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思想家》是由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原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等）与王寿南教授共同担任主编，两岸学者联袂编写，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著作对于读者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重点引进项目，此次以简体字出版，对文中的古今地名对照、注文体例和文字错误等作了必要的订正，并将原25分册按历史年代合并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清和现代等凡7种14册。 原版本的卷头语和三篇序言，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该书系的出版缘起和有关情况，简体版将其主要内容附于书前。 该书关于中国历代思想家的选取立意及某些作者的观点，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但为便于参考研究，仍保留其原貌，在书中加编者注予以说明；个别之处，有所节略，但不改动原书之观点。
作者简介：
王寿南，台湾著名历史教授。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所长、台湾历史学会理事长、台湾唐代学会理事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中国政治史、中国近现代史。其著作《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唐代政治史论集》、《唐代人物与政治》、《隋唐史》，为当代隋唐史研究重要作品，主持出版“古籍今注今译”系列、“中国历代思想家”系列、“岫庐文库”等，皆影响深远。
目录：
宋明（1）
范仲淹
孙复
胡瑗
邵雍
周敦颐
司马光
张载
王安石
程颢
程颐
杨时
朱熹
吕祖谦 宋明（1）范仲淹
孙复
胡瑗
邵雍
周敦颐
司马光
张载
王安石
程颢
程颐
杨时
朱熹
吕祖谦
陆九渊宋明（2）陈亮
邱处机
叶适
真德秀
耶律楚材
许衡
方孝儒
陈献章宋明（3）王守仁
李贽
高攀龙
刘宗周
黄道周
朱之瑜先秦1周公
管子
老子
孔子
孙子
墨子
商鞅
庄子先秦（2）孟子荀子公孙龙吕不韦韩非隋唐智凯
吉藏
杜顺
王通
玄奘
慧能
法藏
韩愈
罗隐
杜光庭清（1）黄宗羲
方以智
顾炎武
王夫之
李颐
颜元
刘献廷
李塨
惠栋清（2）庄存与
戴震
阮元
包世臣
龚自珍
魏源
冯桂芬
曾国藩清（3）郭嵩焘
王韬
薛福成
郑观应
胡礼垣
严复
康有为
谭嗣同现代（1）吴稚晖
孙中山
蔡元培
章炳麟
欧阳竟无
梁启超现代（2）马一浮
熊十力
张君劢
蒋中正
陈大齐
太虚
戴季陶现代（3）胡适
梁漱溟
钱穆
冯友兰
方东美
唐君毅
牟宗三魏晋南北朝何晏
阮籍
傅玄
嵇康
王弼
葛洪
郭象
道安
慧远
竺道生
寇谦之
陶弘景汉陆贾
贾谊
董仲舒
刘安
刘向
扬雄
王充
王符
郑玄
苟悦
仲长统 宋明 但阳明因身体一向衰弱，而这一艰巨的任务，又实在没有成功的把握，加以武宗依然昏庸，奸臣仍旧专权，这样的政治情势，将不利于在外立功的大将，这是阳明的苦衷，也是历史的明训。所以阳明乃上疏请辞，但武宗不许，只好勉强接下这副重担。
正德十二年正月，他抵达赣州以后，先了解南赣一带盗贼群起的原因，然后从健全地方组织与加强民间防御入手，首先实施十家牌法，集合十户人家编为一牌，登记各户人口的姓名、籍贯、年龄、面貌、职业等。每天轮流由一家担任巡察，凡遇见陌生可疑的人，立即报请官府究办；如有私藏人口，则十家共负连坐之责。并告谕地方父老子弟，各自安分守己，勤俭持家，遵从礼义，敦厚风俗，做到守望相助、共维地方治安的目的。其次，他又就地取材，编选民兵，施以军事训练。并通令四省兵备官，就部属中选出骁勇的战士，率同地方兵员，每日勤于操练演习，由出众的为将领，专负守城之责。
