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深入浅出的分析了中国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十大思想家的生平以及他们的思想理念，萃取了他们的人生智慧，力求尽善尽美的将他们的思想特质呈现在世人面前，使之对现代人有所启发。思想家们的思想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甚至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引以为豪的无价之宝。
作者简介：
秋至乐：从事编辑工作多年，文字底蕴颇丰。擅长撰写历史类的书籍，文字简单易懂，具有极大的阅读性，能让各类读者都能感受到作者文字中的内涵。在出版过的图书中都得到市场的认可和读者的赞扬。
目录：
目录：
前言
第一章道家之祖老子
第一节生平概述
以《史记》论纷繁身世
聪敏善思，入周求学
孔子问礼老子“犹龙”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出关遗智《道德经》诞生
“道可道，非常道”
“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
第三节老子与道家
先秦道家概述
老子与黄老学派
现代新道家
目录：
前言
第一章道家之祖老子
第一节生平概述
以《史记》论纷繁身世
聪敏善思，入周求学
孔子问礼老子“犹龙”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出关遗智《道德经》诞生
“道可道，非常道”
“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
第三节老子与道家
先秦道家概述
老子与黄老学派
现代新道家
第四节老子智慧拾珠
老子小故事
老子名言选录
第二章至圣先师孔子
第一节生平概述
没落贵族周王室后裔
勤奋好学积极游说
晚年治文编定“六经”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论语》：“仁”“礼”之书
“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
“仁者爱人”的社会理想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第三节孔子与儒家
开创儒家大派延续礼仪之制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儒家
走出国门的孔老夫子
第四节孔子智慧拾珠
孔子小故事
孔子名言选录
第三章墨家开山者墨子
第一节生平概述
迷雾环绕的姓名考
来自平民的圣人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墨子》：广博的墨家经典
特色的认识论和首创的逻辑学
“兼爱”的社会理想“非攻”的政治期许
全面而实用的“备御之法”
成就奇异的自然科学
第三节墨子与墨家
创墨家学派，传亲民精神
墨家传承及现代新墨家
第四节墨子智慧拾珠
墨子小故事
墨子名言选录
第四章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
第一节生平概述
韩国公子求学赵国
不为国用身死秦国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韩非子》：法家的文字盛宴
“恶劳而好佚”的人性论
君主专制的合时呐喊
成就非凡的韩非子寓言
第三节韩非子与法家
法家先驱和早期法家思想
博采众长，集法家之大成
第四节韩非子智慧拾珠
韩非子小故事集锦
韩非子名言选录
第五章“三纲”“五常”之父董仲舒
第一节生平概述
勤奋好学公羊大师
天人三策董生扬名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专治《春秋》的《春秋繁露》
“性三品”的人性论和求贤明的人才观
“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
神秘的天人感应目的论
“大一统”的“君学”思想
第三节董仲舒与儒家
以儒炉熔百家的新儒学
清末新政与儒家体制的崩溃
第四节董仲舒智慧拾珠
董仲舒小故事集锦
董仲舒名言选录
第六章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第一节生平概述
出生儒学世家涉猎各家学说
仕途不畅为官亲民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朱子刊行《四书》
由“仁”“礼”发挥为理学
涉众兼容的特色理学
“存理灭望”的道德目标
道统下的无讼思想和民生观念
第三节朱熹与理学
宋儒造就理学大师
科学理性治国良方
第四节朱熹智慧拾珠
朱熹小故事集锦
朱熹名言选录
第七章“心外无物”的心学大师王守仁
第一节生平概述
“书圣”后裔 全能大儒
骁勇善战 “大明军神”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百世传习的《传习录》
“心外无物”的唯心哲学
“知行合一”的哲学观
“良知”论和“致良知”说
明“赏罚”，行德礼的政治主张
第三节王守仁与心学
王学的理论渊源
王学的发展分化及现代心学
第四节王守仁智慧拾珠
王守仁小故事集锦
王守仁名言选录
第八章明末清初启蒙大家王夫之
第一节生平概述
国家民族危亡个人命运飘荡
全能学者哲学大家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三大重要哲学著作
辩证、唯物的哲学系统
理势相成、即民见天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
有欲斯有理的伦理思想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学思想
相互作用的教学观
第三节 王夫之与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及其思想主张
第四节 王夫之智慧拾珠
王夫之小故事集锦
王夫之名言选录
第九章开一代风气的清末思想家龚自珍
第一节生平概述
名门公子学问早成
