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徐永昌回忆录


作者:徐永昌     整理日期:2014-08-20 10:36:10

1927年率部改投山西军阀阎锡山并参于北伐。后先后出任绥远省、河北省政府主席。1931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1937年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被任命为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负责指挥中日战争第一战区抗日作战任务,同年稍后回南京任军令部部长。在职时因贡献而于1943年获授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日军投降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参加盟军受降仪式。翌年任陆军大学校长。1948年任国防部部长,并于次年率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至台湾后,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其后获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59年病逝于台北市,享年72岁。著有《徐永昌日记》(1989年在台出版)
  作者简介:
  徐永昌(1887.12.15-1959.7.12),字次宸,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身处乱世而具备中国军人的一切美德;国民军第三军第二位掌门人,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病逝于台湾。
  目录:
  第一卷清光绪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887-1907)
  第二卷清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五年(1908-1916)
  第三卷民国六年至十年(1917-1921)
  第四卷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1922-1923)
  第五卷民国十三年(1924)
  第六卷民国十四年(1925)
  第七卷民国十五年(1926)
  第八卷民国十六年(1927)
  第九卷民国十七年(1928)
  第十卷民国十八年(1929)
  第十一卷民国十九年(1930)
  第十二卷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931-1932)
  第十三卷杂记
  记我国军事学校沿革
  记毅军及武卫左军第一卷清光绪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887-1907)
  第二卷清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五年(1908-1916)
  第三卷民国六年至十年(1917-1921)
  第四卷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1922-1923)
  第五卷民国十三年(1924)
  第六卷民国十四年(1925)
  第七卷民国十五年(1926)
  第八卷民国十六年(1927)
  第九卷民国十七年(1928)
  第十卷民国十八年(1929)
  第十一卷民国十九年(1930)
  第十二卷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931-1932)
  第十三卷杂记
  记我国军事学校沿革
  记毅军及武卫左军
  记毅军及武卫左军营制饷章
  记奉军
  记曹仲珊
  记胡佩庚
  再记员志青
  记别廷芳
  记彭家珍
  记郑毓秀
  记杨、濮、王、陈四友
  记贾宣之
  记刘喜奎
