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历来是个受争议的人物。他被冠之以“中兴名臣”、“洋务之父”、“理学大师”的称号，但又有人称他为“曾剃头”、“曾屠户”。他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壮的、凄凉的。他虽然以外交能手自负，但没能改变大清国被动外交，割地赔款的局面。最终，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曾国藩一生毁誉参半，有人称之为千古一完人，而也有人称他为祸国殃民的败类。纵观曾国藩一生，可以说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无论毁誉，曾国藩的一生都值得研究。
作者简介：
本靳会永，北京大学总裁研修班结业，中国市场经济的新锐人物，三年从白手起家资产数亿。现兼任中国思维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对中西管理文化有过广泛学习和思考，对当今市场经济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思想极为敏锐，见解极为独到。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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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为官就是做人——成功要读曾国藩
第一章看曾国藩玩转职场
升官不发财
得到大佬的赏识
“国藩”的来历
揭皇帝的短
面对机遇保持理智
第二章曾“伯乐”用人
独具慧眼的曾伯乐
侠士江忠源
目录：
第一篇为官就是做人——成功要读曾国藩
第一章看曾国藩玩转职场
升官不发财
得到大佬的赏识
“国藩”的来历
揭皇帝的短
面对机遇保持理智
第二章曾“伯乐”用人
独具慧眼的曾伯乐
侠士江忠源
儿女亲家罗泽南
第一门生李鸿章
举荐“宿敌”左宗棠
第三章下火线不下战线
剿捻有心无力
洋务运动之父
直隶总督练“练军”
中国留学事业的开创人
第四章做人要学曾国藩
做人从立志开始
不可不诚实
“名声”与“守身”
能耐烦
花未全开月未圆
实践出真知
慎之又慎
第五章墨绖出山
“曾剃头”办团练
“亦官亦绅”的尴尬
衡州“审案局”
书生治军
“奇男子”练水师
湘军走向近代化
第二篇书生治军——做事要读曾国藩
第六章屡战屡败输惨了
山寨版的《讨武檄文》
曾“夜郎”自大失岳州
湘潭失陷
靖港惨败
自杀未遂
长沙大整军
第七章屡败屡战拼了
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
先输后赢攻占武昌
田家镇惨胜
被石达开耍了
塔、罗战死
王牌重生
要钱没钱要粮没粮，命悬一线
天京内讧
借丁忧脱困
第八章紧逼太平军
信心爆棚的第二次出山
对手变小了
胡靠山回乡
李续宾命丧三河镇
三军围攻安庆
总理两江
用请旨对付圣旨
祁门遇险
第九章太平天国走上末路
“曾铁桶”攻陷安庆
血洗天京城
李秀成之死
不做第二个赵匡胤
太平军成就曾国藩
曾国藩生平大事年表
曾国藩语录
参考书目第一篇
——成功要读曾国藩为官就是做人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他以并不超绝的资质，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再造满清“中兴”大业，即使一百多年过去了，仍令人回味无穷。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就连我们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独服曾文正”。那么，曾文正公在官场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第一章看曾国藩玩转职场
曾国藩在考取功名，点得翰林之后，在短短的十年之内连升七级，这在官场上是个奇迹；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苦无比；他虽身在官场，但心系百姓，敢于为百姓说话，他痛陈时弊，冒犯天颜……
升官不发财
曾国藩自幼好学，深研程朱理学，一生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准则，从一个乡下秀才一步步靠自我奋斗与忍辱负重走向权力的巅峰，达到了“内圣外王”的境界。在他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志存高远、胸怀大局、恒心坚毅、圆通处世，等等，这些特质往往是我们在人生和事业中所或缺的，值得我们用心学习。
曾国藩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他也因此继承了曾家的持家传统，并发扬光大，总结出了著名的曾家“八宝饭”。
曾国藩从小就锐意进取，他六岁入塾读书，八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十四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之后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二十七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稽查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创造了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的官场奇迹。后丁忧在家，又奉诏以礼部侍郎身份帮同湖南巡抚督办团练，创建湘军，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被称为“洋务运动之父”，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世人都知道宦海深不可测，仕途坎坷不平，稍不留神便会身败名裂。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所以，身居官场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当官哲学。
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只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蜂堡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扬扬。”
