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奇人”辈出的时代。一如地壳的剧烈变动，让那些沉埋千古的各种宝石有机会灿烂于天地之间，乱世也为各色“非常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学术理想与精神追求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晚清民国的三十三个“奇人”，犹如那个时代开放的三十三朵光照日月的奇葩，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三十三个奇人包括：文坛飞将龚自珍，神情古怪魅力十足的辜鸿铭，百年来最狂放的国学大师章太炎，饱览古书、在其眼里“胡适之辈不过尔尔”的黄侃，敢当面怒骂蒋介石为“新军阀”的刘文典，“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梁漱溟，保皇之路越走越黑的康有为，“越堕落越不快乐”的刘师培，身怀绝学、误入歧途的大才子杨度，隐士与叛徒的周作人，为天地立心的冯友兰，能让曾国藩彻夜失眠的王闿运，恶之花叶德辉，悲欣交集的弘一法师，风流情圣曼殊上人，以苦行和苦吟著称的高僧八指头陀，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集人生六大矛盾于一身的梁启超，不风魔不成活的陈寅恪，为情所困、为情所苦的吴宓，北大之父蔡元培，寡言君子梅贻琦，计划生育教父马寅初，“民国第一牛人”傅斯年，风流儒将罗家伦，“科技救国第一人”魏源，裱糊将演独角戏的李鸿章，晚清洋务运动的主将张之洞等。他们或为时代狂人，极力张扬自由个性；或为国学大师，学术丰赡以傲天下；或为名士高僧，卓尔不群追求人间的精神乐土；或为时代翘楚，在关乎民族存亡的风口浪尖左冲右突……三十三个奇人的嬉笑怒骂、命运沉浮，构成了一部浓墨重彩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画卷。
作者简介：
王开林:1965年出生于长沙。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迄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集《站在山谷与你对话》、《落花人独立》、《灵魂在远方》、《湘军百家文库王开林卷》、《穿越诗经的画廊》、《敢为天下先》、《非常爱，非常痛》、《非常人，非常事》等十九部，发表长篇小说《文人秀》一部。作品被收入海内外近三百种散文、随笔选本和年鉴。获得首届"湖南毛泽东文学奖",1992年"萌芽文学奖",第四届、第七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等海内外多个文学奖项.曾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现为《文学界》执行主编。
目录：
《大师》：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罗家伦《先生》：王国维 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 《狂人》：龚自珍辜鸿铭章太炎黄侃刘文典梁漱溟《高僧》：何绍基王闿运易顺鼎叶德辉恶之花八指头陀弘一法师曼殊上人《隐士》：康有为杨度刘师培周作人冯友兰《裱糊匠》：魏源郭嵩焘李鸿章张之洞激活历史人物的精神天地
——读《王开林晚清民国人物系列·晚清民国的三十三个奇人》
（《光明日报》2014年6月23日）
在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领域，湖南作家王开林一向耕耘勤奋，佳作迭出。他挥笔刻画那些在历史险路、歧路和末路上出没的人物，总能绘神绘影，见性见情，显示出他驾驭这一文体的丰厚储备和超卓能力，以及他在这一领域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开拓。
时至今日，历史文化散文写作的系列化和“工程化”，已是屡见不鲜的流行意趣。只是大多数作家在题材上处心积虑、惨淡经营，即讲究对象选择的统一性或话题设置的激活历史人物的精神天地——读《王开林晚清民国人物系列·晚清民国的三十三个奇人》 （《光明日报》2014年6月23日）在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领域，湖南作家王开林一向耕耘勤奋，佳作迭出。他挥笔刻画那些在历史险路、歧路和末路上出没的人物，总能绘神绘影，见性见情，显示出他驾驭这一文体的丰厚储备和超卓能力，以及他在这一领域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开拓。时至今日，历史文化散文写作的系列化和“工程化”，已是屡见不鲜的流行意趣。只是大多数作家在题材上处心积虑、惨淡经营，即讲究对象选择的统一性或话题设置的连续性，而较少考虑其中是否包含和体现了精神主旨的延伸与意义指向的辐射，其结果是一些系列或“工程”常常显得有“影”无“神”，虽“大”却“空”。相比之下，王开林的历史文化散文是用鲜活的个体形象连接起丰赡的人物长廊，进而彰显他们的人生经验和心路历程，为当代读者提供人格滋养和精神启迪。他的晚清民国人物系列自有超越一般的历史承载力和思想穿透力，同时也确实显示出文体自身的精髓和优势。与作者高远脱俗、取法乎上的著述追求相协调，王开林围绕笔下人物的塑造和评价，颇下了一番殚精竭虑、扎实深入的功夫。其方法与路径，似乎获益于传统文化的馈赠，即自觉地实践了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治学主张。换一种现代人的表述就是，以准确把握主体精神和历史情势为前提，从一个人与一个时代对话的方式，走进和激活人物的精神天地与人格世界，进而树立起一群血肉丰满、个性独特的人物形象。为历史人物绘神写真，这样的意图和标高，无形中要求作者必须拥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和足够的学术眼光。在这方面，王开林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作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者型作家，他一向坐拥书城，原本腹笥丰赡；为了完成晚清民国人物系列的写作，更是拿出长达13年的时间，下足案头工夫，努力使自身跳出故纸堆的局限，回返“历史现场”，与笔下人物从容余裕地对话。