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从1968年开始，包括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在内的106个部委下放五七干校，各院校、学术、文艺机构各省级、地方级干校相继建立，一大批专家学者、领导干部下放干校，五七干校存在的历史共计11年。本书解读了李讷、张志新、范长江、钱钟书等20余位重要的干校人，解读了中央办公厅、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九所有代表性的重要干校，并且从流放、离别、与“反右”对比等角度解析了干校现象。
目录：
第一章名流雅士在干校
李讷：找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002
杨绛和钱钟书：和你在一起/006
何其芳：愿做伟人光环下的柳条儿/009
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015
俞平伯：一支素静淡雅的昆曲/020
顾准：拆下肋骨做火把/025
巴金：自建一座灵魂拷问所/032
戴厚英：祭奠一段生死恋/037
赵丹：活着/041
王人美：跨不过“明星”那道坎/045
黄永玉：不用眼泪哭泣/050
吴冠中：“粪筐画家”的中国心/055
费孝通：淡却的激情与迷茫/059
陶膺：重返向阳湖，感慨万千/063第一章 名流雅士在干校 李讷：找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002 杨绛和钱钟书：和你在一起/006 何其芳：愿做伟人光环下的柳条儿/009 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015 俞平伯：一支素静淡雅的昆曲/020 顾准：拆下肋骨做火把/025 巴金：自建一座灵魂拷问所/032 戴厚英：祭奠一段生死恋/037 赵丹：活着/041王人美：跨不过“明星”那道坎/045黄永玉：不用眼泪哭泣/050吴冠中：“粪筐画家”的中国心/055费孝通：淡却的激情与迷茫/059陶膺：重返向阳湖，感慨万千/063于光远：心的方向/070戴盆何以望天——从斯诺到范长江/075渴盼人间四月天——从林徽因到梁从诫/084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从赵季康到张志新/088跨越世纪的三女性——追忆雷洁琼、冰心和杨绛的干校岁月/091 天南地北探干校 情牵中南海的“五七红庄”——走进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098中国“五七”干校的摇篮——走进柳河“五七”干校/105红彤彤的牛田洋——走进“五七”指示发源地/112戏里戏外的奉贤——走进上海电影系统“五七”干校/117没有赢家的鲤鱼洲——走进北京大学“五七”干校/127清华园鲤鱼洲——走进清华大学“五七”干校/132水墨丹江口——走近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口分校/137博客里的干校往事——走近水电系统“五七”干校/143厚重黄湖——走进团中央“五七”干校/147一幅“五七”干校的全景图——走进湖北荆门地区“五七”干校/154小字辈眼里的干校——走进邮电部“五七”干校/163 第三章 说事品书话干校 离别的时代/172“右派”分子下干校/178女性温暖的时代/185“向阳湖文化”及其他——读《向阳湖文化丛书》/197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读《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206君子与小人同台——读干校小说《颤抖的灵魂》/210见证一段峥嵘的岁月——读“五七”干校小说《罗山条约》/215怀念一口老井凭吊一座煤窑/222三“见”罗哲文/226 第四章 五味杂陈忆干校 我体会了劳动的艰辛——访著名学者程毅中/232应该否定“五七”干校——访著名学者邓蜀生/236干校让人懂得了思考——访著名学者傅璇琮夫人徐敏霞/241向阳湖让我终身难忘——访新华书店总店原副总经理郑士德/246“文革”是一部很好的戏——访中华书局原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丁树奇/251我们全家的农村情结——访著名作家、电影编剧于敏之女于晓燕/254“五七”干校让我更深地了解了“文革”——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261我在干校做了四件事——访著名画家孟庆江/264父亲是个“光荣的孤独者”——访著名童话作家严文井之女严欣久/267别梦依稀向阳难忘——访“向阳花”群体/274我在文化部干校当司机——访向阳湖“五七”干校司机涂和平/278我们村来了北京人——访向阳湖本地农民刘海清/282太过了，他们太苦了！——访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军宣队负责人李晓祥/285附录一：文学情怀与史学思辨的合璧——读如蓝《文人·炼狱——小女子品读向阳湖》/291附录二：参考文献/293拓荒者的苦与乐（代后记）/298名流雅士在干校 李讷：找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她叫李讷，出生于1940年。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知识青年历经千难万险，奔赴他们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李讷的父亲毛泽东正是建造这片圣地的共产党领袖。她被人们称作“红色公主”，扎着小花辫，穿着小花裙，依偎在父亲宽广的胸怀里，满脸满眼的是幸福与纯真。这位伟大的父亲并没有为她建造一个温室。大学里她与同学们一样住校，参加工作后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路过中南海大门的时候，如果不主动与卫兵打招呼，就会遭到父亲的批评。1968年，为响应父亲的“五七”指示，她前往江西，在一个叫作进贤的地方参加农业劳动。此时，她正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同事这样回忆干校期间的李讷：“平易近人，说话谦和，待人诚恳，干起活来不惜力，还蛮有一股泼辣劲儿。从化粪池到施肥现场有两里地，她挑起一担约有七八十斤的粪桶，虽是大汗淋漓，但从不叫苦叫累。中午地头吃饭，她和大家一样，馒头就咸菜，不搞半点特殊。”此时，这个勤劳的姑娘已经是30岁的“大姑娘”，面对她的孑然一身，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起了李讷的婚姻大事，“找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主席如此回答。对爱女的婚事，毛泽东向来主张“在下面找，找个普通人”。在进贤，李讷果然相中了一个普通人：一名下放干校的服务员。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女儿的婚事，并把一套三十九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作为贺礼，派人送了过去。婚礼极其简单，总共十几个人参加，炒了八个菜，喝了几瓶葡萄酒。新房是普普通通的平房，一张由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双人床，外间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等家具。与李讷在同一干校的，还有她的堂姐毛远志。