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百年湖南人


作者:王开林     整理日期:2014-08-08 23:29:27

本书稿以人为经,以事为纬,收入四十余位湖湘人物,从九个角度描绘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湖南精英的人生轨迹和命运走向。作者寓史于文,寓庄于谐,篇幅短而信息量大,因而能使读者快乐阅读,收获良多。作者虽是湘人,持论却无偏颇,对近、现代湖南精英的所作所为有好说好,有歹说歹,不拔高,不回护,足资今日读者借鉴。
  
  作者简介:
  王开林,长沙人,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读者》首批签约作家。现供职于湖南省作家协会。
  迄今已出版散文集《灵魂在远方》、《天地雄心》、《大变局与狂书生》、《新文化与真文人》、《非常爱非常痛》、《国士无双》、《民国女人》等二十四部,发表和出版长篇小说《文人秀》、《桃木匕首》两部。
  作品被收入海内外近四百种散文选本。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萌芽》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目录:
  第壹卷脾气和性格
  曾国藩也有驴脾气
  耿介刚烈的左宗棠
  何绍基方正有余,圆通不足
  谭嗣同俊朗而刚强
  王闿运布衣傲王侯
  黄兴和而易交,雄奇出于笃实
  宋教仁是典型的性情中人
  陈天华爱国根于天性
  不党不同的章士钊
  “甘草先生”谭延闿
  齐白石既洒脱又“傻硬”
  金岳霖有赤子之心
  第贰卷交游和往来第壹卷脾气和性格
  曾国藩也有驴脾气
  耿介刚烈的左宗棠
  何绍基方正有余,圆通不足
  谭嗣同俊朗而刚强
  王闿运布衣傲王侯
  黄兴和而易交,雄奇出于笃实
  宋教仁是典型的性情中人
  陈天华爱国根于天性
  不党不同的章士钊
  “甘草先生”谭延闿
  齐白石既洒脱又“傻硬”
  金岳霖有赤子之心
  第贰卷交游和往来
  魏源与曾国藩缘悭一面
  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
  左宗棠与郭嵩焘交谊不终
  王闿运游说曾国藩“豪赌”
  杨度与梁启超由兄弟变政敌
  章士钊与毛泽东缘分不浅
  齐白石与陈师曾最为相得
  达夫一饭救从文
  沈从文是林徽因倾诉的对象
  第叁卷经历和遭遇
  被“考”焦的魏源
  晚年遁入空门的魏源
  曾国藩是“跳水冠军”
  彭玉麟投笔从戎
  “救火队长”彭玉麟
  郭嵩焘临危受命,出使西洋
  官场失意的郭嵩焘
  王闿运著《湘军志》闯祸
  王闿运老眼不昏花
  蔡锷为何要投笔从戎
  宋教仁有救国之志,无防人之心
  陈天华投海自沉
  杨度与袁世凯互相利用
  八指头陀受辱而圆寂
  叶德辉谩骂农会被枪毙
  胡沁园慧眼识白石
  陈衡哲撰文惹恼四川人
  丁玲初到延安时如鱼得水
  第肆卷事业和功绩
  魏源编著奇书《海国图志》
  曾国藩害怕功高震主
  左宗棠收复西北,不忘绿化事业
  彭玉麟拼命辞官,热心散钱
  曾国荃求雨“密誓自焚”
  何绍基的书法作品是通国之宝
  谭嗣同对变法谨慎乐观
  王闿运乐育英才
  黄兴屡败屡战,不胜不休
  蔡锷打响护国战争第一枪
  宋教仁的政党内阁梦
  熊希龄沦为拔毛的凤凰
  杨度作《湖南少年歌》
  章士钊频频出昏招
  齐白石衰年变法
  谭延闿既是美食家,又是书法家
  唐群英不做空头政治家
  “东方女飞将”王灿芝
  第伍卷至爱和真情
  彭玉麟的兵家梅花最关情
  蔡锷与小凤仙合演爱情双簧
  宋教仁在日本有过短暂的情爱恍惚
  熊希龄暮年得真爱
  刘道一牺牲后,妻子殉情
  张默君被邵元冲的苦恋感动
  陈衡哲重情谊,顾家庭
  金岳霖终身未娶之谜
  沈从文的信和情
  丁玲的情场表现惊世骇俗
  白薇的爱情是一枚难咽的苦果
  谢冰莹的三段婚姻
  第陆卷眼光和谋略
  陶澍慧眼识佳婿
  于学无所不窥的魏源
  郭嵩焘主张向西方学习政教
  彭玉麟“霹雳手”清理官场
  胡林翼的调和手段
  曾国荃的杀人、敛财手段
  谭嗣同高揭“民主”和“自由”旗帜
  蔡锷智斗袁世凯
  陈天华鸣警唤醒国人
  章士钊将错就错,首称“孙中山”
  叶德辉的搅屎棍法
  第柒卷德操和品行
  曾国藩力倡勤俭
  彭玉麟自订“三不”原则
  曾氏兄弟捐金刻印船山遗书
  胡林翼惜才如命
  谭嗣同肝胆照人
  黄兴顾全大局,休休有容
  宋教仁勤奋好学
  熊希龄晚年慈悲为怀
  叶德辉放荡不检
  杨度愧对恩师
  章士钊吃“流氓饭”和“律师饭”
  易顺鼎好色如狂痴
  第捌卷谐谑和调侃
  曾国藩被人击中要害
  曾国藩的六字真言
  左宗棠的“诸葛亮情结”
  举人出身是左宗棠的心病
  左宗棠与曾国荃和为贵
  胡林翼写诗筹军饷