反映到具体的作品行文中，便是国事家事，风生水起；人运世运，柳暗花明；清词丽句，赏心悦目；逸闻掌故，妙趣横生。这一切乍看来仿佛手挥目送，一派信马由缰，而谨勘细察，方知无一事无所本，无一言无所据，诚可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王开林这套六卷本晚清民国人物系列固然不乏学术内涵，但它们仍是文学作品，注重自身的艺术精湛性和“审智”（借用孙绍振的概念）感染力。在体例或结构上，他的晚清民国人物系列采取的是一人一篇的“列传式”。在通盘把握人物的身世经历和思想性格的基础上，锁定某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独特视角，展开提纲挈领的概括和画龙点睛的皴染。譬如，用透视“五大悲苦”来状写陈寅恪，借分析“六大矛盾”来描绘梁启超，以破解“自沉之谜”来探视王国维，由剖析“自我救赎”来观照冯友兰；还有“慢”“稳”“刚”之于“寡言君子”梅贻琦，“仙风道骨”之于“独立崖端”的潘光旦，“学问、脾气和嗜好”之于“章门大弟子”的黄侃等。如此这般的剪裁和调度，不仅彰显了作品以简驭繁、以少总多之妙，而且有效地凸显了人物的整体特征与生命色调。古耜/文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中年剃度的律宗大德 年纪还小的时候，我天真地认为，作一首歌曲，如在云霄筑一座仙楼，永久地“住”在里面，那是最令人艳羡的幸福。 百年之后，千年之后，这首歌曲依旧在众人的口齿间传唱，那幸福自然得以加倍地抻[chēn，拉]长放大。作者是谁？唱的人知道也可，不知道也可，反正他的灵魂是活着的，活在曲调歌词之中，比天空上展翅高飞的鸟儿还要快乐，还要轻盈，还要自在。确实有一首这样的歌曲，我听过不止一百遍，曾在风中听，月下听，花前听，雨后听，清晓听，黄昏听，无论何时都是好的。苍凉的意韵绕在梁上、枝头、云间、心中，无论何处，也都余韵悠邈，久久不绝。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gū，酒器]残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我听得痴了，不止一回两回，心想，在这样的歌声中落泪又有什么奇怪？在这样的歌声中瞑目，绝不会真的死去。 我当然知道，这首歌曲的作者是弘一法师（1880—1942）。 有三位近、现代爱国诗僧，一直是我心中所钦佩、激赏和喜爱的，他们是八指头陀、弘一法师和曼殊上人。八指头陀专精于诗；曼殊上人能诗，能画，能文，能翻译；弘一法师则更为多才多艺，他除了在诗、词、文、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还能演剧弹琴，书法和金石也得心应手。这样的大才子总使人好一阵纳罕，他的宿慧（前世的智慧）何以得天独厚？ 有人开玩笑说，弘一法师出生时，父亲六十八岁，母亲十九岁；孔子出生时，父亲七十岁，母亲十七岁；欧阳修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二十岁；胡适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十九岁。这就是诀窍。老夫与少妻的搭配，天高与地厚的结合，往往产得麟儿（优异的儿子），纵然不成圣人，也会成为才子。 在弘一法师身上，有许多个“想不到”，这样一位奇人和畸人（他与苏曼殊被称为“南社两畸人”），竟然会不小心投胎世间，可能连造物主也感觉意外吧。想不到，他是第一个将西洋的油画、音乐和话剧引入国内的人；想不到，他在东京的舞台上演出过《茶花女》，扮演的不是阿芒，而是头号女主角玛格丽特；想不到，他是才子，是艺术家，本该落拓不羁，却偏偏是个最严肃、最认真、最恪守信约的人；想不到，他在盛年，三十九岁，日子过得天好地好，却决意去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 太多的“想不到”拼贴在一起，仍旧是不完整的，是模糊的，真实的那个人，有血有肉有灵有性的弘一法师，他随时都可能穿着芒鞋从天梯上下来，让我们一睹想象中所不曾有过的另一副风采。读了他的诗词，我们笑了，他却不笑；我们忧伤了，他却不忧伤；我们等着他说话，他却悄寂无语地转过身，背影融入霞光，像槭[qì]树的尖片红叶一样在晚风中飘抖了几下，便消逝了。 弘一法师俗姓李，幼名成蹊，字叔同，祖籍浙江平湖，先世移居津门，经营盐业。其父李筱楼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进士，当过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先后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挣得偌大一份家业，被人称为“桐达李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塾（提供免费教育），创立“备济社”，专事赈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有“李善人”之口碑。他晚年喜好内典（佛经），尤其耽爱禅悦（参禅入定的人心情愉悦自适）。很显然，他的言传身教对儿辈影响极大。童年的李叔同常见僧人到家中来诵经和忏悔，即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以床罩作袈裟，扮和尚念佛玩。他儿时的教育还得益于一位姓刘的乳母，她常教他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虽只在八九岁间，他居然能够理解荣华尽头是悲凉的意思。李叔同的悲剧感可谓与生俱来，他十二岁时，即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的诗句，其悟性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红楼梦》中二十岁的贾宝玉。 李叔同五岁失怙（父亲去世），十八岁时遵奉母命与津门茶商之女俞氏结婚。