毛泽东对亲侄女的要求一是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是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而此时，主席的另一个女儿李敏，正在河南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再早一点，李敏曾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直到今天，如果我们偶尔在街上遇到李敏或者李讷，当年的“红色公主”留着最简单的短发，穿着碎花长袖衬衫，下配一条黑色长裤，你会觉得，作为家庭妇女的邻家大娘也不至于这么“老土”。从韶山冲走出，从一介书生而奋起闹革命，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有一股倔劲：打破一个人压迫人的旧世界，建立一个等级差别甚小的新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九死一生地一路走来。然而，对他一手领导建立的新政权，他并没有足够的满意，因为他的政权里出现了张子善这样的大贪官，他手下的领导干部从农村进了城，有人就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群众，开始高高在上。这不是他闹革命希望看到的结果。从五十年代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到六十年代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其初衷与矛头不言自明。然而，这远远不够，让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广泛地参加农业劳动，与土地与农民结合，用以培育他们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打掉身上的骄、娇二气，主席开始了这样的思考。他描绘了心中的“五七”干校，并毫不犹豫地把女儿们送了过去。伤痕文学中习惯于将“五七”干校称作大“牛棚”。而在我们了解到的“五七”干校历史中，把干校建在人烟稀少地带的有之，建在劳改农场的更有之，干校学员的劳动强度超过劳改犯的也有之。作家邓友梅所在的盘锦干校，就是一个插翅难飞的荒芜地，而丁国成先生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曾被审问至六天六夜不睡觉，邹荻帆先生笔下的息县干校，考古专家被折磨得几欲寻死。这样的干校，与“牛棚”比起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也不乏一些干校，学员可以旅游，可以从事文艺创作，到后期更是鸡鸭鱼肉吃不完。即便是同一个干校，不同身份的人的体会也可能完全不同。我们应该不会认为，这位领袖把女儿送到干校，是为了让她们比劳改犯更不自由，或者被批斗得几天几夜睡不了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这样说。“孩子，你每个月能吃上肉吗？”他亲自到农村调研，在听取了地方干部的汇报后，拉过一个农村娃娃问。“不能”，孩子说。“他讲的才是真话啊”，他说着，眼里闪动着泪花。他会指着那些前来迎接与汇报的县长说：“你们与群众接触太少了，你们不了解群众。”他的深厚的人民情结，他的让干部与知识分子接触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愿望，让他把“五七”干校推广开来，他当然希望女儿们也走上一条这样的“五七”路，他当然乐意女婿是一名普通的服务员。但是，是谁把干校变成了大“牛棚”？因为自我利益的相互倾扎，极“左”思潮泛滥后的覆水难收，政策执行者理解的偏差……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回答这个时代的大问题？作为一场带来众多负面影响的运动的总发起者，这位伟人难辞其咎。但是，试想在今天，有几个领导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农村去养养猪、种种菜、盖盖房子？又有谁能接受一个“服务员”身份的女婿？我们在恣意鞭挞的时候，我们在深刻否定的时候，是否发现过某些我们所不及的东西？是否深思过我们今天缺失着什么？每年的9月9日，当我们看到年迈的李敏、李讷排在长长的群众队伍中，等着瞻仰父亲的遗容，可知有多少“官二代”正享受着足不出户的各类便捷？嫁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这话我们该认真地掂量掂量。 杨绛和钱钟书：和你在一起 她诚然是辛苦的，创作、翻译、带孩子、做家务，特别是还要细心照顾不善自理的先生；她诚然是苦难的，日本人的入侵让她失去了母亲和姑姑，“文革”期间夫妻双双被剃了阴阳头，唯一的女婿含冤自杀，六十岁还下干校参加农业劳动。然而，她真的是幸福的，风里雨里有先生钱钟书相依相伴。她崇拜这个学富五车的人。他不能为她分担更多，但是，他理解她，懂得她，并欣赏她。“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这样评价她。她就是杨绛。那一年，为了支持丈夫写作《围城》，她辞掉了保姆，一个人担负所有家务，只为省点工钱，让他少带些课，多腾出点时间。有一次，丈夫生病不能进食，她打出各种果泥和肉泥给他吃，连鱼刺也用针一根根剔除。看到夫人的劳累，他多么希望自己如仙人般不食人间烟火，这样就可免去夫人的诸多操劳，有诗为证：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她付出了，他感受到了，他成绩斐然，她笑得灿烂！她也没有落得太后，不仅剧本、小说影响巨大，晚年的散文脍炙人口，年过五旬还自学西班牙语，翻译世界文学巨著《堂·吉诃德》，获得西班牙国王盛赞。八卷本的《杨绛文集》见证着她的高度与厚度，直到今年，年逾百岁的她，依然在研读《红楼梦》，笔耕不辍。她下放到干校的时候，爱女阿圆新寡，她向钱钟书封锁一切不幸的消息，把泪流进肚子里，把笑呈现在他面前。烧锅炉，分报纸，打井，看菜园，与疾病作斗争，挂念女儿，成为他们干校生活的重要内容。俩人的住处相隔一小时路程，但每隔十天的休息日才能见面。见面以外的日子，两位老人靠书信交流。“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同在一处了。”她说。后来，俩人的距离缩短到十分钟路程，可以一起吃饭。他到邮政所取报纸，每每绕道经过她看守的菜园，还可以停下来说说话、唠唠嗑。再后来，俩人间的距离不过五六分钟，每天黄昏可以一同散步，她说“更胜于菜园相会”。即便多少对夫妻已经反目成仇，即便多少个家庭已经妻离子散，杨绛与钱钟书仍然是心手相连的，不是有人这样说嘛：“我常常看到他们之间会心地微笑，有种内心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那儿。”日子隐晦得如拨不开的云雾，光阴苦涩得不知尽头何在，只因了和你在一起，这丝丝甘甜也入心、入肺、入骨髓！ 何其芳：愿做伟人光环下的柳条儿 是日本人的枪炮把何其芳震到了延安，震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此之前，他主要做两件事：潜心读书，精心雕琢诗文。他的阅读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不一般的高度上。历经八年严格私塾学堂里的读与背，在《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世界里徜徉。14岁以后，他到了县城，到了重庆，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他玩命地爱着《狂人日记》、《女神》和湖畔诗。再后来，他到了上海公学，用大把大把的时间泡在图书室中。离开上海，他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狂热地读着雨果、莫泊桑、雪莱和济慈。于是，他试着用笔描绘一个懵懂男孩的青春：爱情原如树叶一样/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在被忘记的红色花瓣里开放。今宵准有银色的梦了/如白鸽展开着沐浴的双翅/如素莲在水影里坠下的花片/如从琉璃似的梧桐叶流到/积霜似的鸳瓦上的秋声/但渔阳也有这银色的月波吗/即有，怕也凝成玲珑的冰了/梦纵如一只满帆顺风的船/驶到冻结的夜里去吗？