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只有善任，才能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羡慕备至，产生了抢夺枪支的恶念。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赶到，十分气愤，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包围，将陈国瑞的卫兵全部打死，把陈国瑞囚禁起来，直到讨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调查清楚了火并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深感不满，但曾国藩在向皇帝的奏折中，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撤去帮办军务，脱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之所以能让部下听从，佩服，不仅是因为他对部下要求严格，更是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要知道在科举时代，读书、做官、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升官与发财总是须臾不分，仕宦为官者的人生轨迹似乎就是这样的，升官是桥梁，发财是目的。做官的人贪财几乎是官场的铁律，但曾国藩却不受这个铁律限制。
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饮食以素食为主，极少荤菜，衣服、鞋袜都是夫人、女儿手工的绩麻纺纱做成。女儿出嫁，曾国藩规定压箱银二百两。
他的小女儿出嫁时，曾国荃来贺喜，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只有二百两，曾国荃十分叹服，转赠四百两纹银。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麻纺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利，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与普通家庭无异。曾国藩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我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因为这种美德，使曾国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无论是得意还是失落，曾国藩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既是一家之长，又是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治理有方。
曾国藩公私分明，从不贪占公共用度，但他对公务却尽心尽职，“不苟不懈”，这一点让同僚非常佩服。他的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精神让他的同级官僚感佩至深。也正是因为曾国藩为官始终有自己的政治原则，所以他虽然权倾一时，但也能全身而退。
得到大佬的赏识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在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属下等，得赐同进士出身。此后正式更名为国藩，取国之屏藩之意。同年入翰林院做庶吉士。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二，由礼部堂官引见，朝见道光帝；因答对明白、条理清晰，加之衣着朴素，深得道光帝赏识，被破格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进士入翰林，清朝开国以来仅曾国藩一人。之后他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成为二品大员。对于生长在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此顺达的官运在晚清政坛上是及其罕见的。最令人感慨的是，他曾在一年之内连升四级，这番只有在戏剧里面看到的场景，却实实在在发生在这个湖南士子的身上。那么曾国藩到底有何能耐？何以能得如此殊荣呢？
曾国藩飞升之快，官运亨通之原因不止一个。比如他个人勤苦努力，要求自己极其严格，广泛结交京内名流，在京官中造成了勤恳好学，为人正直、谦恭的普遍声望。他自己就说“在京颇注清望”。
当然，在封建官场之中，如果没有实权派的大佬赏识和提携，即使你有再高的才学再大的名望，也未见得能官运亨通。曾国藩能够在官场上迅速飞升，其实也离不开朝中大佬的着力提拔，其中主要是穆彰阿的援引与扶持。
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穆彰阿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历史书上，他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陷害林则徐，并被骂为“道光年间的秦桧”。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郭佳氏，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父广秦，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穆是曹振镛一类的人物，曹是“多磕头，少说话”处世哲学的创造者，穆彰阿奉之为金科玉律，曹、穆二人极得道光宠信。穆为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尤其控制了中央科考选拔官员的大权，自嘉庆至道光两朝，进士考试、殿试、朝考、庶吉士考差、翰詹大考，他都参与或主持。这是“衡文大权”，亦即选官大权。凡由阅卷、主考官手下产生的进士等功名者，都视考官为最亲近、终生不改的“老师”，自己是考官永久的门生，比学校中最亲近的真正的老师还要尊重。
穆彰阿利用几十年的“衡文大权”，利用门生故旧，广树党羽，时称“穆党”。凡是他想要推荐或打击的人，没有不成功的。例如罗敦衍、何桂清、张芾是同年翰林，张、何散馆后都拜穆为“老师”，唯罗敦衍不拜。结果张、何同得考差，唯罗因“年轻”未得考差。实际上罗敦衍是三人中年岁最长的，在上谕待发时，穆彰阿恼罗不拜自己为师，竟让皇帝收回了成命。
曾国藩会考之时，总裁官即为穆彰阿。考试之后，曾国藩如式拜见了穆彰阿，穆对曾的文章、学问和行事都很赞赏。1843年翰林散馆大比，穆彰阿又是总考官。试后，曾国藩又亲拜了穆氏，并把自己的考卷誊清，呈给了穆彰阿，于是曾国藩又得了好成绩。
