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之路》是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二次大战时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指挥官克莱尔·李·陈纳德的回忆录。讲述了他自1937年应约赴中国，招募飞行员并组建中国第14志愿轰炸机中队，并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之后赴昆明筹办航空学校的艰难历程，同时记录了中国军民抗日惨烈悲壮的情景。1941年，“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正式成立，由陈纳德为大队指挥官，被称为“飞虎队”。1942年，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为14航空队少将司令。至抗战结束，陈纳德率领的驻华美军航空队击落敌机超过3000架，摧毁船舶110万吨，火车机车1225辆，车厢712具，卡车4836辆，破坏桥梁356座，为中国抗日立下卓越功勋。本书不仅细致入微描述了每一场战斗的场景和战术讲解，而讲述陈纳德个人成长的感悟及对整个战争的深入思考。
作者简介：
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LeeChennault），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指挥官，有“飞虎将军”之称。18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康麦斯，1919年从飞行学校毕业，后被派往夏威夷，负责指挥第19战斗机中队。
1937年，陈纳德应约赴中国，招募飞行员并组成中国第14志愿轰炸机中队，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之后赴昆明筹办航空学校。1941年，被称为“飞虎队”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正式成立，由陈纳德担任大队指挥官。1942年，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为第14航空队少将司令。至中国抗战结束，他率领的驻华美军航空队击落敌机超过3000架，摧毁船舶110万吨，火车机车1225辆，车厢712具，卡车4836辆，破坏桥梁356座。 第三章 当我乘坐的财富航运公司加菲尔德总统号邮轮停靠在日本神户港港之后，我便弃船上岸，让我的行李自己去完成前往上海的旅程。按照事先约定，先期到达的比利·麦克唐纳德来到港口接我。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家伙来日本时使用的是虚构的名字和身份，他护照上显示的职业是某个杂技团的经理助理。不管怎么说，他的到来帮助我生动而真切地了解了那个即将接触的新世界。 作为中国空军的教官，比利当然不可能用自己的真实身份申请来日本。那样的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直接被日本的驻华领事馆拒签，要么就是来日本之后被他们的秘密警察盯梢。于是，比利只好虚构了一个杂技团经理助理的身份。这家杂技团曾经多次来到日本，因此他们的到来并不会引人关注。比利混在杂技团中间，很轻松地进入了日本，并和他们一起走遍了日本各地的大小剧场。直到我的行期确定以后，他才在大阪和杂技团分手，跑到神户等我。我们在日本停留的目的就和那些打着“旅游者”招牌，带着德国相机和高倍望远镜，在我们的军用机场、港口探头探脑的日本人一样。为了便于侦察，我们专门租了一辆敞篷观光汽车，然后把相机藏在大衣下面，开着车在这个国家乱转，凭借老飞行员敏锐的目光，寻找那些具有军事意义的目标。这个国家实在不是很大，虽然只能停留几天，我们还是造访了日本的很多地方。我的笔记本里记满了各种情报，内容涵盖重要建筑、工业基地、商业中心，以及那些被怀疑有可能正在新建军工企业的地方。 就这样，我们先后游历了京都、大阪、神户等大城市，还乘船造访了濑户内海，并注意到了部署在内海孤立岛屿上的军工基地。最后，我们在门司和下关这个日本最大的海上关隘停下了脚步，从那里乘船渡过黄海，来到上海。平心而论，我们此行获得的情报虽然非常宝贵，却还远远不够。然而4年之后我才吃惊地发现，即便是我手上这些小儿科的情报，也远远要比陆军部掌握的资料丰富得多。美国政府在对日情报侦察方面做得实在太差，以至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陆军部对日本陆海军情况的了解几乎还是空白。于是，在1942年春天，准备完成轰炸东京壮举的吉米·杜立特只好以私人名义通过那些战前曾经与日本有业务往来的美国企业搜集情报。 我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闷热潮湿的6月梅雨季节。此时，这颗“东方明珠”在霓虹灯的掩映下显得繁华依旧。近10年来，人们始终关注的是如何在这片乐土上聚敛财富，却忽略了笼罩在头上的战争阴云。时至今日，1931年中日冲突的遗迹在上海依然随处可见，然而那些流连在大大小小外国沙龙里的优雅人士讨论的话题却仅仅局限于这些所谓的“外部干扰”如何影响了他们赚钱。“要好好教训一下中国，然后这个国家就会重新恢复秩序”，我不止一次地在沙龙里听到身居上海的外侨发出这样的论调。 