  论人才
  崞县徐氏族谱序跋
  王序
  吴序
  陈序
  阎序
  贾序
  自序
  贾跋
  自跋
  墓园碑记
  始祖天才公碑[谨按此为墓园原有古碑]
  崞县城北马家围徐氏先茔碑
  沿沟村徐氏先茔墓田碑
  沿沟村代州道徐氏先茔墓田碑
  故崞县徐先生暨配赵夫人继配张夫人墓碑
  崞县徐先生纪念碑
  兴国寺义阡记
  赵跋
  徐永昌将军百年诞辰纪念清光绪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887—1907)我家先世原为代州之振武卫人,至远祖天才公,始于明末天启、崇祯间迁崞县东关,我高祖满库公,再迁城西北舅家之沿沟村。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十一月一日我降生于此,兄弟姐妹共四人,我居季。幼随父母到大同,在我八九岁时二姐殁,其后兄亡。光绪二十五年大姐死(已经出嫁),二十六年六月一个热天,我母病故,同年十月,与我相依为命之慈父亦逝世。二姐之死我脑海中还不大懂得什么,父母之丧,真使我骇觉惊醒。母死时正闹拳匪之乱,八月初,西太后与光绪帝至大同,其年冬,毅军抵此。我于丧父月余之某日,到南关曹叔(大同人,于永昌为父执)之店去看曹叔,于其柜房遇武卫左军卢营(管带卢葵卿)的徐老先生(先生名椿龄,字芳年,营口人,时在武卫左军后路后营任书记),老先生见我身着重孝,问为谁氏子,曹叔为道身世,老先生大为怜悯,且因同姓,拟携我从军,我正感于前途茫然,遂即入营,后来卢营大部分到天镇设防,我随其小部分留驻阳高后方。
  [沈注]永昌之父名庆,母赵氏。生永昌时庆年已四十四岁,乃往大同某粮店任管磨制面工作,未一载,赵氏病殁,永昌尚不满两岁。继母张氏原居孀,率其前夫所生一子二女来归,年均长于永昌,俱改姓徐。长兄吉昌早逝,长姊适胡,次姊待字,亦先后殁,继之张氏与庆去世,永昌遂孤苦零丁孑然一身矣。至“曹叔”为一车马店老板,永昌幼年常往打工,其名氏不详。请参阅汾阳王式通撰“故崞县徐先生暨配赵夫人继配张夫人墓碑”(见本书第二七页)及赵正楷著《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8年版)。
  [按:毅军与武卫左军一同护驾,因毅军总统宋庆,兼统武卫左军,又武卫左军成军时,其官佐均来自毅军,故无论军中或社会各方,仍皆以毅军称之,几不知有武卫左军。甲午中日战后,直隶总督荣禄,以北洋大臣主持训练五个新军,即聂士成之武卫前军(以淮军为基础)驻芦台、开平一带,董福祥之武卫后军(以甘军为基础)驻甘肃、袁世凯之武卫右军(以所练新军为基础)驻马厂、小站,宋庆兼武卫左军(以毅军为基础)驻山海关一带,荣禄自兼武卫中军(以八旗兵营为基础)驻京畿。][沈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政变作,慈禧三度临朝训政,囚载湉于瀛台,诛康广仁等六君子,命直隶总督荣禄即日来京,管理兵部,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复命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及北洋各军均归荣禄节制。十月荣复奏准改编成立武卫全军,分聂士成、董福祥、宋庆、袁世凯所部为武卫前、后、左、右四军,另募中军万人,自领之。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聂字功亭,安徽合肥人。董字星五,甘肃固原人。宋字祝三,山东莱州人。袁字慰廷,河南项城人。
  我小时住大同南关牛家的宅院,此宅内外二院,各住三家。记得里院新搬来一家高姓,有女十七八岁,来时即病,不能举步,不久死去。迟了一半年,里院与我家很熟的吴姓十五六岁女孩,名美人子的死了,再过半年,我的二姐死了。我二姐与美人子均清秀,不很壮硕。又过半年,外院王家,是一种地人家,有女润子,十三四岁,很壮硕的亦死了。又过不久,外院刘家女孩名仙子的,十二三岁也死了。二、三年中连丧五女,年均不大(十二三至十七八),又不一定是传染病(我时年幼,不知他们所患是否一个病,若是传染病,我二姐应先传染我,且亦不能传染二年之久),而同院中尚有二三女孩则仍好好的,这是偶然抑非偶然?