百日维新时，他赞同康有为、梁启超“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因此在当局眼中他成了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沪上。 “我自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这正是李叔同先生“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时期。他参加城南文社的集会，与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濂、江阴张小楼、华亭许幻园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个个都是翩翩浊世佳公子，不仅才华出众，而且风流倜傥。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作《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先生的一首尤其传神，其诗酒癫狂之态活灵活现： 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他竟把杜甫呼作“小友”，真是比盛唐侧帽（斜戴帽子）颠狂的“饮中八仙”还要奔放。李叔同先生风神朗朗，是俊友中的最俊者，他的才艺不仅使朋辈折服，也使北里（红灯区的代称）的名妓为之倾心，朱慧百、李苹香和谢秋云都曾以诗扇就正于他。国事日非之际，好男儿一腔热血，无处发泄，乃寄托于风情潇洒间，“走马胭脂队里”，厮磨金粉，以诗酒声色自娱，果真能“销尽填胸荡气”？“休怒骂，且游戏”，这无疑是一句泄露少年风怀的说辞。 辛丑年（1901年），李叔同先生二十二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与黄炎培、邵力子等人同学。有趣的是，这个特班中举人、秀才居多，普通资格的教师根本镇不住，结果总办（即校长）何梅笙专诚请来翰林蔡元培先生作国文教授，自然是一物降一物，名师出高徒了。李叔同先生天性纯孝，丧母之痛乃是其人生之至痛。二十六岁那年，他成了孤儿，心中再无牵挂，遂决意告别欢场，留学东瀛。他特意赋了一阙《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其壮志奇情半点也未销磨：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 母亲弃世后，李叔同先生改名为李哀，自号哀公。他既哀自身孤茕，也哀万方多难。次年（1906年），他在日本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这年秋天，李叔同先生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改名李岸。其留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举动是，他与同窗学友创立了春柳社演艺部。翌年（1907年），祖国徐、淮告灾，春柳社首演《茶花女遗事》募集赈资，日人惊为创举，赞赏不绝。我国戏剧家洪深也誉之为“中国戏剧革命先锋队”。据欧阳予倩先生回忆，李叔同先生演戏并非图个好玩，而是十分认真的，“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在《黑奴吁天录》中则饰演爱美柳夫人。从留存至今的剧照看，李叔同先生居然将自己的腰肢束成了楚宫细腰，细成一握，真是惊人。为了演剧，他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他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他饰演茶花女时穿的就是一件粉红色西装。东京美术学校学制为五年，李叔同先生毕业时已是1911年春，三十二岁。这一年，他家中遭到了两次票号倒闭的池鱼之灾，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对此他竟能处之泰然，不以为意，倒是对于嗣后的武昌起义一战功成，大好河山得以光复，他感到异常兴奋，填词《满江红》一阙以志庆贺：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这又是一个想不到，像他那样文质彬彬的书生，居然轻易将满腔豪情铸成伟词，再次爆了冷门。他的这首《满江红》与岳飞的那首《满江红》放在一起，同样力透纸背，义薄云天。毕竟是琴心剑胆的高才，他挥动如椽巨笔，哪怕一生只挥动这样一次，一生只铸成这样一首伟词，也足够了不起了！ 素心人（没有邪欲杂念的人）夏丏尊先生对素心人李叔同先生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即“做一样，像一样”。果然全是做的吗？当然啦，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总须用心用力去植一棵树，才可望开花结果。但我们对于自然的助力，即天才，绝对不可低估。素心人俞平伯先生也如是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又岂止“像”，活脱脱就“是”，样样都能从一个“真”（真性情、真学识、真才具）字中抽绎出人之为人的一等一的神韵，够好了。是真公子自翩翩，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真高僧自庄重。世人真不了的时候，才会去追求“像”，而在天地间，“像”字背后总不免藏着一个狐媚和猫腻的“假”字，让眼力不济的世人轻易辨别不了。李叔同先生学成归国后，起初任教于上海城东女校，开始参与南社的各项活动，旋即出任《太平洋报画报》主编，刊发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画报停办后，他欣然接受旧友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名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但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校长以经费拮据、市面缺货为由，想打折扣，李叔同先生则答以“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硬是逼经亨颐乖乖地就范。