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20世纪最伟大的专栏作家，没有之一。他两获普利策奖--这是普利策奖的荣耀。
从总统首相到脱衣舞娘，人人都读李普曼。他与丘吉尔谈笑风生，跟罗斯福欢喜冤家，和赫鲁晓夫比拼酒量，同戴高乐一见莫逆。他揭发政府宣传术，以哲学观照公共舆论；他发明“冷战”一词，并准确预言苏联的消亡。
但他决非圣人，而是充满人性弱点的奥林匹斯神。除了天赋以外，是两样东西使李普曼成为巨人：自由和自我纠错。在自我纠错中寻求自由，这就是李普曼和他的国家所拥有的至为珍贵的品质。
作者简介：
宋石男，笔名四一，70后，四川乐山人，现任教于西南民族大学。系知名撰稿人，也是博客点击过两千万的知名博主。为《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看历史》等平媒撰稿，在《看天下》、《新快报》等开专栏。写作能力全面，尤其长于短篇小说、文史考据与时政评论。主要关注领域为时政公共评论、清代社会经济史、近现代知识分子史等。作品曾被收入年度杂文精选，年度时评精选，年度文史精选。
目录：
序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李普曼
上篇人生传奇
第一章
少年时代：一个不合格的英雄崇拜者
第二章
在哈佛：像一棵树样自由生长
第三章
初出茅庐：参与揭黑运动
第四章
《新共和》：影响国家命运的最初梦想
第五章
经历一战（）：战争即自由
第六章
经历一战（）：战时狂热
第七章序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李普曼
上篇人生传奇
第一章
少年时代：一个不合格的英雄崇拜者
第二章
在哈佛：像一棵树样自由生长
第三章
初出茅庐：参与揭黑运动
第四章
《新共和》：影响国家命运的最初梦想
第五章
经历一战（）：战争即自由
第六章
经历一战（）：战时狂热
第七章
经历一战（）：梦想幻灭
第八章
《世界报》：言之有效
第九章
大萧条：于冰窟中崛起
第十章
罗斯福新政：始乱终弃
第十一章
海伦：命中注定的美好或错误
第十二章
二战前夕：极权主义及其敌人
第十三章
经历二战：悬而未决
第十四章
冷战初期：不合时宜的洞见
第十五章
两获普利策奖：世界之王
第十六章
英雄暮年:最后时光
中篇代表作品
《公共舆论》菁华录
评批评者
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
纳粹焚书
下篇开放讨论
讨论一："新华社电"中的李普曼是什么形象？
讨论二：在民主与舆论的看法上，李普曼与杜威有何分歧？
讨论三：为什么说李普曼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作了颠覆？
参考书目在哈佛：像一棵树样自由生长
一棵树长到一定的高度，才知道怎样的空气最适合。1906年秋，李普曼进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发现最适合的空气就在鼻尖之前。自由选课制度使哈佛的教学资源向学生全面打开，李普曼就像一个站在糖果店前被告知可以免费拿任何货品的孩子。整个大学生涯，他选了七门哲学课、七门语言课、七门英语课和比较文学课、三门经济课、一门历史和一门政治学课。
哈佛意味着自由。他的一位同学，日后也成为名记的约翰?里德写文章回忆哈佛生涯时说，“异端邪说一直是哈佛的一种精神”。在哈佛期间，李普曼除了自由选课外，更如碎纸机般阅读大量文学、哲学及历史书籍，同时自由写作，发表在各类学生或学校刊物。他还经常参加各种学社，与人通宵讨论，直到清晨，然后意犹未尽，各自睡觉。
不过自由的哈佛，也有等级序列。哈佛社交最高层，是若干私人俱乐部，要正式加入它们，必须先加入预备俱乐部，而这通常又需要出身豪门、担任学生协会干部或擅长体育运动。