历经三大阶段终成思想大家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己亥杂诗》及诗文创作
“经世致用”的新思潮
力主改革的社会政治主张
无善恶的人性观和不拘一格的人才观
第三节龚自珍和清末思潮
独立的思考英锐的气节
清末思潮与“经世致用”
第四节龚自珍智慧拾珠
龚自珍小故事集锦
龚自珍名诗名言选录
第十章维新领袖、“大同”拥趸康有为
第一节生平概述
东南世家公子中华思想先驱
“公车上书”维新领袖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丰富著述
承前启后的教育思想
追求一生的“大同”梦
第三节康有为与中西文化
“保教”图存中西合璧
西方哲理东方哲言
第四节康有为智慧拾珠
康有为小故事
康有为名言选录 前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无论是在文学、哲学、史学，还是自然科学与人文技术等诸多方面，我们的祖先都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民族历史的悠久，民族性格的勤奋聪颖，造就了如繁星之数的各领域之大家。每朝每代都有很多学问见识出众、思想成就斐然的思想家青史留名，继而世代流芳。尽管岁月的流逝好似东去的江水，但几番奔腾、竞择之后，却还是有那么多智者光芒闪耀，令世人景仰。
乱世出英雄。社会动荡的时代，却也是诞生伟大思想、造就不朽思想家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思想黄金期：一为春秋战国的先秦时期，一为明朝末期、清朝初期，一为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以儒家、墨家两家显学为代表的百家面对战火不息的社会，奔走相告，积极推行着自家的思想主张。仅就这一时期而言，思想大家又何止十人而已？仅仅儒学一家，就有孔子、孟子、荀子等老少皆知的大人物。所谓“诸子百家”，算上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可以被敬称为“子”的大家何止百人？但本书不是一部卷帙浩瀚的思想史，于是就得有所谓的选择和重点。
书中的十位思想家，基本来自于上文所说的我国三大思想黄金期。老子、孔子、墨子和韩非子分别是先秦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是汉朝第一儒者，对先秦儒学多加改造成新儒学，开启了儒家时代；朱熹是宋朝理学大家，是理学集大成者，程朱理学对宋之后的封建王朝影响重大；王守仁是明代的心学大师，他企图以倡导心血，扫清已活力尽失的理学之弊；王夫之、顾炎武和康有为三人尽管主要的活动时期有别，但都与清朝关系密切，一个是明末清初启蒙学者，力主社会改革，一个是清末开风气者，强调“经世致用”和改革政治，一个则是清末及近现代史上的思想先驱和革命大家，为了国家生机和社会民主奋斗终身。
从以上的文字中，读者朋友们不难看出，儒家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和主流思想。从孔子到董仲舒，到朱熹，到王守仁，无论是传统的先秦儒学，还是服务于“大一统”的新儒学、繁复、严密的理学、主张“心外无物”的心学，儒家的发展在世代延续的同时，更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支流的汇入和衍生。对于明清时期带有启蒙色彩、持有现代观念的学者而言，儒学同样根深蒂固，新的社会状况和国际形势使他们察觉到了别样的时代气息，造就了他们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新言语。他们思想之新异，有儒学范围内爆发的新，有偏离儒学大道而开创的新，也有完全源于西方的新，而即使是完全的舶来品，运抵中国后要用之有处，却又难以不将这洋物做一些中国化的改造，增加其通行的顺畅度，增大其适用空间。
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明清时期的理学盛行，再到明清时期的新思想萌芽及兴盛，社会思想经历了一个从繁花似锦到一枝独秀，再到百花争艳的过程。董仲舒的儒学改造和“黜百家、尊儒术”的奏请，在结束了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开启儒学时代的同时，无疑也是对其他学术流派的遏制和残害。自西汉之后的近两千年间，与儒家同为先秦显学的墨家遭遇了长久的无人问津的窘境。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封建统治逐步瓦解。人们禁锢的思想得到了一定的解放，明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取得发展空间的同时，西方文明的传入丰富着中国社会的思想内容，刺激着本土思想活力和创造力的爆发，封建时代长期遭到压抑的传统思想也先后迎来了复苏的春天。儒家在清末丧失了统治权威，不再是社会支流意识形态，但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性格的影响从未断绝。现如今，儒家是“国学”的代表学派，孔圣人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儒学植根国内、走向国际的现在，道家、法家、墨家，理学、心学等传统思想文化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文化的魅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现代道家、现代法家、现代墨家等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的关注和拥护，更在异域他国收获了不少的拥趸。
这十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的智慧广博而深厚，区区十几万文字显然是无法说清道明的。幸在本书不是一部“中国思想史”，目的也不是要将中国思想的发展脉络一一整理、记录。读者朋友若是发现自己对书中文字感兴趣，有一再阅读的动力，阅毕自觉有所收获、有所感悟，本书也就不失为一部成功的书了。 第四章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
