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麒（1880-1913），字毓仁，生于扬州，在清末民初活跃于报界、文学界，在小说、戏剧、诗词创作以及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均有不凡建树。作者在年谱的撰写过程中，整理了大量的民国报纸和杂志，对谱主的生平及创作进行了梳理。为以后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
作者简介：
邓百意（1980-），湖南湘潭人，文学博士，海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及文化研究，合著有《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
目录：
前言1王钟麒家世小传1年谱
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1岁
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13岁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21岁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23岁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24岁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25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26岁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27岁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28岁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29岁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30岁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31岁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32岁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壬子）33岁前言1王钟麒家世小传1年谱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1岁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13岁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21岁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23岁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24岁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25岁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26岁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27岁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28岁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29岁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30岁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31岁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32岁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壬子）33岁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癸丑）34岁征引文献
目录：
后记前言曹辛华
时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民国时期的文学与文化从发生至今已逾百年。当前，对民国时期诗词学史料的全面整理与研究也还未提上日程。我们所编纂的“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曹辛华时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民国时期的文学与文化从发生至今已逾百年。当前，对民国时期诗词学史料的全面整理与研究也还未提上日程。我们所编纂的“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丛书，即专门对民国诗词学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大型攻关课题，2011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成功申报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主持人为钟振振教授及本人。