在上海，我会见了此次中国之行的两位关键人物：端纳先生和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端纳先生是位身体强壮、满头红发、外表高深莫测的澳大利亚人。他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当过新闻记者，还为多名中国军阀做过私人顾问。尽管端纳先生始终拒绝吃中餐，也不怎么愿意学中文，他却和中国乃至亚洲的多位政治强人关系密切。刚到中国的时候，他曾经当过统治满洲的少帅张学良的私人顾问，并帮助少帅戒除了毒瘾。也是在端纳先生的帮助下，原先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间的张学良变得强硬起来。最终，日本只好以武力入侵的方式直接控制了满洲。少帅则没发一枪，退到了关内。 如果我所了解到的有关“西安事变”消息完全属实的话，那么就有理由相信，恰恰是端纳先生促成了事件的圆满解决。或许真的是天意，就在“西安事变”几个月前，端纳被张学良推荐给蒋介石委员长担任私人顾问。“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端纳从南京乘飞机赶到西安，迅速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并促成了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对于中国来说，1940年端纳试图清除国民党政府内部保守势力行动的失败绝对是个悲剧。那之后不久，他就被从蒋介石的身边排挤了出去。在对待东方式的保守、涣散方面，端纳是个不会妥协的人。然而就像一切与此做斗争的改革者那样，端纳最终感觉自己是在拍皮球，用用劲就可以把那股歪风邪气压下去，可是稍一松手，那些东西又会卷土重来。在军事方面，端纳非常重视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应该抓紧有限的时间，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正是这个原因，他成了我最坚定的支持者。幸亏有了端纳的引荐，我才得以顺利地打入中国政府复杂的人脉圈；也是在端纳的帮助下，我所提出的问题才得以直达蒋介石，并引起中国政府高层的注意；还是由于端纳的左右周旋，才让我和宋美龄这两个急性子得以磨合。如果没有端纳的帮助和理解，我恐怕在中国待不了几天就得收拾包袱走人，根本不会取得后来的成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端纳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虏，并被关进了战俘营。不幸之中的万幸，日本人并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战争结束之后，端纳返回中国，并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1947年冬天，以平民身份重返中国的我和他在上海重逢。当时的我并不知道，端纳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3年半饥半饱的战俘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将他拉到了死亡的边缘。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并坚持撰写回忆录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一个酷热的午后，罗伊·霍布鲁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准备带我去法租界面见“新老板”——宋美龄。到达目的地之后，我们被告知宋美龄刚刚出去了，然后就被带进一间凉爽的房间里耐心等待。突然，一位身穿巴黎时装、热情四射的年轻漂亮女士走了进来。我以为这是罗伊的某个朋友，于是继续坐在那里，没有站起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我大吃一惊，罗伊猛地把我拽了起来，然后恭敬地向对方介绍说：“蒋夫人，请允许我介绍陈纳德上校。”原来这就是蒋介石的妻子。她看起来比我想象中要年轻二十岁，英语说得很流利，还带有浓郁的南方口音。浑身散发着女性魅力，但宋美龄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忍受着闷热天气所做的事完全应该是男人该做的。就在我们见面前不久，她刚刚被委以负责收拾中国空军烂摊子的重任。这个任务困难重重，可是宋美龄却下决心一定要解决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需要尽快了解空军的实际情况。我被要求在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一份相关报告，以便她可以据此做出判断，采取行动。我后来关于空军建设的很多设想其实也都来自这份报告，可是日本人对它却一无所知。 按照宋美龄的安排，我的调查将从南京开始。于是，在上个秋天被航空队停飞之后，我再次“重操旧业”，拉着比利来到杭州航校，各自开了一架道格拉斯双翼飞机起程前往南京。我们的飞机后座上还带着两位旅伴。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位名叫史密斯的美国机械师；坐在比利后面的是苏伯炎上校，曾经的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现在的身份则是我的私人翻译。