不久，漳州的寇盗首先侵扰，阳明一面令湖南、福建、广东三省兵备，起兵会同清剿，一面自己亲率江西民兵出征，途中大战贼兵，追歼围攻，终使贼寇溃逃老巢象湖山。阳明又率精锐进击，直捣贼巢，贼寇既失险要，乃据高崖峻壁，以滚木巨石相抗，阳明无惧木石，亲自督兵，与贼寇鏖战。这时三省民兵突然各由小路抄进，贼寇溃败逃奔，官兵乘胜追剿，于是斩杀贼首数千人，漳州为患地方数十年的顽寇，至此全部剿平。先秦 周公日：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书》日：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周公之大演习礼乐，在营洛邑之后，诚然不错。但如《大传》所云，犹有未尽处。盖周公营建成周，示天下以一大新都，诸侯因来贺新都之完成，周公因而朝诸侯于明堂，并举行王会，实皆有其必要。又考建新都，行王会，朝诸侯于明堂，似皆因袭文王旧制，唯规模有不同耳。《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谓，文王都丰邑后，四方之国都来会同，为王的桢干。《逸周书·酆保》亦云：“九州岛之侯，咸格于周。”可见周公可能已亲见其父朝诸侯于酆邑初成之时。这是关于典礼方面。又乐方面，《大雅·灵台》亦谈到文王建灵台、灵囿、灵沼，有钟鼓之乐，以乐于璧靡。武王克殷后曾举行就职典礼于商京，见《逸周书·克殷》；追祀文王，荐俘乃殷王鼎，又以王礼祀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以侯礼祀大伯、虞仲、邑考；又祀周庙、誓于百神及社，在在需要礼乐（《逸周书·世俘》）。《吕氏春秋》又言，武王西归，命明堂外户不闭。若此言可靠，则明堂在武王时已有了。其实这话也许可靠。因明堂夏殷时代，甚至炎帝、黄帝之时已有。《诗经·文王有声》又言，武王建立镐京，兴设学校（辟靡）。文王在丰邑有辟靡，武王时沿袭文王时之政教，亦有辟靡。文王都丰的政教规模，武王沿袭之；武王都镐的规模，周公于营成周后亦尽量沿袭之，是很有可能的。《逸周书·大聚》载周公回答武王的话，亦有闻之文考，修礼乐，教用兵的话。足见文王时代，已颇着重礼乐，颇有礼乐规模。武王时代，天下始一统，种种礼仪，已颇有可观，自然在其举行的过程中，周公的心智必当有所贡献。武王初定天下，采安抚政策，未便大会诸侯。隋唐（4）“位妙”，是在实践修持当中，所创立的阶位，这亦分为四教的不同，即藏教立声闻七贤七圣位，缘觉不立位，菩萨乃有三阿僧只劫（阿僧只译为“无数”，劫译为“时分”）的行位。通教即说：三乘共十地。别教即为：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等五十二位，但进入初地，始能断无明证中道的。圆教：五品弟子位、六根清净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位。所谓五品弟子位是外凡，六根清净才是内凡十信位。然圆教胜过别教的伟大处，即是：圆教的初发心住，即就能灭无明证中道，以示现八相成道，得自由自在的教化于十方世界，这是智凯强调圆教的初住，就能成佛的圆满义，但对于设立第二住的诸位，乃属针对实践修持，就能展开证取中道的实用论，故位位融通相即无碍的境界。
智凯更曾强调藏教和通教的位次，乃局限于断证界内，故属粗位，别教的登地所证，虽是妙谛，但由渐次而从浅人深，且曲径迂回的历经行位，还在能入门，兼带方便，故不能称为纯妙，唯圆教即从初发心至果觉，其教证具是实法，契符妙行，而能直趋宝所，故称为位妙。
