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十大部长传奇》一书着重史实研究和材料分析，详细记录了建国初期十大部长的革命经历及工作生活情况，将开国部长的职责任务及性格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初期内政外交的状况。开国十大部长分别为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司法部部长史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作者简介：
叶健君，男，1964年2月出生，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与写作，曾策划主持编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年度焦点》（3本）、《聚集红都》系列从书（四本）、《聚集红墙》（4本）等二十多部书籍，撰写《湘籍共产党人的精神》、《毛泽东与王明》等个人著作4部，发表了《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对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深层剖析》等三十多篇论文，参编各类书籍三十多部，曾获省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
目录：
1.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
2.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3.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4.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
5.劳动部部长李立三
6.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7.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
8.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9.司法部部长史良
10.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
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主题人物：薄一波
籍贯：山西省定襄县
出生年月：1908年2月6日
人生经历：中共太原北部地区委员会书记——北方局军委秘书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委——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太岳区党委书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务院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逝世时间：2007年１月15日
毛泽东：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是个好同志
新中国成立前后，薄一波先后出任中财委副主任、首任财政部部长，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把他作为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加以培养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7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及常委会。薄一波被指定为党组干事会成员，和陈云一起负责联系财经方面各单位中的党员。这时，党中央正在筹建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着是从东北调回陈云来主持中财委。薄一波后来回忆说：“陈云同志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1942年，他主持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工作出色。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实现了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较早地把经济稳定下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为中财委主任，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组建中财委时，毛泽东还亲自找薄一波谈话，要薄一波任中财委副主任，协助陈云工作。当时，薄一波还在主持华北局的工作。毛泽东考虑到这一点后，对薄一波说：“那你就把华北局搬到中财委去办公嘛！”从这时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已开始把薄一波作为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加以培养，并让他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兼顾华北局工作。中财委是在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1949年7月，中财委组建完成，薄一波的主要精力也转到了中财委。
新中国成立后，薄一波出任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陈云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仍兼任中财委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以后又陆续增加了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为副主任。委员中有民主党派领导人黄炎培等。
新中国成立后，刚刚40出头的薄一波为什么能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如此器重呢？这与他的经历和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5年，薄一波的人生道路遇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先是参加了1925年5月初彭真等领导的太原反房税运动，接着为声援五卅运动，参加“沪案后援会”，思想上也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开始走上了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这年年底，正是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薄一波随着“时代脉搏的搏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随着大革命潮起潮落的磨炼而逐步成长起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演时说：华北有好多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他们坐在班房里头和敌人斗争，拿着命拼，应该估计到他们的成绩。这是对薄一波狱中五年奋斗的肯定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在颜昌杰主持下，由薄一波负责筹备，决定于5月5日上午，在国民师范召开李大钊烈士追悼会。追悼大会那天，阎锡山实行白色恐怖，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暴露了与旧军阀同流合污的反动面目。这次运动后，薄一波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省党部通缉，他因此化装离开了国师。
在以后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薄一波这个名字和党的许多重大事件、重大决策紧密相连。当时，薄一波深感党号召白区干部要职业化、社会化的正确性。薄一波回忆说：我在宪兵司令部里工作时间不长，却深深感到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掌握他们的动向，对我们开展工作大有用处。离开宪兵司令部后，薄一波调到顺直省军委机关，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这其间，薄一波除了以北方兵士呼声社的名义办了个《兵士呼声》的刊物外，还主要负责在阎锡山嫡系部队第三十六师中开展工作。当时，三十六师驻津、塘、唐一线，这样，塘沽、唐山成了薄一波经常走动的地方。
1943年11月，薄一波曾向毛泽东汇报被党营救出狱的经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并对薄一波他们在狱中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和赞扬。现在中央档案馆还保存了毛泽东1945年2月15日在中央党校讲演的记录稿，其中说：在北方，华北也有好多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在班房里头。只有我们英勇奋斗？人家不艰苦奋斗？他们坐在班房里头和敌人斗争。……为了斗争，他们拿着命拼，应该估计到他们的成绩。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肯定了党的白区工作的成绩，肯定了在白区战线奋斗的广大党员舍生忘死所作出的革命贡献，也肯定了薄一波狱中五年的奋斗。但薄一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30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场英勇的斗争竟被康生一伙诬陷为“叛变”，他们炮制出一个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在全国掀起“揪叛徒”的高潮，人为地制造冤、假、错案。好在历史是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正确地作出结论，恢复了这场斗争的本来面目。
半个世纪后，1988年，薄一波曾去看望已是86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共同回忆起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徐帅有感而发，吟了两句诗：“江山百战幸犹存，铁窗苦斗庆余生。”这也是对薄一波狱中斗争的高度评价。
后来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谦虚地说：由于刘邓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指挥作战上，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就由我主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千百万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用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应该说，这期间，我们的工作干得还不错。
1949年1月6日至8日，薄一波列席参加了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期间，薄一波和与会同志分头讨论了毛泽东给大家出的一个题目：“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这时，平津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对接管平、津工作作了部署，并派薄一波先赴北平，担负先遣任务。薄一波认为做好接管平、津的实际工作，就是对毛泽东提出的“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交的一份重要答卷。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三天后，薄一波进入北平，随后，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也搬到北平办公。2月18日，中央决定北平、天津两市委归华北局建制，受华北局领导。接管平、津的做法和经验，党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薄一波功不可没。他后来还回顾说：“历史已证明，华北党的组织和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在接管工作中是经得起考验的。”
接管平、津工作告一段落后，薄一波仍留在北平，负责来北平的各方民主人士的接待工作，同时布置党中央机关进驻北平的准备工作。此后不久，毛泽东点将，薄一波出任中财委副主任和首任财政部部长，为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和财经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财经会议及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恩来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薄一波是受批评的主要对象，成了高岗抓住新税制问题、阴谋推倒刘少奇而搞的“批薄射刘”的靶子。
毛泽东于1月15日，给周、邓、刘、薄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和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信是周恩来先收到的，周恩来从毛泽东措辞严厉的信中已感到问题严重，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谈了处理办法。薄一波接到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同志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40年后，薄一波在回忆中还说：“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随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2月10日，中财委责成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就修正新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薄一波负责的财政部又向毛泽东、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但毛泽东仍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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