  王闿运中了曾广钧的妖刀
  王闿运嘲讽民国总统
  叶德辉专搞人身攻击
  章士钊“诈降”
  叶德辉死后遭胡适调侃
  谭延闿哀荣变挨骂
  第玖卷议论和评骘
  曾国藩杀降灭口
  曾国藩破山中贼易,破心中欲难
  曾国藩重名誉胜过生命
  曾国藩是特异环境中的产物
  左宗棠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胡林翼长才未展
  曾国荃可能被妖魔化了
  郭嵩焘曲高和寡
  谭嗣同流血牺牲的意义
  王闿运所学非所用
  黄兴赍志以殁
  蔡锷英年早逝是中国的巨大损失
  陈天华是东海之魂
  杨度留下大谜团
  宋教仁是中国政坛的桑提亚哥
  ★自序
  湖南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作用力和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对这个问题,研究者殚精竭虑,也不容易穷尽本源,拿出确评和定论。但有一点却众口一词:湖南人铁胆辣手办大事的功夫不可小觑。湖南人性格够蛮,手段够狠,信念够强,胆魄够壮,一方面是地域使然,另一方面则是饮食使然。湖南人吃辣的本领号称“天下第一”,其“辣字诀”的极端表现为:办大事,快刀斩乱麻,作风极为凌厉;临强敌,金刚放霹雳,手下决不留情。
  若粗浅而论,湖南人血性弥满,确实特别爱拼,特别敢拼,也特别能拼。若究竟而论,湖南人的血性是阳面,理性则是阴面,后者从未缺席,却往往被外界若有意若无意地忽略了。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令近代国人茅塞顿开;曾国藩征求朝廷同意,选派首批男童赴美留学;郭嵩焘超越洋务派的庸识和陋见,将学习西方政教视为当务之急;谭嗣同写成那部誓要冲决网罗的《仁学》,将反抗专制的思想传播广远;宋教仁设计政党内阁的结构,为民主宪政披荆斩棘……无一不是拜理性所赐。
  近、现代文人汤增璧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讲到了点子上。另一位湘籍名家章士钊看得更为通透:“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蔡元培则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
  然而一事总有两面,湖南人好为异端,敢做另类,制造出来的“负面新闻”也从来没少过。湖南人事事较真,缺乏玩世、混世和间世的游戏心态,所到之处便容易弄得剑拔弩张。谭延闿八面玲珑,被孙中山和蒋介石视为“药中甘草”;沈从文始终自承为“乡下人”,并以此为挡箭牌,应算作两个特别的例外了。
  湖南人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知行合一,谋定不夺,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和信仰,认准了某个方向和目标,就会死心塌地,持之不疑,行之不悔,“一意干将去”(左宗棠语)。湖南人“霸蛮”而“灵泛”,其不胜不归的心劲体现为一种比野山椒更辣、比牛皮筋更韧的硬汉精神。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永无枯竭之时,这是他们拼命前行的原始驱动力。
  “无湘不成军”,“无湘不成事”,“湖南人流血不流泪”,“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半部中国近代史乃湘人写就”。为了赢得这些异口同声的赞誉,湖南人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从晚清到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充当冒险建功的“补天者”和“追日者”。在节骨眼上,他们挺身而出,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屡败屡战,不胜不休,终于剿灭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年近古稀,舁榇而行,挥师绝域,捍卫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领导广州起义,中华民国初现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民主宪政透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第一枪,铲断了邪恶帝制的根系。在铁血交飞的乱世,湖南人是“中国的斯巴达人”,是“中国的普鲁士人”,这个论断绝对靠谱。