很久不摸操纵杆之后，能再次和比利一起飞行感觉真的不错。要不是飞机下面绿色的稻田、纵横的沟渠、黑顶白墙的农舍提醒自己已经身处中国，我差点就把混浊、汹涌、从南京蜿蜒而下的长江当成了密西西比河。我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我们现在是在中国，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南京，那里是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 到达南京以后，我才明白宋美龄如此着急的原因。就在上海仍然沉浸于大战前虚假繁荣的同时，南京却早已被浓郁的备战气氛笼罩。根据来自中国北方的消息说，日本人正在向中国大举走私，并且还用各种方法胁迫，试图阻止他们的违法行为的海关人员。除此之外，日本人还要求在中国北方的广袤土地和铁路沿线驻扎军队。所有这些消息在中国南方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运动。 抵达南京的我第一次对中国空军的困难局面有了切身体会。在对东方国家的航空器材和技术出口方面，西方国家的控制始终比较严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才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建立了最初的空中力量。中国在这方面还要更晚一些。大概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各地的军阀才纷纷在英、法、俄、美、意等国的“帮助”下，组建了规模有限的空军部队。这些部队不仅飞机全部购自国外，就连飞行员也大多是外国人。 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不久，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当时的形势显而易见，日本已经在海军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可以轻松地实现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中国希望组建一支强大的空军与之抗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党政府才开始认真考虑建设一支空中力量的必要性。很快，中国国民党政府便任命宋子文部长，也就是宋美龄的哥哥，担任空军筹建方面的负责人。在他的努力下，一支由约翰·裘立德上校（他后来成了美国航空/航海贸易委员会的主席）率领的美国人组成的非官方性质团队，开始按照美国体制在中国筹建一家军事航空学校。这家航校成了后来中国空军发展壮大的基础。1932年，裘立德率领包括罗伊·霍布鲁克在内的20位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人员在杭州正式办学招生，为中国空军培养飞行员。随同裘立德等人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数量可观的教练机、作战飞机、航空燃油，以及其他相关器材。 1934年，由于国民政府动用空军镇压“福建事变”中的起义者，美国逐渐收紧了对华航空技术和器材出口，裘立德的学校由此陷入低谷。据我所知，当时的情况是有一批起义者驻扎在一座小城。那座小城的城墙很厚，一般的炮击对它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只能动用轰炸机实施轰炸。于是，毛邦初便指挥驻扎在南京的6架空军轰炸机轰炸了这座小城，为进攻的步兵打开了缺口。中国空军的第一次作战行动可能不那么光彩，却让蒋介石对空军建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由于在此次事件中拒绝为空军的作战行动提供帮助，裘立德等人失去了中国国民政府的欢心。意大利人乘虚而入，开始逐渐控制中国的航空领域。就在同一年，宋子文部长的姐夫和竞争对手孔祥熙博士奉命出使欧洲，为中国寻求各种贷款和军事援助。在意大利，他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接见。当时的墨索里尼正在为扩充空军的资金缺口问题发愁。共进晚餐之后，墨索里尼听取了孔祥熙博士关于中国空军艰难现状的陈述，决定对华提供人员、技术和设备支援。当然，这些都不是无偿的。不久之后，意大利便向中国派出了由斯卡罗尼将军率领的40名飞行员组成的官方军事代表团。这支代表团还带来了100多名技术人员以及相关设备，帮助中国建成了一家使用意大利进口零件组装飞机的航空工厂。 相比意大利人，裘立德几乎得不到任何具有美国官方色彩的支持，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因此进一步被削弱。1936年，无事可做的裘立德合同期满后返回了美国。中国方面随后接收了杭州的航校，并挽留一些美方人员继续留校任教。比利·麦克唐纳德和卢克·威廉姆森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中国的。 1934年，由于广州地方政府麾下的空军人员大批叛逃，中央政府的空中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作为回报，这些驾机来南京投诚的飞行员全部立刻得到了提升，他们的头头也在当时的航空/航海委员会的领导层中得到了重要职位。