（5）“三法妙”，是指三轨，即真性轨、观照轨、资成轨。真性轨是：法体不妄不异的真如性德；观照轨是：破妄情、显真理的真如理德；资成轨是：理、性相辅相助的妙用性德。故三法轨同时是一体，即是法界一切法的根本理体，而智凯在三轨中，方便为区别显示体与用，而规定真性轨为体，其他两轨为用，但体用却不是隔别，乃是即用即体；即体即用而圆融无碍的。清 明末史学兴盛，其中尤以梨洲之史学成就最大。梨洲在史学上最大的创见，便是体认史学是经学之用，他认为明代学者空言心性，导致清人人关，明代覆亡的悲剧。所以他一面力主学者必先穷经，以六经为根柢，破除明人游谈心性的弊失；一面又恐学者拘执经术而不适于用，因此力主兼读史书，明了历代的兴衰得失，以便学有实用，免得成为食古不化，不切实际的迂儒。梨洲的史学思想，要而言之，有下列七点：第一，多取事实，不凭传闻。梨洲在《谈孺木墓表》中，既明揭晚明史学家但凭传闻，不核事实的通病。在《辞张郡侯请修郡志书》中，又表明他治史多取诸事实，而加以别裁，不凭传闻的态度。他向张郡侯婉辞修郡志，正是由于他自认是乡野鄙人，身处山林，对于典章文物，礼乐刑政，有所不逮，不敢但凭传闻而妄自参与修郡志的工作。然而他一面请辞修郡志事，一面又着《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移史馆吏部左侍郎章格庵先生行状》、《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诸文，这是因为熊雨殷、章格庵以及姚太夫人的事迹，梨洲亲所见闻，知之甚详，而非得之传闻，与一般谀墓之文，不足征信者，迥然不同。梨洲所著《明文海》、《明儒学案》，都是访求各家遗书，搜辑数百家的著述，积数十年之力而后写成的。第二，注意近代当世的史事。梨洲之父忠端公被捕之时，曾对梨洲说：学者不可以不通知史事，应读《献征录》。于是梨洲治史，便先读明代十三朝实录，对近代的史实有了了解，然后才上溯二十一史，如此便能收触类旁通之效。这种治史而注意当身现代之史，与后世言史而多偏于研究古史者不同。第三，注意文献人物之史。现代 首先，他具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和道德忧患意识。他泰和讲学首先讲的就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教，并希望听课诸生依此立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后来在《复性书院缘起叙》一文中，他更明确表示要以“继绝学，广教化”为自己的一生使命。从而使“洙泗之业晦而复明，伊洛之绪绝而复续”。可以说他为实现自己的一生使命而贡献出了毕生精力。其次，他以儒家文化为中国文化之正统和代表，认为儒家六艺是孔子之教，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其他诸学都不过是儒家六艺的支流而已。故此，他主张重新楷定国学名义，以儒家六艺来代替国学。在儒家文化中他又特别服膺宋明新儒学，他讲“六艺论”，讲“义理名相论”，依据的就是宋明新儒学的思想原则。
第三，他提出以儒家六艺赅摄一切学术，其中也包括西来学术，所谓“赅摄”，也就是包含摄取、融会的意思，因此，以儒家六艺赅摄西来学术，不过是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儒化、华化西洋文化”的主张的不同表述而已。就实质而言，马一浮与梁漱溟等人一样，文化取向上也是一位儒家文化本位论者。
第四，他也反对用所谓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认为科学方法大致由于经验推想观察事相而加以分析，虽其浅深广狭所就各有短长，但同为比量而知则一，或因苦思力索如鼷鼠之食郊牛，或则影响揣摩如猿狙之求水月。所以尽管科学方法较胜理论组织饶有思致可观，然它只能重建传统文化之外观，而无法理解深藏于其中的精神道德意义，“以视中土圣人始条理，终条理之事，虽霄壤未足以为喻”。（《尔雅台答问》一卷）故此，当一位姓张的求学者给他去信，表示“欲建立大同文化系统，用科学方法研究儒学”，马一浮即在回信中明确表示反对。魏晋南北朝 （二）为当时佛教教团确立新制；勤求戒律，使之成为僧尼行为的准绳。
