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梁由之为他心目中百年中国五个最杰出的人物所作的评传。所谓“百年五牛”。指的是文人鲁迅，报人张季鸾，学人陈寅恪，武人蔡锷、林彪。作者博览群书，集萃众说，纵横捭阖，独抒己见。成一家之言。本书以传为主，以评为辅，对这五位性格鲜明、建树卓越、影响深远、命运各异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和事迹，作了精彩独到的勾勒和评述，颇多心得和发挥。
全书体例独特，文采斐然，雄深雅健，汪洋恣肆，既有精神深度，又很具可读性，可作百年中国历史之导读。
作者简介：
梁由之，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楚人，居粤多年。梁某大腹便便，兴趣广泛，尤好音乐、历史、军事、金融投资和旅行。2005年开始在天涯社区敲发文字，2006年起在《读库》等平面媒体发表文章。其《红尘冷眼》《风雨江山》《百年五牛图》《谋士群研究》等系列作品，影
目录：
序梁由之《百年五牛图》
百年树人：关于鲁迅
再造共和第一人：关于蔡锷
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关于张季鸾
四海无人对夕阳：关于陈寅恪
将军百战身名裂：关于林彪附：从凤凰到长汀
治史者（跋）《百年五牛》百年窘我时时有这样的感觉：民国人物比我们今天的人要牛气得多。大概在那时代，真正碰上了一轮王纲弛纽的乱世，士人心里似乎都很明白，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因为不再有人给他做什么主。所以那时候的人，仿佛都有一种自手打造新世界的自信力在。惟其有了这种一、鲁迅最后的六年
无庸讳言，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六年间，他的思想明显左倾，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同路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此期间，他阅读、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著作，一度对苏联寄予厚望，写过不止一篇热情讴歌苏联的文字，以为它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看来，这在鲁迅十八年的创作生涯中，是最没有创造性的工作，是其著述中注定要“速朽”的部分。他为此枉抛了心力，虚耗了年华，损害了健康。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冷峻的观察者，深刻的怀疑者，彻底的悲观者，他对一切过于美妙的事物和期许几乎是本能地难以信任。他怀疑对于“黄金世界”的种种许诺和向往，明确反对预设一个最高目标，更对为虚幻的未来而舍弃此生幸福相当不以为然。
鲁迅曾为这一重要思想言之再四。他借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人物的口说：
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写道：
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
在《野草•影的告别》中，他说：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所谓“黄金世界”，不妨看作是“终极理想”的另一种说法。
正因为如此，鲁迅才能同流而不合污，能入而又能出，在众人陶然沉醉时保留了一份坚定的自我，不被喧嚣一时的时代大潮裹挟而去，而只是在衣衫上溅上了几朵浪花。
我认为，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只有在鲁迅身上（也许还可加上陈独秀），才得到了淋漓尽致、最为充分的展现。
1930年3月2日，在中共推动掌控下，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作家这三方面的人士为基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宣告成立，鲁迅成为形式上的左联盟主。5月7日，由冯雪峰陪同，他应约在上海爵禄饭店会见了中共领袖李立三。会谈中，鲁迅断然拒绝了李要他写文章公开斥骂蒋介石的要求。1933年1月17日，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这个组织有共产国际背景。中共把鲁迅当成同路人，并不完全是单相思。“鲁总司令”一说，倒也算是其来有自。
鲁迅与中共并无直接关系，主要通过两个中共文化事业的地下领导人冯雪峰和周扬，来作为中间人进行沟通。那么，冯、周与鲁迅的关系，又如何呢？
周扬是“四条汉子”之首，“空头文学家”的代表性人物。以鲁迅对周扬的厌恶和轻蔑的程度而论，在其所有论敌中，如果不排第一，起码也是名列前茅。
“奴隶总管”，“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工头”，“元帅”，“大人物”，“英雄”，“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外出奔跑”，“轻易诬人”，“左得可怕”，“喊口号，争正统”，“借革命以营私”，“拉大旗作虎皮”，“大纛荫下的群魔”，“以指导者自居”，“哗啦啦啦大写口号理论”，“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
