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一批文人大师闪耀其间，他们有着与今天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学识与思想。本书以“狂狷”、“识鉴”、“真执”、“假谲”、“纠结”为主题，在“重写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对现当代文人在时代风云下所做的人生选择及由此显露的人格特征进行了感性的揭示。文字写在纸上，欲望在人心里。大师皆有士气？非也。风骨人品，弹赞之间，高下立见。
作者简介：
孙玉祥，四川德昌人，1965年生，现定居广州。曾做过教师、编辑、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1998年以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200万字的随笔、杂文、评论和小说，上百篇文章被选入各种年选。出版有专著《现代文人的隐与痛》（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知识的忧伤》（广州出版社2010年版）。
目录：
【狂狷】
章太炎吃人不嘴软/003
章太炎打架/006
鲁迅不担虚名/008
黄侃偏要进门/011
黄侃、刘文典的牛劲/014
钱锺书?胡耀邦?文怀沙/019
两种名士风度/024
名人偷跑/028
当年教授判试卷/031
那时教授的分量/034
民国那些教育家们/036
李敖说的和做的两场“黑吃黑”/039
【识鉴】【狂狷】
章太炎吃人不嘴软/003
章太炎打架/006
鲁迅不担虚名/008
黄侃偏要进门/011
黄侃、刘文典的牛劲/014
钱锺书?胡耀邦?文怀沙/019
两种名士风度/024
名人偷跑/028
当年教授判试卷/031
那时教授的分量/034
民国那些教育家们/036
李敖说的和做的两场“黑吃黑”/039
【识鉴】
章太炎与谶言/045
梁启超薪尽火传/047
轿夫该哭还是笑？/050
文化太极──略说鲁迅与钱锺书/053
有些事，你不能往细了想/059
重温鲁迅遗言/062
周作人与吴梅村/067
钱锺书对“祸从口出”的警惕/075
钱锺书的好记性从哪里来/080
小波的“伟大”/083
【真执】
马君武被骗/091
鲁迅与钱玄同笔名之争/095
鲁迅眼中的人力车夫/099
鲁迅会跟“闰土”一起住么/104
“我听别人说的”/108
阿Q画圈/114
吴宓之“笨”/117
假如沈从文做了小偷/122
林汉达：博士的故事/126
直截了当/129
文人广告/132
那些值得追怀的插话者/135
夏衍不作假/138
黄裳是谁的裳/141
梁漱溟享受的“雅量”/144
【假谲】
周作人：知难，行亦不易/151
章士钊的学问/158
“胡萝卜”、“大棒”之外/161
曹聚仁之“妄”/166
老舍的《春华秋实》与“大炼钢铁”/174
余秋雨与周汝昌/181
【纠结】
鲁迅洗脚洗出的问题/187
刘大杰古文标点冤案/192
钱锺书不厚道？/195
鲁迅与酒/199
钟叔河对鲁迅的无名火/202
鲁迅与池莉的距离/212
季羡林与钱锺书曾经的“堕落”/215
那些“被死亡”的著名作家/218
如何造名/228
雅量难得/233
一代不如一代/236
后记：为什么是“文人”？前言自序
“纸上”都有什么“欲望”？
这话得从两头说起，从作者方面而言，写“纸上”的文章总有他的“欲望”：或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比如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自序
“纸上”都有什么“欲望”？
这话得从两头说起，从作者方面而言，写“纸上”的文章总有他的“欲望”：或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比如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或为了表达某种卑微的情绪，比如其弟曹植所谓：“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无论崇高还是卑微，作者总是希望读者从其文字中读出自己的用意来。
而读者读这些“纸上”的文字，却又总抱着自己的期待视角与目光。当年，钱锺书在拒绝一个英国记者对他的采访要求时，有这样一段名言：“如果你吃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就行了，没有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可我读书却爱反其道而行之──从小时候开始，读书，尤其是读到感兴趣的书时，我总爱在欣喜若狂之余，推想书页后作者的一切：他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这样写？他经历过这样的事么？他有如何的人生经历？他的为文与为人是一致还是背离？钱锺书在他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我的读书习惯就是想通过作者的“几篇写在人生边上的散文”来探究作者“留下的好多空白”，甚至他整个人生这部“大书”。这种习性保持到现在，其成果就是集子中这些七长八短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角不一，取意各异，表达也自具机杼，但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透过纸上的文字，来阅读作者这部人生大书──如果不客气点说，就是杜甫所谓“读书破万卷”的“破”字所在。
更值得庆幸的是：从章太炎到余秋雨，这一百多年来处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的各式文人给我们留下了何其丰富的“写在人生边上”的“散文”！通过对这些“散文”的细读，了解他们，读破他们，当是多么有趣与无边的“欲望”？