欣喜不已的蒋介石被这些飞行员精湛的飞行技术深深打动，决定继续加强空军力量的建设。很快，周至柔被任命为航空委员会的领导。在此之前，他始终是一位纯粹的陆军将领，根本没有任何飞行经历。不过，这对于蒋介石来说并不重要。周至柔是蒋介石最信赖的部下之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空军部队的绝对忠诚，及时铲除他们中间任何背叛南京政府的阴谋企图。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意大利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空军，并垄断了大部分中国航空市场。当时，意大利空军的飞行员身着制服，在南京街头耀武扬威。斯卡罗尼将军乘坐黑色的高级轿车在大街小巷呼啸而过，他的军服上神气十足地挂满了奖章和金色流苏。 在我看来，意大利人的对华援助实在是笔好生意，而且还没花什么成本，因为其间的各种开销全部来自当年的“庚子赔款”，可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不仅如此，为了购买意大利飞机，中国方面反而还要拿出几百万美元。这对当时由于战前扩张而捉襟见肘的意大利航空工业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墨索里尼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他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未来的盟友日本。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意大利人在中国航空方面搞了不少花架子，中国空军的实力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增强。在这方面，有件事情很说明问题。当时的意大利人在洛阳也开办了一家军事航校。与美国航校“优胜劣汰”的做法正好相反，意大利人实行“宽进宽出”的政策。也就是说，不管能力如何，学员只要耗完必须的学时就可以毕业。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倒显得很满意。众所周知，中国飞行员的人选主要来自上流社会，往往拥有一定背景。因此当美国航校出于各种原因将其中的不合格人选扫地出门的时候，经常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也会被搅扰得寝食不安。较之美国人的严肃认真，意大利式的热情、殷勤显然更符合中国人的胃口。他们的办学方式迎合了中国人一团和气的固有心态，但却真的毁了中国空军。这种在训练方面的消极影响一直持续到1942年第一批留美中国飞行员毕业归国加入中国空军以后。 不仅如此，意大利人在南昌援建的所谓飞机组装厂也纯粹是个骗局。这家工厂组装的菲亚特战斗机在战斗中不堪一击。它生产的“食雀鹰”轰炸机更是老旧得只能当运输机使用，根本无法参加战斗。更有甚者，意大利人在中国航空委员会那边也搞了不少小动作。他们提供的飞机有很多都是陈旧过时的，有的甚至根本就是报废品，然而这些破烂却被航空委员会堂而皇之地登记在册。也就是说，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中国建立的实际上是一支徒有其表的“纸上空军”。最可气的是，这些人还利用航空捐款牟利。他们筹款时往往会对某个地方许诺说，使用从这个地方筹集的款项购买的飞机将会以当地的名字命名。拿到钱之后，他们还真派架飞机来这个地方转上一圈，搞个焰火庆典，机身上醒目地喷涂着该地的名字。遗憾的是，这些人对很多地方都做出了同样的承诺，用来兑现承诺的飞机却只有一架，只不过每次机身上喷涂的名字不同而已。至于筹集来的款项，则早已不翼而飞，中国空军其实只是在航空委员会的统计表上又“购买”了一架新飞机。这种“吃空饷”的恶果在战争来临时显露了出来。大家惊奇地发现，按照航空委员会的统计，中国空军此时已经拥有500架作战飞机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他们只有91架飞机可以用来升空作战。 根据我当时掌握的情况，意大利人所做的最恶劣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中国耍两面派，暗中与日本勾结。就在刚过去的那个春天，也就是中日战争正式爆发的两个月前，意大利人对中国空军的情况搞了一次摸底，然后信誓旦旦地宣称中国空军已经足够强大，不需要再购买任何新飞机，也不需要再由他们提供飞行训练了。巧合的是，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墨索里尼第一次以官方身份跳了出来，建议中国与日本进行和谈。与此同时，他还允许汪精卫，也就是后来有名的大汉奸，利用意大利驻汉口的领事馆，和日本人眉来眼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洛阳的意大利航校搞调查。为了安慰因战争爆发而焦急万分的蒋介石，我向他表示，自己将竭尽所能提供帮助。与此同时，我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未来的工作做出了以下三点考虑：1．我从没参加过实战；2．我虽然在教室里搞了很多年战术理论研究，却从没得到把它们付诸实践的机会；3．