不仅如此，穆彰阿还对曾国藩觐见皇帝、升官晋爵的关键之处直接指点扶持。有一次，皇帝要召见曾国藩，曾预先到穆彰阿处请教对答的内容。穆彰阿让一个干练的文员告诉曾国藩，以四百两的酬金赠送某内监，可买得皇帝的诏对内容。曾国藩照此办理了，结果皇帝召见时，所问果然是四百两白银买到的“历朝圣训”之内容。此后，曾国藩的官运就更加飞黄腾达了。
曾国藩对穆彰阿的感激之情亦非一般。穆彰阿被罢，曾每过穆宅，皆感慨唏嘘。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进京陛见时，又专程拜访穆氏的后人。此后，又让儿子曾纪泽访问了穆彰阿之子穆萨廉。
曾国藩的成功与穆彰阿的扶植固然有一定关系，但在十余年宦海生涯中，那仅仅是一个原因，况且比较偶然。曾国藩在十余年的官场生涯中能有飞速的高升，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与他个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曾国藩出身寒门，秉性淳朴，不善钻营取巧。他每日按儒家“克己归仁”的目标严酷地反省自己，对个人思想中不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私”字，严厉地克制、革除，每每痛骂自己。
实际上，曾国藩的十余年京官并未成就“曾国藩的大业”，而是自我教育，刻苦修养的过程，反而成就了“曾国藩的人格”。如果没有京官以后的对抗太平军，他或者成就一个真正的道学家，或者成为平平庸庸的、寓克自扰的官员。但他不会成为营私舞弊的贪佞之官，因为他要求自己大严格了！前文所述的唐鉴、倭仁帮他制定的“日课”，那“十二条规”，最主要的就是自我反省，简直就像个宗教徒，实则正是儒教教徒，清教教徒。
曾国藩的《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是十分著名的。百年以来，不仅当时的文人奉为座右铭，连后来的许多伟人、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甚至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之评价都相当之高，把他作为立志、奋斗、修德、养性、做人、处事的经典和楷模。其立志：在于“澄清天下”，救国救民；立志而后，便持之以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反省自我，哪怕是前有猛虎，后有毒蛇，面对三军，也要“我虑则一”，毫不苟且；对自己的言行，要禁绝“巧语悦人”，对人对己都要坦坦荡荡，不自欺、不欺人等。曾国藩成为高官显贵之后，每日自修、自省、自律，从不停止。观其日记、文章、书信，令人十分感慨。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努力，才使他成功，绝不是一个穆彰阿的扶持能达到的。
曾国藩的自省、自律、自我教育达到了极深入的程度。他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儒家圣人。皆讲求“慎独”，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圣人、君子修己之德，丝毫不能苟且放松，在人不知、鬼不觉的“独处”之中，一样严格、谨慎地要求自己。曾国藩虽然在睡梦中，梦见别人得了利益，自己羡慕，但在日记中则责骂自己“卑鄙”“下流”，这种苛责自己的精神，确是值得后人学习。
因此说，曾国藩能够在官场中脱颖而出，前途畅顺，不是没有原因的。归根到底，原因不外乎两点：主要是自己每天都在不断努力，其次是机会来了便抓住。
“国藩”的来历
谈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像曾国藩这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情怀。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关心天下兴亡。因此，这两点构成了他们特殊的人格。曾国藩除这两方面外，还是一位为官者。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谋私，而是用权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
曾国藩做京官之后，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自省自律，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发，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对大清王朝高度的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上《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正是这一年，曾国藩做了京官。由于他初入仕途，对这次战争、战败、签约等没有多大反应。但战后的清王朝，像经过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厦，摇摇欲坠。身在京都和官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中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曾国藩把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之后，变化是巨大的，战争费用、战后赔款要由各省摊派偿还，本来贫穷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笔征收，已经承受不起了。加上自然灾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扰，商路的改变，大批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受害严重的南方数省的百姓首先起来掀起反抗运动了。
两广地方最不平静，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清政府调兵遣将，严厉镇压，但是起义运动此伏彼起，闹得越来越凶。这期间，曾国藩忙于读圣贤之书，自我修养，也没有过多问及。