  一个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或多个强悍的族群作为龙骨架,才能屡仆而不僵,屡败而不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昭显了这样的实力和信念。《湖南少年歌》也唱出过类似的最强音:“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血性和理性都蕴含在这十四个汉字和两个标点当中。
  试想,世间曾有一支全攻全守的“足球队”,攻守阵形为433,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是铁卫,魏源、郭嵩焘、谭嗣同是中场,黄兴、蔡锷、宋教仁是锋将。这支全明星球队能不能所向披靡?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可惜他们根本无法同场献技。
  王开林
  2012年10月10日改定
  ★曾国藩也有驴脾气
  在南方战场上,曾国藩受足了磨炼,再怎么吃苦,再怎么遭罪,再怎么受憋屈,他都能够隐忍。国情就是如此,除了集强权于手的帝王之外,其他人若有基本觉悟,就得铆足劲修习“忍”功。
  有道是,“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可也会有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咸丰皇帝多疑善忌,若非万不得已,怎肯轻易将制衡江南的兵权赐给一位汉臣?这位万岁爷的顾虑,曾国藩洞若观火。尤其可怕的是,某些朝中大臣时不时地在皇帝耳边熏上几句阴险的谗言。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皇帝大喜过望,赞叹道:“真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立此奇功!”军机大臣祁隽藻却从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只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这未必真是国家之福。
  曾国藩忍到了极限,正巧老爹曾麟书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作古,他委军不顾,仓促回乡奔丧。清廷这才知道好一位听话的湘军统帅,也有十分倔犟的驴脾气。怎么着?咸丰皇帝并不蠢,干脆顺水推舟,批给曾国藩三个月假期治丧,让他忠孝两全。
  在中国,大家都得兜着圈子说话,绕着弯子做人,于是无论说话还是做人都有十分精细的学问和技巧。曾国藩度完了三个月假期,呈上奏章,要求终制(父丧须守三年,官员概莫例外,守丧期间不能任职,若要提前上岗,必须呈明正当理由,还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行)。他在奏章中大吐苦水,说自己多年来只挂个兵部侍郎的空头衔,别说权力低于巡抚,甚至连提督都不如,这样处处受掣肘,粮饷苦无着落,又如何进一步开展剿匪荡寇的工作?话已说到这份上,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咸丰皇帝要是不肯给他全面的军政大权,他就在家闲待着,不再出山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去收拾东南危局这个烂摊子吧。
  说来也巧,此时恰遇太平军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的授意下,血洗天京,翦除了东王杨秀清及其亲信。事变后,洪秀全再下密旨,令翼王石达开火速进京勤王,剿灭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洪秀全的一石二鸟之计够狠毒,全盛的太平天国却因此元气大伤。清王朝一直疲于招架,这下得到了意外的喘息之机,咸丰皇帝心里乐开了花。他就不信没有曾国藩这把盐,嘴里会淡得出鸟来。
  曾国藩被撇在湘乡荷叶塘,一撇就是一年半。其后,尽管咸丰皇帝再次强行起用曾国藩,但仍旧只肯让他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不给他完整的军政大权。应该说,是太平军青年骁将李秀成和陈玉成“请出”了曾国藩,他们横扫江南,捅出了大窟窿,弄出了大动静,清军重兵守卫的杭州、苏州相继失陷,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江南军情急转直下,形势迅速恶化。
  咸丰皇帝裤裆里回了潮,自知好局已黄,他担心曾国藩出工不出力,赶紧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一兜囊奉上,敕命忠勇可嘉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其后不久还让他兼任浙江巡抚)。如此沉重的担子,普天之下,当时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能够挑得起。