他也书写着诗歌般的散文：“就在这铺满了绿苔，不见砌痕的阶下，秋海棠茁长出来了。两瓣长长的伸着如羡慕昆虫们飞游的翅，叶面是绿的，叶背是红的，附生着茸茸的浅毛，朱色的茎斜斜的从石阑干的础下擎出，如同擎出一个古代的甜美的故事。”深情、飘逸般地带着梦幻色彩，朦胧、典雅地充盈着空灵的精致，何其芳用文字展示了一幅婉转伤感、美丽和忧郁着的青春画卷。如果他有朋友，那个人一定在写文字，如果他显得忙碌，那一定是在精心雕琢诗文。他纯净、孤独而安静，他会为一个可怜的报童而大哭，他会为一个饥饿的小女孩而忧郁。 他生活在一个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自我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是纯净的文学，是青涩的感伤，是淡淡的青春。22岁那一年，他的世界渐渐被打破，从大学校园走向社会，他注意到农民工人睡在石桥上，旁边是成片空空的别墅。当社会的不公、黑暗与残酷冲击着他的心灵，日本人的炮火也一天天临近。他开始关注国事，关注民族，关注抗战前线，在这些关注中，他渐渐淡出了那些温柔而虚幻的青春梦境。他开始了对现实的不满。就像当时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他怀抱着对未来无比的希望，离开国统区，历经千辛万苦，到了他心中的圣地延安。延河水改变着26岁的何其芳。《论工作》、《论周作人事件》、《坐人力车有感》，这样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字从他的笔端一一流出，“这是一个整个的战时教育问题，然而是有法解决的。事实上也有着比较适应抗战时期的学校。不过，有一部分学校仍有着复古的倾向，或抱着形式主义……”他的语气变得这样理性。他依然坚持写作，文章的题目变成《〈实践论〉与创作》、《论民歌》、《关于现实主义》，那个唯美的诗人不见了，那个用文字作画的作家不见了。读者终于不干了，“思想进步，创作退步”，这样的指责纷至沓来，其间无不饱含遗憾。更有人说，其实何其芳无比苦痛，因为他一直在寻找那个纯文学的自己，然而，他回不去了。我却渴望做更多的探究。1966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的命运在劫难逃。抄家后住房被瓜分，几乎每两天就被拉出去一次，批斗、示众，被迫披麻戴孝，拄着哭丧棒，弯腰九十度，眼镜被打掉了，人被打得几乎失去知觉。有人看不下去，要把他接到农村“保护”起来，他却谢绝了，原因是他希望通过接受批判实现自我改造。当他的同仁傅雷、邵荃麟在悲愤中选择离世，他却平静地接受着非人的虐待，真诚地服从着现实的改造。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愤怒！在牛棚中，他循规蹈矩，被罚扫厕所，他兢兢业业，把厕所打扫干净后，还专门写上字条：“使用完毕，请随手拉绳冲洗。”1969年，57岁的何其芳下放河南信阳，在息县“五七”干校开始了农村生活。先是做菜农拔萝卜、砍白菜，然后是进饲养班当猪倌，割猪草、挑猪草、煮猪食，“雨天总见他穿着塑料雨衣，套双长筒皮靴，挑担沉甸甸的猪食，在烂泥中淌水颤颤悠悠走去”。劳动之外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这样，他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九个小时以上。最大的困难是找猪。由于临时建起的猪圈不牢固，经常会有猪跑出来，到野外找猪成了家常便饭。最要命的是下雨天，穿上雨鞋，披着雨衣，拄着竹竿，不再年轻的何其芳在哗哗的大雨中奔波，寻找每一头小猪。他依然斗志昂扬，“我下来后，因为对自己要求不严，进了罗山三次，买了一些东西，昨天和今天的会上，都受到工宣队和革命群众的批评。这种及时的批评和教育是很好的，使我深思，感到难过，生活习惯都这样不能改变，还能说到改造世界观吗？我表示完全接受这种批评教育，坚决改正”。这是何其芳的一段家信，写信的时候，他在干校体重下降，头昏与心脏病都有发展，盛夏时节因为缺少换洗衣服而不得不打赤膊。从干校回京后，根据养猪的实践经验，他写下《养猪“五字宪法”歌诀》：“主席指示：养猪重要。品种好，圈干食饱。粗料发酵，采集野草……”他把这个歌诀专门寄给在河北干校的妻子，又做注解千余字，因为她当时也在养猪，他希望自己的经验能让妻子的猪儿更加膘肥体壮。为了红色政权，何其芳在鲁艺教学兢兢业业，在抗战前线为党的宣传出生入死，在国统区当文化使者费心尽力……即便如此，而今，他默然接受着红色政权下“反动派”的角色！曾几何时，毛泽东主席说他的松树性不够，柳树性有余！意即原则性不太强，而灵活性有余。我倒是觉得，他甘做伟人光环下的柳条儿！1976年底到1977年初，何其芳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写成《毛泽东之歌》，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一篇旧作中的一句话：“很久很久了，我想写一首毛泽东之歌。”诗作中，他是如此清晰地记得，当年主席讲《改造我们的学习》时，“讲得多么生动活泼、淋漓尽致呵！报告中充满了比喻和妙语”。他也没有忘记，主席用毛儿盖的大树和豆芽菜来比喻提高和普及，是多么的贴切。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主席每次到鲁艺的一言一行，以及他每次与主席的交往，虽时间久远而历历在目，他为这个传奇伟人深深倾倒。“为了这个人（毛泽东），我愿意去死”，当年同样奔赴延安的作家严文井如是说。踏上延安，多少知识青年开始狂吻延安的土地！作为其中的一员，何其芳似乎还不够狂热！不是他想写却写不出柔美的诗句，而是延安的热火朝天、质朴艰苦孕育不出温情的梦。他不再怀念过去，甚至带着否定的口气说，当年的诗作是脱离时代、沉湎于自我世界的表现。没有人逼他到延安，更没有人强迫他留下。只要愿意，他可以和沙汀一样，从延安回到从前。只是，此时此地，他只希望热情地歌唱延安“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当然，那个12岁就从早晨至深夜狂读文学作品的少年，那个曾经在梦中都在写诗的青年，那个曾经忘情地翻译国外诗歌的诗人，他也一定会在某个时候，某个情境下，在喧闹或寂寞中，突然怀念起曾经纯美的文学、纯净的文字。而更多的时候，他是鲁艺文学系主任、重庆统战宣传者、《新华日报》社副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是共产党政权的代言人，他的岗位需要他在文学研究上做文章，更重要的是，他愿意用文字维护他的信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没有一点矫揉造作，批判胡风、冯雪峰，他也没有夹带个人情感。如果他错了，他只是充当了一个错误环境下的应和者，充当了那个时代主旋律中的一个歌唱者，即便如此，他依然是真诚与无私的，他的信仰首先出于对祖国的热爱。纵然，作为一名读者，我们是多么地喜爱他青年时代所写的《预言》与《画梦录》。如果真的有遗憾，我们只能为民族的悲剧遗憾，灾难的祖国中止了诗人的梦，而他，又做不到如张爱玲般不问世事地为自我写作。“回生产队后，好好劳动，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干校的时候，他这样嘱咐下乡当知青的孩子。而当孩子们送他登上干校的火车，站在月台上他泪流满面。在那个火热的时代里，他们如同千万个家庭一样伤感着，也期盼着！他或者就是一枝在心怀民族天下中失去自我的柳条儿，他自愿被笼罩在伟人的光环下，在微风中点头，在狂风中摇晃，历经艰难困苦而至死不渝。当我们试图认真端详和解读这枝柳条儿，发现的却是一片柳树林！不是吗？何其芳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从延安一路走来，这样的柳条何止一枝、两枝，因为太多太普遍，人们开始称之为“何其芳现象”。唯愿我们用宽和的、理性的眼光认识这个现象，以不游离于时代以外的情感看待这个现象，至少，我们应该肯定的是，这个现象的背后，有一份对祖国和民族披肝沥胆的忠诚！ 