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经济学家茶座》出版9年来（第1-39辑）之精品栏目“经济学人”中的文章优中选优．选出精品文章近100篇。
读《经济学人》，听经济学界评论海内外著名华人经济学者的学术、人生和趣事。
目录：
王建国我的老师杨小凯和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张友仁周炳琳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的友谊
熊秉元是非张五常
易宪容张五常其人其事
梁小民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一）
梁小民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二）
张晓晶樊纲：经济学界的“刺猬”
柳红如果你是大海，舀出来一勺，还是大海
——记吴敬琏论学
汪丁丁永远的贝克尔
韦森沾亲带故：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
杨春学作为投机家的凯恩斯
王玉霞黄有光教授的笑声
史晋川聆听大师的教诲——科斯教授午餐谈话侧记
李俊慧科斯的情怀——爱上从未谋面的中国王建国我的老师杨小凯和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张友仁周炳琳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的友谊
熊秉元是非张五常
易宪容张五常其人其事
梁小民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一）
梁小民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二）
张晓晶樊纲：经济学界的“刺猬”
柳红如果你是大海，舀出来一勺，还是大海
——记吴敬琏论学
汪丁丁永远的贝克尔
韦森沾亲带故：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
杨春学作为投机家的凯恩斯
王玉霞黄有光教授的笑声
史晋川聆听大师的教诲——科斯教授午餐谈话侧记
李俊慧科斯的情怀——爱上从未谋面的中国
柳红《改革》杂志的两位主编
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之间的争论和友谊
梁捷熊彼特与凯恩斯
陈抗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吗？——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一）
陈抗瓷器店里的哄抢——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二）
陈抗流寇，坐寇，看不见的左手——奧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三）
陈抗外国有个加拿大，外国也有大家拿——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四）
徐康宁两个人与一个国家
李斯“北京赣籍经济学人”群体扫描
熊秉元智者克鲁慢．识者张五常
董新兴一个经济学家的真话——访梁小民教授
董新兴直言是金——访王松奇教授
董新兴制度与产权理论的解释力——访黄少安教授
柳红行云流水——失玲访谈
徐庆全我的外公孙冶方——武克钢访谈录
纪辛中国经济学界的曾经领军人物二一方显廷
赵峰欧文·费雪的传奇
余永定怀念敬爱的浦山先生
赵人伟骆耕漠的“三个过渡”是唱对台戏吗？
张友仁蒋硕杰教授的经济学人生
王梦奎北大经济系旧事门
汤铎铎叔本华的豪猪和哈耶克的知识
陈瑞铭追思顾准
新望改革年代里的兄弟经济学家——近看孙冶方与薛暮桥
许成钢自学与思考
聂辉华一个大陆学生心中的杨小凯
刘佛丁王玉茹南开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何廉、方显廷
韦森亚当.斯密：一个鲜为人知的语言学家
黄范章陈岱孙老师的哈佛的情结——纪念岱老逝世十周年
王玉霞神化与魔化了的张五常
张问敏忆“文革”时期孤凄的顾准
沈越小韦伯与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王玉霞我的经济学人缘
沈懿张维迎：中国经济学界的“大白话家”
方文疏离的眷恋——相识熊秉元先生
何帆谁还在拯救自我
李俊慧邹至庄：经济学界的普罗米修斯
韦森纳什与科斯
王则柯冯．诺意曼为小人物丹齐克辩护
王玉霞穿过夜幕的经济学明星——张培刚教授华诞见闻
聂辉华杨小凯：华人经济界的“骄杨”
柳红滴水见日——访问梁小民
刘汉民O.E.威廉姆森的学术历程
赵人伟大师已去风范犹存
陈瑞铭甜心目中的“耕漠同志”
顾秀林我心目中和记忆中的骆耕伯伯
王梦奎苏星和他的惭中国经济史》
董全瑞我观杨瑞龙教授讲经济学
卢昌崇经济学人路深浅，叩问国计为民生——我“师父”汪祥春教授炮
叶坦景行化雨史通古今——追思赵靖先生自
陆兴龙从中料中追寻历史——记张仲礼先生的学术研究
赖德胜学问靠真
李辉文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高鸿业先生
谭国富林少宫老师与经济学研究生培养
赵德馨高山仰止——记吴承明教授二三事
赵人伟薛暮桥一个未圆的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兴建之流产
李钧和岳父薛暮桥一起生活的日子
冒天启在冶方身边重读《资本论》
朱绍文早期两岸经济学家的交流——陈岱孙先生与蒋硕杰先生的几封信
陈抗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我的老师杨小凯和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王建国
杨小凯的英年早逝，震惊了整个经济学界。无数经济学人因失去这位经济学大师而深深痛惜。作为小凯的学生和朋友，我好像突然失去了智慧的依靠。“海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深感悲伤。
有三位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做过我的导师，他们是张五常、黄有光和杨小凯。他们对我的思想、知识和人生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莫纳什大学（Monash）求学时，杨小凯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他是我的长沙老乡，我十一二岁时，就常在长沙的大街上见到杨曦光的大名和读到他的大文《中国向何处去？》。我在武汉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在那里当老师。可见世间之奇之巧，一个“缘”字而已。