——这就是鲁迅心目中的周扬其人。
有趣的是，鲁迅眼中如此不堪的周扬，从延安时期起，即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并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这是不是颇具讽刺意味？赵超构当年的采访记录，或可作为注脚。
1944年夏天，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稍后，他写成风行一时的《延安一月》。赵超构同情中共，说了延安很多好话；同时，他敏锐而意外地发现，此间对鲁迅居然是“敬而远之”！他说，仅在鲁迅艺术学院和高岗书架上分别看到过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此外，“我们实在看不到鲁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权威。他的辛辣的讽刺，他的博识的杂文，并没有在延安留下种子来。唯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边区只需要积极的善意的文艺，不需要鲁迅式的讽刺与暴露。要是需要的话，那也只有在对‘敌人’斗争的时候。”
“延安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比如鲁迅的作品，我们总以为是应该大受延安人的欢迎的了，而事实上则并不流行。”在延安的各个书店中，文艺书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读物，还有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
1949年之后，周扬更上一层楼，成为实际上的文坛霸主。他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挥舞炮制的“鲁迅大棒”残酷整肃鲁迅精神的真正传人，弄得百花凋残，万马齐喑；自己最后也玉石俱焚，身败名裂。晚年周扬似乎有一些变化，在此不予置评。
鲁迅对周扬的观感，毛泽东一清二楚。但自诩“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的伟大领袖，为什么不选择别人，而是独具只眼单挑周扬周起应作为自己的文艺总管呢？周扬还是那个周扬；但是，鲁迅还是本来的鲁迅吗？这太耐人寻味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非议鲁迅的当代学人能对此作出合乎情理和逻辑的解释。
“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徐懋庸当年的这一说法，倒是很有几分近似。
冯雪峰与周扬一直不和，而与鲁迅关系相对比较好。但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1936年夏秋，鲁迅病重，体重仅为38.7公斤，亟需静养。可是树欲宁而风不止，“国防一派争曾烈，鲁迅先生病正危”（聂绀弩诗），周扬等人挑起两个口号之争，徐懋庸更是“雄赳赳打上门来”。以鲁迅的战斗性，势必予以有力的反击。争奈病体难支，有几封信只得口授，由冯雪峰执笔，他再修改定稿。
有一天，胡风在鲁迅面前称赞冯雪峰代笔很像鲁迅的文风。鲁迅淡淡一笑，说：像吗？我看是没一点相像。
而冯雪峰也有他的不满。他曾对人抱怨：
鲁迅还是不如高尔基。苏共要什么样的文章，高尔基就给什么，由党委派的秘书拟好稿子，他签个名就是。鲁迅不行，非要自己动手，自己说话。
这说明了什么呢？
“既懂政治，又懂文艺”（毛泽东语），与鲁迅最为投契的的中共领袖，当数瞿秋白，鲁迅甚至以平生知己许之。但据冯雪峰说，瞿秋白在上海领导左翼文艺，是出于他的个人爱好，而非党的指派。瞿果然很快就被“指派”离开上海，去了江西苏区。红军长征，秋白不获从军，在福建长汀被国军捕杀，留下千古奇文《多余的话》。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奉命向鲁迅下了战书。其中说：
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之故。
堂堂“鲁总司令”，居然对中共“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以至需要一个乳臭未干的无名小子来予以教诲，耳提面命，这是哪门子“总司令”？
鲁迅1936年5月2日曾致信徐懋庸：
集体（按：指左联）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这个总司令原来是假的。鲁迅表示了彻底分手的决绝态度。
1936年10月5日，鲁迅致沈雁冰信中说：
“顾问”之列，我不愿加入，因为先前为了这一类职衔，吃苦不少，而且甚至于由此发生事端，所以现在要回避了。
老子不玩了。
在去世前约两个月写下的《死》一文中，鲁迅说：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不是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完全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的态度。