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1999年，十二卷本的《冯至全集》出版，在全集的最后一卷，一幅高莽先生的画作《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显得格外抢眼，画上的冯至先生戴着深度眼镜，苍苍白发零乱着竖立于头顶，他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提着小马扎，脚穿一双雨靴，两只裤脚高高挽起，肥胖且不高大的身体在泥泞中艰难前行，笨拙中带着一丝不知所措。相比全集中先生的其他照片，如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求学时的意气风发，20世纪80年代在莱茵河畔与国际友人相聚时的闲情雅致，再或与家人出游时的温馨恬淡，这幅画像不能不让人鼻子为之一酸。我们无意于用惯常的“受迫害、遭打压”等词语来形容先生的干校生涯，在那个时代，有几个如他一般的学者过得舒坦呢，况且相比他曾留学德国五年、解放前长期工作在国统区的历史，“文革”中他虽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线人物”，但是他并没有受到令人发指的凌辱，比起六十多位知名教授被迫害至死的现实，比起先生的北大西语系同事俞大缜，他能平安地下放到干校，已属幸运了。即便如此，我们却不能回避先生在农村的窘境：“每次他洗了床单、被罩，晾在外面，就有女同志喊：‘这是谁的地图挂出来了？’然后就拿走帮他洗了。有一次他坐在门口自己补衣服，周围围着一帮老乡的小孩，最后一个小女孩勇敢地走了过去，伸出食指，说：‘爷爷，我怎么看到我妈的顶针放在这个手指上啊？’”原来，他把顶针放在了中指上。后来干校搬到了明港，住在军营里面，条件好了一些，任务是抓“五一六”分子。“父亲被派到那里去看管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别人后来打趣地说：‘这看‘五一六’的和‘五一六’一老一小的，到了下雨天，‘五一六’分子搀着看守‘五一六’的。”这是先生女儿的回忆，几个片段为我们勾画出先生的干校境况。 冯至，一个近乎陌生又偶有所闻的名字，也许就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这个名字突然地跃入我们眼帘，但更多的时候，他被淹没在一大串的名家之后，成为一个依稀的、曾经的存在。是的，相对于与他同时到息县干校的钱钟书、何其芳，相对于其他“五七”干校的冰心、费孝通，冯至的名字的确不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但是，他一定是专家学者中的被敬仰者。匆匆岁月淡却了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作，但是，因为这些诗作，他被鲁迅定位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你是否记得，有一首诗作——《我是一条小河》：“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从你身边流过，你无心把彩霞般的影儿投入了河水的柔波。”那便出自一个叫作冯至的先生。我们今天也很少提起他在四十年代创作的十四行诗，只是，这些诗被朱自清先生称为新诗的“中年”，至少被译成五国文字，成为先生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他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因此以孔子和伍子胥为题材写历史小说，为杜甫写传记，晚年更是痴情于中国旧体诗的创作；作为一个资深文学热爱者，他广泛接触欧洲文艺，在德国文学史研究、歌德研究、德文翻译上建树良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他最好的写照，既是学者又是作家是他最恰当的称谓。他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及瑞典、联邦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科学院院士等众多头衔于一身，并坐拥国际各项大奖：“歌德奖”、德国“十大字勋章”、“国际文化交流艺术奖”……他的确是一座不可忘却的丰碑。如同与他同时代的众多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那个十字路口，他毅然留在了大陆，并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生的人民政权，真诚地为新中国高歌：“革命的故事永远说不完，它不断地更换新的内容，为了建设幸福的山区，涌现出许多新的英雄。”有人说这些诗缺乏艺术性，而他说：“自已确信是从真实的感受出发的。”我理解先生这种真实的感受，因为他曾说：“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他的思想感情青年时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得到过一些解放，中年时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受到过一些锻炼，新中国成立后，万象更新，世界观起了一些变化。”这种万象更新形势下的情感的变化不是很自然的转化为讴歌吗？就这样，他一直带着讴歌的情绪，为新政权鼓与呼，在新思潮下为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反省，一直到1970年，在准备下放干校的时候，他说：“我下去后，一定好好劳动学习，改造世界观，同时也为贫下中农做些工作。”到了干校后，他“回想城市的生活，很容易使人贪图安逸，思想僵化。在农村干校里，几乎每天每事都使人接触到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他也以同样的口吻要求他的女儿：“我看你的问题，除了骄、娇二气外还有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时候，先生的夫人在湖北沙洋干校，大女儿在安徽，小女儿在四川，他说：“我们一家人，东南西北一人在一个地方，各自在工作的岗位上努力吧！想到国内国外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大事，个人的事只好先放一放——实际上目前也不能解决。”如同他的众多同仁，先生以甚为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诸如年迈下放种菜、家人难聚首、身体的毛病，加之工地离住地六七里路，他都很少提及。一个多么纯洁的知识分子！1972年，作为老弱病残，先生提前从干校回到北京。这个时候，农村的生活已经让他患上了白内障，想走路腿却不敢抬起。他提笔写下诗作九首，其中一首《从干校归北京寓所》云：“存书尚许十年读，美酒仍能一夕倾；拂去案头尘土易，难于平静是心情。”1973年，先生自称在“愤懑”的情绪下，翻译了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一部对当时德国现实强烈不满的讽刺诗。年迈的冯至，终于把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寄托在这份“愤懑”的翻译中。曾经多么热情地走上“五七”大道，终于也“拂去案头尘土易，难于平静是心情”，终于也有了“愤懑”。倒是高莽的确不凡，“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多么有深意的画作标题，这条“泥泞”着的路，建在息县的大地上，也刻在先生的心田里，更隐含在当时中国的时代中。从这条泥泞的道路中走出，先生开始深思！当时光步入九十年代，先生终于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定位：“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用近九十年的时间，明白一个理！