湖南历史上出尽英雄豪杰，无奇不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唯独没有知名经济学家。小凯为我们湖南填补了这块空白。
我在海外求学，工作和教书20年有余。见过不少学者和人物，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在经济学方面，小凯是真正的翘楚和佼佼者。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思想家和怪才。他写得一手好文章，连写小说也不让行家里手。他的小说《狱中精灵》深刻描写了他十多年的牢狱生活。而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早已家喻户晓，人尽皆知。
当代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已成主流，再好的经济思想，若不能数理化，就很难登大雅之堂。而我们常常遇到两类经济学家。一类是充满了创意、天才与思想，但缺乏使其数理化的技巧，难以把思想转化为正规的经济模型。因而只能停留在描述的阶段，难以纵深探讨下去。另一类是精通经济学、数理化的技巧，但缺乏原生的经济思想与创意。若要成大家，非两者兼备不可。小凯深具这两大条件。他精通数学，不乏原生经济思想与创意。
他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原生的经济思想结合已有的经济学成就，用现代的经济数理重构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体系。在方法论上，他突破了边际分析方法，自创了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和效用比较方法。在研究对象上，他认为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资源分配的优化，更要研究劳动分工、经济组织、交易效率对生产力和福利的效果。在结构上，他抛弃了新古典从马歇尔开始把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分离的模式，代之以经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模式。这样，从他的模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组织的演进是由个人决策内生而来。这样，产品种类的增长，公司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城市化的产生等等，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他的经济理论里，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第一次成为多余的东西。无疑，小凯是数理化经济思想的高手，不仅数理化自己的经济思想，也数理化别人的经济思想。例如他成功地把张五常教授的交易费用和公司理论数理化为正规的模型。他数度同我说，张教授在经济思想的深度上早已超越高斯（Coase）。
我在小凯那里学到的，主要不是一把度量世界的尺子或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是一种制造一把好尺子的方法。对他说来，用什么尺子去度量世界远不如制造尺子的方法重要。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的数理建模技巧主要是学自于小凯。例如，我把我的相对效用思想与他的劳动分工理论结合，建立了一个漂亮的数理模型，成功地描述了人们追求相对效用对劳动分工水平的影响。
在莫纳什大学时，我们有一个聚餐沙龙，每周一次。一边吃喝，一边讲座。在经济学之外，我们也讨论各种其他问题，如哲学、诗词、方法论、时事世局、文学和音乐等。在这些讨论中，我也从小凯那里获益匪浅。
小凯一生，历尽坎坷，成就大业，无杨小凯便无新论，有经济史必有斯人。斯人已逝，安息天国，风范人间，每r2：老师历历在目，不忍笔墨永远缅怀。
张友仁*
周炳琳（1892—1963），浙江黄岩人，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人。
周炳琳教授和冯友兰教授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同学，又是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同学。回国后又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共事达数十年之久。
周炳琳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人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1920年夏天毕业。在校期间，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文章，参加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中打人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被选为北大评议会临时评议长、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务委员等职。冯友兰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没有赶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20年周炳琳经蔡元培校长选拔，取得穆藕初奖学金赴美留学，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冯友兰1919年考取河南省的官费，也到纽约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对于周炳琳到美国留学的情况，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有如下描述：