第一节生平概述
韩国公子求学赵国
公元前281年正值战国末期，这一年，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诞生了一位公子，他就是先秦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论辈分，韩非子是韩国王国之君韩王安，即韩废王的堂兄，是正宗的韩王室宗族。
虽身为韩国公子，韩非子却丝毫没有染上养尊处优、游手好闲的不良贵族习气。相反，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他的一生都在为了韩国的前途命运而奔走呼号。
尽管同列战国七雄之一，与西边日渐崛起的秦国和南边实力强大的楚国相比，韩国不仅国土面积狭小，而且政治颓败、军事松弛。韩非子长大成人的十几年间，他对国家的症候所在早已心知肚明。他从小就立志求学，严谨勤勉，树立了远大的报国志向。从小的努力让他少年成名，当时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么一个努力、上进的公子。学无止境。韩非子怀着强烈的报国梦想和远大的志向，在一段时间的游学后开始了一段新的求学旅程。他餐风饮露，跋涉千里来到了南边的赵国，求学于荀子。
荀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他虽被尊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实际上却是一位“杂家”。荀子的思想学说以儒为本，又兼收法家、道家、墨家和名家之长。他以儒家后人自居，尊孔子为圣人，但反对以孔子嫡孙孔伋和儒家亚圣孟子为首的“思孟学派”。他对孔子思想有所损益，最突出的成就，一为强调了“礼”，二为提出了“性恶论”。荀子之“礼”相较于孔子，更加重视社会上个体的行为规范，具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他认为，人性由性和伪两部分组成，其中性是人的先天本能，性是恶的；伪是人的后天教化，伪是善的。如果顺从性，人就会为立刻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而导致道德沦丧、天下大乱。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礼义道德来“化性起伪”，达成人的后天教化，维持社会道德和秩序。
韩非子受老师荀子的影响很大，但思想观念又与荀子很是不同。尽管荀子的思想成分较为博杂，但儒家思想依旧是其思想支柱，韩非子却没有承袭老师的衣钵，而是转投了法家，并且成绩斐然。正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云，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虽然师从儒学大家，韩非子却喜好刑名法术，对“法”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吸收了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佚”，因此，国家要以“法”来约束民众，并且施刑于民。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之前法家各流各派的思想之长，如申不害的“术”思想、商鞅的“法”思想等，提出了具有总结性和代表性的新思想，成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后世的人们提起法家，首先想到的多是韩非子，而少有人知道他之前的法家先哲了。
有人以为，韩非子之所以为“韩非子”，是因为“韩非”是复姓，而“子”则是对男子的尊称，就如孔子姓孔而被尊为孔子，孟子姓孟而被尊为孟子一样。这是错误的。
韩非子姓韩名非，那么我们为何通常将韩非尊称为“韩非子”而非“韩子”呢？一种说法说的是与韩非子同一时代，已经存在一个被尊称为“韩子”的人了，为了区别二人而将稍后的韩非称为“韩非子”。也有人指出，唐代之前，世人也常称韩非子为“韩子”，后因唐代大家韩愈的缘故而改称“韩非子”以区别。唐代之前的作品中将“韩非子”或《韩非子》称为“韩子”或《韩子》的也不鲜见。例如，《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韩子五十五篇”，即为《韩非子》五十五篇，又有《正义阮孝绪七略》再曰“韩子二十卷”，即为“《韩非子》二十卷”。韩愈作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被世人和后人尊称为韩子。唐代之后，为了区分韩非和韩愈，我们通常将“韩子”指称韩愈，而将“韩非子”指称韩非。不为国用身死秦国
韩国国小势弱，周围强国早就虎视眈眈，垂涎已久。韩非子在外学有所成，然而当他归心似箭地返回了韩国，倾尽自己所学，向韩王安推广帝王之术和富国之策时，却遭到了始料不及的冷遇。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据学者们推测，是因为他无法与人正常交际。韩非子患有口吃结巴的毛病，无法与人进行正常交流，这必然对他的游说工作的开展很不利。尽管不善言谈，但思维敏捷、博学多能的韩非子依旧找到了抒发自己志向和怀抱的途径，那就是著书。
上帝似乎总是公平的，韩非子没有铁齿铜牙，却有下笔成章的才华。他善于著述，所著的文章论事、说理气势逼人，不得不令人折服。韩非子在政治上的困窘只是暂时的，他思想的光芒早已伴随着作品的流传而闪耀他国。
公元前233年，即秦王政14年，雄心勃勃的秦王嬴政正在苦苦寻觅一套行之有效的、可为后世立法的政体。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孤愤》和《五蠹》。阅毕，嬴政感慨万分，以为如此优秀的作品该是古人的遗世之作，他仰天长啸道：“哎！寡人我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并与他交游，就死而无憾了。”一日，嬴政在与大臣李斯交谈时谈及了《孤愤》和《五蠹》，钦佩、赞誉之情溢于言表。李斯禀告说这文章作者并非古人，而是自己的同窗师兄韩非。嬴政大惊，当他得知韩非健在，立马下令王翦率领20万大军屯兵韩国边界。大兵压境，不为金钱、不为土地，只要韩王安愿意派遣韩非子出使秦国，以完成嬴政当面求教的心愿。