李普曼于是加入新生田径队，成为一个助理干事。第一学年结束时，李普曼发现自己加入不了俱乐部（犹太人身份是他被拒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退出了田径队。俱乐部这种拒绝常使学生感到自己一文不值，进而产生对社会不公的憎恶。李普曼没有前一种心理，但或多或少产生了后一种。三年后，他当着三分之一的哈佛学生，指责一个高级俱乐部在学校中制造派系，对新生灌输势利思想。他的攻击猛烈如雷电，演讲完后全场鸦雀无声。里德形容说，“就像他说了亵渎神灵的话”。李普曼的演讲获得惊人胜利，他却从不提及，而且很少再向以种族、阶级、宗教等为由排斥人的歧视制度进行有力挑战。犹太血统让他更多选择沉默，遭人歧视让他更强调同化。他更愿意成为精英阶层中的一分子，而不是推翻现有精英阶层的起义者。多年后，李普曼成为哈佛督学员，是最受尊敬的校友，同时也是华盛顿、纽约等地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如果当初他选择的不是同化而是反抗，也许早就自我边缘化了。
同化过程充满隐藏的愤怒和痛苦，这使李普曼开始亲近社会主义思想。在给初恋女友露西尔的一封信里，李普曼说：“道德并不等于受人尊敬，生命之力高于婚姻法律，社会是反个人的。我们看到，大宗财富积累的恶果是穷人状况日益低下。社会高等地位建立在贫民窟之上。”在给校刊的一篇文章中，李普曼又辛辣指出：劳动者不停建造房子，自己却永远不被允许踏入，除非是在维修时；劳动者不停生产粮食，自己的孩子却饿着肚子上学；劳动者不停制造汽车，只是让那些花枝招展的太太带着她们的玩物外出兜风。
由此，李普曼第一次萌生了改变世界的抱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痛苦的废墟上建立人类欢乐的城堡，使‘人类皆兄弟’这类字眼具有意义”。这类思想和大多数秉持社会主义的青年一样，充满朴素而愤怒的正义感。它不深刻，但是有活力；它不高明，但是真诚。
为实现抱负，他的首选途径是写作。在此阶段，影响他最大的是高级写作班老师科普兰教授。凭借粗暴得令人心惊胆战的方式，科普兰纠正了李普曼华而不实的文风。此人在学生中饱受争议，李普曼却对他充满感激，日后撰文称，科普兰从黑暗中伸出纤长手指，透过根根汗毛和层层脂肪，摸到了写作者的骨骼和肌肉。
影响他思想极大的则是希腊哲学导论课老师、哲学家桑塔亚纳。桑塔亚纳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反对大多数19世纪关于进步和道德提升的陈词滥调。他断言，人类经历的源头来自自然，而且有着朝终极理想发展的潜在力量。人类存在的目的是追求卓越，在理性和情感的作用下，人类精神最终会达到和谐与美。起初，李普曼对他的学说充满抵触情绪，但很快就投入其中。桑塔亚纳弹响了李普曼的天才之弦。诗人桑塔亚纳使李普曼学会清晰而优雅地写作；人文主义者桑塔亚纳使李普曼学会珍视、权衡和克制；哲学家桑塔亚纳则使李普曼远离简单的理想主义。追求理性之美，成为李普曼的人生新目标。他在给女友露西尔的信中说：“我们必须为最美好的事物献身……完美是永生的精髓。”
不止如此，桑塔亚纳“理性就是梦的直观形式”、“过分民主会导致多数人暴政”的两种信条，长久影响了李普曼。不过，李普曼对这位老师在崇敬之余，也有分析。哈佛毕业后不久，他为桑塔亚纳写了篇小传，称后者身上“有一个旁观者的悲伤孤独之感”，而“一个人不能同时又看戏又演戏”。写这话的时候，李普曼可能不会意识到，他自己也不得不在旁观者与参与者之间做出选择。等到足够成熟以后，他才会明白自己的使命，就是做一个伟大的旁观者。
桑塔亚纳在哲学上的敌人、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是李普曼的另一个亲密老师。1908年，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简陋宿舍的门。打开门，一位银须白发的老人站在门外。老人说：“我是威廉?詹姆斯。”李普曼愣住了，他知道詹姆斯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和名望，就像一位活的上帝。老人接着说：“我想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写的关于温德尔的那篇文章。”温德尔是一位古板的卫道士，写过《特权阶级》一书，鼓吹贵族精英主义，谴责大众文化低俗，这触怒了李普曼，于是在哈佛校刊写文章反驳。詹姆斯读到，大为激赏，遂登门致意。
