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众多的领导人中，几乎没有谁能够像周总理一样在人民心中几无挑剔、备受爱戴，也几乎没有谁如周恩来那样在外交领域上享有世界性的赞誉。
周恩来，一介儒生，出生常人世家，因投奔大伯转学东北，继而身历目睹了中国孱弱备受欺压的现实，树立起为中华举起而读书的志向，后参加学生运动、领导工人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投生革命，并以才华和智慧融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核心，在经历了历次战争、运动、反复，周恩来的身影最多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代表中国争取利益发出声音、号召世界的代表，并为世界人所仰慕。然而，伴君如伴虎，更何况是与世界群雄智斗沙场，周恩来本身的位置其凶险，凡人难以想象，然而周恩来，却以他高超的处事手腕，儒雅的外交智慧，赢得了领导的肯定、人民的爱戴，世界的赞誉，假如说毛泽东是神，那么周恩来就是圣，千古神人，只毛泽东一人，那么千古圣人，也只非周恩来，一人也？他的三有三无，他的临终遗言，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在圣化之名下，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等等，这些问题的真相，可能已在他的圣名之下也被模糊。
本书将一一为您揭示这其中不为人知的细节。本书记述了周恩来从出生到学习、交往，到参加革命，领导革命和领导国家建设直到辞世这一生。书中多侧面、多层次、立体化地再现了周恩来不平凡的经历、交往和斗争，也展示了我国各个历史阶段的大事件尤其是外交事件的始末真相。
本社谨以此书献给关注中国和缔造新中国领袖的人们。
作者简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编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研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门。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名而成。主要职能是：编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及现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党和国家及军队重要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撰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及传记性作品，研究他们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收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动态，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必要的交流；审核或协助审核、审查准备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和现任中央常委未发表过的历史文稿、有关音像制品，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重要图书、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作品；负责联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历任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和年谱、传记的撰写工作；承担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具体事务。
目录：
第一编中华骄子
（1898—1924）历程
悲欢童年3
东北三年13
“南开最好的学生”23
留学日本34
五四狂飙40
留法岁月52
交往
“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帮忙吗”——与朱德63
入党介绍人——与张申府66
“以同学为兄弟”——与张鸿诰74
珍闻
惊人的记忆78
魏家楼之行80第一编中华骄子
（1898—1924）历程
悲欢童年3
东北三年13
“南开最好的学生”23
留学日本34
五四狂飙40
留法岁月52交往
“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帮忙吗”——与朱德63
入党介绍人——与张申府66
“以同学为兄弟”——与张鸿诰74珍闻
惊人的记忆78
魏家楼之行80
表演话剧84
注重体育89
《新青年》的巨大影响92
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94
第二编砥柱中流
（1924—1927）历程
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01
两次东征107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114
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125交往
患难与共的朋友——与宋庆龄141
赠皮袍——与瞿秋白155
战友加兄弟——与胡志明161珍闻
出生入死第一回166
革命伴侣169
“宵禁”遭枪击173
贺龙的引路人177
第三编勇挑重担
（1927—1937）历程
出席中共六大183
顺直之行187
面对共产国际的压力193
特殊的战斗205
半个总管家213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221
在遵义会议前后232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40交往
生死的情谊——与王稼祥264
担架队长——与陈赓269
危险关头舍身相救——与萧华271
爱国情缘——与张学良275
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与斯诺284珍闻
神秘的古玩商295
“伍豪启事”305
指挥红三团的战斗310
一次医疗奇迹317
在党小组里321
指挥脱险324
劳山遇匪330
第四编团结御侮
（1937—1945）历程
五次谈判337
在山西前线350
在武汉的日子里361
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372
处理张国焘叛逃事件381
云岭之行390
在皖南事变前后405
雾重庆的一盏明灯418
为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431交往
相知甚深——与冯玉祥442
在正义的斗争中结为知己——与陈嘉庚447
相遇贵相知——与马寅初459
师生友情——与张伯苓470
为了和平与民主——与吴耀宗476珍闻
武汉空袭与长沙大火482
故乡绍兴感知音487
看望西路军495
坠马事件499
超越血缘之爱504
双乐天图513
“悲痛之极，抱恨终天”520
重庆抗战文化军527
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533
