乡英华学院毕业后，也已进入成年。不久，由母亲郭氏作主，将其弟郭锡光之妻陈慧波二妹陈银岩，许配给林京，并生有一子，取名林涛。
林森的妻子郑氏早逝，林森虽无子嗣，但决定终身不再续娶，林京即过继给林森为养子。林京先在山东齐鲁大学就读，因参加学潮被开除，无处就读。当时林森即将离开北京，而林京正好北上北京投靠养父林森，林森将他视同亲生儿子，将他安顿在北京未央胡同居住。后林京在北京又与其妻陈银岩之妹陈少华纠缠不清，林森对此很是恼火，对他严厉训斥。但林京依然我行我素，还振振有词地辩称这是“兼祧”，有何不可？最后终与陈少华结婚，并生有两子一女，名林平、林良、林娜。林森虽然是坚决反对一夫多妻的，但此事就出在自己家中，且木已成舟，几个孙儿天天绕膝，倒也增加了几分欢乐。林森无奈之下，在南下后，遂将林京托付给挚友魏怀。魏怀时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任科长职，收入尚可，遂将林京送入燕京大学，并负责林京在北京的一切监管事宜。林森以往对林京的要求甚严，临走时，特别叮嘱魏怀说：“林京在北京的学杂费、零用钱，你必须按月限数付给，不要让他手上有多余金钱，沉溺于声色犬马而荒废了学业”。魏怀均一一照办。一段时间以来，林京倒也安心于学业，没弄出什么事来。
林森在南京任国民政府主席后，立即要林京来南京。随后，即将他送到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深造。林森此举，也是防止林京在北平自恃主席之子而流于骄纵，坏了名声。其用心可谓良苦。林京赴美国前夕，林森将他召来，对他说：“吾平生积蓄，共约合二万五千美金，别无余钱，今悉数给你。你已是成人，应当谨慎使用，完成学业。成材与暴弃，你好自为之吧，我年岁已高，无暇顾及也。”林京连连点头，表示一定按养父的教导去做。
林京初到美国，还不敢忘记养父林森的谆谆教诲。但时间一长，就将林森的话渐渐地淡忘，加上又有金钱可供挥霍，很快就又沉溺于“爱河”之中，与一个美国百货公司售货员小姐恋爱，并举行了婚礼。林京骗得女方结婚后，女方才得知林京是国民政府主席之公子，而且有了家小。路透社上海分社社长虞祺新将林京在美国重婚之事告诉了陈少华的大哥陈孝威，孝威不知厉害，随即找出一张林森与林京及妻小在南京拍摄的一张“全家福”，交与虞某人。虞如获至宝，立即传真至美国，在报上刊出，并发了电讯稿加以渲染。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林森得知后，盛怒之下，立即电嘱驻美国大使施肇基将林京“押解”回国，并断绝了与林京的一切来往。回国前，由使馆花钱将林京与那个女人办妥了离婚手续。
慑于林森的震怒，大使馆不敢怠慢，立即督促林京乘轮船回国，不多日即抵达上海。林京想起临行前林森的再三告诫，结果还是犯下大错，自觉无脸再见养父，只得潜赴北平暂住，同时改名为“林亚平”，以免坏了林森的“三不”名声。后来，林京托魏怀向林森说情，要求父子和好。魏怀见到林森后，将林京的要求提及，林森脸色阴沉，一言不发，随即来到林京的房间，将其衣物一一清出，厉声对魏怀说：“这都是他的东西，给他送到北平去。”魏怀不敢怠慢，只好照办。林森在中山陵园有一幢房子，名叫“廷庐”，原是打算留给林京留学归来后住的。一日，林森来到“廷庐”，想到这件事，不禁怒火中烧，立即拿出一元钱，让人买了水泥，自己动手慢慢地调好，默默地将“廷庐”二字抹平。林京知道林森的脾气，既不敢赴南京，也不敢再托人去说情，只得于１９３６年以林亚平之名，在绥远省政府谋了个英文秘书的职务。当时的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亦不知林亚平就是林森的公子。
林京在傅作义部干了几年后，被升为机要秘书。林京遂给养父林森去信，希望能对傅作义将军略加提及。不想林森的怒气未消，将来信掷于地上，一字未复。
七七事变爆发后，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率所部三十五军开赴平绥路东线察哈尔省境内抗击日军。这时，傅作义已得知林京就是林森的儿子，但因战事频频，根本就无暇照顾。
不久，傅作义部又奉阎锡山之命弃绥守晋，参加忻口及太原战役。时绥远国民兵司令、绥远省民政厅长袁庆曾由归绥（即呼和浩特）奉傅之命令南下，随行的有绥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机要秘书林京就在其中。林带了省府图书室女管理员黄玮随行。从托克托县乘船顺黄河南下，到达山西碛口，然后再转往太原，与傅作义的司令部会合，准备参加太原保卫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军从三面猛攻太原城，形势十分危急。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见势不妙，就带了少数随从悄悄出了城。守门官兵就向后方来人说“副军长出城了”。因“副”与“傅”同音，守门官兵这一说，全军都以为是“傅作义军长出城了”。既然军长都出了城，太原肯定是弃守了，于是全军大乱。此时，林京倒是很镇定，他与司令部的人一道，竭力协助军部稳定了军心。当晚，傅作义决定弃守太原，林京即跟随着傅作义，从太原旧城南门城墙掩体的炮眼中冲了出去，渡过汾河后，辗转到晋西南中阳县集中待命。大约在１１月下旬，部队从中阳县开拨，林京亦随部队同行。
当部队在太原突围时，因傅作义的司令部尚留存有大量现款。傅作义唯恐林京有失，就给了他五千元现金，让他赶快脱离战场，到南方安全地区暂避。于是，林京与黄玮身上各携带了五千现金出发了。到达中阳时，林京看到有溃兵在用战马换钱用，就从提包中取出两百元买了两匹马。不想在取钱时露了富，黄玮的金首饰也被人发现，竟因此招致了杀身之祸。溃兵见林京着黑呢毛料中山服，黄玮穿红色呢大衣，在众人中很是起眼，况且又有这么多钱财，遂起了歹意。当下，溃兵一直跟踪至林京与黄玮的住宿处辛店村，在夜里将林京与黄玮谋害，劫得钱财后逃之夭夭。林京亦因此而死于非命。
当傅作义得知林京的死讯后，很是懊恼，后悔没有照顾好主席的公子。当他把林京的死讯告诉林森后，林森一言不发，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林京的棺柩在抗战胜利后被运回福建老家尚干乡安葬。以后，林京的大夫人陈银岩及子林涛回了老家福州，少夫人陈少华及子女林平、林良、林娜，则留在北平居住。他们一直到１９３８年才得知林京遇害的消息。抗战胜利后，陈少华携子女迁至林森在南京的公馆居住，１９４９才迁回福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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