在我看来，中日战争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在太平洋范围内爆发的更大规模战争，迟早会把美国拖进去。我相信，自己在中国获得的宝贵实战经验，早晚可以被用来为自己的祖国服务。 两天之后，我在西安得到了委员长的答复： “我们很需要你的帮助。你将赶赴南昌，在那里负责指导战斗机飞行员的战前训练。”南昌是位于鄱阳湖边上的一个重要省会城市，它以瓷器以及夏天的酷暑闻名于世。当地机场上空笼罩的灼热烟尘，几英里以外都清晰可辨。即便偶尔在夜里下场暴雨，也丝毫不会带来任何清凉的感觉，反而让人觉得更加闷热。在那里的多数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像是待在一个大蒸笼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我所居住的伯灵顿宾馆提供的伙食也很糟糕，以至于很多年后，当我手下的飞行员抱怨中国差劲的伙食时，我就会向他们说起自己在南昌的这段经历，并且保证他们吃的东西比我当初在南昌吃的强多了。 当时，毛邦初是驻南昌空军的负责人。他曾经在苏联学习过飞行，是个出色的飞行员。在接触过的所有中国人当中，我感觉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一位朋友。尽管工作方面经常发生分歧，我们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在驻扎南昌的日子里，白天，我们一起在机场上忍受酷暑和烟尘的折磨，到了晚上，我们又会共同度过一个享受冰镇啤酒和西瓜的幸福夜晚。时至今日，那些愉快的夜晚已经成为我对于南昌郁闷生活的唯一美好回忆。 当时，中国空军总共有3支战斗机部队做好了参战准备。其中一支部队装备老式的“霍克-3”型战斗机，这种战斗机在中国空军的作战序列里，通常都被当作俯冲轰炸机使用。另外一支战斗机部队的装备也很老旧，他们使用“霍克-2”型战斗机。最后一支部队的装备相对较新，它由两个战斗机中队组成，分别装备意大利造菲亚特战斗机和美国造波音P-26战斗机。后来的实战证明，P-26是种很不错的战斗机，中国人使用这些飞机在1937年后的空战中取得了赫赫战果。遗憾的是，我们美国人自己却没能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4年后，在日本进攻菲律宾时，能用于迎击他们的美国航空队的战斗机几乎有一半仍是P-26战斗机。对我来说，南昌的战前训练就是一场永难忘却的噩梦。这批飞行员除了少数是在美国出生并接受训练的华裔，以及杭州裘立德航校的毕业生之外，多数根本就不合格。这些滥竽充数的家伙大多都是意大利航校训练出来的大爷，他们实在令教官们头疼。坦率地说，这些人连最起码的基本功都不过关，别说是去参加实战，能在日常训练中保住性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展开训练的第一天，就有至少5架飞机因为机场地面泥泞，在降落时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故。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中国空军还没做好参战的准备。”我觉得，自己当时使用这样的措辞已经算是嘴下留情了。 正当毛将军、比利·麦克唐纳德和我在南昌跟这帮飞行员较劲的时候，整个中国已经全部被战争的狂热气氛笼罩了。在我看来，相比被仲夏骄阳每天炙烤的华北平原，在雾气弥漫、堪比桑拿室的长江中下游，中国人内心的狂热实在是要更胜一筹。 全中国的战争狂热愈演愈烈之时，蒋介石却来到位于鄱阳湖西岸牯岭（意即“公牛山”）的夏季别墅避暑。当时的蒋介石内心很纠结，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就好像一个出色的桥牌选手，在做出决定前，一定要反复权衡。实话实说，那时的情况对于蒋介石来讲，非常不乐观。 战争爆发时的中国海军拥有全世界军衔最高的海军将领，在国际海军会议上比任何人优先。但蒋介石那少得可怜的炮艇除了被强大的日本舰队歼灭之外，无法期待任何事情。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一支80000人左右、全部德式装备、德式训练的新式陆军部队已经初具规模，时刻听从蒋介石的调遣。遗憾的是，这支陆军虽然足以让那些与南京政府心怀异志的地方军阀闻风丧胆，但面对装备精良的百万日军仍然显得底气不足。至于刚刚成立不到5年的空军，蒋介石更是不抱什么希望。 在南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和毛邦初一起前往庐山晋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我们首先来到九江。在那里，毛邦初租了两副滑竿，让他们抬着我们上了庐山。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蒋介石夫妇正在松荫掩映的别墅前面迎候我们。宋美龄为我们做了引荐。蒋介石按照西方礼节，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寒暄过后，蒋介石便开始用严厉的语气质问毛邦初，要求他对中国空军目前的糟糕状况做出解释。我知趣地站到一边。善解人意的宋美龄来到我身边，为我翻译他们的对话。 “空军到底有多少飞机可以参战？”蒋大声质问毛。 “91架，委座。”毛回答。 蒋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我想他恐怕是要发火了。