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是个真正的孤独者，孤独到让人悲悯的地步。他孤独不是因为他高深，而是因为他与人群总处在游离状态之中。他与时代并不合拍，与父亲不共戴天，和家人冷漠客套，与朋友几乎无真交心者，日记里记下了许多朋友阴暗的生活。进入他日记里的名人，几乎都有不堪的记录。
作者简介：
冉云飞，生于重庆酉阳乡下的蛮子，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庄子我说》、《像唐诗一样生活》、《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通往比傻帝国》等书十数部，现供职于某刊。
目录：
自序
研究出一个病人
一、生活面貌
民国成都人贩交易
民国成都餐饮
家人看病
买房置业
生活中消费的新事物
二、人物交往
吴虞与廖平
吴虞与陈独秀
吴虞与马幼渔
吴虞与马叙伦
吴虞与周作人
吴虞与刘师培自序
研究出一个病人
一、生活面貌
民国成都人贩交易
民国成都餐饮
家人看病
买房置业
生活中消费的新事物
二、人物交往
吴虞与廖平
吴虞与陈独秀
吴虞与马幼渔
吴虞与马叙伦
吴虞与周作人
吴虞与刘师培
吴虞与黄侃
吴虞与柳亚子
吴虞与青木正儿
吴虞与胡适
吴虞与李劼人
吴虞与林损
吴虞与郁达夫
吴虞与巴金
三、思想历程
吴虞与北京大学
阅读消费与知识谱系
对吴虞的心理学分析
后记一、生活面貌
民国成都人贩交易
吴虞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让许多人以为他是像胡适先生一样的新派人物。其实，在那个旧式气氛浓厚的时代能真正新起来的人是很少的，就连胡适、鲁迅这样弃旧启新、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人物，身上也都有不少“旧”的痕迹，何况彼时的一般人呢。打孔家店的既是个“老英雄”，当然就得有点老英雄的特征。什么是老英雄的特征呢？“英雄”一“老”，虽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但越“老”，与过去的瓜葛越多，不免就由“老”而旧。胡适在一些事情上都难免在夹缝中去适应，何况比他年长近二十岁的“老英雄”吴虞？比如，在买婢蓄妾上，在吴虞时代显然算不上什么太大的不道德，不能以今日之人权要求去衡量他，但念他是有非孔排儒、提倡女权平等思想，且是有“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美誉的人，所以也就不免要对他在理论上的“先进”与行动上的“落后”而产生的“落差”，做一番梳理，以观其言行不一、新旧杂陈，从而更加立体地认识人的丰富与繁复，以便我们对人性不作“好人”与“坏人”的简单判别。“好人”与“坏人”的思维模式，是培养我们做思想上的懒汉的便捷方式，这样的方式用得太久，便会使自己钝化为没有思考能力、创造能力的人，从而丧失辨别力。
阅读一些有关民国人物的记录特别是日记，常能看到买婢蓄妾的记载。军阀财主、闻人大款当然是买妾蓄婢的大户，最令人叫绝的记录，恐怕当数《胡适日记》里的记载：“上午，严敬斋（庄）自山西来，他是陕西人，新近到过陕西，故能谈陕西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他说郭坚有七十几个妻妾，陈树藩每年亦必死几个妾，讨几个妾。”（1921年5月11日）陈树藩、郭坚都是借清朝覆亡、民国初兴而成势力的陕西军阀，二位不仅在军事上争斗，在买婢蓄妾上亦难分轩轾，完全是一幅买婢蓄妾的“竞赛图”。文化界人士在买妾蓄婢上，虽无法与有权有势者相颉颃，不过外界不乏传闻，但像吴虞这样把其问的根底详加记载者，恐怕还是比较少见的。彼时四川僻处西南一隅，风气未开固是事实，但除成都之外的许多地方地瘠民贫，才是引发买婢蓄妾之事真正的现实诱因。由于吴虞在城市里过着中产者的生活，他看到卖儿鬻女的事是很少的，但他在1915年3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饭后出少城至西御街闻人言，早间有贫民卖二孩，共钱五百文，一孩仅得钱二百五十耳。