第五编谈判高手
（1945—1949）历程
重庆谈判541
与马歇尔在1946年553
在上海“周公馆”565
转战陕北582
协助指挥三大战役587
肝胆相照的光辉篇章597
北平和谈618
首届人民政协636
筹建新中国652交往
“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与沈钧儒662
“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与于右任668
“去时腹虚空，回来力无穷”——与陶行知676
三次会晤——与朱学范683
“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与古耕虞692珍闻
枪击事件702
震动山城的演奏会707
“复堤尤重于堵口”710
视察宣化店715
“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721
营救新四军死囚出狱727
一本《政协文献》730
雨中救人734
宴请柳亚子740
“要保留中南海的固有特色”744
第六编开国总理
（1949—1956）历程
组建新中国首届“内阁”753
协助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761
抗美援朝781
领导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793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799
为引进新技术倾注心血813
出席日内瓦会议824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848
魅力挥洒万隆865
对台湾进行争取工作886
提出四个现代化906交往
“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与十世班禅916
用美国战俘交换——与钱学森934
一清如水，难能可贵——与赵朴初938
忘年交——与齐白石944
知音——与李四光955
怀仁堂里认同乡——与筱文艳968珍闻
首次外交部之行977
与中国铁路的不解之缘986
治理淮河991
居住26年的西花厅995
三峡梦1000
与卓别林的交往1006
领导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1010
和各族学员欢度五一节1023
与泰国“儿童人质”1028
第七编励精图治
（1956—1966）历程
知识分子的春天1035
在“反‘反冒进’”困境中1053
民以食为天1074
解决中缅边界问题1093
为开展卫生工作而操心1110
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1126
中法建交1148
出访亚非欧14国1157
在四年调整时期1167
最后一次访问苏联1188
率中国民航飞出国门1201交往
琴瑟和音，相得益彰——与毛泽东1221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与李宗仁1231
“我一定帮你办到”——与朱启钤1243
“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与程砚秋1249珍闻
一位普通的观众1258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261
生育要有计划1267
电影工作要两条腿走路1274
会见“特殊”客人1284
西双版纳之行1294
视察舰艇部队1301
导演东方绝唱——《东方红》1307
亲临天山脚下1316
在邢台震区1322
三到大庆1336
第八编鞠躬尽瘁
（1966—1976）历程
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1345
保护知识分子1366
“生产绝不能停”1375
领导草拟“四五”计划纲要1383
在“林彪事件”前后1386
叩开中美关系的大门1403
揭开中日关系新篇章1414
对统战工作呕心沥血1425
“全面整顿”的后盾1442交往
舍身“陪斗”——与陈毅1461
“你不要去，我顶着”——与贺龙1474
人类最高尚的灵魂——与谢觉哉1481
安排五次转移住地——与廖承志1488
大树荫深荫弱苗——与张治中1501
临终召见——与罗青长1504珍闻
“自己当起了铁道部长”1508
平息武汉“七二○事件”1516
领导中苏边界谈判1526
“送阜外医院”1538
谈外语教学改革1546
智捉“四大金刚”1556
两个女民兵舞蹈的诞生1567
175名将军的解放1572
回延安1588
参观云冈石窟1591
“5?19”批示1598
在最后的日子里1603
魂归江河大地1611编后记1616说明1618下册
目录：
下册
目录：
第六编开国总理
（1949—1956）历程
组建新中国首届“内阁”753
协助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761
抗美援朝781
领导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793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799
为引进新技术倾注心血813
出席日内瓦会议824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848
魅力挥洒万隆865
对台湾进行争取工作886
提出四个现代化906交往
“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与十世班禅916
用美国战俘交换——与钱学森934
一清如水，难能可贵——与赵朴初938
忘年交——与齐白石944
知音——与李四光955
怀仁堂里认同乡——与筱文艳968珍闻
首次外交部之行977
与中国铁路的不解之缘986
治理淮河991
居住26年的西花厅995
三峡梦1000
与卓别林的交往1006
领导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1010
和各族学员欢度五一节1023
与泰国“儿童人质”1028
第七编励精图治
（1956—1966）历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与李宗仁1965年7月17日，周恩来异常繁忙。处理完一天的诸多政务以后，还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夜晚，他通宵未眠，一直在静候一架由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机场起飞的飞机的消息。18日晨，周恩来接到有关部门报告：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已经进入国境，将先抵广州白云机场，然后继续飞上海。周恩来这才放下心来。
授意电邀程思远，给客留美国的李宗仁传递信息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23日占领南京。当日，“代总统”李宗仁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飞往桂林。在蒋家王朝的崩溃中，李宗仁开始了逃亡生涯。此后，李宗仁逐渐退出了国民党的政治前台，在美国过起长期流落异乡的生活。