本项目的实施与完成，是在钟振振教授指导下进行的，本人负责策划设计、组织实施、文献搜求、整理与研究等工作。同时，我们邀请到国内十余位专家学者分别担任各分卷的主编，以保证其编纂质量。全书凡11卷64种，其具体分卷名称是：诗学研究、词学研究、词学整理与研究、诗学整理、诗词法整理、诗选整理、词选整理、民国人选民国词、词学家文集（一）、词学家文集（二）、各体诗话整理。在此付梓之际，有必要再申述一下本项目的出版意义、编纂意图以及相关问题。本项目的初步完成，对民国学术史特别是民国诗词学史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当前，已有一批与民国学术、历史、文化相关的大型丛书出现，如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学案》《民国笔记概观》，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珍本丛刊》，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史料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等，以及台湾地区所印行的《近代史料丛刊》、凤凰出版社正在编辑并即将出版的《近代稀见史料丛刊》等。特别要指出的是“民国籍粹丛书”的出版。2006年，全国高校图工委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二十余所著名综合性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图书为主要来源，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参考已有民国图书
目录：
和民国人物辞典等工具书，对1949年以后至今从未再版过的民国图书，精选一万种，以保持原貌的方式影印。由于此丛书宗旨不在民国诗词学，故所收此方面的论著相当少，并且目的不在现代式的整理层面。这些有关民国史、民国文化的大型丛书的编纂与出版，一方面说明对民国诗词的全面整理势在必行，并为整理与研究民国诗词学文献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显示了一些研究路径，开拓了研究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还有不少可开拓而未能启动的课题有待我们展开。这些已有成果虽然与本项目“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有关，但其涉及范围过大，所包含的诗词论著数量相对较少，且多系影印出版，缺乏研究与整理这一环节。相比较而言，本项目所包括的诗词选本、诗词史料、诗词学等内容却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目前台湾地区王伟勇所编纂的《民国诗丛刊》（2012）、张寅彭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2006）以及南江涛主编的《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一辑》（2013）等已问世，但其立足点基本上在诗词文本自身，而非诗词学文献特别是学术文献，也并非全面对诗词学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本项目的初步完成，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学术价值。此项目是民国时期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总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国诗词的研究具有直接意义，对于民国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铺垫意义，对于民国文化的研究具有辅助意义，对于中国诗词学的整体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版有利于对民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对民国时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也有利于对民国学术史的整理与研究，有利于人们充分认识民国诗词学家及其成就；同时，对诗词学研究、诗词研究、诗词理论与批评研究以及民国诗词等旧体文学的研究与深化，都将有所助益。可以想见，本项目的完成以及续编的启动，将进一步推动民国时期学术、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深入。于此，还须再强调一下本项目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一方面，不少民国诗词学文献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重刊，研究者不易全面获得，不利于民国诗词学术史研究的全面展开，而本项目的完成将引导人们重视此方面的研究，从而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许多诗词名家，同时也是当时的思想家或著名学者，他们的诗词作品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进步思想和革命求索内容。