然而，情势越发严重。曾国藩的几位湖南同乡，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不断把地方情况向他反映，相互商量，开始探讨挽回颓势的各种对策。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1837年中举，1844年赴京会试时，经郭嵩焘介绍认识了做京官的老乡曾国藩。欧阳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因病在客栈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后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罗泽南也是湘乡人，家境贫寒，学问很好，后来做乡村教师时，曾国荃、曾国华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双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国藩回湖南办团练，二人尚未见面。曾国藩仅从别人的书信和议论中，得知这位被人们称之为“邑中颜渊”的罗泽南的学识与人品。
曾国藩与刘、郭、江等人感情极好，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甚为密切，地方上的情况，随时由这些朋友传达得知。他们同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官场不满，同有改革时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负。他们都认为，当时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镇压的，但这种反抗情绪是由清朝官吏的贪暴所造成，所谓“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
曾国藩在一首诗里写道：“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友，蒨蒨纨绔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牦，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分析说：民间之疾苦，银价昂贵，粮饷难纳；冤狱太多，民气不伸；盗贼太多，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弊政。
曾国藩“为国藩篱”、澄清天下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败没落的清朝政府坚强、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局面。
揭皇帝的短
人们为了生存，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官场，身居高位的人在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来。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读书养望是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的主要事务，躬亲参与的重要政事并不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是他跻身高官、涉足政治的开始。时年三十七岁，可谓官运亨通。他高兴之余，感到一种更重的责任，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自己骤升高位，担心“无补于国计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损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重的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属于亲笔书写，皇家宗亲不得不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
咸丰继位之初，为了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黜了权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时下令开言路、求贤才。
咸丰的即位还是唤起了大臣们新的希冀，至少，曾国藩抱着很高的热忱。新旧君主更替时，是礼部最繁忙的时候，因为对大行皇帝的盖棺论定要礼部拿出意见，一切丧仪也要做得有章有法，而新君即位大典等，也是礼部不可少的事。由于曾国藩“职务繁剧，不遑兼顾家事”，因此写信请他的四弟曾国潢到京帮助料理。3月15日，曾国潢到达京都，兄弟二人“相见极欢”，曾国藩把所有的家务交给四弟“经理”，他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公务中。
讨论时曾国藩也在其中，当时他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进行了集议，讨论时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必行”。
按照官场的通常做法，既然大家都已经讨论通过并已经定下了明确的方案了，曾国藩应该是顺着杆往上爬了，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他经过十余天的思考，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上疏新即位的咸丰皇帝说：诸臣集议乃是“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他的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在阐述道光帝不应郊配的第一个理由时，曾国藩指出：庙坛的规模尺寸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改。现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是“久远之图”。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第二条理由是古来祀典，兴废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则禁后世，越严格越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圣人制礼自居，我们这些臣下的浅短见识怎么能考虑得长远呢！