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称赞李叔同先生“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真是赞得到点到位。据画家刘海粟先生回忆，李叔同先生是中国最早使用裸体模特儿进行美术教学的人，在民智未开的当年，能如此引领风气，真是不简单不容易。李叔同先生的教学方法颇为别致：“弘一法师的诲人，少说话，是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老，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但他对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的，这真可说是人格感化了。”（吴梦非《弘一法师和浙江教育艺术》）李叔同先生教得用心，弟子也学得上劲，身边有丰子恺和刘质平那样的高足，还有夏丏尊先生（他为人忠厚，调皮的学生暗地里都谑称他为“夏木瓜”）那样的素心人做朋友，日子应该不会太难过。但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认真的人决不会让任何一个日子变得骨质疏松。姚鹓雏在《乐石社记》中对李叔同先生的评价颇为切当：“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顾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众之间，若不能一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啜，致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而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纷，而融古若冶，盖斯事大抵然也。”关于李叔同先生的认真守信，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也回忆得水镜般清晰：“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春柳社的开场、兼论李叔同的为人》） 弘一法师谈及他在俗时的性情，曾向寂山法师坦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曾用意于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他在母亲的追悼会上自弹钢琴，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便曾被津门的亲友称做“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夏丏尊先生为人敦厚，他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也颇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内容，比如这一段：“他（李叔同先生）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弘一法师之出家》）李叔同先生并非拿夏丏尊先生逗乐子，这样冷峭尖刻的幽默也不是他的长项。严肃认真到那样不耍半分虚伪的地步，他又怎忍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军阀刀下的“蛋糕”？怎能容忍政府比妓女还要鲜廉寡耻，比奸商还要缺乏信用？又怎忍看着老百姓流离失所，草间偷活？苦闷的灵魂别无出路，他唯有去寻找宗教的精神抚慰。说起来，李叔同先生出家的远因，竟是由于夏丏尊先生的一句玩笑话。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先生与夏丏尊先生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先生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叔同先生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民国五年（1916年），李叔同先生读到日本有关断食（即辟谷）的文章，称断食为身心更新之修养方法，他认为值得一试，便在十一月间择定虎跑寺为试验地点，断食二十余日，不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这无疑使他的道心大增。李叔同先生体弱多病，自忖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因。远离浊世，寻找净土，与其清高的性格也正相吻合，他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一花一叶，孤芳致絜[jié，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断食期间，李叔同先生对出家人的生活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怀有好感，因此这次断食便成了他出家的近因。真要出家，李叔同先生仍有不少牵挂和阻碍，他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李准、李端在津门还好安排，他的日籍夫人福基则不好打发，她曾哭过，求过，或许还闹过，但李叔同先生心如磐石，志定不移。在致刘质平书中，他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当然，还是李叔同先生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说得更详尽些：“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愿力，李叔同先生便注定要剃度出家，皈依三宝（佛家以佛、法、僧为三宝）。佛门广大，方足以容此心，容此愿。