对该时期的各种诗词学文献进行必要的整理、研究，可为进一步梳理和研究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提供更多文学、文化方面珍贵而可靠的历史依据。再一方面，民国图书由于印刷方面的问题，或易损或已损。由于人们“贵古贱今”的心理，对民国文献的保存不够重视，故散佚甚多，不少品种已成孤本。诗词学图书亦然。还有不少民国时期的诗词学文献，尚处于稿本、抄本、油印本状态，或以连载形式湮没在各种报刊中。为抢救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本项目的实施与完成大有必要。在本项目设计之初，我们将其内容定位于编纂出版以“民国时期诗词学珍本”为中心的整理与研究，即选取民国时期出现的诗词研究、诗词选、诗话、词话等著作中的珍本（珍贵本、稀见本、准孤本、稿本、抄本、油印本、评点本、报刊本等），先进行考据、提要、评识，再录入、校勘、整理。最初的框架设想是分为上下两编，持续不断滚动式推出。上编为诗学卷，包括民国时期旧体诗研究、旧体诗选、旧体诗话、旧体诗歌史料四种；下编为词学卷，包括民国时期词学研究、词选、词话、词学史料四种。但在实际研究、整理的过程中，为了细化与深化有关民国诗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我们虽然仍采取诗学类、词学类之称，但其卷种的设立已比原来有所改观与加强。相比而言，当前所出版的11卷64种比原来的设计更加丰满、细致与可行。在本项目11卷中，首两卷为当代研究民国的诗学专著、词学专著，目的是要引起学界对民国时期诗词学著作的注意与重视。接着两卷为有关民国时期的诗学著作整理卷、民国词学家及词学著作的整理与研究卷，主要对此时出现的民国学者所撰的研究诗词的著作进行整理，部分涉及对民国时期诗词研究家或文人的研究。诗词法整理卷，为专门对民国时期所出现的各种诗词创作方法著作的整理，目的是凸显民国时期旧体诗词创作方法的兴盛。而词选整理卷、诗选整理卷，是专门对民国时期出现的各代词选、诗选著作的整理，目的是显示民国时期的诗词选本之兴盛；词选部分专门列出民国人选民国词卷，主要以民国时期学者对民国词的选著为主，目的是为民国词的研究提供文献史料。词学家文集卷，则专门对民国时期诸如刘毓盘、蔡嵩云、陈思、叶恭绰、赵尊岳、唐圭璋、刘麟生、汪东等词学家的文集进行全面整理。本项目中，还有各体诗话整理卷，于此值得专门谈谈编撰缘由。各体诗话整理卷中，列有南社诗话相关内容，为当初我们所设想的“全民国诗话”之一部分。因其篇幅太大，遂仅以南社诗话为主编入。然而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南社诗话全编”的篇幅、容量也相当惊人，非本次国家所资助的出版基金经费能完成，所以权选是辑于此。“全民国诗话”已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另列为重点项目，将单独出版。按原先申报计划与设计，当有“全民国词话”一项，由于此项后来被凤凰出版社列为重点出版项目不日出版，只好阙如。其中的《全民国联话第一辑》，乃出于当前人们对对联这一文体的认识与研究不力之考虑而纳入。在编辑整理过程中，发现民国时期联话著作容量也很大，故采取“第一辑”的方式编辑。《民国新诗话》，为其中异于其他以“旧体诗词”为主要内容之各卷。之所以“破例”列入此项目，目的是打破当前人们以新、旧论诗的观念，也以此吸引更多学人注目与投入精力于民国诗词学乃至旧体文学研究领域，从而启发更多的古代诗词研究学人摒弃新、旧隔阂，以打通、圆融的观念来研究诗词学。同样，《全民国曲话第一辑》的设计与编纂，一方面为回归传统诗、词、曲、赋兼包的“大诗学”观念，打破文体区别研究的壁垒，以有利于中国“诗性”文学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民国时期出现的曲话数量众多、容量庞大，亦非本出版基金项目所能尽刊，先出版第一辑以示此领域尚待深入。本书在编纂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如部分著作存在版权问题。我们尽可能避免版权有争议的著作，有的实在无法避开就尽量与著者后人联系，以支付其后人相应底本费的方式解决。所幸的是，不少著者的后人都以先人著作能再见天光为重，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又譬如如何尽可能多地拥有“珍本”问题：对有些“珍本”，尽管知其藏所与归属，但由于种种阅览限制、奇货可居的心态与“文物”化等因素，迄今仍不能获得。又如收录原则问题：像在民国时期有重大政治问题但于诗词学方面有建树的作者，本着不以人废言的原则，其著作虽有收录、整理与研究，但我们必说明其由。整理与研究成员的选择问题，也是较费踌躇的事情。当前研究民国诗词学的专家学者，相对集中在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以中华诗词研究院为中心的学者群那里。与唐宋文学等相比，成熟的储备人才相对较缺，不少学人还处于边学习边研究的水准。因此，从事本项目中各项内容整理与研究的学人多以中青年为主，且以年轻的硕士、博士为主要成员。为克服此中学术质量问题，我们采取了“传、帮、带”的方式，一面大胆起用年轻学人，目的是为民国学术研究准备“学术种子”；一面由学术有成的专家把关，以保证丛书的质量。当然，大凡开创必有不足与遗憾，相信能够获得各位方家的谅解。总之，“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这一项目，是一系列可持续发展并且具有开启多维、辐射全局意义的重大攻关工程。目前，本项目所收录的民国诗词学文献仅是冰山一角，尚有更多、更珍贵、更有价值的诗词学文献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发掘、开拓、整理与研究。