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旧事》是从老照片来的，由张允和先生口述，叶稚珊女士编写。是对一个文化世家几代人老照片的解读。讲述这些故事的，是一位九十岁的才女，记录、编写这些故事的则是另一位才女———只是年龄小了一半。口述者的父亲是蔡元培的朋友；口述者的丈夫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口述者的四姊妹曾扬名上海学生界：大姐元和是校花，三妹兆和是体育健将———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二姐口述者本人则与大姐和四妹充和一样，爱好昆曲，并极有造诣，而且四姊妹都有很好的文笔……还有六兄弟的故事、四女婿的故事、儿女孙辈的故事，这些照片和故事展现了中国八十多年的历史的一个侧面，其中有苦难，有亲情，也有生活的韵味。
《合肥四姊妹》讲述了张家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的传奇故事和集体记忆，让我们有幸与中国历史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借由信件、日记、家谱、诗歌、杂志和访谈，作者为这个家族撰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编年史。对于古老中国及其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她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洞察力。
《最后的闺秀》记录的是尘封的历史所无法遮掩的暖暖的爱意——父母之爱，夫妻之爱，姐妹情深，恩师回往，昆曲之爱……其中无论是正史传记还是稚子童言，莫不生动有趣。回忆中这些充满暖意和怀旧感的棕色老照片,通过她那纤细的手,将温婉而又充满快乐的感觉传递给我们。就在这车海人流中,在这由高楼和商品构成的喧嚣的大城市里,在普通的居民楼里,她的生活意境却远远高于、雅于庭院深深，深几许。
作者简介：
张允和（1909.7-2002.8.14）安徽合肥人，祖籍江西（先祖早年迁至安徽），长于苏州。著名的“张家四姐妹”（“合肥四姊妹”）中的“二姐”，中国语言文字专家、汉语拼音的缔造者之一周有光先生的夫人。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曾为高中历史老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1952年“打老虎”运动后离职。1956~1964年任北京昆曲研习社联络小组组长，工作属义务性质，故允和自称“家庭妇女”。晚年致力于写作，著有《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等书，并续办家庭刊物《水》杂志。
目录：
此套书包含三册：
张家旧事
最后的闺秀
合肥四姊妹20世纪20年代，张家兄弟姐妹们在苏州九如巷家中合办家庭刊物《水》，发表自己的作品，后来在离散中停刊。1996年，《水》又在九十多岁的张允和倡议下复刊，先后在北京、苏州编辑，随张家后人流向大江南北，直至大洋彼岸、世界各地。这本家庭刊物被出版家范用先生誉为“本世纪一大奇迹”。2005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水》的文选《浪花集》；今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又推出《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这本家庭刊物以及他们的家族故事，由此被更多的读者熟知。
如今，九如巷老家还住着九弟张寰和。九十岁的寰和老人满头华发，交流虽然需要助听器，但记忆惊人，思路清晰。他继承父亲成为乐益女中校长，终身在苏州从事教育。
张寰和：《水》是姐姐和哥哥们80年前在家中创办的，后来停办过。从1996年在北京复刊算起，到现在出版了33期。从第33期开始网上可以看到。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在办这个事情，在博客上贴过，现在有一个信箱，亲朋好友可以查阅。从第13期改在苏州出版，到33期以前，都是我和我爱人打字、复印，寄到各地。还在办，以后就出电子版了。
苏周刊：多长时间出一期？当初为什么办这份刊物？
张寰和：现在不定期出版。当年是二姐（允和）、三姐（兆和）、大哥（宗和）、二哥（寅和），以及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窦祖麟，一起创办的。主要是家庭中自己的兄弟姐妹，喜欢文艺，自己写写文章，还有翻译的一点东西。自己刻版、油印，装订很简单。抗战以后，哥哥姐姐读大学了，分开了，慢慢停掉了。到了1995年，二姐在北京提议复刊，1996年2月开始复刊，四个月一期。现在是从复刊开始算33期，以前的都没有了。创办的时间大概是1929年，确切时间已经不清楚了，根据当时日记的记载是1929年。当时每个月一期。