  ★不党不同的章士钊
  章士钊精力特别饱满,经历也异常传奇,不仅撰写满纸霜雪的《杀人主义》,还亲自策划暗杀行动。在上海金谷香番菜馆,义士万福华刺杀恶吏王之春(此人原为广西巡抚,卸任北上,途经上海),只可惜小试牛刀,行动功败垂成。
  常言道,未坐过牢的革命者不足以称为完全的革命者,章士钊被捕入狱,也要尝一尝铁窗风味,修一修革命者的“专业课程”。身在缧绁,闲聊时,章士钊对囚友说,出了这张牢门,他只想在西湖边上开一间小小的牛肉店,清风两袖,明月满怀,安心读读书,做点学问,此生足矣。他得到蔡锷等人的营救,出了监狱,蛟龙得水,猛虎还山,开牛肉店的想法即抛之脑后,他与章太炎结伴,流亡东瀛,准备再砺戈矛。
  章士钊很有意思,他投入革命洪流,奋不顾身,却不肯加入任何团体和党派,在政治染缸中,他始终保持清白的“童子身”。这很有点不可思议,因为章士钊没必要刻意求取中立。他跟黄兴是刎颈之交,却不曾投身黄兴主持的华兴会;他与章太炎是莫逆之交,却拂逆了后者邀他入伙(中国同盟会)的至诚;他与李大钊是君子之交,却拒绝了对方的美意,不肯加入中国共产党。
  有一则鲜为人知的逸事,讲的就是大章(太炎)见小章(士钊)耍牛脾气,于是使出蛮勇,将小章关入黑屋子,逼其就范,要是后者不改初衷,就这样饿他个肠子里面跑大车。可饿了三天,小章仍旧抱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初衷,令大章无可奈何,只好网开一面。
  章士钊是难得的人才,同盟会中少了他,确实会有遗珠之憾。大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请动才貌双全的“女菩萨”吴弱男去穿章士钊的牛鼻子。吴弱男是清末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女儿,顶呱呱的名门闺秀。可是大章万万没有料到,他再折一阵,小章征服了吴弱男,后者竟悦悦服服地做了举案齐眉的孟光。
  大章的如意算盘两度落空,小章依然春风得意,坚守其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想过问政治就过问政治,不想过问了,就给留学生教教古文,再将讲稿整理为《中等国文典》,于1907年在上海出版,拿到丰厚的稿酬,离开扶桑,只身远赴英伦。两年后,章士钊与吴弱男在伦敦正式举行了婚礼,婚后移居苏格兰阿伯丁市,入读阿伯丁大学,主修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
  1911年,章士钊受黄兴、于右任力邀,一时兴起,中断了阿伯丁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回上海出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编。他以非党人士的身份主持党报,越俎代庖,要冒很大风险。
  果不其然,他上任伊始,就重磅出击,发表题为《政党组织案》的社论,硬生生地端出“毁党造党说”,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怪物。后来,他还发表更不可思议的“无元首论”,说什么要将大总统选举法完全废除,纯然由政、法、学各高级机关(国务院、参议院、最高法院、北京大学)的首长轮流坐庄,依法执掌民国总统的权柄,每届任期一年,拈阄而定。
  他这种怪诞不经的政见,足以令人捧腹喷饭。他指出,当时各政党(主要指同盟会)纯属乌合麇集,毫无政治纲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倒不如将各党派团体打破之后重新塑造,依不同政见,主要是正、负两方面的政见,分为两党,携手参政,并肩治国。
  可惜这样的高论只是纸上谈兵,与现实政治风马牛不相及。党之为党,公与私乃是其硬币的两面:公则为公义为公理为公道,多少总要讲一点;私则为私利为私情为私欲,这才是公义公理公道流变之后的宝中之宝和重中之重。因此,政党一旦凝成,即将多人的利益牢牢地捆缚在一起,谁会犯傻,去自破金身,自掘坟墓?就算领袖肯点头,他的同志也不会答应。章士钊发了一通不着边际的高论,结果遭到同盟会的激进分子群起而谇之。他没奈何,为了不使老友于右任左右为难,只好拍屁股卸任。
  ★达夫一饭救从文
  沈从文去京城闯荡,那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莽莽撞撞的“闯荡”啊!别说丰满的羽翼,他连糊口的技能也不曾学到几样,只有一身单衣、一支秀笔和一颗发热的脑袋。他从前门站下了火车,抬头眺见高高耸立、气势慑人的前门楼子,几乎吓坏了。沈从文仅有一双白手,仅有少年锐气,他不可能像巴尔扎克笔下那位发誓要征服花都巴黎的英俊少年吕西安那样旁若无人,呐喊出自己最强劲的心声:“啊,京城,我要来征服你了……”