所幸的是，国务院参事室所隶中华诗词研究院已将研究重心侧重于现当代诗词的研究，并与我们所在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重点研究机构形成了长期的学术合作关系，以期共同开发、研究、促进与繁荣民国诗词学研究这一广袤领域。本项目在完成过程中，中华诗词研究院就曾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与关照。伴随着本项目的有序展开，本人还在杨海明、莫砺锋、钟振振等教授的指导下，成功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词集编年叙录与提要”，本丛书中有不少内容即是与此重大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民国诗词学的研究亟待加强与深入，大有可为，并不仅仅限于本项目的意旨与范围。如目前我们正在从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词史”，以及正在整理出版的“全民国词（第一辑）”“全民国词话”“全民国诗话”等，也可视为与本丛书配套的从多角度整理与研究民国诗词学的学术课题。相信本丛书出版后，将会出现“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的续编、三编，或者民国其他旧体文学学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论著。相信国家未来进行“民国史重大工程”时，也会加强、加大资助力度以开发民国各种文学、文化文献或史料，也会出现对其他旧体文学形式、学术批评等多方面的论著或丛书。相信民国学术史的“热潮”会越来越高涨。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1岁本年王钟麒出生于江苏扬州，具体月日不详王钟麒的出生年份，目前最可依据的推断材料是《雅言》第五期刊载的马浮的《江都王君墓志》和《神州日报》1913年12月24日刊载的《附本社前记者王无生先生传略》。《传略》中明确言及“年仅三十四岁”，与《墓志》所言“年三十有四”相吻合。根据时人称虚岁的习惯，可断王钟麒出生于1880年。《光绪增修甘泉县志》中“王钟麒”条目内亦持此说。。祖籍为安徽歙县，因生于扬州，故又常自称扬州（江都）人。是年王钟麒父亲38岁（虚岁），所谓“盖先府君年四十而始生不孝也”王钟麒《先府君淡菴公哀状》，《独立周报》总第27期。，为差近之说。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13岁本年，周美权的父亲周学海候补扬州同知，把家眷从安徽东至迁到江苏扬州，15岁的周美权随父迁居扬州。周美权与王钟麒订交，当始于此期。王钟麒自称扬州故交以周美权情意最契，“往还最亲爱者，惟周美权公子一人”僇《诗话》，见1910年3月11日《神州日报》。，相互多有诗词往还。因周美权的关系，王钟麒认识了其叔父周学熙，以诗文订交。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21岁至本年，王钟麒完成《读书日记》十卷，内容分读经杂记、读史杂记、彝鼎欵识记、读选杂记、读楚词记、读散文记、读骈文记、文庙配食记及叙例。在父亲的羽翼下，王钟麒的幼年和青少年时期过得相当适意，尤其在经济上，十分宽裕。在《先府君淡菴公哀状》一文中，王钟麒谈到弱冠前后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孝既冠，稍能卖文以求活，身任数役，见者咸谓先府君为有子，而不知不孝身为境役，又好交游，结朋友，虽稍进甘旨，至于持筹计门户，犹不能不累及先府君。盖不孝至今日而始知柴米价也。弱冠之前的王钟麒，从不知操持生计为何事。弱冠以后，跻身报界，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却因喜好交朋结友而弄得家无余裕，时不时需要父亲的周济。真正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是在父亲王均去世之后，用王钟麒的话说，就是“不孝至今日而始知柴米价”，当时王钟麒已经虚岁28了。本年曾与陈去病晤面1909年10月18日，《民吁日报》上刊载王钟麒的《惨离别楼词话》，载录陈去病来函，内中有云“病院一别，忽忽九秋”。。陈去病（1874-1933），字巢南，一字佩忍，别字病倩，笔名季子、有妫血胤、老衲等，号垂虹亭长，江苏吴江人。1903年赴日留学，参加过拒俄义勇军，曾主持《江苏》杂志。《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创办之后，陈去病为撰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为《国粹学报》编辑，与吴梅等组织神交社。1909年，与柳亚子、高旭一起创办南社，成为南社的三位发起人之一。1913年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参议院的秘书长。编有《笠泽词征》、《松陵文集》等。王钟麒入报界以后，与陈去病多有诗词往还。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23岁至本年，王钟麒一直居于扬州，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影响很大。王均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常常申诫幼子的一句话是：王氏由皖迁扬以来，鲜以学业名者。吾幼遭乱废读，若能继吾志，利禄非所计矣。