然而他并没有发火，只是愤怒地快步走下别墅的台阶，把大批随从远远地甩在身后。 “委员长已经发狠话说要把他枪毙了。”宋美龄悄悄对我说，“航空委员会的账面上显示，总共有500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 这之后的8年里，我再没有见过蒋介石如此失态。最后，他终于压抑住了心中的怒火，来到我面前用中文问：“你的调查有什么结论？”宋美龄及时把他的意思翻译给我。 “毛将军的数据是准确的。”我回答说。 “继续。”宋美龄鼓励我说，“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 受到鼓励的我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宋美龄耐心地为我翻译。来回踱步的蒋介石，在听到我的话之后，渐渐放慢了脚步。我连续说了大概20分钟，宋美龄示意我暂停。蒋介石似乎失去了耐心，离开门廊，回到了屋子里面。 经过这次谈话，毛邦初幸运地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宋美龄获得了监督、掌管航空委员会的权力，我则落了个直言不讳的好名声。这次在庐山的会面，为我日后和蒋介石相处奠定了基调。他开始信赖我，并且愿意从我那里听到一些真话。我也赢得了他的充分信任，只要我做的事情有利于战争的最后胜利，他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有利于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就是他和我相处的底线。 那次会面又过了几天之后，蒋介石终于打破沉默，在一次演讲中警告国人说：一旦中国选择开战，那就将是一个漫长、艰辛、充满血腥的过程，而且再不可能回头。当时的蒋介石虽然下定了抵抗的决心，却仍没有放弃通过有限的对日妥协，为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内团结争取时间的打算。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当然没什么市场。蒋介石离开庐山返回南京后不久，我再次得到了晋见汇报的机会。 当时的南京，天气热得好像一个大火炉。比天气更热的，是充斥大街小巷的备战气氛。到处都可以看到分发、领取防毒面具的人们。为了防空，建筑物和公交车的顶部都被涂成了灰色。成队的学生沿街高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报纸的头条赫然印着：“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百姓纷纷解囊捐款，全体政府公务员自愿拿出一天的薪水购买国防公债。全国各地的知名人士不约而同地来到南京参加会议，向蒋介石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开会的地点被安排在南京中央军校。各地知名人士逐个来到蒋介石面前，向他表明自己支持抗战的态度。作为人群中仅有的两位外国人，我和端纳见证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参加晋见的知名人士包括白崇禧，这位中国西南地区势力最强的军阀，号称“小诸葛”的杰出军事家，也是蒋介石一贯的死对头。过去，他曾经长期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还和日本人有勾连。为了鼓励他与中央政府作对，日本人甚至白送给他一支空军部队。紧随其后是盘踞云南的独眼将军龙云，以及占据山西、发展出一套独特“农业社会主义”治理模式的阎锡山。我还在人群里看到了余汉谋，他长着一张圆圆的面孔，是广州军阀派来的代表。 号称“三不知将军”的韩复榘也来了，他控制着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山东省。还有著名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在这次晋见中，我还有幸见到了何健，他控制着有“中国鱼米之乡”美称的湖南省。至于相对偏远的四川省，他们也派出了刘湘将军作为自己的代表。除了这些地方军阀代表，还有两支部队的首领引人注目，他们就是十九路军的蔡廷锴（他长着很有特点的扁平鼻子）和二十九军的宋哲元。这两个人曾经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分别在上海、北平两地抗击过日军的进攻。所有人在蒋介石面前异口同声地要求抗战。他们古铜色的面孔布满汗水，在灯光的照射下闪着油光。 “请您领导我们去和日本人决一死战。我们和我们的部队将对您誓死效忠，直到战争胜利。”看着这些人，就好像看到了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现代史。日本人的威胁，使得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再次团结起来。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遭受了那么多屈辱，就是因为类似今天在南京发生的这种局面实在太少见了。 会议一直到8月6日才结束，大家确立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蒋介石发表了简短的总结发言，声称中国人至死也不会屈服。会后，中国空军主力开始陆续调往大战在即的中国北方地区。