那一年，66岁的詹姆斯，是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国家科学院院士、学界执牛耳者（2006年，詹姆斯被美国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百位人物之一），而李普曼不过是19岁的大学生。詹姆斯是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他的《心理学原理》是经典名著，人们对这本书的指责只是它过于才华横溢，而一本教科书不该这样让人兴奋，不该这么有吸引力。有趣的是，詹姆斯更喜欢人们将自己看成哲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1889年，校长打算聘请他为哈佛大学首席心理学教授，詹姆斯回答说：“你就这么办吧，我会在每一个这样叫我的人的面前，枪击我的脑袋自杀。”这算是他对其他自称“哈佛心理学教授”的人的赞赏。校长还是这么做了，而詹姆斯也没有真的自杀。
一代宗师詹姆斯的登门拜访，极大地满足了李普曼的虚荣心，也使他获得与前者的忘年友谊。此后，李普曼每周四都穿越街道，去詹姆斯家中喝茶，热烈讨论政治、宗教和伦理，直到两年后詹姆斯去世。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李普曼将与詹姆斯的谈话称作“我在哈佛最了不起的事情”。1910年詹姆斯去世，李普曼全力颂扬了这位老师：“詹姆斯愿意倾听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提出的意见，从社会活动家、教皇到一个大二学生。他像一个教士，一个君主，或者一个街头演说家那样诲人不倦……他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最宽宏大量的人。”这是李普曼作为记者写的第一篇署名文章。
詹姆斯的哲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乃至数代人。他反对教条，称人必须尽其所能去获得真理才有资格生活，但必须准备随时证明这个真理只是谬误。他贬低机械的唯理智论，推崇意志与经验。他认为事物可以改善，但永远不能完美，因此，人必须对事物做出决断，而不管这些决断是否完备。詹姆斯的哲学与桑塔亚纳几乎完全相反。李普曼恰如其分地调和并吸收了二位老师的精华。几年后，在李普曼著作《政治序论》中，他写道：“任何道德判断都不能确定生活的价值，任何伦理学说都不能宣告内在的善良。”后来他还写过：“不管我们是否心甘情愿，都必须在疑难重重中作出选择。”
在形成自己的公共哲学之前，李普曼还曾亲近过费边社会主义。1908年春，大火席卷哈佛附近的贫民窟，几千人无家可归。李普曼作为志愿者参加了难民救助活动。在烟灰缭绕的残垣断壁之间，李普曼第一次看到现实的贫困世界，而此前穷人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随后，通过萧伯纳、威尔斯等人的著作，李普曼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
费边社会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后期的英国，主张研究社会实况，以渐进温和的手段，通过选举投票来解决问题。它企图以国家作为推动改革的工具，主张废止土地私有制，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各种社会福利。它吸纳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剔除了其中威胁社会稳定的东西，尤其反对暴力革命。萧伯纳说：“说暴力是进步的产婆？但它同样是混乱的产婆，是戒严令的产婆。”
对中产阶级出身的李普曼来说，费边社会主义符合他既有的进步观，那就是社会变得更平等；也符合他的精英立场，那就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治理社会，提高穷人生活水准。
在给女友露西尔的信中，他宣布将费边社会主义当成新的信仰，但不是主张人人平等，那是滥用民主，而是把宗教与正义、组织和效率当成社会进步的源泉。