（王钟麒《先府君淡菴公哀状》，《独立周报》总第27期）出身于徽商家庭的王均不乏营务之略，中年后又以经营盐业成为地方名贾，但他对早年因丧乱而废读始终耿耿于怀，家道中兴之后，非常希望下一辈能够走读书名家之路，常向儿子灌输“以学业名”的教育理念，告诫王钟麒不应汲汲于金钱之利。青少年时期的王钟麒，一直试图走传统仕进之路，曾经参加过国子监布政司试，惜未成功《民国甘泉县续志》记载王钟麒“尝以国子监生应布政司试，房考某力荐未售”。囿于史料限制，王钟麒应布政司试的确切年份不可知。清朝举行最后一次乡试的时间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次年即宣布废除科举，但王钟麒以国子监生身份应试的最晚时间应不迟于1902年。1903年上半年时，王钟麒与刘师培密切往返，思想激进，而在此前，他已与鼓吹革命的林白水成为密友。这说明至迟在1903年以前，王钟麒已经锐意于排满革命，绝不可能再图举业。。据王钟麒回忆，父亲王均素怀经世强国的理想，从小酷爱读书，所览之书，品类繁杂，经、史、子、集，无所不具。即便在祸乱频仍之世，王家仍然存得古今图籍近五千卷。清代移居扬州的徽商很多都具有亦商亦文的特点，例如雍正年间的徽商马曰琯，藏书极富，达十余万卷；清末民初时歙县徽商吴引孙、吴筠孙建造了名为测海楼的藏书楼，可媲美于宁波的天一阁，藏书之巨，竟达二十四万余卷。家藏的海量图籍，王钟麒多半是翻阅过的。徙居扬州的徽商除了有藏书、读书之好以外，不少人还将文人长期供养在家。据老扬州人的回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有不少徽商经常款待文人墨客张南《老扬州遗事》第10-12页。，颇得古人聚养门客之风概。《先府君淡菴公哀状》中所记“门下犹多蒯缑之士”，即述此风。王钟麒还提到，父亲尤好搜集当时的社会新闻，凡是有助于经世济民的，都在勘辨真伪之后认真记录下来。经过长年不懈的积累，竟然写成了32卷，藏于家中，未曾付刻。这些文字，王钟麒应该都曾认真读过。日后王钟麒投身报界，历任诸报主笔，一贯关心国事，各种时论、社论，泛之者，从民风时俗立言，狭之者，专就当前局势或者当局的某项政策发议，往往切中时弊，所提出的各种建议或者解决之道，但以实效为务，不为虚言。这种特质，显然打上了家学渊源的印记。整个青少年时期，王钟麒接受的教育，应以传统教育为主，《民国甘泉县续志》中称其“熟精选理”，科举应试失败之后，“益发愤寝馈于班、马二书，兼熟精选理，以故所为文多沈博绝丽之作”钱祥保修、桂邦杰纂《民国甘泉县续志》第548页。。居留扬州时期，王钟麒于历史方面用力尤勤，打下了很好的史学功底。文学上造诣亦不凡，暇日笔耕不辍，著有《孟晋山房骈体文》《古今体诗》《红禅词》《小奢摩室诗话》，可惜尚未付梓即已散佚。诸文体中尤擅于古体诗词和骈文，所著《悲秋赋》，曾传诵一时，乡党间颇有令声。王钟麒居扬时期，交往密切之人有周美权、方泽山、闵葆之、陈大镫、陈霞章、程善之、刘师培、林白水等，王钟麒与他们的具体订交时间多不详，暂系于此。周美权（1878-1949），名明达，后改名为达，字今觉，号美权，一号梅泉，别署炁公，安徽至德（今东至）人，以数学家和邮票大王闻名于时。1892年，周美权的父亲周学海候补扬州同知，把家眷从安徽东至迁到扬州，13岁的周美权遂随父迁居扬州。一直到1911年，周美权才离开扬州，往上海寻求发展。王钟麒居留扬州时期，与周美权屡相往还。周美权为研究数理，一度刻苦学习外语，又四度赴日本参与数学研讨，王钟麒熟习日文，可能是受了周美权的影响。方泽山（1874-1927），名尔咸，号无争，江苏江都（今扬州）人，幼有文名，12岁中秀才，15岁中乡试第一名，被誉为“扬州神童”。1890年进京会试，因目睹朝廷腐败，丧失了科举兴国的信心，不再应试。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一同参与了公车上书。当时有“南梁北方”之说，“南梁”即梁启超，“北方”即方泽山。北京之行后，方泽山曾客游武昌，入张之洞之幕。后返乡，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实业。其兄方地山，也是江都名士，兄弟二人并称“扬州二方”。王钟麒日后在诗话中屡屡提及与方泽山的交往。王钟麒定居扬州时期，与方泽山过从十分密切。1906年王钟麒移居上海之后，与之渐渐疏阔，但每逢岁末回扬州，仍频相往来。方泽山年长王钟麒六岁，成名亦早，无论是眼界还是经历，在王钟麒的扬州故交中皆属上流。闵葆之（1872-1948），初名真，又名尔昌，号黄山、复翁，江苏江都（今扬州）人，曾入袁世凯之幕，1912年起担任北京临时政府的秘书，并相继供职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执政的北洋军政府。王钟麒到上海之后，结识了章士钊。章士钊有《论近代诗家绝句》，其一为：“胡马窥江几度来，广陵于此炼诗才。卅年牢落京华路，除却逢原没草莱。”此诗即评闵葆之。诗后注云：“逢原指王无生。吾识葆之，由无生之介。”舒位《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第105页。从诗后小注可知，章士钊认识闵葆之，尚得力于闵氏故交王钟麒的引荐。陈大镫，扬州士人，近代翻译小说家，译有《革心记》、《婀娜小史》、《风俗闲谈》、《十之九》等作品，其他情况不详。谢无量为王钟麒《血泪痕传奇》所作的序言中，谈到他第一次见到《血泪痕传奇》，是在丙午（1906）秋，当时他正好在扬州的陈大镫家喝酒，王钟麒作陪，席间亲自将手稿交给他，谢无量阅后，“为下酒三升”，对这部悲剧作品很是称赏。陈大镫曾与吉柱岑、吴恩堂一起并称扬州光绪三狂士，才气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是冶春后社中声名极响的人物，王钟麒《血泪痕传奇》刚脱稿，就拿给了他看，可见二人交情不浅。