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是作者民国人物研究的汇编，具体内容可借作者自己的话概括：“开国元勋、护国军神、盗国巨魁的若干事实，国人类多知晓，不必再多费词，只需提要钩玄指陈一二重点，就可有助于读者们的记忆。至于祸国的武夫，误国的文人，其投机取巧翻云覆雨的行径，世人多不了了，如今实应着意描述，使他们在历史的镜子前，无所遁形……如杨度、徐谦、陈炯明、江亢虎等就占据比较多的篇幅。”所述人物，都建立在一手史料的整理挖掘基础上，为民国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史料；文风简明畅快，是传记文学的上佳之作。
作者简介：
吴相湘（1912-2007），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校勘《明实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部工作,专事收集战争资料编纂战史，撰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文稿。20世纪70年代，编著出版《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最早记录了中国军民长期抗战的历史，也是学术界公认迄今为止，最为权威和优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他根据故宫档案编著的《晚清宫廷实纪》、《清宫秘谈》,揭露数百年来紫禁城中隐踪秘事,很有史事价值。他引用英国、日本外交档案写成《孙逸仙先生传》,披露了大量国内书刊从未涉及的史料。他撰著的《民国百人传》、《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先驱》、《民国政治人物传》、《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等民国著名人物传记,开民国史研究之人物研究的先河。他研究历史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主编出版了一系列史料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史学丛书》、《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长编。他发表的大量史学论文,已辑成《近代史事论丛》、《历史与人物》等书刊出版发行。并著有长篇自传《三生有幸》。
目录：
黄克强与辛亥革命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蔡松坡为国民争人格
“遁甲术专门之袁世凯”
“慰廷总统老弟”之杰作
“五路财神”梁士诒
康梁与复辟运动
“旷代逸才”杨度黄克强与辛亥革命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蔡松坡为国民争人格
“遁甲术专门之袁世凯”
“慰廷总统老弟”之杰作
“五路财神”梁士诒
康梁与复辟运动
“旷代逸才”杨度
“项城劲敌”岑春煊
陈炯明“造翻出身”
徐谦制造赤色政权
江亢虎与中国社会党
“今之寇准”黄膺白
居正革新司法
石瑛——民国以来第一清官
张之江与西北军
吴忠信安定边疆
朱执信知行合一
谦让容众的朱培德
东京湾受降的徐永昌
戴传贤菩萨心肠
陈果夫的一生
陈辞修生平大事
奉行以德报怨国策的汤恩伯
后记
本书著者吴相湘早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时，便深受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史学观的影响，且性好旅行，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遍及海内外，尝一再远赴日韩欧美等地访问研究，每到一处，定搜求史料，满载而归。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晚色侵江白，轻舟发夏阳，潮声随岸远，山势送人忙。
大地风云郁，长途雨雪降，悠悠此行役，何处是潇湘?
这是桃源渔父宋教仁先生于民国二年二月自汉口东下上海时的诗句，也可说是宋先生在人世最后的吟咏；因为在当年三月，他就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沪宁车站了。
宋先生死时不过三十二岁，他是生于民国前三十年二月十八日，即清光绪八年壬午岁（西元一八八二年），依照我国传统计年法，上年正是宋先生八十冥寿。
宋先生虽然“不幸早死”，但是在他三十二年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却已经对国家民族尽了他最伟大的贡献，在国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蔡孑民元培先生说：“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多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若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渔父先生其最著者也。”——这是蔡先生亲眼见闻的写实，不是故意溢美的客套语。革命历史的记载更多可以证实这一说法的。原来自民国纪元前八年华兴会在湖南起义计划失败以后，宋先生就与黄克强先生等先后东走扶桑，一以避清吏的捕杀，一以作负笈求学的打算——当时留日学生界几乎是以学习军事为风气，因为大家的认识，都以为要“富国”必先“强兵”，并且要想推翻腐败的专制政权，也必须要先建立革命的武力。宋先生初到东京时，也深为这一风气所感染，曾经报名学习兵式操和马术，以为投考军事学校的初步；但是经过四五月以后，先生的计划变更了：他决心肄习政治经济学，这是他涉猎各种学科和研讨立国的根本大计，又经中日友人研究他的个性兴趣以后的结果——当时友朋多称许先生头脑细密，秉有天赋的组织力和经国的才能——从此宋先生就进入法政大学（后改入早稻田大学）。努力学校功课的余暇，就潜心翻译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实况的书刊，一方面个人藉此研究各国政治经济的优劣得失，一方面将它介绍给国人研讨。并且译述稿费所得，不仅可以添讲新书刊，有时还可以济革命党费用的不足，例如先生译述的日文名著《财政学》一书，它的稿费曾使同盟会渡过经济困窘的难关。