1908年5月，李普曼和另外8位学生成立了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宣称要考虑所有旨在重建社会的改良方案。他们在宿舍里开会，讨论关于社会不公和正义的问题，也经常走上街角，挥舞着手臂争辩。他们更付诸行动，向哈佛校方挑战，要求停止剥削校工，允许妇女授课，开设社会主义课程并授予学分。他们甚至为市政选举拟定社会主义纲领，向州议会提出议案，不过没得到任何回音。
李普曼开始鼓动弱势群体去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无需文质彬彬，因为“伟大的事情不是靠翩翩风度办成的”。他跨出哈佛，走向校际，在各种社会主义俱乐部发表演讲，还担任纽约校际社会主义协会的执委。在李普曼成为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意见领袖时，里德赞美他“从不对死人浪费活的语言”，是“我们无敌的首领”。在一次聚会上，里德夸张地走出来向李普曼鞠躬，然后对大家宣布：“先生们，这是美国未来的总统！”
1910年春，费边主义的发起人之一沃拉斯（此时他已与费边主义决裂）到哈佛讲学，成为桑塔亚纳和詹姆斯之后，第三个影响李普曼至深的学者。
沃拉斯对传统政治学提出挑战，他认为政治与人类生活一样，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人们的政治判断，不是基于明智地权衡事实及可能后果，而是基于本能、偏见和习惯。他还指出，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伟大社会”中，这个社会环境如此之大，以致它是不可见的。12年后，李普曼在其代表作《公共舆论》中提出“虚假环境”、“刻板成见”，源头正可上溯自沃拉斯。
在沃拉斯影响下，李普曼开始反思社会主义。1910年春，李普曼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有企业不能对社会产生有利影响，私人企业反而更优越。社会主义会失败。几年后，他进一步解释自己为何放弃社会主义观点，是因为沃拉斯的怀疑——对人的能力是否可以管理一个庞大社会的疑虑。这种疑虑，在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米塞斯怀疑乃至彻底否定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这震撼并唤醒了当时还沉浸在费边社会主义中的哈耶克。李普曼觉醒得比哈耶克更早。
在哈佛的最后一年，李普曼的初恋结束了，突然而平淡，就像不经意倒掉一杯凉掉的白开水。过去三年里，李普曼不停给露西尔写信，大谈社会主义、人生哲学和美，却很少表白情愫。假日时，他们也去跳舞，参加晚会，吃一顿洁白无瑕相敬如宾的饭。李普曼认为他们是一对情侣，却从未公开向露西尔示爱，甚至没有吻过她。露西尔的热情渐渐退却，如一段熄灭火焰的柴禾。1910年，她与一个时髦的出版商结婚，而李普曼事先毫不知情。李普曼勃然大怒，再没原谅露西尔。虽然参加了她的婚礼，但李普曼拒绝亲吻这位别人的新娘，只是对她说：“一切都已经太晚。”然后转身离去。两年后，露西尔成为母亲，邀请李普曼去她家看新生儿。李普曼拒绝了，他说：“分离已经注定，你和我一样清楚，这是无可挽回的。”对李普曼而言，要和一个背叛过自己的女人做朋友，是件奇怪而做作的事。以后他们再没往来。
李普曼习惯将伤害他的人从生活中排除出去，作为一种防卫。一般人受到伤害，会悄然离去，带着颓唐，不让人看见自己的痛苦。李普曼却会更坚强，像斯巴达人那样坚韧不拔，具有反抗精神，并且敢于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伤口。
这个习惯使他足以保护自己，从而沉着全面地观察世界，也使他与人在情感上保持距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感情是以概念化的形式表现的。他不喜欢具体的罗曼蒂克情感，那会破坏他醉心的完美理性世界。有次，一位友人问他：“沃尔特，你爱的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活生生的世界。”这个回答高尚而抽象，但有逃避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