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闻事业史也是一部新闻人物史。远到梁启超、陈独秀、范长江，近至穆青、范敬宜、梁衡，新闻人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见证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参与者、构成者。他们以手中的笔、镜头，用文字、用影像记录下了历史上的一个个真实瞬间；他们以智慧、心血甚至于生命，推动了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印象与真相(当代新闻名家访谈实录)》试图通过他们的人生轨迹剖析其成功密码，揭示新闻成材的规律，给新闻工作者提供一个值得借鉴与学习的鲜活案例，从中汲取丰富的经验与智慧。
本书作者董岩长期在电视台工作，具备了学术冲刺的条件。加之文学修养较好，勤奋多思，博学娴静。
作者简介：
董岩，山东淄博人。本科读历史，硕士专攻中美关系，博士研究新闻。现为中央电视台策划。专栏作家、特约撰稿人。主要从事散文创作、新闻理论研究、新闻人物研究和写作研究。已于《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人物访谈、传记、散文、评论及新闻理论文章三十余万字。
目录：
范敬宜：一代知识分子的传奇缩影
梁衡：一个人的生命四重奏
赵启正：激情而智慧的传播者
刘效礼：红镜头背后的故事
赵立凡：一个记者的诗心画意
唐师曾：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
石国雄：与青年打交道的报人
蒋建科：一个农业记者二十年的跨越
撒贝宁：我不是明星 作为一名优秀的年轻新闻工作者，董岩遍访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积年之功，完成了这本著作，不能不说这是出于自己的历史责任感。这里没有高谈阔论，有的只是以真实、细腻、犀利的笔触，在深刻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地记录了书写历史的人们的奋斗与追求。这是一本没有说教的新闻人物案例，对人性的挖掘、采写的技巧、交流的功力以及新闻成材规律的总结与探索，丰富了当代新闻人物研究的视野与模式，也给新闻系学生提供了学习、借鉴的现实典范。仅凭这一点，就足够我们尊敬和感谢了。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原院长 范敬宜
—个人在学术上的进取离不开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有较深广的知识基础，如塔之座基；二是有切身的实践感受，知水之深浅。董岩是我的新闻学博士生，她本科学历史，硕士攻读的是国际关系，又长期在电视台工作，具备了学术冲刺的条件。加之文学修养较好，勤奋多思，博学娴静，耐得寂寞。近年来在新闻研究方面已微露曙光，坚持下去，必成大器。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 梁衡 编者按：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有力地推动着各方面工作向前发展，受到广大群众、干部的热烈欢迎。但是，正如《辽宁日报》记者写的这篇述评所说的一样，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如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在基层才刚刚开始贯彻，有些同志就叫嚷什么“强调自主权过头”了。有一部分县社干部搞瞎指挥，搞强迫命令搞惯了，现在老办法行不通了，就大喊什么下面“不听指挥”呀，“乱了套”呀。究竟自己指挥得正确不正确？下面的意见有没有道理？根本不去了解。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本来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自己又不深入调查，看看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想些什么，实际情况是怎样，一听到有人叫“过头了”，自己也跟着叫起来；或者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属于支流的问题当作主流。这说明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好是这些同志自己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述评辽宁省农村形势：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听见这样的埋怨声：“生产队自主权强调过头了，现在下面都不听指挥……。”
说这类话的，不仅有县社干部，也有城里的机关干部，有的还列举了许多当前农村中出现的问题，似乎这一切都应该归罪于生产队有了自主权。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一些社队。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向许多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今年农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普遍的回答是：“活起来了！”这个“活”字，很形象地概括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以后，在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上出现的生动局面。人们对“活”字感受如此深刻，绝非偶然：过去十多年，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下，生产队自主权遭到肆意践踏、剥夺和侵犯，生产队不用说因地制宜地确定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布局，就连种一亩土豆、一亩谷子都成了犯罪，生机勃勃的千村万户被弄得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深人贯彻，生产队自主权重新摆到了它应有的地位，人们哪能不由衷地高兴！但是，不能设想，林彪、“四人帮”在十多年中造成的影响，可以在短短几个月消除净尽。在贯彻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政策的过程中，阻力还是很多的。从目前来看，在不少生产队，自主权还仅仅意味着在作物地块和品种的选择上有了一点余地，其他还谈不上；而有些生产队，连这点权利还没有得到。有的队干部和社员对我们说：“我们只有劳动权，没有自主权。”这种现状告诉我们：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的工作，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已经“过头”。
那么，有了自主权的生产队是不是都“不听指挥”了呢？我们还是多看事实吧！有一个县，也曾被人描绘成自主权多得“乱了套”，可是一调查，今年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面积都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国家计划。天下哪有这样“不听指挥”的生产队！后来我们渐渐摸到了一个“窍门”：遇到埋怨下面“不听指挥”特别厉害的干部，就叫叫真，请他提供一个“最不听指挥”的典型，一下子就“将军”了，因为这样的典型确实很难找。这说明，有些干部，特别是上面的干部，并没有亲自调查研究，而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是懂得如何正确行使自主权的，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那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不顾国家计划、不听正确指挥的生产队虽然也有，应当做好他们的工作，处理好自主权同党的领导的关系，但这样的生产队只是极少数，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把支流当作主流。再说，对于“不听指挥”，也要作具体分析：究竟是正确的指挥，还是错误的指挥、瞎指挥？事实上，凡是指挥受阻的地方，一般都事出有因。我们问过一位县委书记，今年在哪些问题上卡过壳，他很坦率地举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某项县办水利工程继续平调生产队的劳力；第二件是不经试验就大面积推广某种作物；第三件是在播种时间上不顾实际情况又搞了“一刀切”。他说：“这不能怨下面，应该从上面来检查。过去生产队遇到这种情况，都忍气吞声，现在他们敢说话、敢抵制了，这应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可惜能够这样严以解剖自己的领导干部，现在不是很多。
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既然是这样一件大得人心的好事，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多非议？通过调查，我们感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十多年来有些干部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较深，思想完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需要有一个过程。有的老干部忘记了群众路线的老传统，也习惯于那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手段了；有些比较年轻的干部，从当干部那一天起，就没有听说过生产队还有什么自主权，接触的就是“挖修根”“拔修苗”以及“一声雷”“一刀切”那一套，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看到原来唯命是从的基层干部居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就认为大逆不道，“乱套了”，甚至对党的政策也产生了怀疑。这恰恰从反面说明，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是保证生产队自主权正确行使的关键。
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是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去继续贯彻落实。大量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对客观形势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估计，分清主流与支流，千万莫把“开头”当作“过头”。这是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的前提。否则就会左右摇摆，贻误工作，甚至象毛主席讽刺过的那位好龙的叶公那样，天天念叨生产队自主权，等到自主权真正来临的时候，又惊慌失措，迷失方向了。
(载于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刊发时原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关于农村形势的述评》，编者按为《人民日报》转载时所加)P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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