博古通今如冯至先生这样的人尚且如此，我们该怎样洞悉我们的历史，理解我们的过去，并宽容从非凡时代走过的一代读书人！ 俞平伯：一支素静淡雅的昆曲一个出生并成长于苏州的人，一个诗书世家的后代，一个颇具天赋的人，一个在古书中度过童年的人，你说他如果不喜好昆曲才怪，你说他不研读《红楼梦》才怪，你说他不成名成家那也叫怪。他真的就这样依了你的料想，成了红学家，成了昆曲研究者，也成了诗人和散文家。他叫俞平伯，曾祖高中进士，父亲贵为探花，他自己则在16岁那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教书，并在大的时代浪潮中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俞平伯从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亦算得上“依了你的料想”，不偏不倚，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了人们心中属于他的位置。翻开《俞平伯年谱》，经常有这样的字眼跃入眼帘：“下午，陪父母游北海公园”、“偕夫人及亲戚同游妙峰山”、“偕夫人游北海公园”。据他的女儿回忆，俞平伯酷爱练毛笔字，家里什么纸都可以作为他练字的材料。而他的朋友们，则热衷于围在作为谷音社社长的俞平伯周围，在弹唱和钻研昆曲中自得其乐。他的文友们，更愿意与他在文字间娱乐，比如当年与朱自清同游秦淮，相约而作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读来美得让你透不过气。怎么来看，他都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人。依了我们的料想，他从苏州园林走出，就该在小桥流水间徘徊，在白云清风下流连，在诗词歌赋中留连，在微波荡漾的小湖上泛舟，纯粹得不染一丝杂色。1970年6月，叶圣陶先生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平伯与钱钟书在搓草绳，平伯手艺不好，常有叉出的草茎。”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则这样记载：“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离去。”1970年1月28日，俞平伯在日记中写道：“路泞而滑，晚间赴读报会，连跌二次，幸有一路人拉起，并搀送一段。”同年5月，俞平伯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在干校挖河挑土是很劳累的。”如此看来，那个本该诗情画意的生活里有了插曲，俞平伯究竟还是过起了挖河挑土、搓草绳的农民生活。从哪个环节开始，他的人生轨迹起了变化呢？五十年代开展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俞平伯成了靶子。到1969年，先生所在的社科院集体下放到河南干校，在表了一番决心之后，他也登上火车，成了一名“五七”战士。他的夫人毫不犹豫地与他同行，数十年来，他们一直是昆曲上的知音。两位老人下干校，困难重重。首先是居住的问题。从北京到河南信阳，住了12天后搬到罗山，住了14天后再搬到息县的包信，后又转至东岳。先生对家人讲：“东西多而零碎，且有未烧完的煤末，不很好办。却总可以克服的。我总靠你母料理一切，虽努力帮助，却效果不大。”后来又对外孙说：“每到一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打开，但还没等住定又要收拾起来。”终于在东岳定居下来，不过是一个仅以芦席当窗户的小屋，芦席漏风还不能关闭，屋子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根本没有地方行和走。有一回晚间风起，竟然把茅草屋顶给掀去一半。劳动也是考验。老人家在菜园班学习治圃、积肥，外加搓麻绳，有时候，半夜里还要起来帮助同班的何其芳寻找跑散的猪。据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被罚打扫院子，结果他根本不会用扫帚，像追赶小鸡一样，用扫帚追赶那些飞飘的树叶和纸片。现在，这个年迈的读书人不得不面对一堆农活，叶圣陶所言的“常有叉出的草茎”就可以理解了。农村的生活极为不便，难以买到煤，又无柴禾，做饭成了大问题。乡间道路泥泞让他经常摔跤。住在包信集的时候，每次到东岳开会，往返路途就需要近五个小时。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廿五日步往东岳听报告，九时行六时返。归途遇雨，幸有人招呼，狼狈仅达，已昏黑矣。”说起东岳的路，俞夫人这样回忆：“走过东岳的泥路，方才知道什么是泥，粘得慢说拔不出脚，甚至棍子都拔不出。他那件大棉袄被雨水浇透，冰凉潮湿且不说，且十分沉重。真是苦了他。”老先生精神上也难得轻松，“交检查”、“又交检查”、“检查退回重写”这样的字眼在他的干校日记中频频出现。比如，因为请农民送生火的秸秆要遭到批判，因为看《水经注》又要受到批判……最让先生难堪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村民们的“围观”。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村民们知道这个老头来头可不小，毛主席都给他写过信，这该是一个何方神圣呢？戏剧性的一幕幕就这样上演了：“邻家大人、小孩围观者甚多，且推门而入。”“老乡们串门、围观等等是极不好对付的。”先生每每对儿子如是说。他的朋友忆起干校期间的俞平伯，印象最深的也是他的被“围观”。为摆脱窘境，他给孩子们分糖吃，请他们离开。再后来干脆用高梁杆在门前围起一道“墙”，孰料那高梁杆可以吃，不一会儿的工夫，围墙变成了残渣，可谓滑稽。说来话长。建国后的文化运动一个接一个，俞平伯算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果我们记得批《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如果我们记得批胡风运动，我们就不会忘记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因为两个“小人物”李希凡与蓝翎的一篇关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引起领袖高度关注，于是一场大批俞平伯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来研究《红楼梦》的运动掀起，仅仅两个月时间，俞平伯参加了八次批判会，作了深刻的自我检讨。有了这么一段“轰轰烈烈”的经历，俞平伯不被村民们关注才怪。“他们倒很淡然”，同在干校的刘锡诚先生如此回忆。我坚决相信先生的淡然。你看他的胃口多好，“以白肉煮白菜，甚美”，“昨日把它(饼）烤了一下，抹猪油以代黄油，甚佳”，“橘饼我爱吃”，“红薯柔糯比北京的为佳”。他的干校家信中常常这样说。你看他的心态多好，“一切顺其自然。睡眠极佳，前所未有”。他对孩子们这样说。你看他的心情多好，描写起乡下的楝花：“天气清和四月中，门前吹到楝花风。南来初识亭亭树，淡紫英繁小叶浓。此树婆娑近浅塘，花开花落似丁香。绿荫庭院休回首，应许它乡胜故乡。”又这样描写乡下的春天：“樱子黄先赤，红桃间绿桃。塘春嬉扁嘴，延颈白鹅高。”他如同一枝被遗弃的桃花，即便没有入得美丽的园林，在荒芜的地头，或者在残垣断壁间，也要散发出淡淡的光华。他更如家乡一支淡淡的昆曲，即便离开了舞台，远却了铜鼓，也要在荒郊野外清唱一曲，并不失婉转与华丽。若干年后，他的被扣发的工资如数返还，接到工资的那一刻，他问来人：“利息呢？”若干年后，他的被没收的旧居退还，子女请他回去看看，他摆手作罢，从此没有再回过那座曾祖父留下的四合院——北京老君堂79号。1990年，在生命弥留之际，俞平伯嘴里念念不忘的是《红楼梦》！他的内心有着多大的愤懑！他的心中还有多少遗憾！虽然我们眼中的老人一派淡然。1970年夏，先生的外孙韦奈到东岳探亲，他说：当我第一眼看到他们的住所和生活的环境，完全被惊呆了（尽管那时我也在农村）！