我母伤心于二姐之死,又因我父与人家做生意,在鼓楼西街,常有病,回来太远,即在鼓楼西街找一房住,不到一年房东太太死了,又迟半年,我兄亦死了,我母因住此伤心,又搬到泰宁观附近某巷樊家宅院(樊老先生曾做过某县守备武职,其第四子曾作阎伯川先生卫队团长,其第三子与我年相若)。我们住内院,外院住一开铜铺的人家,出来进去,见其太太脸黄黄的,不久死去。樊老先生有儿子、儿媳、四孙与二孙媳,其次孙媳,我呼为樊二嫂的,二十岁不到,迟半年也死了。她死后几个月,我母逝世,又过三个多月,我父逝世。短短一年多,先后又是四人。这些事故果真都是偶然么?何以偶然的如此巧而惨怛,若非偶然,那又是什么原因,一直到现在我莫名其妙。我绝不信什么风水运气,可是此等遭遇,常使我念念不忘,无法解答,岂真有所谓数耶?我认为能说的通的,当然还是偶合。不过如属偶合,可以不论,如是数,则值得当成一个问题去研究,以求解决。
  四书以外五经中,我只涉阅过三经,《诗经》我看的不过十之一二,《易经》则未尝略涉,故对易无所知,但我们乡党人士,多通习之。我所交游,如续西峰、弓海亭等读书虽有多少,闲尝均谈易理,贾煜如先生亦尝说其先人善演周易,我即联想到我父亦尝推演易卦,母病危时,有天已经不省人事,气息几于难测,大家都在张罗后事,父忽走开,自去演卦,旋即说不要紧不要紧,当时谁也不敢相信,病人已渐气绝,还说可以不死,既而母真苏醒,令人惊喜。若仅就当时情形看,不由人不信,但又过一二十天,我母终于不起,前卦所云,或亦偶然。心念此事,故并志之。
  [沈注]续西峰,名桐溪,崞县人,山西大学毕业,曾任山西北路民团长、山西巡警道。弓海亭,名富魁,崞县人,曾任国民二军骑兵旅旅长。贾煜如,名景德,沁水人,曾任山西北路观察使,累官至考试院院长。
  拳乱时,地方上许多儿童都去学义和神拳,他们自谓有神附体,人莫能侮。我曾对一与我同年之邻家樊氏第三子学神拳者,借故推之拉之,他竟随手歪倾,与平常一样,一点抵抗力未曾增加,我窃告父,所谓神附,都是假的,可是当时这些小孩们,竟能将大人骗过。
  我小时有一不可解之谜,二姐在世时,当大同南关正月十五有三天最热闹的露天搭台戏,女人们白天都不愿去看,到晚上上灯以后,台下无灯,看不见人。我与二姐去看戏,女孩出门迟迟,是一阴天,我先出去,等她不来,我又回到大门以内,二门以外,门道很暗,忽见一火球,很快速地绕了一个小圈子,一转钻入水道不见了,我随即找寻,此时二姐适亦提着灯笼出来了,亦未寻见,究系何物,不能确悉。直到民四、五年我住陆军大学时,有晚看戏回来,在房后小解,又看见那样的一个火球,由水沟中进来,一打转又跑出去了,时当午夜,我正诧异,并在回想小时所见火球情景,忽听得墙外有叫卖食物声音,于是我立悟到是夜间行人手提灯笼一晃一晃的灯光,由水道射入,随其晃动而打转,有如火球,实即此也,天越黑火球越亮,可以说一直谜了我二十年,至此才得解答。
  翌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初春,本路部队,经由阳高南行,过雁门关到忻州,驻约一二月,因我贪玩不大听话,徐老先生曾言着人仍送我回大同,后亦不知因何未送。春末,部队经太原开到清源乡(民国后改县),驻二十多天,于是部队走上党,我们营底(亦即辎重)经祁县、介休、灵石韩侯岭、霍州、闻喜等地,继续走大车路南行,在介休我第一次看到窑洞。过韩侯岭的前一两天,正连阴雨,早起出店,走不多远,即入深泥道路,一脚踩下,用力一拔,连鞋带袜均落泥中,念鞋袜本已破旧,索性将另脚所着,一并弃之,赤足走泥中,倒也自在。不想一二十里以后,全成光石路面,路上还有粒粒粗砂刺足,十分痛楚,我第一次赤足走这种路,一步一心酸,真不堪其苦。在霍州以北十数里处,有一很长的高坡甬道,我营大车,因下坡收剎不住,将驾驶头目的腿辗断。上年河东旱灾、大饥,似在闻喜,店主指过路七八小孩之一,说:可怜此子,尚不知其一家三代(翁媳孙),今天要服毒寻死。闻县衙门所与之救济,仅薄棺埋葬而已,可见我晋当时苦旱惨状之一斑。过闻喜后,似经解州境,即向东走茅津渡,过河到陕州。记得在距观音堂十几里路处,路半湿而光平,赤足急走,非常轻快,正跑得起劲时,不防左足突踏上一荆棘,刺入足心几分,疼得钻心,后来亦不记得如何走到观音堂。到观音堂后,同伴们才分给我一双鞋袜。由观音堂东行,在洛阳(当时称河南府)驻两天,又由孟津过河,经怀庆府,到清化镇,距清化镇一二十里路,两旁皆是竹林,北方人未见过生竹,有的人竟取一竿肩之,但久见不觉其贵,行数里后,亦即弃之。我们从大路跟大车走得慢,部队从小路走上党,经高平关下来,早到清化镇,等候会合。