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大家与大教育家周谷城一生近百年的生平与活动为主线，分十一章讲述了他开展学术活动与取得的成就，以及投身民主政治活动及作出的贡献。本书运用丰富的史料，以以朴实、通俗的语言展现传主跌宕的人生经历。
作者简介：
莫志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毛泽东生平与思想、湖南近现代史与湖湘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已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独著《毛泽东的治学之路》《邓小平与毛泽东：世纪伟人的交流与对话》《青年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与管理方法》《跟毛泽东学读书》《毛泽东与国民党人的交往》《周谷城传》《湖湘文化与近代中国》等著作，主编《毛泽东的为人处事》《毛泽东的青春风采》丛书及《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三卷）、《湖南教育史》（第二卷）、《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史学家传》等10多部著作。在《中共党史研究》《光明日报》《求索》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著作曾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省“五个一”工程二等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中南出版协会一等奖。2008年获“湖南师范大学教学名师”称号。
目录：
第一章故乡与少年时代第二章北上求学第三章在大革的洪流中第四章流亡上海第五章广州中山大学第六章任教上海暨南大学第七章在陪都重庆第八章迎接曙光第九章风雨十七年第十章夕照青山第十一章余辉后记1．历史完形论的基本理论周谷城先从“史料史观非历史”这一问题谈起。他指出史料是历史之片断。从片断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完整的历史，但完整的历史之自身，绝非即等于片断的史料。史学家从史料中去寻找历史，从而编著史学书籍，但并不把史料当历史，“而只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他不赞成蔡元培的“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无论如何，史料只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只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片断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史料不等于历史自身。同样，史观也不是历史之自身。史观，只可视为对历史的看法。例如：历史即理性发展史，如Hegel所说：所谓历史即阶级斗争史，如Marx与Endes等所说。但这都只是对历史的看法。本着这等看法从史料当中去寻找历史是可以的，但是把这些对历史的看法当作历史之自身的观点是不妥当的。史料、史观并非历史之自身，那么，历史自身之含义是什么？周谷城认为“历史之自身乃客观的独立存在”，历史这一名词代表两层意义，即“常代表着历史之客观的存在与历史之文字的表现”。要看到“客观的存在与文字的表现一向是未加分别的，其实，客观的存在与文字的表现倘不分别清楚，则历史之自身云云，终将被人忽视。”因此，他赞成冯友兰先生的意见：历史有二义，一是指事情之自身，二是指事情之记述。前者可称之为“客观的历史”，后者可称之为“主观的历史”。周谷城认为不必再冠以“客观”、“主观”字眼，只要弄清楚区别，懂得历史之自身乃客观的独立存在即可。周谷城不无遗憾地指出，截至今日为止，所有史书却不注重历史是人类过去之活动，甚至完全遗漏这一点。于是历史书籍中所见的只是记事文字之摘录，或典章制度之说明，或个别史料之排比，而不是过去活动之显现。换言之，史书中所见只是静止而不是活动。之所以不注重活动，或遗漏活动，究其原因或出于无意地忽略，或出于有意的主张。他认为即使像梁启超这样著名的史家亦不免有此忽略，其研究历史的一最大缺陷，几乎与过去多数史书相同，只详述已经成立了的朝代，而略述朝与朝之交的剧烈变乱情形，换言之，“惯以静止为叙述的对象，不以活动为叙述的对象”。周谷城认为这样编纂史书，由于把“朝与朝之间的剧烈活动”这一“内容最丰富的单位”给忽略了，故使编写的史书就缺少了“活力”，显得呆板。如何认识与维护历史自身的客观的独立存在？周谷城指出，历史自身乃人类过去之活动，即为客观的独立存在，并不是因我们加以认识而始存在的。那么，我们研究历史时，就应该始终追随并维护它的客观的独立存在。不应当将此客观的独立存在化为主观的。这如同矿物学者之研究矿物，不能将矿物化为主观的一样。因此，历史学，也不过是研究人类过去之活动，分解此活动之诸种因素，寻出诸种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明白此活动之自身而已。对这一点，周谷城认为梁启超说得很明白：“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但是梁在维护历史或人类过去活动之客观的独立存在的同时，他又发表了把客观的独立存在完全化为主观的言论。梁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可以不作。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不断地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研究历史也同做电影一样，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了，予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供给现代人应用。”③周谷城认为梁说一方面反对强史就我，另一方面却又只想强史就我。这种矛盾的说法，在过去史书中很普遍，史学界几乎都陷入这矛盾中。其起因大抵由于源远流长的资鉴说。编著史书而以资鉴为目的，或供后来人之取法为目的。周谷城指出承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就不应把它化为主观的，或只注重资鉴之目的。他认为资鉴的观念不打消，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终维持不住。他说历史完形论并不是说治史可以不要目的，也不是说治史可以不重功利；反之，其所悬之目的也许比资鉴说所悬者为大，其功利观念也许比资鉴说之功利观念为深，不过达到的方法两样。概而言之：“资鉴说不惜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摘取个别的先例，以作今人的训条；完形论则务须维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明了历史之自身，以增今人的知识。”在分析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后，周谷城就研究历史应尊重历史自身之完整形态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资鉴说摘取个别的先例，以作今人的训条，这并非说资鉴说就不尊重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其中，有一个区别应当弄清楚，即历史自身之部分与历史自身之全体。资鉴说之目的在摘取先例以资鉴，则任取今人所需要之部分便可以，若目的在阐明历史之自身，则非注重此自身之全体不可。若再对历史之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一概括性的说明，即要认部分与全体同在，为不可分。部分之所以为部分，只因其构成全体；全体之所以为全体，只因其成于部分。周谷城认为此种解释才妥当地说明了历史全体与部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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