迄今仍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鲁迅所谓“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不以为然，甚至以此认定他心胸狭窄，人格缺陷明显；对“一个都不宽恕”大加诟病的各色人等更是大有人在。让我不解的是，这些人怎么对“损着别人的牙眼”和“让他们怨恨去”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视而不见了呢？鲁迅去世已经七十年，这些人不是仍在不遗余力地“损着别人的牙眼”而充满“怨恨”吗？何尝有丝毫“宽容”、“宽恕”？
夏济安写道：
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剧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一个方面，都是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
国民政府播迁到台湾之后，鲁迅著作还曾被禁多年。大陆用一顶纸糊的高帽偷梁换柱，更是别有肝肠，谬托知己。
鲁迅是孤独的，独立的。他只属于他自己。
鲁迅晚年诗作中一再慨叹：
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
年华已老，漫无依归，举首茫然，周身寒彻。
这才是真实的鲁迅。
二、鲁迅与周作人的恩怨
鲁迅一生厌憎过不少人，树敌众多。他当然也有大爱。梁某以为鲁迅平生至爱，不是母亲，也不是许广平，甚至不是海婴，更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他的二弟作人。
鲁迅比周作人大四岁，年龄相近，爱好相似。少年时代起，两兄弟就情同手足，形影不离，一起游戏、玩耍、上学、读书。他们的时代、社会、家庭和教育背景几乎完全相同，性情则有明显差异。作为家道中落的孤儿寡母家庭的正房长子，鲁迅很早就体味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处世能力都很强，倔强自信，崇尚力量。周作人从小性情温和，很好相处，好学深思，推重理性，耽于书斋生活，人情世故则有所欠缺。二弟的前半生，基本惟大哥马首是瞻。
1901年2月，鲁迅写了《别诸弟》三首七绝。他在后跋中写道：“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原来冷峻生涩的鲁迅也有如此温情婉约的一面。作人对兄长也非常敬爱，日记中随处可见“大哥”如何如何，亦步亦趋，深情款款。两人兄弟怡怡，相得益彰。下围棋的朋友都知道，一目孤处与二子并立，那气与势可是迥然不同的。
1902年，鲁迅到日本东京不久，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宣示不再做清朝的顺民。他特意去摄影留念，并翻洗多张寄给亲友。在送给二弟的那张上面，他这样写道：
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贞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
二弟非常喜欢大哥这张耳目一新的照片，“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
顺便说一句，鲁迅将这张照片也赠了一张给好友许寿裳，并题署著名的“自题小像”一诗。
他们当然也有冲突。据周作人回忆：
（1908年在日本，）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中说曾把小兄弟的风筝踏扁，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
这个有趣的小插曲，过去也便过去了，两兄弟当时谁都不会往心里去。但鲁迅这种峻急的大哥作派是不是在极端重视个性独立的周作人心中无形埋下不满和抗拒的种子，就非我所知了。
鲁迅与周作人携手并肩走过了青少年时代。他们读私塾，上新学堂，去日本留学，筹办《新生》，翻译《域外小说集》……思想和行为都高度一致，兄弟之间，连写作、翻译的署名都不分彼此。鲁迅对二弟的关怀爱护可谓无微不至，他带作人东渡扶桑，自己回国做事赚钱以在经济上补贴二弟夫妇的用度，在家庭责任上尽力担当，多方设法为作人谋得京都名校的教席……可以说，没有鲁迅，就没有周作人。他们不仅是同胞兄弟，而且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亲密无间的同志。
在五四狂飙中，两兄弟因缘时会，横空出世，出手不凡，名满天下，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两座重镇。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胡适都十分敬爱周氏兄弟，一代青年更是深受其影响。
1919年，周氏兄弟卖掉绍兴的老屋，买下八道湾的大宅，举家移居北京，誓言永不分离。三兄弟各有家小，却聚财共餐，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总管家政。兄弟奉母而居，佣仆成群，读书著述，收入丰厚，过着优雅体面的生活，诚为人间乐事也么哥。
可惜事与愿违，好景不长。
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山雨欲来风满楼。发生了什么事？