第三条理由是“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曾国藩举出两个显见的例证，一是孝庄文皇后病逝时留下遗嘱：她谆谆嘱咐康熙皇帝：“我身后之事特嘱你：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不便合葬。若别起茔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你们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康熙皇帝一向孝顺祖母，孝庄皇后死后，康熙帝遵照遗嘱，将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东陵附近。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大业死后是完全可以称“祖”的。但乾隆帝临终前也留下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并将此载入《会典》，“先后同揆矣”。在举出以上两个例证后，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唯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予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奠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曾国藩的奏疏非常有力量，他最后说：今皇上（指咸丰帝）如果不按大行皇帝之遗命去做，就有“违命之歉”。此时，咸丰皇帝颇感为难：如果按照遗命去做，大行皇帝未能郊配，自己的孝心也“有歉”，考虑到将来又“多一歉”，与其他日成礼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左右为难，不如现在慎重考虑，再做决断。曾国藩的奏疏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道光皇帝已经死了，他是不是真是那么想的，谁也不敢肯定。也许道光皇帝本人只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话。当时，咸丰皇帝虽然在御批奏折上写的是肯定的词语，但是心里并不痛快，对曾国藩平添了几分厌恶之情。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地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丰帝即位之初，颇有一番“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发布上谕，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责者，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时为一品侍郎，立即将久蓄心中的治国大计倾吐出来。乃于三月初二上《应诏陈言疏》。
曾国藩对于清朝开国至咸丰之初的人才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末年，顺天府尹余正健不能办事，致使各项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说，余正健虽然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说：那样的话，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
曾国藩主张踏实的学风。他认为，如果要让天下的英才辈出，又要他们不做出格的事情，就必须倡导踏实的学风。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十年之后，朝廷必然会人才济济。
曾国藩上这份奏疏时，他已在京师为官十年之久，此间他从七品小官晋升二品大臣，对于官场风习可以说是每日触及，因此他才能够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来。他后来多次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让豺狼不敢为非。这确实是个悲哀的时代。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做官诀窍，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四则形容官场积习十分形象：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曹振镛死后谥号“文正”，他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信任的宰相。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的柔靡泄沓。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国中，皇帝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官员的风气。道光帝经受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几乎一蹶不振，“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只好报喜不报忧，当时京师有一副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基于十年京官的经历，以及对官场习俗的厌恨，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现状，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对提高他的政治声望以及艰难时挺身而担大任创造了条件。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敢于提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可行的办法。有理有据，从这一点，足以看出曾国藩对清朝的官僚体制的弊病研究的十分透彻。他从民间走出来，把八大衙门的正副长官（即堂官）比喻为农夫，把皇帝比喻为太阳，而把中下级官员喻为禾苗，既形象生动又十分贴切自然。
这一奏疏也反映了曾国藩不是庸碌之辈。他的思考，他的积累，才能形成他对当时人才问题的系统认识。而这些也成为指导他日后治军打仗磨砺人才的观念基础。
由于曾国藩上奏时，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罗悖衍等也各上奏疏，陈述政事。咸丰帝还将通政副使王庆云、鸿胪寺少卿刘良驹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关部门议行。因此，咸丰帝收到曾国藩奏折的时候，也奖许一番，称其“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湛嘉纳”，“折内所请保举人才、广收直言，迭经降旨宣示”，对折中“日讲”的建议，命礼部等衙门讨论切实办法。