  冷遇和打击果然虎视眈眈,在前头等着他。住进古都北平的小旅馆,沈从文心里排列出一小队可以求援求助的名单,好一阵举棋不定之后,他将熊希龄擢选出来,视之为灶神爷。沈从文乐观地想,这位北洋政府的前国务总理不是在西山兴办慈善事业吗?正好求他发一发善心,给自己介绍个谋生的差事,毕竟是同乡,亲不亲,家乡人。可他万万没想到,熊凤凰蓄有万贯家赀,西山的慈善事业也办得红红火火,并不重视同乡之谊,对布衣菜色的沈从文给予的援助十分有限。同饮沱江水长大的两只“凤凰”就这样未能齐伴,以如此充满遗憾的方式交臂而失,真令人扼腕唏嘘。
  京城米珠薪桂,原是居大不易的地方,沈从文生计无着,这可是燃眉灼睫的困窘啊!他仍去北大旁听,回到出租屋“窄而霉斋”,从布袋里掏出那支秀笔,铺开稿纸,将印象中的故土人物一一抟泥吹活。他笔下原无半点章法,就那样饱蘸着真情实意写了,管它是小说,还是散文,或是别的什么,写成了,一篇篇寄出去,却很少被报刊用出,生计愈见穷窘。这也难怪,识珠的人未来,琢璞的人未到,他只能挨饿,挨饿,再挨饿,直把自己辘辘的饥肠饿成绿绿的鸡肠。
  他在一间阴冷的杂屋里写啊写,数九寒冬,无钱买炭,四壁漏风的屋子久已冻成冰窟,他裹着单薄的被子,还在呵着手不停地写,仿佛着了魔,苦守在黑暗的角落,独力进行一场“刺刀见红”的人生搏斗。手上的冻疮已溃破流脓,鼻孔里的鲜血也滴沥在稿纸上,他用雾蒙蒙的眼光望了望窗外,听见冰凌掉落和树枝断折的声音,心里顿时生起一波颤栗,也闪过一抹惊疑,这样饥寒交迫,自己究竟还能撑持多久呢?
  还是求援吧,向远方的老母幼妹?怎么开得了口?再说远水不解近渴;向近处的朋友?近处又哪有什么朋友?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啊!沈从文搜索枯肠,好歹想起了一个人,这是一位素未谋面的同道,平日里最喜欢哀哀地哭穷,但看他那血泪相和的文字,心地该是极善极热的。何不试试看,反正无所谓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
  沈从文笃定了想法,在信封上写好收信人的姓名:郁达夫。过了两天,柴扉上真有人轻叩了三下,又重叩了两下,沈从文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位身着灰布长衫,面容清癯的书生,凉凉的镜片后闪动着热热的目光。不用问,他就是沈从文日等夜盼的救星。郁达夫打量那间破庙样寒伧的屋子,再瞧着沈从文冻馁交加的虚弱相,他立刻就明白了这年轻人眼下已沦落到何种困境,于是,吃饭就成为最紧要的事情。
  在附近的饭馆里,郁达夫点了一份宫爆肉丁,还点了几个荤菜,看着沈从文狼吞虎咽,他不禁感到一阵阵心酸。这顿饭,郁达夫用一张五元钞票付账,找回三元多,他推给沈从文,又解下脖子上的羊毛围巾,送给这位酷爱文学以至于以性命相拼的小兄弟。两人含着热泪依依惜别。昔年漂母一饭救了韩信,此日(郁)达夫一饭也救了(沈)从文,那可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极其苍凉而又温暖的风景。
  翌日,郁达夫多愁善感的心仍久久不能平静,遂振笔写下满纸悲愤的散文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对于扼杀青年前途的极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郁达夫发出了令人闻之色变的控诉。
  ★金岳霖终身未娶之谜
  1949年,周礼全的感情生活遭遇波折,一度产生强烈的自杀冲动。金岳霖得知此事后,几次找他聊天,一半是循循善诱,一半是现身说法。周礼全将金先生的金玉良言归纳为两个要点:“(1)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能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2)恋爱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升华。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创造物,并非真正客观的存在。因此,只要恋爱者的精神感情是高尚的、纯洁的,他(她)的恋爱就是幸福的。不应从世俗的‘恋爱—结婚’公式看问题。”
  弟子们向恩师求取教益,金岳霖传道授业解惑,样样做得完整,但他从未把独身主义的精髓灌输给他们,反倒是一再鼓励年轻的单身汉:“谁先结婚,我就给谁奖赏!”他认为结婚是人的规律,是自然界的规律。结婚符合人性,是人性的完成。不结婚则违反自然规律,是人性的缺陷。有一次,他问周礼全的婚姻恋爱是否已经解题,周礼全调皮地回答:“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金岳霖立刻反驳道:“你应该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几次,周礼全的话都到了嘴边,又强行咽了回去,差一点就把问题抛闪出来:“那您为什么不结婚呢?”