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韩非子毅然踏上了出使秦国之路。嬴政以礼相迎，在咸阳宫以隆重的仪式接见了自己思慕已久的“偶像”。仪式结束后，嬴政留下了韩非子请教，韩非子趁机拿出先前准备好的文章一篇，递予秦王，以表明此次出使的目的所在。
这篇文章就是有名的《存韩》。文中言辞恳切，说理透彻，韩非子建议秦王将赵国作为进攻目标，放过多年无怨无悔地追随秦国的韩国。尽管嬴政心中清楚自己迟早要将韩国消灭，但面对自己神交已久的大家，心中还是有所动摇。
秦国统治集团默默地注视着韩非子和秦王的举动。面对韩非子存韩的建议，声势日长的秦国上层集团自然是难以妥协的，而面对秦王举棋不定的态度，早有人开始谋划着行动了。
李斯曾与韩非子一道拜在荀子门下，其思想也属法家一脉。李斯曾为楚国小吏，后立志摆脱穷苦命运而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他有野心，有斗志，也有专营的智慧，逐步成为嬴政身边的宠臣。同窗治学之时，韩非子的成就便远在李斯之上，如今眼见着其就要成为秦王的宠信之人，这是李斯所不容的。进过一番筹划，李斯和他人联合向秦王上书，批评了存韩的错误思想，又趁机诋毁说韩非子是韩国的公子，自然为韩国的利益着想，秦国不能重用，若放其归国又是养虎为患，不如将他杀了。秦王一时听信李斯之言，将韩非子暂时收监入狱。后李斯利用职务之便，给韩非子送去了毒药，逼其自尽。当嬴政感到后悔，想要赦免韩非子之时，一代法家大师早就魂归天际了。
第二节著书与思想
《韩非子》：法家的文字盛宴
秦王嬴政很是推崇韩非子的著论，不惜动力武力而求一见韩非子真容。因谏秦王先伐赵缓伐韩，韩非子被同出荀子门下的李斯所害，亡身秦狱。在入秦之前，韩非子力求改变韩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多次上书韩王，希望以法制国，以法强国，其主张却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子怀着满腔遗憾与忿恨，便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韩非子的散文风格突出，他善用寓言、比喻来进行说理，文笔锐利、议论透辟。韩非子的散文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尤其对汉初政论家的政论文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韩非子死后，后人搜集他的遗著，加以整理，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了一部名为《韩非子》的书。因此，“韩非子”现有两个解释，一指一个人，即战国末期韩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二指一本书，即韩非死后，后人搜集、整理其遗作，并加入了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而编成的作品集。《韩非子》是论述韩非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全书现存55篇，约十余万言，书中大部分为韩非子本人的作品，另有一些他人的相关篇章。自汉代以后，流传的《韩非子》的版本渐渐增多。近代学者陈奇猷先生的《韩非子集释》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是不错的读本，梁启雄先生的《韩子浅解》内容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足见功力之深厚。
在韩非子生活的时代，崇尚“法先王”和“复古”的儒家、墨家是思想界的显学，韩非子的观点却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他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和社会状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这四个政策。他还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之后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治国理念上都深受其学说的影响。书中重点宣扬了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是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
韩非子虽死，他的思想却得到了秦皇嬴政的重视和实践，在谋杀他的凶手、曾经的同学李斯手上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实施。李斯最终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秦国丞相，嬴政也最终成为了一统中国的千古一帝。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不仅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还为秦之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恶劳而好佚”的人性论
韩非子性恶论思想的形成，与老师荀子的影响密不可分。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生而有好恶。人若顺性而为，社会就会充斥争抢，忠信不存。韩非子承袭了荀子的性恶论，持有与老师相近的看法，认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但是，韩非子顺着这人性好利恶害的道路，比荀子走得远得多。
荀子将自利视作人的本性，他看到了人们因顺从自己的自利之心而引发的争夺不止、忠信消亡，但只是由此引导出了人性本恶的结论。人因自利而导致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不善，这隐隐告诉我们：自利是恶的。荀子只看到了自利之恶，韩非子却更多地将眼光投向了自利之善。