他原本就是看重器识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话，他多次讲给弟子听，其实也是讲给自己听。“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就对了。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诚然，文艺毕竟只是身外的附丽之物，只是枝叶，性命才是最紧要的根本。李叔同先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当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将油画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将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扇装成卷轴送给好友夏丏尊，将音乐书和部分书法作品送给最器重的高足刘质平，将杂书零物送给丰子恺，将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出家之后，他自认“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李叔同先生的突然出家引起外间不少猜测和评议，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猜测他是“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只算是挨边的话。南社诗人柳亚子对故友弘一法师的苦行精修更是从未表示过理解。他认为，一位奇芬古艳冠绝东南的风流才子什么不好干？却“无端出世复入世”，偏要“逃禅”，是不可理喻的。缺少宗教情怀的人总归这样看不明白，何况是纯粹诗人性情的柳亚子，临到晚境，处处随喜，吟咏吹牛拍马的诗词，依然相当顺手，更加自得其乐，若让早早觉悟的弘一法师看了，只会摇头，轻轻地叹一口气。南社诗人柳亚子深深惋惜这位毅然出家的大才子过早地收卷了风流倜傥的怀抱，使中国文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殊不知，作为智者，追寻灵魂和性命的究竟意义自是高于一切之上。柳亚子深染尘滓，终未参透此中的玄奥，也就不奇怪了。出家人六根清净，诗文之余绪也是纷扰，李叔同要与红尘旧梦做一番了结，将历年所作诗词精心拣择，工整誊抄，汇编成册，锁入老旧的木柜中。此事被丰子恺侦悉，他上伏虎山拜见恩师，当面提出建议，应及早将诗词付梓印行，以慰同好。李叔同坚词谢绝。丰子恺担心恩师的心血之作久藏柜底，日久易失易毁，于是他自作主张，买通一名叫小玲的姑娘，将稿本“盗出”，亲自绘制插图，以《护师录》为书名，交由商务印书馆印刷。集子出版后，丰子恺将稿费和样书寄给恩师，弘一法师对这位爱徒使用空空妙手的做法很生气，一顿责备自然是必不可免的。李叔同先生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近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丁鸿图《庆福戒香记》）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顿好不扫兴的闭门羹。弘一法师五十八岁那年，居湛山寺，青岛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唯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唯。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火头僧《弘一法师在湛山》）这一回，市长的面子倒还好搁一点。弘一法师以名士出家，钻研律部，发挥南山奥义，精博绝伦，海内宗仰。他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他喜欢以上乘的书法抄写经书——他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他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弘一法师早年“以西洋画素描的手腕和眼力去临摹各体碑刻，写什么像什么。极蕴藉，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叶圣陶《弘一法师的书法》）。总的来说，弘一法师早年的字得力于张猛龙碑，高古清秀，少著人间烟火气，晚岁离尘，刊落锋颖，更显示出平淡、恬静、冲逸的韵致。用这样的书法抄写佛经，自然是绝配佳侣了。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生怕接受了许多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他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夏丏尊先生曾赠给他一架美国出品的铂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以拍卖所得的五百元购买斋粮。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工作如故，他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他这样虔敬的宗教情怀岂是常人可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弘一法师所书的偈句，其光风霁月的怀抱历历可见。他晚岁驻锡闽南（栖止地主要是泉州，泉州相传为八仙之一的李铁拐所居之地，风俗纯古，有如世外桃源）十四年（1929—1942），弘扬律法，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僧徒，训导他们“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使东土八百年来湮没无传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时，他也使相对闭塞的闽南人文气象蔚然一新。