当年四月初，曾国藩参照《会典》等书，将他拟定的日讲十四条上奏。随后，在荐举人才时，他举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可当重任。
传统中国当王朝更迭时，往往有政策的大调整。而一个王朝老皇帝崩逝、新皇帝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政策小调整。这就是说，在专制的统治下，由于皇帝的最高权威性，因此即使他在位期间有什么不适宜的政策，往往也难以纠正，只好等待新旧交替时调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自我调整”的机制已很老化，上述情况更加明显。如明朝的嘉靖皇帝十几年不上朝，整天在宫中炼丹，与道士、宫女混迹一起。朝臣上的奏疏大多连看都不看，就“留中”了，也就是不交有关部门讨论执行。这位统治了四十余年的皇帝，给明朝带来了中衰。他的晚年，终于有一位天下后世都闻名的大臣上了一道疏，大骂皇帝一通，其中有一句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说天下人早就认为您不应当皇帝了。这个人就是海瑞。嘉靖皇帝看到这句气得浑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不久，这位皇帝倒真的想辞去皇帝，当太上皇，并举海瑞疏为证。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只好等待新君即位。
当年，曾国藩上奏了《应诏陈言折》《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汰兵疏》等。这些折疏所言之事似乎已不太新鲜，但出自曾国藩对清廷的忠耿之心、妙手之文，恳切、生动，跃然纸上。奏折揭示了人民的种种疾苦、钱贱银贵等情；官场黑暗、官吏无能、腐败、害民扰民之实况；还提出兵伍不精，徒费国用，建议裁汰五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并提出选拔有用之人，制定严格的培养、考察、升黜制度等。
这些奏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效果，甚至于皇帝看没看都难说。当时应诏上的折子也太多，咸丰虽值英年，又主动征求言路，但是国家问题太多，上奏提的问题又大致相类。所以，皇帝看得多了也就懈怠，哪能一一回复，大不了的，批个“知道了”，也就算不错了。
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急骤发展。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败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同年3月，咸丰任命他的舅舅、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担任前线总指挥，任命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协办军务。当时，赛尚阿的职位最高，与咸丰帝的关系也最密切。派他直奔广西前线，在朝野之中，引起极大反响，大家认为这次的形势可不一般了。
曾国藩更是着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说，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们的纷纷奏章，皇帝多置于不问，或以“勿庸议”三字了之，或下一旨空文，而后“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将“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表示不满。
“为国藩篱”的“血诚”，促使曾国藩于1851年5月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冒着极大风险上的此折，因为曾家受恩深重，自己身为二品大员，诰封三代，此时不尽忠直言，对不起国家黎民。他认为，新君登位，满朝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刮起，对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长了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性，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因此趁着元年新政，冒死把“骄矜之机关说破”，使皇帝“日就竞业”，使廷臣“趋于骨鲠”，以树立朝廷进取之风气。
出于“济世以匡主德”的大目的，曾国藩进行了这次冒死的犯颜直谏，几乎因此而丢了前程甚至是脑袋。
这次上疏的内容的确也是不比寻常的，他是直接给皇帝提意见，是揭皇帝的短。其宗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批评咸丰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对广西前线的将帅安排不当；第二方面是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第三方面批评咸丰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
据说，曾国藩的这个疏稿不仅呈给了皇帝，而且他怕又像上几篇奏稿那样，石沉大海。在上朝时曾把要害之处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来。
自广西金田起义后，前线的风声越来越紧，咸丰的朝会也就很多，所议内容多也是战争之事。在一次朝会上，曾国藩跪奏了那篇稿子的主要内容。
开始一段，他跪奏了“防琐碎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自继统之后，往往以小节归咎大臣，因小失大。而广西的军事用人，也是因小失大，筹借中皆有失误。
曾国藩操着不易听懂的湖南口音，唯恐皇帝听不真，说得很慢。朝堂上的百官清清楚楚地听到曾国藩句句指责的是皇帝本人，因此鸦雀无声，不知道会如何收场。
咸丰听完了第一段，克制着火气，又往下听。曾国藩第二节讲的是“杜文饰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广开言路，但对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曾国藩先批评皇帝处理广西军务失措，又批评皇帝开言路是做样子。
随后，曾国藩又跪奏了第三节“防骄矜之气”，指责咸丰“饰非拒谏”“娱神淡远”“恭己自怡”“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