在清化时,我周腰及两大腿内侧,遍长红粒,奇痒难受,有人说在太阳地晒之可愈,实行半日毫无效果,后来离开此地,不记得何时治好。在清化镇驻约半月多,又走卫辉府,经彰德、磁州、邯郸、临洺关、顺德、柏乡而达赵州。宋宫保(名庆。清制不立太子,而沿明制设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官衔,太子少保称为宫保)时正驻此。赵州有桥,最出名,民间俗传为鲁班所修。在赵州驻约一个月,到乐城正定。正定有大佛寺,多谓佛像高三丈六,人人都去看,而我不知何由未去。由正定到祁州(安国)驻几天,到博野,博野驻一两月,到定州,再走保定。在距保定几十里路时,下起极大的雷雨,其日有人让马我骑,与另一骑同行,雨是越下越大,水则平地盈尺,赶到雨止天晴,我忽在马上打盹,时已走近保定,骤然前面尖呼叫一声,马即惊奔,将我摔下,竟至昏厥。后知为火车鸣汽笛声,其时火车刚通保定,为我初见,迨我醒来,只见胸前血染,同伴搀扶我说正到保定南关,又昏迷了,再过一天,我才醒来,是在保定之刘爷庙。驻两日后,便第一次乘火车到琉璃河,即暂驻此。
  时已秋天,我第一次看见螃蟹,琉璃河中插一铁杠,传为王彦章(后梁寿昌人,字子明,有王铁枪之称)撑船的篙。又所住商店,颇述去秋以来驻此的印度兵,如何奸及老妇(年轻者皆避之远处)以及种种骚扰情事,可见战败国人民无保障之惨痛矣。驻月余,天凉时又经涿州而到南苑,先驻五里店,中移八里庄,最后驻小红门。是年秋冬之交,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逝世,似离年关(我们在小红门过的年)不远。宋宫保殁于通州,卢营长哭之至痛,可见当时军中上下情感之笃。是冬,有伙伴高某,领我第一次去北京,记得曾到天乐园去看戏,在天桥大路上见印度兵来往不断,但未看到西洋兵和日本兵。
  我第一回上北京是同高什长从八里庄去的,其时天坛门口与先农坛门口的北边,都是火车站(京保、京津),火车即始于此,那时前门楼(联军入京时焚毁)重建工程,只起立两柱,架一横梁,但彩画得很鲜亮,不知是当时建筑前门楼的一种礼法,抑是因西太后回京,不可无门楼,而象征为之。此为我入京所第一眼看到的。我们清晨起床即走,到京在正阳门大街鲜鱼口南路东之都一处吃饭,是一卖饺子的饭馆,只一二样小菜,如熏干肉煮咸菜之类,饺子在门外煮,门内甬道很深,有丈余宽,两边排桌坐吃,中间走路,只容一人,两人对走,须侧身而过,甬道最后端有一张很大的龙椅,雕刻得很讲究,传说康熙帝曾来此小吃过,以后此处即设一龙椅,不再动用。中间甬道上有高出半尺的鱼背形积泥,不知已若干年,凸凹不平,非常难走,但被认为风水攸关,不肯清除。当时前门大街,中间是光石板路,两旁为摊贩,再两边是走大车的土道,简直是两条深泥路,再向两边才是铺面,很热闹亦很嘈杂肮脏。高什长领我在鲜鱼口天乐园看一回戏,演的是金钱豹,行头当然比我们在外省所见的漂亮,可是戏中角色,由台口往后即随便说话,不如乡下戏班规矩。天桥以北,珠市口以南路西,隔几家即有一清唱馆,下午我们回时,经过其处,即进去看看。犹忆有一家,高入听,我不好意思进到里面,但因高在内,我亦不能独走,即站在门口看,觉其中有一女孩很好看,高见我尽的不坐,看了一场给钱而出,偕往南走,随问我好看否,我说好看,他问为何不坐下,我说不好意思,他问还想看么,我说想看,高于是又领我回去看,他又坐下,我仍站在门口;过一回唱罢,那个女孩收钱,走过面前,方觉其并不好看,我乃悟到无论看什么,远近往往不同。以上为我第一次到北京的印象。
  我七八岁时在大同南关上过学,先生姓厉,时已七十多岁,长于篆书。记得他在我的书本上题篆体二字,我问他这两头尖的字,是种什么字,他说是篆字。本来我因父亲养病家居,常教我念书写字,当时上学到半年左右,厉老先生对我所写的“仿”,总怀疑不是我写的,每隔几天即说一回,后来我父命将笔砚带校去写,其日我一早即去,写完以后老先生很高兴,在“仿”上批了很多字,等回家我父看后,说是夸奖的话,全家人都欣喜。第二天我仍到校去写,因去得略晚,同学们渐渐来多,围在身旁,扰嚷不休,写完以后,老先生又批了很多宇,我父一看,大不高兴,说我没有恒心,是一种顶要不得的事,大加申斥。这是我小时受到印象很深的刺激,觉得人要无恒,是最要不得的,我一生做事生怕无恒,此种心理,可说是受此刺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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