程善之（1880-1942），字庆余，号小斋，别署一粟，安徽歙县人，幼年时随父迁居扬州。1896年补为博士弟子员，后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早期会员。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中华民报》的编辑，二次革命后归隐扬州。著有小说《懊侬》《児时》《何访》《机关枪》《可怜虫》《偶然》《残水浒》等。程善之自皖南迁入扬州以后，与王钟麒、刘师培、方泽山、周美权等多有交往。程善之有一本杂记叫《倦云忆语》，作于1913年，该书以闲散的笔墨，记载了各种陈年往事，其中就包括与扬州友朋之间的往来。《倦云忆语》的“梦幻”和“师友”章，各有一段文字：刘申叔家仆人，偶击毙一狐，是日火作于窗，救之，始熄。其仆之衣物置笥中，火焚无余，而笥不伤。王无生家亦有怪，无生晚餐，虾粒粒自羹中腾跃，怪之，以与侍者，侍人尽吞之，竟无恙。二事皆余亲见者。（程善之《倦云忆语》第104页）王无生自负其骈文，刘申叔自负诂经，俱有目空一世之概。予谓无生文诚有佳者，若其冗漫散轶处，则绝无轨范，盖得胡稚威之弊。申叔解经，多刺取乃祖札记，郭象尚不可为，况为子孙者乎！曾以此面折之，申叔怫然。是以知其为人也。（程善之《倦云忆语》第52页）程善之记载了早年发生在刘师培和王钟麒家中的两件怪奇之事，对他们的才华进行了评价。所谓“二事皆余亲见者”，事虽涉于荒诞，却可见出定居扬州时期，程善之确实与王钟麒、刘师培来往密切。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03年赴上海进行反清革命宣传，早期参加了《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国粹学报》《中国白话报》《申报》等报刊的编辑与撰稿工作。1907年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后迫于经济压力，被端方收买，成为清廷暗探。1913年后，投靠阎锡山和袁世凯，鼓吹帝制。后获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从事中古文学、礼学、经学、文字学方面的研究。1919年病逝于北京。王钟麒与刘师培初识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1904年。根据各种资料推断，应该不会晚于1902年。当时王钟麒居留扬州，与扬州主张进步的人士频繁往来，其中就包括刘师培。刘师培开始接受西学，极有可能受到王钟麒的影响，因为在1902年之前还没有线索表明刘已经接触西学，特别在1903年春，刘师培还赴开封参加了科举会试，此时并没有迹象表明他有革命的举动，而且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情有增无减，但是在1903年所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中就可以看出刘对西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李孝迁、修彩波《刘师培论学观初探》，《福建论坛》2002年第3期。。这个时期正是刘师培与王钟麒交往密切的时期。另外，冯自由《刘光汉事略补述》有云：“甲辰（1904年）秋冬间，以家贫不能自给，遂应友人王仲麟（王字无生，江都人）之邀莅沪，谋充学校讲席。”据万仕国的判断，冯自由的说法有误。刘师培至上海的时间不是甲辰年（1904年），而是1903年，至1904时，刘师培已在革命党人中有较高声誉万仕国《刘师培年谱》第32页。。王钟麒自结识刘师培之后，在亲密交往中达成了一致的文学救国理想，遂于1903年秋冬间邀请刘师培一同去上海。王钟麒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刊载于《国民日日报》，发表时间是1903年9月23日，说明王钟麒赴沪谋求发展的时间不晚于1903年秋冬间。这印证了万仕国的分析是准确的。《刘申叔遗书补遗》中也确认了这一点。可见，刘师培于1903年至沪，此后投身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王钟麒的影响，则王钟麒之于刘师培，实际上充当了革命引路人的角色。梅鹤孙回忆舅舅刘师培的一段文字可以与此相印证：舅氏中乡举后，在扬州常与王郁人（仁）往还。王先生是一个种族革命家，字无生，又号天僇生，安徽歙县人，侨居扬州，时在上海《神州日报》主笔，鼓吹新潮。我记得十岁左右时，舅氏携我至城外香影廊喫茶，就有王先生一同逛史公祠。他是一个清瘦有神的人，手携《浙江潮》一本，坐在梅花岭石头上，与舅氏谈到天黑方归。王先生每日必来，因他又与福建党人林少泉成为密友，少泉就是林白水。（梅鹤孙著、梅英超整理《青谿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第35页）梅鹤孙提到的“（王钟麒）时在上海《神州日报》主笔”，其回忆稍微有误。刘师培中乡举的时间在1902年9月，当时刘师培参加南京省试，中了第13名经魁，自南京回扬州之后，刘师培即与王钟麒往来频繁。《神州日报》创刊时间在1907年4月2日，此时刘师培已经听从马君武的建议，应章太炎等人的邀请，与妻子何震、姻弟汪公权、苏曼殊等一起东渡日本，王钟麒也长期寓沪，不可能两人还在扬州长期往还，甚至“每日必来”。梅鹤孙生于1894年，其“十岁左右时”，如果按照虚岁算，当在1903年左右。梅鹤孙提到王钟麒曾“手携《浙江潮》一本，坐在梅花岭石头上，与舅氏谈到天黑方归”。《浙江潮》杂志，1903年正月创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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