面对人性自利的特点，韩非子一方面并不否认欲利之心会带来危害，另一方面则看到了自利的积极意义。“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韩非子在承认私欲阻碍成事的基础上，又说“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明确指出欲望对成事有益。人人“好利恶害”，每个人都有私心、私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与合作都是通过“利”来实现的。自利可以给人们带来害处，也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因此，自利本身并没有什么是非善恶之分。
那么，自利的人性要如何被引导向善的方向呢？这正是荀子和韩非子人性论的重大不同之处。
荀子主张性恶论，却也承认性善的可实现性。性之恶是天生的，性之善却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引导而达到的。这后天的努力，在荀子看来，就是礼乐教化。荀子认为，只要圣人能够制定可行的礼乐教化方案，人们就可在此教化之下抵达人性善之境界，是为“性伪合而后天下治”。相比韩非子，荀子的性恶论无疑是乐观、积极的。
韩非子主张性恶论，但没有为我们指出通向性之善的途径。在他看来，“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众即使会做善事，也只是为外在的形势所迫，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存在着什么本有的善义。人性本就好利恶害，人们的行动也就只能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努力地趋利避害，这是毫无成善可言的。韩非子的思想中，不存在一个人性的善之境界，只有一个人人追利避害的现实世界。韩非子的人性论带着些许的消极，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的人性论是超越了人类善恶标准的一种对人性客观、冷静的观照。
尽管性善的引导在韩非子眼中是不存在，韩非子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可以针对性恶而进行的管理活动。明确将“人性恶”理论与社会管理活动相联系，是韩非子的独创。
为了向我们证明社会关系的实质，韩非子为我们剖析了几类典型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在韩非子看来，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利害关系。“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产男则庆贺，产女则杀害，无非是父母考虑到今后的便宜，为长远的利益作打算的结果。原本最最真切无私的父母、子女的关系，赫然成了一种充斥着算计的功利关系。最亲密的上下两代之间的关系尚是如此，更何况是其他的社会关系了。君臣关系则是功利性最为明显的典型了。在韩非子看来，君臣关系不仅是典型的利害关系的交换，而且其中的利害关系大于其他厉害。君上是这样的心思：“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臣下则是这样的心态：“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双方根本没有情谊、信任与忠诚可言，任用和效忠都只是一种时刻的算计和相互间的利益交换。
通过解密典型社会关系中的利益本质，韩非子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质，都是利害关系，自私自利是人性的本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利益，驱使着人们或为人效力，或向人低头，或损人利己，或援助某人，或歌颂某物。这一切的心理和行为都是利益的驱使，没有善恶是非之分。
如果任由人们顺性而为，社会就会因为人人逐利而混乱不堪。因此，统治者需要采取管理措施。那么，要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呢？
在韩非子看来，只有牢牢把握住“利害”，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由于社会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利害”二字，统治者需要把握之，以清晰地解剖纷繁的社会关系，继而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
首先，一切管理制度和法令法规，都必须在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贯彻落实，真正做到令行禁止。针对“好”与“恶”的人情，统治者就可实施赏罚，而“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禁令是法令的基本表现形式，赏罚是最常见和最有效的维护禁令权威性的手段，而赏罚只有和人情的“好”“恶”相结合，才能真正起作用。再者，与禁令相关的赏罚，要做到厚赏重罚，所谓“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赏重罚立足于人的逐利本性，立足于人趋利避害的心态，能够帮助实现令行禁止，发挥劝善禁恶的效果。
正是因为人人“皆挟自为心也”，“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所以需要统治者以厚赏重罚为手段，以辅助法令的施行，最终实现社会秩序在人人逐利的条件下仍能达到和谐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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