李宗仁客留美国，远离了中国这一“根”，寄人篱下，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日常生活上说，过得都很艰难。他非常关注台湾海峡的局势，也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政策动向。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他借国际讲台公开宣布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愿望。这一信号，被李宗仁接收了。虽然他在代理“总统”期间没有最终选择和平之路，但是，“和平”在他心目中的比重，却比“战争”要大。在他离开香港赴美国之际，为给日后留一条回归之路，特意把与自己比较贴近的智囊人物、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程思远留在香港。程思远后来回忆说：“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他决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
在周恩来万隆会议讲话之前，还有两件事使李宗仁受到触动。一件事是，1951年1月，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从法国巴黎回到祖国大陆，成为第一个由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此人在李宗仁代总统期间，应李面请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又在新华社提出的战犯名单上被列为第十二号头等战犯。另一件事是，1955年3月，被称为原国民党中央军“五虎将”之一的陆军上将卫立煌，毅然从香港回到大陆，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希望故旧袍泽“及早醒悟”，“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在李宗仁任代总统时，李曾下令撤除蒋介石对卫宅的幽禁令，卫得以逃离蒋介石的“查办”，也算是受惠于李宗仁。上述二人的回归祖国，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和高度赞扬。
周恩来在万隆讲话以后，李宗仁倍感兴奋，他积极拥护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随即，他于当年秋天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提出：解决台湾问题有两条路，一是“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一是“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撤退第七舰队，使之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他表示：“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李宗仁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政治态度，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反对外来干涉的主张。但是，在建议中，李宗仁也天真地提出了台湾非军事化的主张。
对李宗仁在态度、立场上的变化，周恩来已经注意到，便开始了争取李宗仁归国的工作。1956年4月下旬，周恩来授意李济深：想法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让他到北京来一趟，就李宗仁的问题谈谈。李济深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曾是李宗仁加入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自然成为争取李宗仁回国的理想人物。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长途电话，让转告程思远，希望他到北京一谈，程思远虽觉突然，但事关重大，经过再三深思，决定如约秘密北上。
程思远到达北京后，周恩来于5月12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他，作陪的有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屈武等故交。席间，周恩来提到了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说：李德邻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周恩来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周恩来特意请程思远向李宗仁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转告这样的信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李宗仁在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程思远回到香港后，迅速把北京之行的情况函告李宗仁。
李宗仁感慨：“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对周恩来传来的信息，李宗仁既感到兴奋，又觉得意外。自己虽身在异国，但政治立场、态度的变化，祖国却在密切关注着，特别是自己在中华民族面临光明与黑暗的历史关头，作了错误的选择，却得到了中共和大陆同胞宽宏大量的对待。
1956年6月28日，即会见程思远一个半月后，周恩来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免于流落异乡、受人轻视的命运。”“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这些话，充分体谅了这些海外游子的艰难处境，说到了李宗仁的心坎上。与闻周恩来这些话，李宗仁回归之心加速了跳动。
1958年秋天，李宗仁耐不住对故土同胞的强烈依恋，给自己的老朋友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落难异国的种种心境。最后，李把这种心境归为一句话：“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李济深接到信后，也很激动，为李宗仁的转变感到高兴。很快，李济深将李宗仁传来的信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很理解李宗仁的心情，他清楚过去的“代总统”李宗仁充当的角色的为难之处。周恩来认为，要了却李宗仁“叶落归根”的愿望，要从长计议。