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过活的。但当我们握手拥抱之后，外祖父的第一句话却是：“这里逢双日有集市，明天一早我们去看看，可买些鱼虾，还有油条可吃。”短短的几句话，像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生活的苦难，并没有把他摧垮……外祖父还为我吟诵他在乡间的新作，流放地变成了我们的世外桃源！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作为“旧知识分子”，先生的心情是舒畅的，他当选为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委，出席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为热情讴歌新中国，他写下“开国古幽燕，佳景空前”的诗句。1954年，即便他的思想遭受到巨大批判，但是，毛泽东有专门指示：俞平伯是团结的对象。因此，他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二年还被评为一级研究员，这一段时期，重点批的是他的思想而非他这个人。1966年，先生遭遇空前灾难，藏书丢失三分之二，年迈的母亲被迫穿上“寿衣”，他与夫人还要假装“哭丧”。而此时，他也看到，他的多个朋友付出了生命。跨过一道道沟，走过一道道坎，“五七”干校对于先生而言，显然是“一切顺其自然”。这个从江南诗书世家走出的大儒，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呢？2011年，吉林电视台播出韦奈重返老君堂79号时的情形：不愿意回来了，全变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韦奈一脸的无助与痛惜。老君堂变了，俞平伯却没有淡出我们的记忆。2011年9月，纪念俞平伯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一批专家、学者，围绕俞平伯与中国新文学、俞平伯与红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研究和德清俞氏家族与江南文化世家等主题纷纷发言。我们不能料想一个政治时代的走向，因此也不能料想一个读书人一生的境遇。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份自然的人文情怀，用一份合理的学术情结，纪念一份文化，怀念一个学者，给予他应有的定位与尊崇。哪怕他说“我只是苏州老家一支淡淡的昆曲”，我们亦能穿过遥远的时空，品出纯浓的韵味和华彩。 顾准：拆下肋骨做火把 他12岁因家境贫困辍学，19岁出版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并成为大学教授；他是财会专业的奇才，也是民主革命的斗士；他曾经是政府要员，最后的身份则是专家和学者。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妻子却绝尘而去；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孩子，孩子却唯恐避他不及；他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却在祖国的土地上遍体鳞伤。他如一粒尘埃，淹没在了纷繁的尘世，很少有人会忆起，当年上海滩那个少年天才，当年延安中央党校那个多思的学生；也很少有人会提起，新中国大上海那个风风火火的财政局长。1994年，因为他的文集出版，人们在大叫“自1957年之后，中国的思想者集体失踪”后，突然发现“我们有顾准”。“只因他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集体名誉。”有人说。“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起这个令人尊敬称号的恐怕只有像顾准这样的学者。”也有人说。更有人纵观顾准先生的一生说：“他本来有一官宦前程，而且前程似锦，但是他‘糟塌’了这一前程，走上了一条料无善终的不归之路。他在黑暗中求索，给抽屉写作，给后人写作，唯独没有给自己的前程写作。”这就是顾准。从商城到息县 20世纪30年代，当他的银行会计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投身革命，走上一条温饱未知、九死一生的人生路。当他和他的同志们壮怀激烈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大业，却不幸屡次遭受政治迫害。先是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被撤销一切职务，又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再在“文革”中被打进“地狱”。1959年3月，顾准作为“右派”分子下放到河南省商城县“监督劳动”。那一年，中国人民正在与饥饿作斗争，顾准也不例外。他饿得全身浮肿，饿得晚上睡不着觉，饿得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偷东西吃。他学会了对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报以笑脸，只为对方有机会给他一根胡萝卜。“清晨傍晚，颇为饥饿所苦”，“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他用文字记述自己的饥饿。他因为贫穷无法就医，他因为受到各种各样的呵斥变得卑躬屈节，他因为不想成为饿殍而学会了唾面自干。在自我拯救的同时，他无时不在关注着当时中国的农村。“徐家断炊”、“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类记载，在顾准的商城日记中最为常见。饿殍连连、哀鸿遍野及至“人相食”，是顾准眼里真实的农村。他陷入了痛苦的思考。“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他开始考虑，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耕地面积有限的国度，如何解决人民的温饱，如何发展与建设。“我要保存下来，我还要战斗……至少应该记录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他怀着这样的信念，求取温饱和生存。而不仅仅是要活下去。十年以后，顾准再一次下放河南，这一次，他到了息县“五七”干校。相比当年的商城，息县的生活水平不在话下，不仅可以买到酱肉，炼乳、奶粉、肉松都是经常的食物。他不再为饥饿所困，然而却面临着新的痛苦，那就是情感的煎熬。1965年，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不久，妻子提出与他离婚，五个子女与他断绝关系。1967年5月，他最后一次回家，孩子们质问他为什么要回来，妻子质问他还要来害人，没人肯收下他的存折，他凄楚地离去，从此与家人没有再见一面。1969年11月，54岁的顾准形单影只地来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我希望再见秀一面”，临行之前，他三次提出这个要求。秀即方采秀，顾准夫人，其时俩人口头上已经离婚，数年未见。他向组织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他终于获得答案，秀已经在一年半前自杀身亡。他提出想与孩子见上一面，却没有获得一个孩子的同意。他清点行李，离开北京。他从弟弟那里搜集子女的照片，一一贴在像册上。“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顾准在息县继续他的日记。“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他将无边的悲痛诉诸纸和笔。但是，他没有一味地沉沦。