惨矣！”卖儿鬻女，在吴虞看来，也许都不算什么，因为买婢蓄妾于他是常事，惨者乃“一孩仅得二百五十耳”。换言之，如果卖儿鬻女能得高价的话，他也就不发这番议论了。尽管他在日本学过法律，也深知人权之重要，但面对现实时他只有缄默。《吴虞日记》里几乎每页都有诸种物价记录，我们就拿与这则日记前后相隔不几天的日记来看，两个孩子的卖价惨到什么程度。在新繁龚家碾米是1390文一斗，在离城较近的洞子口则为1430文一斗，订《西蜀新闻》一月450文；“永发生送来杉木墩子二人，银十一元八角，脚钱七百五十文”；更为直接的对比是，两个人贩送来吴虞并没买下的所送之人，但“赏钱五百文而去”。从上述所列三件相隔不及半月的事来进行价格兑换，卖一个小孩所得之钱，按一斗米1400文均计，一个小孩只值5斤多不及6斤米（1915年民国政府尚未统一度量衡，当时尚属老斗，每斗为33斤），即卖两个小孩所得的钱买不到12斤米；如订报纸，卖两个小孩所得之钱只可订《西蜀新闻》一个月零三天；如给吴虞送两个杉木墩子的脚力钱，尚差250文；刚好够吴虞给两个生意不成之人贩子的赏钱，即两个小孩的卖价是吴虞这样的读书人可以随便赏给的。这便是吴虞所谓“至惨”的原因。
四种的穷乏贫病乃至吃人，1936年到四川的黄炎培亦有很仔细之记载，其事见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如“万源曹家沟某家七人，饿毙四人；余三人气息奄奄，竟为逃荒饥民杀死，分割炙食无余”（3月1日）；“万源官渡湾3月3日有农民勒毙其生女以充食”、“巴中恩阳河小学校内多为流民借宿。一将毙之乞丐，气尚未绝，即为其他乞丐割其肉以煮食”；“……川省报载：北川县人肉每斤五百文”（3月19日）；“四川《民间意识》杂志汇载：沿途数百里内，人血、白骨与饿死者，填满沟壑”（4月13日）。其悲惨情状，让我们后人读来，仍有余哀。二十一年后物价大涨，人肉价格五百文一斤，在去掉诸种物价因素的情况下，正是二十一年前那两个被卖小孩的价格。可惜吴虞1936年的日记不存于世，不知他看到这则报道时，会有何感想？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这几年是吴虞最不得意的几年，内忧外患一并袭来。“内忧”是因与父亲的矛盾日趋激化，弄到大打出手、对簿公堂，身心俱疲，物质名誉双受损；“外患”则因排孔非儒，引起以徐炯为首的四川教育界人士对他的排挤，使他不能觅得教职，生计堪忧。与此同时，四川学政赵启霖、都督王人文先后对其加以打压，欲搜捕他以治罪。到了1914年他参与创办《群醒报》亦因其所写排孔非儒的言论，而被内务部长朱启钤勒令停刊，真有四面楚歌之慨。1912年7月17日他为了生计，落难到乐山帮朋友、乐山知事方琢章写判词，做案牍劳形的工作，劳作之余与夫人曾兰频繁鱼雁往还。到半月刚过的8月3日，在与高等小学教员龚旭东喝酒时，便有欲买婢之记载：“绍酒甚佳，来嘉所饮，以此次之酒为上。旭东言，此间买婢甚易，余托其物色，未知何如。”这说明吴虞买婢是久有的打算，这久有的打算，一来是彼时买婢蓄妾的风气，大家甚至以此作为互傲骄矜于人的资本；二来是他虽处境相对困难，但毕竟在新繁乡下有水田103亩，还没有困窘到连婢都买不起的地步，何况彼时婢的价格并不太贵；三来是吴虞自他的儿子阿迁在新繁乡下病死后，一直没有接续香火的人，他的夫人曾兰自然并不反对。因此，我说吴虞热衷买婢蓄妾，只是个事实描述，并不存在用今人之道德去衡度约束他的企图。起死人于原下，鞭尸而快之，并不能使我这样揆诸彼时隋形的人得到快感。
事实上，民国时期买婢蓄妾，只要你有钱，就像今日富家好买几幢房子一样平常。《吴虞日记》中不仅记载着他买婢蓄妾的事，而且对其他文化人买婢蓄妾之事，也多有记录。“王翔峰来，还《秋水集》，并言北京置妾甚易”（1925年1月12日），这是吴虞在北大教书逛妓院闹出风波后的记录，说明他对此一直心有不甘。戒纳妾的谚语他也早有记载，他甚至说这谚语是“殊可惊醒人”，但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好像“惊醒”的是别人：“《申报》云：‘与老年人有仇，则劝之纳妾；与有钱人有仇，则劝之开矿；与出家人有仇，则劝之还俗。’其语殊可惊醒人。”