苏周刊：书里提到你们年少的时候就喜欢水的德性。沈从文描述过“水的德性”，说它“兼容并包”，什么都不排斥，又柔中带刚，滴水穿石，无坚不摧。是不是因此把刊物叫做《水》？
张寰和：不是因为他这句话而办《水》，有这句话是后来的事。办这个刊物的时候三姐还不认识沈从文，只是他说过这句话，后来我们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便引用上去了。
2启蒙教育家张冀牖
苏周刊：蔡元培提出过“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您的父亲张冀牖先生和蔡元培有不少交往，他开明的教育理念是不是受过蔡元培的影响？
张寰和：我父亲接受了“五四”的思想，在1920年以前，他就有办学的思想，所以他同蔡元培、马相伯，还有上海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杨卫玉，吴研因，光华大学的廖茂如，苏州的王季玉，陶行知等教育界名人都有交往，后来决定创办乐益女子中学。父亲喜欢寻师访友，我在复旦读书时，父亲叫我和他一起去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访问过蔡元培，我替蔡元培和他在中央研究院门口拍了一张照片，我至今保存着。我还陪父亲去徐家汇天主教堂访问过马相伯老先生。
父亲确实是个“兼容并包”的人，举个例子：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在苏州中学的初中部，我四哥（宇和）比我大一岁，当时有位党义课的先生不好，常没有话说站在讲台上发愣，大家都不赞成他，老四脾气有点“耿”，就写信给先生奚落他，劝他多看参考书。后来学校说他不尊敬师长，勒令退学。爸爸知道之后，一句也没有责怪，后来把我们转到县立中学。读了不到一年，“九一八”之后就到上海读书了。
苏周刊：有回忆文章说您父亲毁家办学，您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哥哥姐姐们要等到乐益女中的经费到了，才能出去上学。
张寰和：家族里认为他是个怪人，有钱自己不用，用在别人身上，亲友们有人称他“张疯子”。我父亲一生专事教育，有两个原因：一是在辛亥革命以前，看到在家乡我们住的圩子里（清末淮军将领建造的庄园称“圩子”，张冀牖祖父张树生为淮军将领），人们基本上都是吃喝嫖赌娶姨太太，一事无成，他逐步接受了“五四”思想，感觉不对，所以他后来创办乐益就觉得要在外面比较好，在家乡那种环境下不行。第二，他认为中国妇女受压迫，没有办法翻身，他要提倡女权，所以要办女学。起初创办乐益女中是在1921年，在憩桥巷。那时我们住在寿宁弄老家，1922年房子造好就搬到这里来了。这块地（指皇废基，后来的乐益女中所在地）本来是母亲准备用来种桑养蚕的，后来父亲决意办学找不到地方做校舍，就将母亲准备种桑养蚕之地建成了校舍。
苏周刊：您记忆中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寰和：他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很喜欢文学，作了很多诗，也喜欢科学，有点超前于时代。他买了许多书，苏州几个书店，小说林、振兴书店，伙计都认识他。每天去观前不去吃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就去逛书店，买几摞书，记账，派人去拿，每个月结账。他的书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看。鲁迅等人的书都有。他在科学方面思考了很多，有超前意识。他买了很多新式的东西，比如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留声机、唱片等等。但他自己除了偶尔听留声机之外，其他东西从来不用。我在家的时间比较多，照相机我用得最多，我自己看说明，看报上杂志上当时的摄影名家的有关摄影的文章。他的照相机是光圈1.1的，可以在很暗的地方照，在当时是很先进很名贵的，我拍了上万张照片，我的大姐、四姐、三哥都喜欢摄影。
父亲“五四”运动前后吸收了科学、民主的思想，对自己家中儿女的教育也用一种民主的态度，要进什么学校自己去考，读什么科目也不干涉。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大都学文艺、经济，学科学的比较少，都是从兴趣出发。我本来是学新闻的，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了一年，1936年进校，1937年抗战爆发，就开始逃难，转到武汉大学，最后转到西南联大，这两个大学都没有新闻系，招生办事处征求我意见把我安排到了政治系。