他不再仅仅关心他的财会专业，更不再局限于妻离子散的家庭悲苦。他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他痰中带血，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他却思考着一个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他不再探讨中国人的温饱、丰收或者节粮，他开始发问：为什么中国在进入20世纪中叶后期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为什么千百万人追求革命、不惜牺牲生命换来的胜利，最终是这样一个结局？他也不再仅限于中国问题的思考，他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范畴，他立下志愿，要弄清楚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最终弄清楚中国的问题。他与干校管制人员斗智斗勇，赢得了难得的读书环境，他广泛地涉足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进而对整个人类的历史作一番整理。“一个人，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他说。没有资料，没有卡片，没有更多的书籍，但是，已经没有困难可以阻止他的脚步。他希望还能活上二十年，因为，他需要广泛地涉及古今哲理。对比中、西方文明，他探讨着中国“史官文化”的传统、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即“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凡此等等。1972年，离开干校的顾准回到北京，他以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的执着和勤奋，完成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万言的、照亮日后中国思想界的论著，然后撒手人寰。从商城到干校，是顾准人生的炼狱期，在饥饿、死亡、威胁、抛弃、批斗的连环苦难中，他从单纯的经济学走向社会科学的研究。“五七”干校，成为顾准思考的成熟期，最终成就其干校后期思想的丰收期。生死两茫茫 在干校，他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对亡妻无尽的追念。“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这些‘家务活动’，过去是写给秀的资料，现在则‘便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旬日，梦寐中曾痛哭失声……”“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二个欢乐镜头，醒来悟秀已离人间。”“偕游秀故乡，登黄山，曾相预期，已成泡影……”顾准与方采秀结合于1934年，其时二人同为革命组织“进社”成员，可谓志同道合。二人共同走过了战乱的生死离别、流亡奔波，也经历了地下革命的艰难险阻。但是，最终却劳燕分飞于那个万马齐喑的岁月。他理解妻子的离婚要求，他心怀忏悔并长久怀念着她；他宽恕孩子们的举动，常常因为思念他们而“夜不能寐”。他给长女买手表，他备一套被褥以便孩子们来看他时使用，他省下一点油票留给孩子们。可是，没有一个子女愿意理会他们的父亲，他们更想做的是烧毁父亲所有的照片，并且他们这样行动了。1974年，在生命垂危之际，顾准渴望见到其中的哪怕一个孩子，但是，孩子们一致对这个请求背过脸去，他遗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祝福我的孩子们。”十年以后，他的论著终于让女儿彻底低下了头：“原有的父亲形象，至此彻底清晰，高大起来。”“今天我们是在赤裸裸地经受着感情的煎熬……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在愧疚之余，女儿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更多的目标却长期视为殊途？”也许，我们很难找一个突破口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顾准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已经23岁。我也知道，同样是在那个时代，在同样的境遇下，巴金的夫人萧珊为了保护丈夫，挨了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周信芳的夫人为了保护丈夫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冰心也曾发出质问：“如果吴文藻是‘右派’，我也是。”而在当年错划的数十万个“右派”分子中，又有多少家庭真的妻离子散呢?子女真正与父母宣布断绝关系的呢?也许苦难的时代，曝光了某些不太健全的人格，苦难的经历，折射了一些受局限的认知水平。同样，大苦大难把顾准的铮铮铁骨、冷峻孤傲、柔和宽厚暴露在我们眼前。 有道者不孤 伟大的思想者，即便身处地狱，即便发出微弱的光芒，也会穿透黑暗，照亮共鸣者的心田。在遭遇不被家人理解的同时，顾准在息县却遇到了他人生的知已吴敬琏。1974年，顾准离开人世。吴敬琏帮着把他推进了太平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但是他走了。”——2005年，吴敬琏这样回忆，他对女儿叙述这段话的时候，眼里泪光闪闪。干校期间，顾准与吴敬琏因同为“反革命分子”在同一劳改队，在“隔离室”朝夕相处，他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活动”的机会，利用干校后期管制相对松散的机会阅读和探讨。吴敬琏感受着顾准渊博的学识与犀利言辞，聆听着他关于中国和世界历史惊世骇俗的独到见解。受到顾准的影响，吴敬琏重新操起英语。而在顾准看来，与吴敬琏聊聊天，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顾准匆匆地走了，但是，在干校期间深受其影响的吴敬琏活了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改革》杂志主编……”这一串闪光的头衔，是吴敬琏学术高度的见证，而所有这些，是否让九泉之下的顾准欣慰呢？虽然吴先生自称，顾准的天赋和聪明才智以及道德文章，不是一般的人可以企及。然而，他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对顾准最好的纪念。”有道者不孤。今天，经济领域的人在研究顾准，社会学领域的人也在研究他。作为干校文化研究的一部分，顾准更是让人为之眼亮。在所有的“五七”战士中，像他这样经历过饥饿与死亡的威胁，遭受过毒打，又经受了家庭破裂的，还属罕见。我们曾经感佩于冯雪峰对党的无比眷恋，也曾惊叹于沈从文对文物事业的执着；我们见识了郭小川的从天真到成熟，也研究了冰心在干校的恬淡；我们为胡耀邦在“五七”干校的乐观而感动，也为陈白尘在干校的悲苦命运叹息。但是，在顾准面前，一切感叹都显得如此多余。他的思想，他的高度，他承受的苦痛，以及他内心的柔情，他的信念，以及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远地镌刻在一个时代的印记中。感谢吴敬琏先生，他不仅继续了顾准的事业，同时记录下了干校时期的顾准；不仅记录了他思想的脉络，更有他因为不愿意作伪证遭受皮肉之苦后的谈笑自若，以及在地头雨点般袭来的拳头中，他高昂着头大叫“我就是不服”的情景。面对一位大智大勇者逝去的遗憾，什么样的语言才可以不再苍白乏力？是的，唯有面对未来，面对未来地看重他的思想，以及比学术思想更为重要的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刚正不阿的处世原则。