大师就是大师，如蕙风朗月煦日甘霖，能使天地间生机盎然。具足大智慧大悲心的高僧虽超尘脱俗，但在乱世之中，绝不会无视生民之苦和国家之难，弘一法师早年发誓“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所作《祖国歌》情词并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乌乎，大国民！乌乎，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乌乎，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弘一法师的爱国心老而弥坚。五十四岁时，他在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收集这位“唐末完人”和大才子的生平资料，嘱高文显作传，便是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依附逆贼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对于保全晚节一事，他真是极为用心。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nǎng，以往]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其护佛殉教的决心跃然于字里行间。同年10月下旬，他在危城厦门致函道友李芳远：“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更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曾有人统计，弘一法师一生所写的格言不下千条，每一条均入情入理，洞烛幽微，极具睿识。比如说，“实处着脚，稳处下手”，“不让古人，是谓有志；不让今人，是谓无量”，“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人好刚，我以柔胜之；人用术，我以诚感之”，“声名，谤之媒也；欢乐，悲之渐也”，“谦，美德也，过谦则怀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藏奸”，“谦退，第一保身法；安详，第一处事法；涵容，第一待人法；洒脱，第一养性法”，弘一法师的精彩格言太多了，简直录不胜录。还有人统计，弘一法师一生所用的名、字、号超过二百个，真可谓飘然不驻。其较为常用的名、字、号是成蹊（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意）、叔同、惜霜、广平（参加乡试时即用此名）、哀（母亲去世时所取的名，足见当时心境）、岸、息霜（在东京演剧时所用的艺名）、婴（断食时所取的名，取老子“能婴儿乎”之意，后将此名赠给丰子恺作法名）、黄昏老人、李庐主人、南社旧侣、演音（出家时的法名）、弘一（法号）、大心凡夫、无著道人和二一老人。大师在俗时与出家后的名、字、号虽然繁多，要之在俗时以李叔同之姓字，出家后以弘一之法号为世所通称。差不多每一个名、字、号的来历都是一个故事，其中“二一老人”的别号来得尤其特殊些。弘一法师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一文中以谦冲自责的语气说：“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贺新郎·病中有感》）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弘一法师将自己一生的功名看得很轻很轻，才会有此一说。如果像他那样成就了慧业的大智者都要归入“二一老人”之列，世间又有几人能侥幸不归入“二一老人”之列呢？五十六岁时，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作了明确的安排，其弟子传贯在《随侍音公日记》中有绘貌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及至1942年10月10日（旧历壬午年九月初一），西逝前三天，弘一法师手书“悲欣交集”四字赠送给侍者妙莲，是为绝笔。这四个字完整地表达了他告别人世前的心境，悲的是世间苦人多，仍未脱七情六欲的红火坑，欣的是自己的灵魂如蜕，即将告别大千世界，远赴西方净土。他在致夏丏尊、刘质平和性愿法师的遗书中都附录了两首偈[jì]句（佛家唱词）：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第一首偈句是警劝他们：执著于外缘，执迷于表象，最是妨碍获取正觉正悟；第二首偈句是对自己的灵魂归境美好颇感欣慰。大智者的告别仪式的确有些不同，弘一法师大慈大悲的临终关怀（死者关怀生者）给人留下了至为深切的感动。在纷争不息的乱世，在名缰利锁的红尘，弘一法师堪称为佛门龙象，他究竟开解了多少欲海中迷溺的心灵？这个基数应该是不小的。他涅槃了，灵魂却将久久盘旋于大地之上，迟迟不肯飞向天国，他依然满怀着悲悯，俯瞰这不完美的人世，为苦苦挣扎在红火坑中的众生默默祈福。听，那缥缈的歌声又从远处传来，唯剩苍凉别梦，酒杯已空，余欢将尽，还残留下多少回忆的温馨？该上路的终归要上路，该告别的终归要告别。人生是一段不长不短的夜行，唯独智慧才是我们手中的明灯，“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慧能灭万年愚”，所以要学佛，“佛”的原意是“圆满的觉悟”；所以要修般若波罗密，“般若波罗密”的原意是“抵达彼岸的智慧”。极少数人修持了慧业，经历这段夜行之后，就能抵达光明的净土，弘一法师无疑是这极少数成就者中的一个。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残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人生也是一场为了告别的宴会，让我们别把欲望满满的肉身看得太重，别把此时此际的享乐看得太重，且为各自灵魂的出路设想得更周全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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