集子中的这些文章大都是我这十年写的，其中一些分别发表在《闲话》、《悦读》、《同舟共进》以及《羊城晚报》上。在此对这些报刊对我文章的青睐，深表谢意。当然更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谢焕编辑的慧眼和杨利军编辑的用心——没有他们，我这些七七八八的“纸上的欲望”是无法以这么整齐清新的面目跟大家见面的。
2014年4月12日广州后记：为什么是“文人”？
文人大概是最容易成为批评对象的阶层，为什么芸芸众生五行八作中，文人成为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箭垛？后记：为什么是“文人”？
文人大概是最容易成为批评对象的阶层，为什么芸芸众生五行八作中，文人成为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箭垛？
有一种世俗的解答是：为什么？不就因为大家都“半夜吃桃子，拣着软的捏”么？文人多愁多病无权无势，批了评了，他还不只有忍气吞声？20世纪30年代，那个曾经写过“国事家事管它娘”的“解放词”的诗人曾今可，因为细行不修，给文坛一通猛批，于是在1933年7月9日的《时事新报》登了这样一个封笔启事：“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造谣诬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今天的余秋雨，也曾在其《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中借学生问表示：“台湾，政治争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严重，也没有谁会到公共媒体上伤害一个文化创造者。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体现了一种集体文化素养，让人钦佩。我在大陆的一些大学演讲时，一再介绍台湾的这条文化底线。因为在大陆，历来被攻击最严重的总是无权无势的文化人、艺术家。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之为‘柿子专拣软的捏’。连那些自称为‘社会良心’的著名传媒，也总是在慷慨激昂地欺软怕硬。”（转引自2011年8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余秋雨在台大的闪问闪答》一文）当年，有人嘲笑鲁迅，也曾这样设问：为什么你（鲁迅）只骂文人，而不去骂“武人”──比如当时的军阀？因为当年提这问题的人别有用心，所以鲁迅的回答也针锋相对：我之所以不骂“武人”，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在我身上实现你们借刀杀人之计。
这种批评文人是因为自己欺软怕硬的说法，显然是文人的撒娇与自怜——文人再无权无势，也比根本就无“文”的工农大众强势吧？福柯说过，话语即权力。鲁迅当年面对各种攻击也曾深有感慨道：幸好我还有一支笔，还能讲话，不然真给他们骂死了。可见有笔而能写文章的文人并非那么弱势，也不是什么软柿子。
事实上，文人之所以容易成为批评对象，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批评文人容易有的放矢。就中国而言，官员做官若贪赃枉法，有基本上雁过无痕的暗箱操作，老百姓难明究竟；商人经商，也密室策划，天机不可泄漏，人们自然一头雾水。只有文人，白纸黑字，批评起来起来铁证如山，无可逃避——所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是也。1930年，陈寅恪写下了《阅报戏作二绝》，其一曰：“弦箭文章苦未休，极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看似笔走龙蛇天马行空的文人，其实是给自己的文字锁死了。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的文章中讲瞎话讲大话，就是不讲真话，如此这般，不就金蝉脱壳？然而，这些白纸黑字的文章不正就是你作伪作假欺骗人的铁证么？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之所以批评文人，是因为文人“可与言”。“武人”何足论？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当年鲁迅之所以不“骂”军阀而“骂”文人，就是因为军阀不值一“骂”，骂他们是对牛弹琴。而之所以“骂”文人，则是因为他们是“智识阶级”讲道理，有理性，是中国较有希望的一个阶层——所以才对他们大“骂”特“骂”。孔子说过：“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很显然，在真正的批评家那里，政治家或军阀者流都是以“骂”的方式“与之言”。这原由，也正是费希特在《论学者使命》一文中所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人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从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还是以鲁迅为例，正因为鲁迅“骂”文人都是因为希望他们真正成为有守有为的知识分子，是以人为善，所以许多被鲁迅“骂”过的人，后来都成了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才，比如李四光、朱光潜、沈从文、成仿吾、徐懋庸以及胡适、林雨堂、梁实秋、施成蛰、顾颉刚，等等。这应该也是鲁迅当年“骂”他们的希望——希望他们进步上进，成为真正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智识阶级”。有意思的是，现在有人因为鲁迅当年骂的这些人后来大都有了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认为鲁迅“骂”他们骂错了——照这些人的逻辑，经鲁迅骂过的人就该永远坏下去才无损鲁迅形象！这显然搞拧了鲁迅“骂”人的动机：他所以大“骂”特“骂”一些知识分子，其目的不是为了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赶到坏人那边去，而是为了让他们改掉臭毛病，成为真正的“社会良知”。如果此人后来真的变好了，成了于人民大众有用之才，那正好实现了鲁迅当初“骂”他的目的，也正证明了鲁迅的伟大，怎么能把这作为鲁迅骂错了的证据呢？这岂不是吃药治好了病，马上回过头来说这药吃错了么？