他把肋骨拆下作火把，试图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还需要徘徊吗？ 巴金：自建一座灵魂拷问所当我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奉贤“五七”干校，最不能绕过的当属一个沉甸甸的名字：巴金！几年以前，我曾经在不经意中阅读过他的作品《随想录》。然而，读着读着，我感到了一股淡淡的失望，“就是比较随意地在说话，不像出自一个伟大的作家之手。”我对自己说，显然与我很高的期望值不符。几年以后，我再读《随想录》，我开始为自己的浅薄汗颜，先生写作《随想录》，原本就不是为了描绘出多么优美的文字。在看似随意的每篇短文中，他的每一个文字都不是轻易落笔，而是用心良苦地在选材，尽心尽力地做着针对性、目的性的倾诉和分析。当他的同龄人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先生却奉献出这一套书，主动地把自己关进一座灵魂拷问所，鞭挞、控诉、反省和责问。对这样的文字，如果我们用随意的眼光去阅读，如果我们缺少一份严肃认真的态度，岂不辜负了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巴金真实地再现了“文革”初期的自己：“1966年9月以后在‘造翻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举手响应……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他说初次挨批斗的时候，甚至带着笔记本上台，把别人批评他的话记录下来，以利于自己的改造。1970年2月，随着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同仁们，巴金下放到了奉贤“五七”干校，这一年，他66岁。此时，《随想录》中的巴金正在转变：“1969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是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弄清是非。”在《巴金画传》中，有一张巴金在干校期间抄录的《神曲》图片，字迹工整、优美，清晰、干净的页面诉说着先生抄录时心境的清静。而真实的奉贤，是什么样的呢？干校在海边，风大，属盐碱地带，吃的水又苦又涩。住的棚子漏风又漏雨，下起雨来，棚子里水洼一个连着一个，以致床底下长出了生机勃勃的芦苇。在这样的地方，就是蛇类也无法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巴金“在干校的几年里，他摔跤的次数最多。风雨之夜，开会也好，上厕所也好，在昏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泥泞而滑溜的道路，经常听到有人摔跤的声音，十有八九总是巴金。他的衣裤上，总是留着左一块右一块的泥印”。“他经常被派到化粪池畔倒粪水。当粪水‘哗’的一声往池子里倾泻下去时，池子里的积粪也相应地喷溅上来。因此，干完一场运粪水的活儿，巴金的脸孔就成了‘花猫’。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得见到他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在干校，他学会了养猪，搓麻绳。挑担的时候，他不小心掉到水沟里，丢失了眼镜；动辄被拉到上海的工厂、学校游斗，一连数日；为“激流三部曲”写“认罪书”，夜里经常做恶梦惊叫；戴着旧遮阳帽，赤脚穿着泛白的鞋子，他在田野间狐独行走……1972年6月22日，巴金给干校连部写了一封请示信：“我爱人萧珊，近年多病，本年五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烧到摄氏38度左右，有时超过39度……三十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需要医药费较多，全从生活费中挪用，今后开支相当困难，拟请另发医药费壹佰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这时候，萧珊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他说：“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口气，说‘你放心去吧’。”这一年的8月，萧珊永远离开了巴金，年仅55岁。在“文革”中，这个伟大的女性，因为丈夫的身份被人唾骂为“臭婆娘”，她却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巴金，为他挨打，为他受惊，终究郁结成疾。其后的日子里，对萧珊的怀念成了巴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我醒着，在追寻萧珊的哭声。耳朵倒叫得更响了，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而巴金写下的《怀念萧珊》，成为《随想录》中最动人的名篇。萧珊离去后，巴金也离开了劳动了两年多的干校。从“文革”开始的服从，到干校期间的怀疑，回到上海后的巴金，从绝望中走向“安心”。有什么苦难能比得上萧珊的离去？她本来是他的一个读者，因为仰慕他的才华，给他写信、寄照片，那是20世纪30年代，那时，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八年后，她成为他的新娘，此时，新郎已经40岁。在抗战与内战中，她跟着他颠沛流离。在“文革”的血雨腥风里，她用柔弱的双臂呵护他。如今，她带着无限的不舍与牵挂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去时，巴金的问题依然没有结论。在最痛切的绝望中，巴金安静了下来，他开始了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翻译。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了他的、俄国的回忆录。巴金在翻译中与作者对话与共鸣，没有功利需求，对于巴金而言，这是生命和文化的需要。后来，他说：“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的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1978年11月，巴金开始《随想录》的构思，他说：“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从怀念至爱萧珊，到怀念文坛老友，从某一件小事入手，进而伸展开来，他在书中剖析自己，剖析他人，剖析社会，书中既有痛苦的回忆，也有深刻的反思。他忆起自己青年时代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他痛惜自己在“文革”之初失去自我，失去灵魂，痛惜自己伤害过某些朋友，并面向未来地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这是个多么善良、多么真实、多么有良知的老人！在年近八旬的时候，自建一座灵魂拷问所，为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了他全部的心智与心血。他把自己经历的大苦大难，以及曾经的愚昧和幼稚，以至对他人的伤害，以切割伤口的勇气晾晒出来，进而为我们的民族大声疾呼五四精神的回归！巴金先生在“文革”中留下的照片很少，而有一张是刚离开奉贤干校、悼念萧珊时所照，他的手臂上戴着黑纱，低沉着头，满脸满眼写着肝肠寸断、悲痛欲绝。他在哭他的亲人，哭他的爱情，也在哭他的命运，哭他的祖国，哭他在干校经历的一切、思索的一切。我们今天读到的《往事与随想》，以及《随想录》，都是在他抹干了这一次泪水后的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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