在道安所立新制中，当以定释氏为出家人共同姓氏一事，最为后人所乐道。前此的中国僧人，多半以其师父（往往是胡僧）的姓氏为姓，而胡僧则多以出生国名为姓。因此中国僧人名字的第一个字，常有竺、康、帛、支、安等字之不同。道安以为释迦牟尼为所有佛教徒的宗教本源，与其让出家人各有不同的出家姓氏，不如让全体僧人都归宗“释”氏来得有意义些，而且可以表示皆同为释尊之门徒。于是，他本人也自称为“释道安”。这一规定，乃成为迄今尚存的我国佛门准则。
此外，道安又对当时僧尼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仪式，作有条理的统一。他把讲经方式、讲读戒律及忏悔过错的仪式、日常做佛事及其他种种生活上的规矩，都加以统一整理。使出家人的生活行为，有一适合国情风俗的固定标准。至于对各种佛教戒律原本的搜求，道安尤其注意。
原来，王弼的祖父王凯，是王粲的族弟，汉末投奔荆州而成了刘表的女婿。王粲本有两个儿子。因为跟魏讽之案有牵连，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杀，于是王弼的父亲便过继到王粲家去，作了王粲的嗣续。这么一来，王弼不仅是王粲的族孙，也是他的嗣孙了。难怪王粲死后，家中藏有蔡邕所赠的万卷图书，便完全转入王弼家，给王弼的治学环境提供了最好的设备。
既然，王弼的外曾祖及族祖都是荆州学派的泰斗，他的祖父及父亲皆深受荆州学风的洗礼，当然是不成问题的。而王弼生在魏文帝黄初七年（二二六年），上距汉献帝建安十三年（二○八年）荆州破亡，才十八年光景，纵使他未曾住过荆州，但从父祖们的口头谈话中或治学方法上，多少还是可以呼吸着荆州的学术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余韵，对他应该并不陌生，这样便可以想象王弼和荆州学派的精神之衔接了。
有关荆州学派的缘起，大致是这样的：盖在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一九○一二○八年）的十八年问，刘表作了荆州刺史，驻节襄阳，当时中原大乱，只有荆州一带还能保留一点安宁的气息。汉 他说“讲授春秋时，要详加分析褒善贬恶的原因，来逐渐树立他的正确观念；讲授礼，使他彻底明了长幼卑尊的关系；讲授诗，要推广诗义以驯顺他的情志；讲授音乐，能达到疏通烦闷，消减浮气的目的；讲授古人格言，使他明白先王以化民为本务；讲授史志，使他知道国家兴亡之迹而知所戒惧；讲授统御术，使他能了解万官的职分而作合理的领导；讲授训典，使他得到协和亲族和与人为善的要领，这就是教太子为圣君明王的基本科目”。（见贾谊《新书·傅职》）他一共列举了春秋、礼、诗、音乐、古人格言、史志、统御术、训典等八个科目，以及各科教学进度和目标，可以说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体系。贾谊言慎选师资，是和学习环境，合并来谈的，他说“例如过去周成王尚在襁褓之中，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是保护身体，傅是辅其德操，这都属于师道的责任，三公的职分。于是又设三少，所谓少保、少傅、少师，是侍奉太子燕游的人。故在太子孩提之时，三公三少就当昌明孝仁礼义来诱导他，一方面疏远邪恶小人，使他不至于受到坏的感染；另一方面选拔天下方正之士，与孝悌博闻有道术的人，来保卫辅翼他。叫他们和太子居处出入。太子一生下来，见的是正事，听的是正言，行的是正道，左右前后又都是正人君子，这样熏陶渐染，长大以后，自然就成了正大光明的人了”。
（见贾谊《新书-保傅》）最后又引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话，来证成他的看法。如果我们把《孟子·滕文公下》，言“楚人欲学齐语”的故事，和《苟子·劝学》，所举“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例子，会合来看，就知道了贾谊在劝学方面立论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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