曾国藩在百官面前如此指责咸丰皇帝“骄矜”“虚文”，而且举出了一大堆例子，至高无上的天子尊严受到了挫辱。于是，龙颜大怒，大喝：“狂悖！”“该当何罪！”马上要令军机拟曾国藩之罪。
幸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他罪该万死，但冒死直陈，出于对国家的愚忠，原视皇帝为舜尧，自古“君圣逆直”，望免其罪。咸丰这才没有加罪。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咸丰初期的主要作为，表现了他不同于一般官宦的抱负和远见，同时也显示了他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望。从清廷到湖南家乡，许多人都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请曾国藩将他的上书呈转。曾国藩在复信中说：现今世风日下，而官吏们又狭隘酷烈，内观身世沉浮无有涯期，外观满眼民生日蹙。实际道出的是他自己的感受。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指陈咸丰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抄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同乡老朋友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威望也就日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虽未成功，但影响极大，他的“鲠声”在清朝官吏中传扬开来。尤其在湖南的知识分子中，如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岷樵、彭玉麟、朱尧阶、欧阳兆熊、江忠源等人都一齐夸赞曾之“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说此举可“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
面对机遇保持理智
一个人一旦忙碌起来便会忽略掉很多东西，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赴京就职以来，为了仕途前程，曾国藩已阔别家乡整整十二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的祖母病故，他闻讣后即欲南归，但未能成行。第二年春天，星冈公身患重病。曾国藩闻讯后除写信给父母、几位弟弟详商治疗办法后，他决定一定要回家探望，但是，身为官场中人，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他在给弟弟们写的信中说道，自己回家有三难：一是无钱；二是家眷众多，回不回都不好办；三就是回家就必须暂时离职，假期期满等候补缺也难。
曾国藩思念家中的亲人，家人也同样盼望着久别的他能够尽早团圆，只是儿女私情跟国家大事比起来，总是显得那么渺小。家中老人为了不妨碍儿子的前程，给曾国藩写信时告诉他，让他一意服官，不必挂念家中之事。
不久，曾国藩连升三级，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年届六十。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花甲之年属于大庆，应该把寿辰办得更风光。在京城的曾国藩又不能自已，决定明年请假回乡再办。曾国藩虽然急切地盼望回归故里，但这次依然没能成行。不久，祖父病逝的消息从湖南老家传来。曾国藩闻讣后请假两个月，在京中寓所穿孝，以托哀思。
咸丰二年（1852年）6月12日，曾国藩在焦急不安中被钦命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江西毗邻湖南，距湘乡尤近。因此，曾国藩次日递折谢恩时，奏请试竣后赏假两月回籍省亲。咸丰允准。
6月24日，满怀着为朝廷取士的“热望”和与家人久别重逢的喜悦，曾国藩驰驿而行。繁华的京城和威严的紫禁城被远远地留在了身后。他不会想到，这一次离京，一别就是十几年。他也不会想到，时代的激荡把他引向另一条道路。他更不会想到，这一次离京，儒生真的羽化成“蛟龙”，他的命运已与大清朝息息相关。
曾国藩乘坐官备驿站，经直隶，过安徽，经过一个月的旅行，于7月25日，行抵安徽太和县境的小池驿时，接到了母亲江氏已于6月12日逝世的讣闻。曾国藩想起十几年前的分别竟成永别，想到操持一生的母亲临终前竟没有见到身穿二品官服的儿子，他痛心不已，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奔回原籍奔丧。
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朵听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风声。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扶棺痛哭。9月22日，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被安葬在下腰里宅后。此时的太平军已锐不可当。
回家奔丧，本该好好祭悼生他养他，一别十几年，临终又未得见上一面的慈母。但是，这些却被太平军北进的消息冲淡了。长沙之围虽解，但太平军是主动撤围，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岳州，攻占汉阳、武昌。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闻风而逃。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连克州县，湘省各地“会党蜂起应之”。8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全省震动，地主富豪纷纷逃命，郭嵩焘兄弟及湘中名宦左宗棠兄弟也率眷属避入玉池山梓木洞。年底，太平军兵指湖北，水陆并进，“帆帜蔽江，所过城镇，望风披靡”。
与太平军的势如破竹相反，清军一触即溃，接连丢失重要城池，大有土崩瓦解之势。这一年年底，太平军以地雷轰塌武昌城墙，遂克武昌。这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举国为之震动。眼看江南半壁江山换了颜色，咸丰皇帝气急败坏。虽然他早就知道八旗兵与绿营兵软弱涣散，但没想到竟如此不堪一击。前方局势的急转直下，促使清廷高层不得不寻找另外的救急之策，这就是令各省在籍的大臣举办团练，自卫桑梓。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命令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如：1852年9月，任命刑部尚书陈孚恩为江西团练大臣；1853年2月，任命在家养病的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安徽团练大臣；不久，又命工部侍郎吕贤基办团练。仅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四十五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十三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