在我去美国的时候，北京大学的“五大臣”也到美国了。有一个中国资本家名穆藕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办纺织业发了大财，他捐了一笔款给北大，叫送五个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所给的费用，比一般官费学生都多。我们那时候的官费是每人每月九十美元，穆藕初给的费用是每人每月一百二十美元。北大选出了五个人：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当时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清朝末年曾经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现在是戏用这个典故。还有一个孟寿椿，本来也可以去，但是因为名额限制，不能去。这五个人都自愿每月只要一百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叫孟寿椿也去了，实际上是“六大臣”。在这六个人中，段锡朋和周炳琳都在纽约上了哥仑比亚大学研究院。罗家伦上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两下距离不远，罗家伦一有空就到纽约来。我们这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同当时别的中国留学生显然有些不同。不同的是，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对于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比较关心。
1921年蔡元培校长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事业。6月1日到纽约，周炳琳、冯友兰、赵迺抟等北大同学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他们到纽约的轮船码头上迎接到蔡元培先生，将他接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座旅馆住下，大家轮流陪着他到各地去参观。
6月3日蔡先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北大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讲话，他说：“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个朋友，会点石成金。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用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金子了。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我都可以点给你。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那个手指头。”‘你们在这里留学，首先要学的是那个手指头。”他还与北大同学一起在哥仑亚大学主楼前合影。这张照片现在收藏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中。同学们在照片的边框中写道：“孑师惠存”、“旅美北大同学会欢迎纪念”、“十年六月三日摄于纽约”。照片上还写着每一位北大同学的姓名。在蔡先生右边第一人手持北京大学校旗的是周炳琳，第二排左起第一人为冯友兰。
1928年冯友兰应罗家伦校长之聘到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1929年周炳琳也应罗家伦之聘到清华大学任经济学系教授。他们都住在清华园乙所，做了邻居。
1930年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离开清华，校务由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维持，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1930年7月冯友兰感到校务难以维持。后来，他在《三松堂自序》写道：
我就向南京教育部打电报，说学校秩序不能维持，请催罗校长返校，或是另派新校长。经过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以部令派周炳琳代理校务。周炳琳不干。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一个大学的校长，最好是本校的毕业生担任。如果是由别的大学毕业的人担任，那就等于把这个大学作为那个大学的殖民地了，有亡校之痛。周炳琳对我说：‘现在清华人对于北人人就是这样想法，罗家伦走了，又有一个北大人接，恐怕不好。’周炳琳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又过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派人对我说：周炳琳不接，那就由你接吧，不过还是代理校务的名义，以部令发表。我想周炳琳想说的那种情况是有的，他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我更不能接了。我也向南京教育部辞谢了。
后来，周炳琳1931年秋起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冯友兰仍在清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
1933年夏，冯友兰趁清华休假一年的机会到欧洲考察，遍历意、英、法、德、瑞士、捷克、苏联等国。1934年回国后在北平作报告时客观地讲了几句关于苏联的见闻，认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不料竟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北平警察总监当做共产主义分子而逮捕，并从北平押送到蒋委员长保定行营和河北省政府所在地保定。这时周炳琳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法学院院长，还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并兼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冯夫人任载坤女士到北平史家胡同56号周宅找周炳琳求救。任载坤的二姐任纬坤的丈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时牺牲的革命烈士孙炳文。任载坤很害怕这次冯友兰也成了革命烈士，她急迫中竟向周先生下跪磕头，被周先生和魏璧夫人赶紧拉起。周先生对冯先生加以积极营救，第二天冯先生就被释放出来送回北平。冯先生后来在《贞元六书》中的一书中讲到此事，并说：有事则长，无事则短。我在狱中虽然只有一、二日，出来以后却有度日如年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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