7月19日，鲁迅忽然收到周作人的决裂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当日鲁迅日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不久鲁迅搬出去另住。回八道湾运取书物时，两兄弟竟然动了手，都做了一回小人，演出一副全武行。从此，“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分道扬镳，各走各路，老死不相往来。
综合诸种资料和各方说法，据我看，周氏兄弟决裂，与思想、经济、作风关系都不大。主要原因是羽太信子觉得羽翼已丰，略施小计，利用周作人赶走惟一让她有几分忌惮的鲁迅，使八道湾成为她为所欲为的一统天下。
思想方面，兄弟高度接近。经济问题，鲁迅确实对信子大手大脚有意见并提出过批评，但决不至于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作风？这倒是许多宵小之辈愿意相信并津津乐道的，但可能吗？且不说鲁迅的人格什么的。这里只简单分析一下几种或然的可能性：
顺奸？此前信子对鲁迅的恶感已深，甚至不要小孩与他来往。这怎么可能？再说，如果大伯子与弟媳你情我愿，暗渡陈仓，那更没有信子主动告诉蒙在鼓里的老公的道理。
强奸？那可是三代同堂主仆数十人共居的旧式院落。除了写作，鲁迅还要按时上下班，假日应酬更多。鲁瑞和朱安她们则很少出门，还不时有大量亲友和青年学生光顾。顺便说一句：某天的访客之一是湖南青年毛泽东，不巧鲁迅因事外出，他只见到了周作人，以致毛泽东多年以后还为跟鲁迅缘悭一面而深感遗憾。
要赶走鲁迅，信子怎样才能得到周作人的理解支持以达到目的呢？最好的，也是惟一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不明不白、含含糊糊地说鲁迅调戏她。她果然成功了。高，实在是高。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是一个古往今来使用了无数次、俗得不能再俗的故事。然而很有实效，屡试不爽。
日本学者中岛长文对周氏兄弟反目的经过和原因有详尽持平的介绍与分析，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参看，兹不赘述。
周作人当然是高人，文章见识均臻一流。而他性格上的弱点和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辛亥革命前后，周作人携眷回绍兴家居，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人歇斯底里大发作，郎舅、小姨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从此制服了周作人。周老二只求能有一席之地，供他平静安稳地读书写作，对一切都息事宁人，逆来顺受。抗战时期，信子一度怀疑周作人包二奶搞婚外恋，闹得天昏地暗，沸反盈天。周作人一筹莫展，狼狈不堪。
1929年7月20日，周作人致信江绍原说：“近来很想不做教员，只苦于无官可做，不然的确想改行也。”这并非笑谈，而是他的真实想法。周作人后来下水附逆，不无前因。
鲁迅逝世后，周作人连呼：我苦哉！我苦哉！这让其母鲁瑞非常不满。老太太后来对人说：老大反正已经死了，老二再怎么叫苦，你还能不供养我不成？叫什么叫！
1937年7月12日，平津告急，青年学者常风陪同国民政府特使叶公超到八道湾劝驾，敦促周作人及时南下。叶此次回北平的主要任务，就是促请陈垣和周作人去大后方。周以家累过重推搪，提到母亲时，他竟然口口声声“鲁迅的母亲”，好像是在说什么不相干人家的老太太，令一向对他非常敬仰的常风“感到十分惊愕、刺耳和不解”。
1943年冬天，林语堂回国，在西安碰见老友沈兼士，两人相约一起登西岳华山。在登山路上，沈兼士说起他们共同的老友周作人在北平做日寇御用教育长官，看到抗日青年被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红楼，半夜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然装聋作哑，视若无睹。沈兼士言之流泪。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急盼身为接收大员的沈兼士出手奥援。沈置之不理，周对此极为怨愤。不知他是否知道沈袖手旁观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家老二、老三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不期而遇，见了最后一面。
周作人说：“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他对其家属也有了怨言。
万方有罪，朕躬无罪。都是人家的错，天下人都对他不起。
兄弟参商后，周作人写过多篇文章，从爱情、婚姻、政治、思想、文艺、文化诸方面，或直接讥弹，或旁敲侧击，对乃兄作了全面、持久、阴冷、恶毒的影射攻击。1936年10月18日，他写了《家之上下四旁》一文，责备鲁迅没有尽到孝道。20日，又发表《遵命文学》，大张挞伐。其间的19日，鲁迅已经去世了。周二对乃兄怨毒之深，一至于斯！
舒芜说周作人是“大傲若谦”，没错。依我看，不妨再加上一个“大刻若淡”。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周作人后来对沈兼士屡加攻讦，用语荒唐下流，即为其一。其实他们并无私人恩怨，只不过是沈氏不满他汉奸做得不惟心甘情愿而且理直气壮罢了。