咸丰二年十一月末，咸丰在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谕中说：
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必尽心不负委任。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规定，无论多高职务的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守制。如果朝廷特别需要这位官吏，必须发特诏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于守制尚未期满之时，即令复职，这种制度称为“夺情”。
不过，此时的曾国藩是有所顾虑的。其一，这时出山，有违孝道。亡母尚未安葬，若此时出山，必有违丁忧离职守制大礼。一直以来，自己整天都满口满纸的忠孝仁义，若也违制，天下人难免会耻笑。其二，投笔从戎，心里没底。自己只是一介文员，并不懂兵法，假如现在投身战场，肯定会有巨大磨难，一旦办理不善，可能连官职性命都保不住。其三，手中无兵，官场复杂。他对清朝的官场腐败是有着深切认识的，明白要办一事，处处荆棘，若是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就必然会同上下各级发生纠葛，办起事来一定困境重重，束手缚脚，举步
维艰。
考虑到了种种难处之后，他便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写折子，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圣意，并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军攻克了武汉，很快就要反攻湖南。这使得刚坐到湖南巡抚宝座上屁股还没热的张亮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立马命郭嵩焘连夜赶往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
恰巧在这一天，好友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县令朱孙诒清楚郭与曾的关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前往曾家。120里的路，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说，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昆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
除了“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外，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是个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写文章不同。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也招不到兵、勇。因此，当乡间名流好友及巡抚大员一再请他出山时，他最初均表拒绝。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就在写给刘蓉的信中，将他之所以迟迟不赴团练局的原因一一写明。
曾国藩办事讲究条理，往往从最根本处讲求。让一个身带墨孝的人出入乡绅富户之家，是对先人不孝，对他人不恭。况且，他的“人力资源”对于筹集饷项可以说没有大补。但是曾国藩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对刘蓉说：“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拟于百日之后前赴县门，以明同舟共济之义。”随即提出自己的意见：“鄙意以为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认为“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则固可以一战。”
12月15日，曾国藩又给他的内兄欧阳秉铨写去一信，请他前往京师，帮助将家眷接回湘乡，他还说自己在家服丧仅满四月，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立即出山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且所办之事亦难寻头绪，若其认真督办，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再四思维，实无裨于国事，是以具折陈情，恳乞终制。”为了取得昔日友好对他内心苦楚的理解，他还将折稿寄到京师，请内兄转交“相好中如袁、毛、黎、黄、王、袁、庞诸君，尽可令其一阅。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吕鹤田有欲阅者，亦可一阅。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而办事，陷于不孝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出山办团练的困难考虑得十分细致、具体。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
在领命前去经办团练之前，曾国藩首先要安顿好家中之事。获知曾国藩要出山后，他的四个弟弟都要求随他离家参战，但他只答应带曾国葆一人离家，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更佳的时机再出来帮忙。
一切安排停当后，曾国藩再祭母灵，请求逝世的母亲的在天之灵能谅解他难尽孝道之举。为了对国家尽忠，他决定“墨绖（dié）出山”，去迎接那不可预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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