当然，读者诸君如果细读我这部集子的话，便不难发现其中的文章也不都是对文人的“骂”，也还有“颂”——或者说有弹有赞。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所以对一些文人有“赞”，乃是因为有大量值得“弹”的文人存在；而这些文人所以被“弹”，也是因为那些被“赞”文人的对照。当然，我既然写了这些“文”，也就难逃“文人”之列，读者自然也就可以对我有弹有赞——我尤其欢迎“入木三分骂亦精”的弹。
末了，拉来龚自珍《己亥杂诗》之六二为结：“古人制字鬼夜泣，后人识字百忧集。我不畏鬼复不忧，灵文夜补秋灯碧。”
是为后记。
2014年11月11日于广州西郊当年教授判试卷
做过老师的人都知道，在老师日常诸多繁杂的工作中，判试卷是最叫人头痛的事儿：每次一考试，那多如牛毛的试卷足以叫人头大如斗──这么多错得千奇百怪的试卷，要在规定时间判出，还要给出学生看了不至于拿着试卷来找你评理的分数，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不判行不行呢？以我多年任教的经验，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学生不答应。人家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学期，在考场上费尽心思做出来的卷子你看也不看，这也太拿豆包不当干粮，拿学生不当人子了；其次，学校也不答应──你不判卷子，没有成绩，我们怎么评估你的工作？你还想干不想干？再次，家长也不答应：好嘛，花钱让孩子读书，读了一学期，连个成绩都没有，这钱还不给扔在水里了──扔在水里还有个响呢，扔在学校，就连成绩都没有？所以，现在做老师，你要不给学生判卷的话，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你去做校长，要么你收拾行李走人。
过去可不这样。过去的教授牛，这牛之一就是可以不给学生判卷，或者用一种我们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方式判卷。
一种是不判，硬要他判他就乱判。譬如，章太炎的大弟子，著名学者黄侃，他在中央大学教“文学研究法”课程时，就只管讲课，根本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到了期末考试，他是既不肯看学生试卷，又不肯在这试卷上判分──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看试卷，又怎么能打分呢？可是，他这种偷奸耍滑的做法在教务处那里行不通──他不判卷子评分数，教务处怎么给学生填成绩册？于是一再催促他阅卷判分。黄侃岂肯轻易就范，把他逼急了，他就给教务处写一张字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90分，学生不配，自己也不愿意；给70分，又非甲等，学生不愿意，80分正合适。这统统80分，判跟不判有什么区别？教务处当然不满意，可碍于黄侃的名气和脾气，也只好暗自摇头，不了了之。同为章太炎弟子的钱玄同，在北师大教“中国音韵沿革”的课程，他也不爱判卷子，而且执拗得比黄侃还厉害。北师大教务处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只好专门为他老先生刻了一个木戳，上面刻有“及格”二字。每次钱玄同将学生试卷收来原封不动地交到教务处后，那里的人就在这些试卷上统统盖上“及格”的木戳，再登记入册。后来，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把考试不判卷的作风也带到了燕大。燕大不吃这一套。光溜溜的试卷交上去后，学校退回，他老先生呢，还是不看，又完璧归赵地交上去，如是者三。燕大火了，通知钱玄同：你要是不判试卷的话，我们将扣发你的薪金！钱玄同也火了，回信并附上一沓钞票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从命！”真是头可断血可流，试卷决不可判！碰上这等忠贞之士，学校也只好捏捏鼻子，由他去。
还有一种判卷法更让人啼笑皆非：他不判试卷，却判脸面。这种判卷法的实施者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博士。林博士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任英文教员时，根本就不给学生考试。他的理由是：“我在大学课堂上课，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多半是见面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期终让我出十几道考题给他们做，从而断定他们及格不及格，这也太马虎了，打死我也不这么做。”那么，期终成绩怎么办呢？林语堂的做法时“相面打分”：到期末评定学生成绩时，他老人家拿着学生花名册端坐讲台，然后依次唱名，叫到的学生一一站起来供他老先生“相面”；他呢，则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据说，学生──尤其是面相“好”的学生对他这种判分法大为赞赏，还说这比阅卷“公道”！
这些出人意料的判卷法在我们今天可以说都销声匿迹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教育质量就比那时高呢？其实，一个心态自由的教授往往能比一个循规蹈矩的教授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2005/11/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