鲁迅没有说过周作人的坏话。只有一个字的非议：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还曾几次对三弟建人摇头叹息：“启孟真昏！”
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得知后，不以为然地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周建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才不做声了。
在一些社会问题上，鲁迅也通过各种渠道对周作人有所提示，可惜效果甚微，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周作人所谓《五十自寿诗》在《人间世》发表以后，群公相和，喧闹一时；也招致许多批评攻击，独鲁迅有持平之论。周作人晚年难得地对此表示了感激。
有专事反鲁的特种学者一再铿锵有力地发问：以鲁迅性格之锱铢必较，快意恩仇，决不宽容，而且常常强词夺理，却惟独对兄弟失和事保持缄默，这是为什么？裤子上有黄泥巴，不是屎还能是别的？
他们忘了，这个对手很特别，是鲁迅情深义重的胞泽。又是家庭私事，并非公仇。说什么？怎么说？
民国年代，鲁迅就有那么多强有力的论敌；1949年后，更是被挖地三尺地加以研究；近年来，又被翻来覆去地炒了个遍——但迄今未发现任何于此对他不利的实证，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即便从“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出发，如果没有新的确凿证据，拿这等子虚乌有的陈年旧账作心解、射冷箭的批鲁家们可以休矣。
我有点奇怪的是，批鲁家们往往自称是胡适的信徒。招牌等于货色吗？实在令人怀疑。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在北大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由于汤尔和猛烈抨击陈独秀的私德，极力主张排陈，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核心就此分崩离析。
1935年12月28日，胡适致信汤尔和，追论前事，直言不讳地说：
八年（1919）的事，我当时全无记载。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什么叫见识与气度？当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求诸己难道就没有一丝羞愧吗？
兄弟暌离，其实也是鲁迅平生心头最大的瘾痛。但他不能出声。他不愿无谓争斗，自残手足，只能像一匹受伤的狼，舔干带血的伤口，自己的心情自己感受。
1924年9月21日，在生前没有发表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鲁迅写道：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
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宴之敖者，是鲁迅的笔名。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文中解释说：“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欪……）；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在这场先期展开的家庭中日战争中，鲁迅落荒而逃，信子大获全胜，周作人稀里糊涂不知不觉地早就做了汉奸。
兄弟反目后，鲁迅写出了锥心刻骨、瑰丽奇异、在中国文学史没有先例的惊世之作《野草》。写于1925年6月29日的《颓败线的颤动》一文，将鲁迅沉重难言的痛苦怨抑宣泄于万一：
那垂老的女人口角正在痉挛，登时一怔，接着便都平静，不多时候，她冷静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了。她开开板门，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
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头上只有高天，并无一个虫鸟飞过。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鲁迅晚年依然深情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事实证明这终于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鲁迅遗言“一个都不饶恕”，这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罢了。我相信起码不会包括他天才而可怜的二弟在内。
周氏兄弟临终前，分别在看对方的著述。这其中传透出的信息，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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