按照计划，我们的部队将驻扎开封，那里临近黄河，是中国最重要的铁路枢纽。对于当时正在北平周围耀武扬威的日本人来说，宽阔的黄河就是防御他们南下进攻南京的天然屏障。接到命令的我火速赶回南昌，准备和部队一起移防开封。 就在这时，宋美龄突然传来紧急消息，要求我在她由牯岭返回南京的路途中，赶到九江和她再次会面。这个消息让我措手不及。因为当时我的行李都已经装上运输机运往开封了，手头留下的只有两条咔叽布短裤，一件绿色polo衫，还有一顶格子呢帽。穿着这样的行头去面见宋美龄，似乎不太合适，可也只能凑合凑合了。在那次会面中，宋美龄显得很激愤。她已经得到可靠的消息，日本人正计划占领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和整个中国的门户，它的沦陷将造成巨大的战略损失。宋美龄反复强调，一旦日本人在上海挑起战端，中国必将竭尽全力进行反击。她还告诉我说，蒋介石已经命令新式的德械部队开赴上海。 “你必须马上前往上海，通知美国方面立刻转移领事馆和其他财产。否则，就太晚了。”我为难地向宋美龄指出，自己这身装束恐怕不太适合担任这样的外交任务。她立刻塞给我一沓钱说：“拿去买些新衣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上海。” 就这样，我乘坐由朱利叶斯·巴尔驾驶的委员长专机首先赶到南京，又在那里搭乘特快列车，跟在大批撤离中国的日本侨民后面，向上海进发。一路上，行色匆匆的日本侨民随处可见。他们是要抢在大战爆发前赶到上海，寻求日军的保护。 在上海，我买了一套当时外侨圈子里很流行的白色套装，又置办了一双配套的鞋子，然后就前往美国领事馆，履行自己信使的使命。耐心等待了几个小时之后，总算有个小头头出面接待了我。他对我带来的消息不屑一顾，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上海根本不可能开战。这家伙似乎不知道中国北方已经打起来了。 热脸贴了冷屁股的我又来到中国国家航空公司，找到了在这里任职的比克斯比，以及我的老教官欧内斯特·埃里森。他们对我带来的消息感到很惊奇，表示一旦战争爆发，就会立刻安排手下的飞行员转移。但很显然，这两个人同样不相信上海即将开战。这之后，我又赶到海军陆战队第4团的军营通报即将开战的消息。他们的指挥官巴克上校对我倒是很有礼貌，却也根本不相信上海会开战。 我在上海遇到的情况基本都是这样。只有一位外国人相信我带来的消息，他就是瑞典公使贝克·弗瑞斯男爵。我在一次茶话会上碰到了他，并向他通报了上海将要开战的警报。男爵及时将这个情况通知了自己国家的政府，同时要求驻沪领事馆随时做好撤离准备。后来，在淞沪会战已成事实之后，他特意送给我一把银制小酒壶以示谢意。 那周三的时候，我发现从吴港赶来增援的日本军舰陆续开进了黄浦江。不过对于这一重要情况，却没有什么人表现出应有的重视。当天夜里，我乘火车赶回南京。一路上，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宋美龄对于这些情况是否也会无动于衷？ 我们的火车走了不到一半路程就被部队征用，拉着大批士兵调头返回上海去了。这之后，又有几列火车被部队半路征用，返回了上海。这在让我感到些许安慰的同时，也令我焦急万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搭乘火车返回南京了。 话分两头，此时的宋美龄已经整整两天没得到我的任何消息，她非常担心，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派出比利·麦克唐纳德驾驶一架道格拉斯双座飞机去上海接我。这架飞机周四一早赶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刚一落地，机场负责人就冲过来挥着手臂大喊：“马上起飞离开。我们昨天夜里打死了闯入机场的一个日本军官和一名士兵，战争已经爆发了。” 比利对负责人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还从他那里搞到了一辆汽车，到上海各处寻找我的踪迹。当时的上海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大批难民冲进租界寻求保护。原先属于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区几乎不剩什么人了。一无所获的比利当天下午返回了南京，恰恰早于我几步赶到了宋美龄的办公室，向她报告我已经“失踪”的消息。 我记得返回南京那天是8月13日，中央军校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很长，一直开到了周五晚上。像往常一样，我和比利列席了会议，并由宋美龄担任翻译。当时，日本人在上海挑起的战端已经将中方的注意力从战火纷飞的北方吸引了过来。由于此前的1931年有过一次在上海与日军交手的经历，中方将领们信心十足地认为，他们会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优势。因为相比一马平川的北方平原地区，上海周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日军的坦克装甲部队不能有效展开，也就无法在以步兵为主的中国军队面前占太多便宜。 会议期间，一份电文送到了蒋介石手里。浏览之后，他随手将电报递给了宋美龄，然后开始向大家传达电文内容。 宋美龄用英语悄悄对我们说：“日本人已经推进到了上海市区的中心。他们正在屠杀我们的人民！他们正在屠杀我们的人民！” “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我问她。 