（1924年8月29日）“豫波前妾已死，近纳一妾，年十七，身价洋一百四十元。”（1926年7月22日）刘豫波是吴虞的舅舅，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名重一时。其纳此妾时，已经五十八岁，这时纳妾多半就是为了老来找一个服侍自己的人而已。1932年春天，国立四川大学刚成立不久，留日的秀山人王兆荣任国立四川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来以后当然要重新聘一批教师和职工。民国时期的教职员，聘与不聘，校长有很大的权力。吴虞与王兆荣通过他的弟弟吴君毅的介绍，早在十几年前就已认识，并且也常有交往。初来时聘了他，一年以后便没有续聘。在第二次王对其聘与不聘之间，吴虞在川大做教工的侄子吴肇海来说：“向仙樵送王弘实一婢，二十岁矣。闻之倪平欧，平欧曾见其人也。”（1933年1月31日）向仙樵作为川大的教授，是吴虞的同事，且执掌文学院。按吴虞所记这条来看，似乎向仙樵有意搞送婢贿赂。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也不能拿此单文孤证来言说。但这至少说明，民国时期送婢与自己所要巴结的人，作贿赂之资，是个虽不能上台面，却也是个可以行得通的潜规则。不特此也，有留学经历的文化人纳妾蓄婢者似乎不在少数，如果有人作一个民国留学的文化人纳妾蓄婢之研究，可以看出教育的影响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西风东渐的男女平等理念逐步来到中国的过渡历程，一定是个不错的社会学题目。
民国成都的人贩交易市场，在现今青石桥、盐道街一带，从《吴虞日记》里可知他与人贩有长期的往来。不仅他熟悉买卖人的情形，连他的佣人也甚为熟悉此道。1915年，吴虞于栅子街置房已近三年，不再东躲西藏，任职川西道署，兼在一些报纸发表文章，生活不似先前那般急惶。在逃难的过程中稍有暇日都有买婢蓄妾之念的人，哪能放弃大把安稳的闲暇时光，不思有所图呢？1915年4月，吴虞似乎特别有闲，在4月份的头二十天的日记里，多数记载都涉及一桩买婢交易，我便以此来观察民国成都人市的一些粗略情形。这次买来的李姓姑娘亦即他后来取名之李道华，此事集中记载于1915年4月2日至22日之问的日记里，凡属此间之事，概不另行注明。这二十天里，他日常的应酬并未断绝，如读小徐的《说文》，如赠送他出版的诗集《秋水集》与各位朋友等；还记载了1915年的四川将军陈宦手下大卖知事以及一位名叫王绍凤的人（查任一民主编之《四川近现代人名录》不载）买妾的事，“王绍凤辛亥变乱所得之妾，现引回威远，在省又另买一妾矣”。看来这位王绍凤一来有钱，常买不休；二来可能有势，不然何敢于“辛亥变乱”之时“得”妾？这“得”妾是买“得”还是抢“得”便语焉不详。从吴虞把这事与军阀联在一起，并且特别提到“辛亥变乱”、“现引回威远”，大抵可能是霸王硬上弓地抢“得”吧。
据李道华自述，她生母在其三岁时早死，生父姓左，她依其姐姐长到七八岁，便抱与吴姓。吴妪之母家姓李，故姓李。这次是吴妪母子在左家不知情的情况下，诳其走人户而领至，来人贩处住，因此被卖与吴虞。这买卖的过程，明争暗斗，有许多道程序要走，可以表明民国早期买婢蓄妾的“制度化”和人市的内情，现逐一叙来。在买来李道华之前，有一个特别的“序幕”：“李人贩同王人贩引一姑娘来，却非刘嫂昨日所看者，人尚不大恶，惟嘴唇太厚，不近人情；赏钱五百而去。”所谓“刘嫂昨日所看者”，因无记载，不知情形。刘嫂是他家佣人，说明他家佣人与人贩市场颇有瓜葛，不是在人市有做买卖的熟人，就是对人市非常了解。李人贩与王人贩都是做人市的老油子（熟手）了，而且常来吴虞处，但在挑剔的吴虞那里仍旧“败走麦城”。揆诸常情，以他的身份，吴虞可能不会把拒绝的理由说得如日记里那么直白，但让李人贩、王人贩明白他的要求一定是讲得比较清楚的。“不近人情”这条拒绝的理由，还说得过去；“惟嘴唇太厚”的拒绝理由，好像有点“不近人情”，吴虞的挑剔真可谓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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