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到来之前，李宗仁通过程思远转给周恩来一封信，表示愿将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对李宗仁这些举措，周恩来很重视。9月24日，周恩来第二次见了程思远，说：“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周恩来说李“回国时机还不成熟”，从李宗仁主观上说，他还试图在美国和两岸之间寻找“中间立场”，还不能摆脱各种复杂关系，甚至对当时的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存在幻想；从客观条件上说，作为一个前国民党政权的代总统，李宗仁的一言一行都将会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台湾当局的密切注视，回国之事操之过急，反而对李宗仁及其家属的安全不利。周恩来建议：李宗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先到欧洲走一走。对李宗仁表示要捐赠字画一事，周恩来欣然表示：这是李德邻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程思远回到香港以后，便着手把李宗仁存在纽约的字画运到香港，后又通过有关渠道正式捐赠给北京。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进行鉴别并妥为收藏。随后周恩来通知程思远：李宗仁所捐的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对此，李宗仁很受感动。1960年春，他派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受了这笔汇款。李宗仁明白，新中国政府既已接收了他捐赠的字画，就表示对他的爱国热忱是认可的，对他的归国之心是欢迎的。字画归国，可以说是李宗仁这棵移植他乡的“树”已有几片“叶子”飘回了故土。
劝告李宗仁：“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
李宗仁客居美国，但他还总想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点事。
1961年1月，年轻的美国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李宗仁立即写信祝贺，并希望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他的一厢情愿，被肯尼迪不冷不热的回函堵了回去：对外关系事关重大，将予慎重研究；但目前美国还不能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李宗仁感到愤懑不平，觉得肯尼迪是在做不着边际的官样文章。他把与肯尼迪交往的信函寄给在香港的程思远，嘱程呈送周总理阅。
接到程思远转来的信函，周恩来对李宗仁的做法很是担忧。他认为，此事有关中美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李宗仁私自斡旋只会造成麻烦。他于当年6月份再次通知程思远来京商谈。在接见程思远时，周恩来分析道：虽然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太多，再加上美国政府内有长期敌视中国的势力，因此肯尼迪政府一时还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他着意强调：李宗仁不要对美国抱有过高的幻想，更不要介入中美关系。
周恩来的话，李宗仁有些听进去了，而有些并没有听进去。在后来的两年中，李宗仁并没有放弃对美国的幻想，相反却总想自己在中美关系上“有所作为”。他并不完全理解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必须以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为前提。
1963年4月，李宗仁按照周恩来的嘱咐，携夫人郭德洁到欧洲小住。夏天，李宗仁接受意大利《欧洲周报》女记者古斯托?玛赛丽的采访，表示：一个中国人，即使是他的国家的前总统，一个流亡美国的人，偏偏又是一个资本家，但还是可以说他的敌人的好话，还是可以称赞那些赶走他的人，称赞同他过去的世界相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最后他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这篇发表在7月14日《欧洲周报》上的谈话表露了他向往新中国的强烈愿望。
在欧洲期间，根据周恩来的意图，李宗仁约程思远当年12月在苏黎世会晤。行前，程思远于11月中旬又来到北京。周恩来于11月15日夜约程思远到西花厅谈话。
程思远谈了李宗仁的最新情况，并说：李宗仁回国的心情甚为急迫；他怀念祖国，不愿老死异域；他想叶落归根，向历史作个最后的交代。
周恩来听完后，嘱咐程思远：到欧洲后，要客观地向李宗仁介绍国内的情况，多征求他的意见。同时，周恩来请他向李宗仁转达三点意见：
（一）我们欣赏李德邻“怀念故国、叶落归根”的想法，并把他看做是“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但是，“不把他看成代表哪个方面”，李德邻不要怀念过去“代总统”的头衔，“那是反动年代的头衔，已成过去。”
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劝告李宗仁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他对程思远说：“德邻总想在中美之间做点事情，这不符合我们的国策，今天也不需要。”“不管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还是洛克菲勒，他不改变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我们就是若即若离。”“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1961年我就向你谈过，德邻以不介入中美关系为好。今天更应该断绝这种念头。这种事对他个人也不会有好结果，甚至可能给他的晚年增添些麻烦。”
（二）关于到欧洲后的去处，由李宗仁自己决定较好，“一切不强加于人。”周恩来还设想了四种可能性：第一，重回美国，料理些事情；第二，回国看看，住一个时期，然后再出去；第三，留在欧洲；第四，如果决心回国定居，我们表示欢迎。“回来当然不那么简单，还须从长计议，作些安排。”
（三）“如果德邻先生决心回来，我们就要从各方面替他设想周到。”对祖国解放十四年来的巨大变化，李宗仁要“有些准备”。周恩来所说的“有些准备”，主要是“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他认为：“青年一代要过五关；老年人，封建时代的朋友，也要过五关。”
周恩来向程思远表示：对李宗仁回国的有关问题，我们尽量周密考虑。“如果他决心已定，你可以通过瑞士大使馆和我们联络，商定具体安排。”
带着周恩来的嘱托，程思远于12月19日飞抵苏黎世。李宗仁被周恩来体贴入微、周到细密的作风所深深感动，虽然他“回国心情甚为急迫”，但还是选择了周恩来的第一种设想，于当年圣诞节前赶回了美国。这就给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吃了颗“定心丸”，为他日后离美国回国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周密安排李宗仁回国具体事宜，
使李了却多年夙愿周恩来提出李宗仁回国要：“从长计议”，为的是替他找准回国的“时机”。1965年春，周恩来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后，果断地提出：李宗仁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信息，通过秘密渠道迅速传往美国新泽西州李宗仁的住处。李宗仁心领神会，以最快的速度于4月22日到美国移民局办妥去欧洲的护照。此次，美国移民局仍以为李宗仁夫妇是去欧洲旅行，故未向联邦调查局报告。6月13日，李宗仁离美飞瑞士。周恩来获悉了这一消息后，立即转告程思远：迅速来京，商议接李宗仁回国事。
