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历代帝王中最长的，却被史学家评为明朝灭亡之根源。他登极之初，全力支持张居正推行新政。张居正去世后，却对其抄家清算。他怠于临朝，勇于敛财，被大臣称为“酒色财气”俱全。三百年后，他的皇陵定陵被发掘，珍奇异宝震惊世界！他就是万历皇帝。明史大家樊树志教授为您讲述万历皇帝传奇而争议的一生。
作者简介：
樊树志，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1994年
目录：
序言
第一章十岁登极的小皇帝
一、预定储位——六岁的皇太子
二、幼主登极
三、扳倒高拱：顾命大臣内讧
四、王大臣案——内讧的延续
五、励精图治的皇帝
六、皇帝的功课：日讲与经筵
第二章鼎力支持新政
一、“元辅张先生
二、“中外大柄悉以委之”——新政展开
三、击退逆流
四、张居正“夺情”风波
五、新政的深化
第三章神宗大婚序言
第一章十岁登极的小皇帝
一、预定储位——六岁的皇太子
二、幼主登极
三、扳倒高拱：顾命大臣内讧
四、王大臣案——内讧的延续
五、励精图治的皇帝
六、皇帝的功课：日讲与经筵
第二章鼎力支持新政
一、“元辅张先生
二、“中外大柄悉以委之”——新政展开
三、击退逆流
四、张居正“夺情”风波
五、新政的深化
第三章神宗大婚
一、神宗大婚
二、“以朕为念，方是大孝”——张居正归葬
三、皇帝成年的标志：耕籍礼与谒陵礼
第四章亲操政柄
一、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
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倒台
三、亲操政柄
四、清算张居正——“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五、并非庸主
六、万历三大征
第五章宫闱生活
一、宠幸郑贵妃
二、“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
三、不愿册立皇太子
四、“三王并封”的闹剧
第六章命运多舛的皇太子常洛
一、经历十五年磨难的“储位”
二、妖书案——岌岌可危的皇太子地位
三、梃击案的前前后后
第七章怠于临朝勇于敛财
一、从“事事由朕独断”到怠于临朝
二、热衷敛财——矿税太监横行
三、辽东战事吃紧
四、最后的岁月
第八章地下宫殿一定陵
一、寿宫的营建
二、地下宫殿——定陵
三、定陵的发掘与破坏“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赵翼《廿二史札记》“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于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孟森《明史讲义》“1587年，第二章鼎力支持新政
一、“元辅张先生”
朱翊钧对张居正敬重备至，待之以师臣之礼，口口声声称“先生”或“张先生”，在下御札时，从不直呼其名，只称先生或元辅。以后传旨批奏时，也多不提其名，只写“谕元辅”。上有倡导，下必效焉。群臣阿谀附和，在奏章疏本中，也多不敢直呼其名，只称元辅而已。张居正死后，余威尚存，言官奏事，欲仍称元辅，则碍于新执政，便称先太师之类①。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荆州江陵人，人称张江陵。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张居正诗集
当时的进士多沉迷于谈诗写古文，而张居正独彝然不屑，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②。在翰林院工作时，为严嵩起草过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和严嵩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内阁诸大老，如徐阶等，都很器重他，竞相推许。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作为翰林院编修的他，上了《论时政疏》，首次展现了他企求改革的思想。疏中指出当时政治弊端五条，即宗室骄恣、庶官（音guān，意病）旷、吏治因循、边备不修、财用大匮。他在疏中向世宗陈述了上疏的缘起：“臣闻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是以事无遗策，功流万世。”③
世宗是最不喜欢臣下向他谏诤的，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的上疏，当然不在他的眼里，一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但也没有因上疏而带来政治麻烦，和此后的杨继盛、海瑞以上疏致祸相比，要幸运多了。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保定容城人）上疏，弹劾内阁元辅严嵩十大罪。但当时世宗宠信严嵩，他自己则清虚学道，不御万机，严嵩得以擅权乱政。杨继盛的上疏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自知触怒世宗与严嵩必死无疑，还是冒死谏诤，无非是造成一种舆论。世宗当然不能容忍，将杨继盛下狱处死。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傲的名节正气，临刑前还赋诗一首：“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④。”至死仍对处死他的皇上赤胆忠心，毫无怨言，而世宗却视他为草芥。这也是杨继盛的悲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户部主事海瑞（字汝贤，一字应麟，号刚峰，广东琼山人）仿效贾谊向汉文帝痛哭流涕上《治安策》的先例，向世宗上《治安疏》，引起朝野轰动，一天之间直声震天下。他以极其激烈的言词，向世宗提出警告，要他“翻然悔悟，日视正朝，与宰辅、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君道之误”。他率直地毫不掩饰地指出“君道之误”，“大端在修醮”，即清虚学道，以致于“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他在奏疏中甚至写下了这样锋芒毕露的词句：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真是嘻笑怒骂，无所顾忌。海瑞之所以敢于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因为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上疏前，他买了棺材，诀别了妻子，把后事托付给同乡庶吉士王弘诲。他十分感慨于“今之医国者只一味甘草，处世者只两字乡愿，古治之盛，何由而见”?他痛恨滑头官僚为保乌纱帽的乡愿哲学，反对以甘草医国，他要用重剂猛药，所以他上疏不怕生怨取祸。
世宗看了这个奏疏，大发雷霆，气得掷到地上，过了一会，又拿来再三阅读，为之感动叹息：“此人可方比干。”过后，又密谕内阁首辅徐阶：“今人心之恨不新其政，此物可见也，他说的都是。”由此可见，上疏的意图还是明白的，但世宗为了自己的面子、威望，虽未把他处死，仍将他打入牢中监禁。后来，世宗驾崩。海瑞在狱中听得噩耗，悲痛欲绝，竟五体投地，呕吐得狼藉一片，继而昏厥过去。甦醒后，终夜痛哭不停，次日披麻戴孝，呼天抢地，如丧考妣⑤。
杨继盛与海瑞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因上疏遭祸。反观张居正的上疏，或许由于措词巧妙，或许世宗以为是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亦未可知，总之是杳无声息，也未加惩处。平心而论，张居正奏疏中所列举的五大政治弊端，确是当时的大事，如能针对性地作些改革，那么政局必定大有改观。但是，世宗昏庸，严嵩擅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张居正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不无感慨地说：“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一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时之衅，则不可胜讳矣。”因此，他以为当此危难时期，“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大患”⑥。毫无疑问，张居正是以磊落奇伟之士自诩的，一旦得志，便要大破常格，扫除廓清，有一番大动作。他在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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