  金岳霖终生未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位美丽的女主角一直被人反复提及,她就是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林徽因的美貌和才华有口皆碑。翻译家文洁若认为,林徽因“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林徽因确实是知识女性中的极品。张邦梅在张幼仪的口述自传《小脚与西服》中写到林徽因,张幼仪对这位情敌(实为假想敌)的评价非常值得玩味,她的原话如此:“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位女士当时才十六岁,为了追求她,中了魔的徐诗人竟将饱受丧子之痛的发妻弃若敝屣。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证人是金岳霖,徐志摩后来与陆小曼的结婚伴郎也是他。徐诗人的那些孟浪之举,金岳霖是再清楚不过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结缡,家世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多年的知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的感情基础自然十分牢固。1923年,梁思成因车祸受了重伤,他们的关系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紧密,水泼不入,针插不进,翌年相偕留学美国,同修建筑学课程,然后结成神仙眷侣,不仅情投意合,而且志同道合。徐志摩伤筋动骨,牺牲学位,拆散家庭,兑换了自由身,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未能俘获林徽因的芳心,只好乖乖认输,退而求其次,在同门好友王赓与陆小曼的那局婚姻中寻隙乘虚,娶了那位金枝玉叶的病西施。
  金岳霖究竟有何绝招使高傲的天鹅公主在为妻为母之后对他格外高看?他默默地爱着林徽因是不难理解的,林徽因爱他,就有点匪夷所思,不得要领了。林徽因的传记在坊间已有多种,它们都未能揭示这个哑谜的谜底。金岳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金岳霖心雄万夫,才高八斗?金岳霖幽默风趣,亲和善良?爱情是一定需要理由的,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林徽因才智过人,更不会误打误撞。
  值得信赖的记载来源于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女士的笔录,她曾在《碑树国土上,美留人心——我所认识的林徽因》一文中详述根由:1931年,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他说,她真是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对梁思成毫不隐讳,并没有把他当成傻丈夫,而是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梁思成痛苦至极,也矛盾至极,苦苦思忖一夜,认为金岳霖所具有的哲学家冷静理智的头脑正是自己所欠缺的,于是他告诉妻子:她可以充分行使自由意志,倘若她选择金岳霖,那么他祝他们永远幸福。
  稍后,林徽因又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金岳霖。难能可贵的是,金岳霖并未窃窃暗喜,让爱情中人最易在内心滋生的自私自利占据上风,他的回答十分理智,令人叹服:“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以后,他们三人始终是好朋友,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百分百地信任。梁思成与林徽因吵架,也总是由金岳霖居间仲裁,逻辑教授凭借丰沛的理性自可胜任愉快。
  1983年,陈宇和陈钟英着手编辑林徽因诗文集,为了更多地了解作者的生平,他们专程到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访问已届米寿(八十八岁)的金岳霖。老人白发苍苍,身体衰弱,几年来,由于肺炎和冠心病反复发作,已成为协和医院的常客。金先生体力有限,不耐长谈,记性也不佳,陈宇和陈钟英赶紧直陈来意,进入主题。他们询问金先生谁最了解林徽因的作品,后者用浓重沙哑的喉音缓缓地说:“可惜有些人已经过去了!”陈宇递上一本用毛笔大楷抄录的林徽因诗集,希望能从老人那儿得到片言只语的诠释和启迪。
  金先生果然很感兴趣,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林徽因啊,这个人很特别,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做诗她没做出来。有句诗叫什么,哦,好像叫‘黄水塘的白鸭’,大概后来诗没做成……”当他翻到另一页时,忽然高喊出声来:“哎呀,八月的忧愁!”陈宇吃了一惊,怀疑那高八度的惊叹声竟是从金先生衰弱的躯体里发出的。老人精神为之一振,念诵起诗句来:“‘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过了头……’”他念得很认真,念完了,抬起头,颇感欣慰地说:“她终于写成了,她终于写成了!”