6月18日，程思远从香港飞抵北京，不巧周恩来离京出访。周恩来委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向程思远转告了有关安排：
一、政府发给李宗仁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程思远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程思远一笔旅费，请他把李先生接回来；
三、程思远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他联系，帮助他解决有关问题。
尽管美国方面并没有在意李宗仁此次赴欧的行踪，但台湾国民党方面却对此有所警觉。他们派遣许多特务在苏黎世、日内瓦、卡拉奇等地频繁活动。
7月7日，周恩来出访归来，又亲自周密安排李宗仁归国一事。7月12日，周恩来得到消息：台湾国民党方面可能已经知道了李宗仁的行动。他立即通知在苏黎世的有关人员：李宗仁一行务必在13日下午2时离开苏黎世，前往卡拉奇。李宗仁按时飞离了苏黎世。果然，两小时后，台湾有人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信找到李的住所。李宗仁一行飞抵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后，中国驻巴大使立即按周恩来的指示把李宗仁等人接到大使馆内。7月16日，周恩来再次拟定“李宗仁行动计划”，嘱有关部门立即电告中国驻巴大使馆，并交待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亲自陪同李宗仁同乘巴航班机回国。
7月18日中午，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等人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他们没有想到，周恩来总理偕陈毅副总理和上海党政军有关负责人早已等候在机场了。
李宗仁何曾想到，在当时情况下，周总理要亲自出面迎接他，是需要做许多人的思想工作的。在由北京去上海之前，周恩来曾于7月13日约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等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及桂系有关人士，专门谈了李宗仁即将回国的问题。他提醒大家：“凡是有思想的人，总是高瞻远瞩，不看眼皮底下的小事”；“希望大家能看大的，不要尽看鸡毛蒜皮，心情就舒畅了。”对自己是否亲自去接李宗仁的问题，他说：“这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他说服大家“要去迎接”，并且今后“可同李多谈谈”。
在上海虹桥机场等候李宗仁到来的时候，周恩来还利用这一时机再次对来迎接李宗仁的各方面人士做工作。他说：“李宗仁要求回来。他能回来，我们欢迎。人重晚节，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并不能影响自己的觉悟，一个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如果能觉悟的话，还是可以为新的阶级服务的。”他劝告大家，不要有“老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想法，要看到李宗仁归国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7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与李宗仁会谈，主要谈了对李宗仁归国的态度及安排，并就台湾问题表明了态度。周恩来重申了李宗仁及其夫人“来去自由”的原则。
7月20日上午，周恩来乘专机先期飞回北京。当李宗仁随后到达首都机场时，再次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李宗仁在机场大厅宣读了声明，表示自己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期望追随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说：“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自从踏上祖国土地后，李宗仁得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热烈欢迎，他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党和国家各方面的诚挚而周到的接待。祖国和人民也原谅了他的过去，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李宗仁最终实现了“叶落归根”的夙愿。
李宗仁回国不久，“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动乱，便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起初，由于李宗仁的特殊地位，他未受到冲击。但是1966年8月18日以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一些幼稚无知的红卫兵对党的统战工作对象发起了粗暴的冲击。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界的知名人士被红卫兵抄家、揪斗。为了阻止这种事态进一步蔓延，1966年8月底，周恩来亲笔手书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在名单的末尾，他着重添上了“李宗仁”的名字。
1966年国庆节，李宗仁应邀参加国庆盛典。当他正与其他爱国人士、民主人士在天安门城楼东厅休息时，周恩来走过来，握住了他的手，关切地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解放军301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李宗仁倍受感动，但他觉得自己仍未受到冲击，不应给国家添麻烦，因此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周恩来又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听到这一自信的回答，周恩来哈哈一笑，赞赏地说：“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不久，李宗仁处境越来越不好。周恩来得知后，极为关心，在他的一再关照下，终于把李宗仁接到301医院，以治病为名保护起来。
遗憾的是，李宗仁晚年身体每况愈下。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临终前，他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道路是走对了的。”这位既经历过旧中国那屈辱、落后的日子，又饱受过漂流海外那寄人篱下之苦的历史见证人留下的这封信，被周恩来称作是一份“历史文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