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年代，动荡的岁月，一个老革命家对于那个时代的回忆，构成了这本书。一些逐渐被我们遗忘的往事，通过他叙述的话语，渐渐清晰了起来，而一些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也再次证明那个时代，他的足印。
作者1965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本书以其亲身经历为主线，回忆了“文革”发动前江青等在上海的活动，“文革”发动过程中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上海“一月夺权”，作者被“打倒”囚禁八年以及后来得到“解放”重新工作，并于1975年调离上海赴京的经过。书中详实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倒行逆施、伤天害理的罪行，也充分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与高风亮节。
作者简介：
陈丕显(1916-1995.8)，福建上杭人，曾用名陈家煜。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长汀县儿童局、福建省委儿童局、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1937年后，任中共中央
目录：
倾心交往五十年——胡耀邦和陈丕显的友谊（代序）
怀有“神圣使命”的女客人
“大写三十年”与“十五年来成绩寥寥”
《“有鬼无害”论》与“梁璧辉”的由来
江青移植“革命样板戏”
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
张春桥其人
一出新编历史剧的政治背景
姚文元入伙
柯庆施病逝，我第一次充当“信使”
违背江青意图，向北京、中南等地透风
“上海紧急会议”罗瑞卿蒙冤
毛主席“要害”，江青请“尊神”
二次充当“信使”，“二月提纲”挨批
因病休养，风暴骤起倾心交往五十年——胡耀邦和陈丕显的友谊（代序）
怀有“神圣使命”的女客人
“大写三十年”与“十五年来成绩寥寥”
《“有鬼无害”论》与“梁璧辉”的由来
江青移植“革命样板戏”
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
张春桥其人
一出新编历史剧的政治背景
姚文元入伙
柯庆施病逝，我第一次充当“信使”
违背江青意图，向北京、中南等地透风
“上海紧急会议”罗瑞卿蒙冤
毛主席“要害”，江青请“尊神”
二次充当“信使”，“二月提纲”挨批
因病休养，风暴骤起
第二章暴风骤雨
“文革”初期的上海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叶群的一次电话和江青的两次请吃
在陈老总家的“最后一顿晚餐”
安亭事件与王洪文其人
《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
康平路事件
周总理来电，临危受命；“一月风暴”袭来
缅怀战友曹荻秋、陶勇同志
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之一；老帅们大闹怀仁堂
第三章囹圄八年
遭受非法监禁，耿金章心怀鬼胎保我
“四人帮”处心积虑要置我于死地
所谓“反对柯庆施就是反对毛主席”
莫须有的“政治历史问题”
颠倒黑白，“红小鬼”变成“黑小鬼”
强加给我“叛变投敌，充当特务、内奸”的罪名
……
第四章浴火重生
部分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编后记第一章溪云初起
怀有“神圣使命”的女客人
1963年2月下旬，在春寒料峭之中，江青裹着一身寒气从北京来到了上海。
解放后，江青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她虽然挂着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两个普通的头衔，但由于身份特殊，谁对她都是客客气气的。过去江青来上海，大多是为隐居休养或治病，很少接触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偶尔外出，也是搞得神秘兮兮的。根据当时的保卫制度，负责接待和警卫的同志一般都称她为“女客人”。我们这些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礼貌，每次总要去看望，但也都是礼节性的，来去匆匆，言谈不多。
然而这次来上海却和以往不同，她一改往常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经常找人谈话或外出看戏。用她后来的话说就是，原本她就是怀有“神圣使命”而来的。
江青这次来沪怀有什么“神圣使命”呢？她当时对我们说是来搞“文艺革命”。我们自然是信以为真：无论以她在文艺界的两个头衔来看，还是以她三十年代在上海当过演员，在延安演过戏，对戏剧有些根底来看，她来上海这个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搞“文艺革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都赞同和支持。因此，她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予以满足；她对戏剧提出的意见，我们都不会怠慢。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江青的“神圣使命”是很不简单的，有着很深刻的目的和复杂的背景。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就很清楚了。
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喜欢闹出点事情、弄出点花样，总爱出风头。长期以来，她以毛主席文艺秘书的身份在思想文艺战线充当“流动哨兵”(江青语），就搞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名堂。许多事情在大家看来是很正常的，可经她一看，问题就不得了啦。五十年代，大家认为《武训传》只是一部反映历史人物的电影而已，可是在江青眼里却有重大问题。又比如对解放后文艺界状况的分析，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文艺界的成绩很大，可她却不是这么看。1966年11月28日，她在北京文艺界大会上那篇经张春桥反复加工修改的讲话里说：“这个问题就大啦！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有严重反动政治倾向的戏……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
为什么江青说争取批评的权利很难呢？因为她首先在毛主席那里碰了钉子。据后来江青对我们透露批《海瑞罢官》的经过时说，毛主席开始并不同意批《海瑞罢官》。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毛主席说：“你这个人就想整这个人整那个人。我就是要看，我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呢!有工夫你还是多看几本书吧！”江青没把毛主席说动，便只好无奈地退了一步说：“我保留意见总可以吧？”毛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当然是可以的。”
1962年9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针对小说《刘志丹》特别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主席还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江青一看风向变了，立刻把她的“保留意见”拿了出来。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时就曾经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但陆定一、周扬等人对她的话“充耳不闻”(江青语)、不予理睬。这就是她1967年4月在《为人民立新功》那番讲话里说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
江青在北京没有市场，于是她把眼光转向了上海。1963年1月，柯庆施在上海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也受到了中宣部和文化部陆定一、周扬等同志的冷遇，却与江青不谋而合。于是，江青来到上海找柯庆施组织写作班子，建立她所说的“文艺革命试验基地”。
江青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到上海的。
“大写十三年”与“十五年来成绩寥寥”
1963年年初，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个口号与江青当时的思想不谋而合，因而深受她的赏识。用江青的话说就是“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庆施”。这也是江青这次来上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1963年1月4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上，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1月6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柯庆施的这篇讲话。柯在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他甚至武断地认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柯庆施讲话中这个事关重大的命题没有经过上海市委集体讨论，他把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是不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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