她擦去眼角的泪水，自信地昂着头说：“我们会继续战斗！” 又过了一会儿，这次会议因为战局吃紧而被迫终止。 为了配合淞沪会战，原本已经向北方集结的空军部队又全被调了回来，驻扎在南京周围。宋美龄询问我空军是否可以在周日的时候采取什么行动。我建议派出俯冲轰炸机和高空水平轰炸机攻击停泊在黄浦江中、向日军提供炮火支援的日本军舰。我的计划很不错，可是宋美龄随后却发现，自己手下没有一位中国军官可以组织和实施这次行动。于是，她任命我负责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的我，便开始筹划自己的第一次战斗。经过长达20年的漫长等待，我终于得到了一试身手的机会。当天凌晨4点，兴奋异常的我和比利驱车赶往中国空军司令部，看地图，制订作战计划。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制订的计划将成为后来“淞沪会战”中有名的“黑色星期六”的一部分。那天的战斗虽然规模不大，却令世人震惊，因为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真正经历“二战”的血腥洗礼，难免“大惊小怪”。 我决定派“霍克”战斗机对日军巡洋舰执行俯冲轰炸任务。与此同时，携带炸弹的“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则负责攻击重型巡洋舰“出云”号上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出云号停泊在黄浦江上，正对着公共租界边缘的日本领事馆。 在我写作本书以前，中国空军那天的惨烈战绩几乎还从未被人准确记述过。为了保证旗开得胜，我们的轰炸机编队战前专门接受了高度7500英尺、保持一定速度情况下的轰炸目标训练。除此之外，这些飞行员还被要求在攻击“出云”号时必须避开公共租界。正如前面所说，“出云”号停泊的位置紧邻公共租界。一旦中国空军的炸弹落在了公共租界里面，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国际纠纷，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 偏偏老天爷不开眼，当天上海的天气非常不利于进行高空水平轰炸。可是中国飞行员们并没有半途放弃，而是下降高度到云层下面，从1500英尺的低空对日舰展开轰炸。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必须绝对避免误炸公共租界的命令也就无法严格遵守。事情的最终结果是，中国空军的炸弹基本没伤到“出云”号的一根毫毛。相反，却有两颗1100磅的炸弹正好落在了公共租界的中间，落在了繁华热闹的南京路上。所幸两颗炸弹中有一颗是臭弹，没有造成伤亡。另一颗炸弹却一下炸死了950人，还有1150名不同国籍的人士受伤。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炸弹击中了黄浦江中的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 在我看来，人们本应通过这次事件，以及同时期德国“施图卡”俯冲轰炸机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表现，对未来战争中空袭可能对大城市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产生足够的警惕。然而实际上，这次事件只是被各大报纸热炒了几天，后来就被大家遗忘了，并没有人能够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自己在“黑色星期六”当天的经历也很有意思。那天早上，经过短暂的几小时睡眠，我就早早地起了床，洗漱完毕，便开着一架没有配备武器的战斗机，由南京前往上海视察战况。离开南京上空不久，我就遇到了很低的云层。随后，又在即将到达长江入海口时遭遇了风暴气团。就在我准备放弃此行、返回南京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有一支中国空军的三机编队正在长江上空飞行，还有另外一支三机编队正在爬升，试图冲破云层。在他们的下面，有一艘正在全速开动的军舰，它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各种防空枪炮发射的弹药好像刺猬的刺一样包围着船体。看起来，中国飞机的反复俯冲让船上的人觉得很不舒服。 目睹这一切的我降低高度，打算确定那条船的身份。然而就在这时，那条船却突然释放出浓浓的烟幕掩护自己。我只来得及透过烟幕的空隙扫了一眼，却发现军舰上好像喷涂着英国的标记。那条船很可能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坎伯兰”号巡洋舰。我再次降低高度，确定了它的身份，然后就加大油门，调头返回南京。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下恐怕又会是一场国际纠纷了。”降落之后，我才惊愕地注意到自己的机翼上新添了不少弹孔。 原文没有我把这些弹洞指给自己的同事史密斯还有武器技师罗尔夫·沃特森看，并对他们说：“赶紧给我的飞机装上武器。下回要是再有人朝我开枪，我就马上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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