  兴奋最能激发记忆,催生联想,金先生又断断续续地想起林徽因的一些诗句,评点也随兴而至,脱口而出。最精彩的部分是,陈宇取出一张泛黄的32开大的林徽因照片递给金岳霖,效果立竿见影:老人将它捏在手指间,深情凝视,“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仿佛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言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我真担心老人犯起犟劲,赶忙反复解释说,这是从上海林徽因堂妹处借用的,以后翻拍了,一定送他一张。待他听明白后,生怕我们食言或忘了,作拱手状,郑重地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
  几天后,陈宇和陈钟英再次造访了金岳霖。这一回,他们的话题更加深入,金先生竖起大拇指夸赞道:“林徽因这个人了不起啊,她写了篇叫《窗子以外》还是《窗子以内》的文章,还有《在九十九度中》,那完全是反映劳动人民境况的,她的感觉比我们快多了。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建筑设计上也很有才干,参加过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不要抹杀了她其它方面的创作啊……”
  陈宇取出另一张林徽因的照片,递给金岳霖,老人的印象很清晰:“那是在伦敦照的,那时徐志摩也在伦敦。——哦,忘了告诉你们,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很显然,金岳霖对天才诗人徐志摩的孟浪劲头并不恭维,他说:“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觉得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当然不是说他滑头。”他怕客人误会,特意解释道,滑油的意思就是放纵情感,没遮没拦。
  他接着回忆道:“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和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的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啊!”
  采访的高潮还在后面,当陈宇希望金教授能为新编的林徽因诗文集撰写序言时,老人沉吟良久,回答出乎意料:“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翌年,金岳霖驾鹤西归,在天堂里,他与林徽因还能执手相认吗?
  徐志摩、金岳霖都与林徽因有过感情纠葛,行止却大相径庭。徐志摩完全为诗人的浪漫劲头所驱遣,致使感情烈焰烧熔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情感,显示出超凡脱俗的襟怀和品格。柏拉图尝言:“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评价浓缩为五个字——“极赞欲何词”,林徽因对金岳霖的评价也绝对不会低于这个刻度。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林徽因的两位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给她撰写的一副挽联。“四月天”典出于林徽因的诗题《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她去世的日子竟然也是在四月的第一天(1955年4月1日),此处象征着博大的爱和不老的青春。他们的极赞之意既在言内,又在言外。
  金岳霖回忆起那场追悼会,曾痛切地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林徽因去世后多年,有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故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西餐,众人大惑不解,等到金先生致祝酒词时,谜底才被揭开:“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举座不禁感慨欷歔。这份深情愈老愈醇,真是人间极品!
  林徽因早逝,梁思成也未能渡越“文革”的劫波,金岳霖晚年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儿媳方晶、孙女梁帆生活在一起,直至去世。梁从诫和方晶一直叫他“金爸”,梁帆叫他“金爷爷”。三代人的深情至谊书写了完美的篇章。
  关于金岳霖的感情生活,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据李文宜在《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轶事》一文中透露,上个世纪50年代末,金岳霖一度打算与记者浦熙修缔结姻缘。当时,民盟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是积极分子,同组的浦熙修热情大方,与金先生很投缘,两人过从甚密。浦熙修多次去金家做客,对汪师傅的厨艺赞不绝口。
  从两情相悦到谈婚论嫁,眼看就要水到渠成。不巧的是,彭德怀庐山挨批,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是浦熙修的妹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婚姻与政治瓜葛相连,稍有不慎,瓜葛就会变成高压线。金岳霖是共产党员,这种变故令他大犯踌躇,进退两难。李文宜出于好意,劝金先生“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不久,金岳霖住进协和,浦熙修身患癌症,结婚的事就功败垂成了。这一次,金岳霖疾步流星地走到了围城的大门口,无奈又折返回来,也许这就是宿命的安排,他的人生中注定缺少一个洞房花烛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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