苏周刊：后来您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了乐益女中的校长？
张寰和：那是后来的事情了，1941年我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介绍我到重庆行政院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安徽想办农场，我们自己的田地，当时新的思潮想办农场，不用佃户来收租，结果没有办成。后来又辗转回到苏州，那时的乐益女中在抗战中曾被日本人占据，破旧不堪。家庭会议商量，乐益怎么办？那时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大学毕业在外有了工作，我那时已经不在行政院工作了，只有我和大哥的工作还没有定，所以就让我和大哥恢复乐益。1946年恢复乐益，先是大哥做校长，后来贵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请他去工作，学校就由我接办了。1956年，公校接办私校，我调往苏州第六初级中学，后来又调到八初中，就是现在的“景范中学“，当了几十年校长。
3乐益女中和苏州第一个共产党支部
苏周刊：当年的乐益女中教员中曾经有不少进步人士，侯绍裘、张闻天，还有后来的南大校长匡亚明。您父亲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人吗？
张寰和：1924年，江浙军阀大战，乐益女中迁到上海，我父亲结识了在景贤女中任教务主任的侯绍裘。1925年，父亲亲自去聘请侯绍裘任乐益的教务主任。侯绍裘又介绍张闻天、匡亚明等人来到乐益女中。1925年侯绍裘在乐益女中建立了第一个中共独立支部，当时我父亲应该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他们是进步人士。匡亚明被逮捕，父亲嘱咐韦布四处奔走，他才被释放。我继母的弟弟，韦布小舅也是一位进步人士（韦布，《三毛流浪记》等影片的制片人），他回忆我父亲请共产党人办学，“不仅在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的旧苏州，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突出的。”“他完全知道他们是何等样人，照样相处得亲密无间。”
苏周刊：据说苏州的五卅路，是当年乐益女中支持五卅运动留下的纪念。
张寰和：1925年五卅运动，乐益女中学生支持上海工人大罢工，搭台表演为大罢工募捐，还坐火车去无锡募捐。乐益女中搭台演戏三天，马连良、于伶从上海赶来参加演出，元和大姐、允和二姐、兆和三姐、宗和大哥、寅和二哥、定和三哥参加演出了《昭君出塞》、《风尘三侠》、《空城计》等戏。当时在苏州，女学生演戏是件破天荒的大事，轰动一时，三天演出，场场爆满。演出的全部支出由父亲负担。苏州募捐6000多元，乐益女中募捐最多。罢工结束后，上海总工会把未用完的款退回苏州，乐益学生和工人一起，用这笔钱填平了乐益东边的小路，开成大路，取名为“五卅路”。
4沈从文和“小五哥”
苏周刊：沈从文有好几篇小说注明是为张家小五哥而作：《月下小景》中的《女人》注明为张家小五哥辑自《杂比喻经》，《扇陀》则注明为张家小五哥辑自《智度论》。他为什么特别青睐您这位小五哥？
张寰和：大概是30年代初期，当时我读初中，沈从文第一次到我家来看三姐，当时三姐去图书馆了，二姐叫沈从文进来坐，他不坐，回到北局的旅馆。三姐回来后，二姐叫三姐去叫他，就说叫他到家里来玩，说我家有很多小弟弟。来了之后，沈从文就给我们讲故事。我不知道怎么想起来去买瓶汽水给他喝，这个事情很多地方都写了，我们每人都有月费，我大概每月有两块钱。他回去之后也没跟我讲，就在小说后面写了“为张家小五哥作”，《月下小景》里有好几篇，讲的有些是佛经故事，当时我也看不懂，沈二哥说，你将来会看懂的。
苏周刊：他称您小五哥，您称他沈二哥，不称三姐夫？
张寰和：说起称呼有点故事。淞沪会战之后，乐益女中停办，我们到合肥老家避难，后来又撤退到武汉。沈从文也来了，我们在武汉碰头。当时北方有很多人集中在武汉。当时我们有四个人兄弟相称，都没有血缘关系：沈从文是沈二哥，萧乾是萧三哥，当时的北大文学院长杨振声的大儿子杨文衡称杨四哥，我是小五哥。1937年的夏天，我们都住在武汉珞珈山一幢小别墅里，雕了很多蝙蝠，被称为五福堂。是沈从文跟朋友联系借住的。37年底我和沈从文一起去了湘西沅陵。
苏周刊：当时和沈从文经常在一起吗？
张寰和：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先后到昆明，沈从文随教育部教科书编撰委员会一起来，住在青云街，后来我住在学校里，虽然不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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