宋先生这样苦学的结果，使他对革命成功后建国的规模计划有所得于心。当辛亥春，黄克强、胡汉民先生筹谋广州起义的时候，他就被推选担任统筹编制课长，由上海至香港埋首于草拟文告典章的工作。“三二九”起事时，先生于革命政府组织所需要的约法与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都已纲举目张，累累备载，完全拟具了。不幸起义之事失败，先生只好带着盛放这些文告法规的一只大皮箱潜回上海，蜷伏在民立报馆的小楼房中，根据失败的经验加以改正。武昌首义成功，各种法令规章能够很快地制定公布实行，就是宋先生十数年来潜心研究建设事业的成绩。
在“三二九”与武昌首义的几个月间，宋先生在上海与陈其美、谭人凤诸先烈组成“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为长江起义革命的总机关，更是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宋氏手撰中部同盟会成立宣言有云：
……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而外此之入主出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更不知凡几……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一则以事败心灰，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心，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旅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各团体对于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感情之故见，不可现也。
由此可见“三二九”一役以后，革命党人的情形以及中部同盟会成立的迫切需要——长江流域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以后，一切均按计划进行，章太炎先生所谓“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昌之群党，未半岁，遂以集事，则谭人凤、宋教仁为之也”可说是道出了中部同盟会组织的成效，也就是宋先生对民国的最大贡献。
武昌首义成功以后，宋先生即奔走于武汉南京镇江上海间，为各地临时军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组织工作而努力——这时，适章太炎自日本回沪，在报端公开称赞宋先生有钧国之才，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实非公莫属!革命阵营中许多认识不足和怀抱野心企图谋取官职的人听了，竟因此误会宋先生为民国百年大计树立开国规模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自私自利，于是多方地阻挠他的进行；但宋先生自问无他，因此在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毅然受任法制局局长职务，埋头于开国时期的立法工作，没有因此委屈而负气或发牢骚。
民国元年四月政府改组北迁，先生出任农林总长，先生一方面致力于十年树木开发渔盐矿冶的工作计划，一方面尤注意于培养促进民主政治的工作——政党是民主政治必备的条件，而当时的国人却于此不甚了了，即同盟会员也不能免俗，蔡元培先生说：“是时国体初定，同盟会会员中粗犷者或不免以革命功臣自夸，为社会所疾视：或斥为暴徒，或诮为贵族，凡政客投机者或趋之若鹜；而以志气或才略自负者，虽政见略同亦以依附为耻，几无成立政党之希望；宋先生百计联络，始以同盟会与其他三四政团相结合，而组织为国民党。”——当时同盟会会员对于一人一党籍的观念并不重视，因之社会人士对此跨党现象发出种种笑谑的描述，例如在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庸君的笔底子即有：“湖南有政界同盟会、平民同盟会之别；湖北则有官印同盟会，台甫共和党，别号统一共和党之谣；在四川则有统一同盟会，共和党同盟会之团体。”可见当时会员分子之复杂与其政治修养之幼稚可笑，宋先生眼看这种情形，深知非力加整顿改组，不足以对付一代枭雄袁世凯——国体初定，调和南北异见，国内一切问题凭法治民主方式求解决，不能借重武力手段，是先生当时的主张；而健全政党组织则是达到这一政治方式必经的途径，因此，宋先生不顾一切地促成了国民党的成立。
国民党是民国元年八月在北京宣告成立的，国父中山先生并曾躬临成立大会致词。后来，国父又宣布在其不在党本部时，干事长职务交由宋先生代理，因此宋先生对党事国事非常努力，在辞卸农林总长职务后，更以全力致力于党务，发表“代草国民党大政见”洋洋万余言，更是民初政治史上的一大手笔。先生又旅行通都大邑宣传国民党的政见，以争取选民，而获得国民的信任拥护，因此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最大多数的席次，而奸雄袁世凯也因此更嫉恨先生的长才，必欲去此眼中钉了。
“政党内阁制”是当时国民党坚强的主张，先生主持之力尤多；袁世凯深知这一制度将限制他的权力，因此多方设法阻挠反对这一制度的实现；一方面嘱咐杨度向黄克强先生函电请取消这一主张，一方面更设法劝诱先生就范——于右任先生说：“同盟改组，国人望君愈殷，袁氏忌之亦愈甚，约君秘室百计诱之，不为动，遂遣人制君于上海。”李剑农先生说：“对于宋教仁，袁也曾用过金钱毒杀政策，但宋不肯受他的金钱——宋在北京时，袁以某银行支票簿遗宋，令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此事著者曾亲闻之宋先生亲密之友人），此为宋致死的重要原因。”金钱利禄既不能变易先生的主张，而先生又公开宣称：“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将来之宪法而定，使制定宪法时为外力所干涉，或为居心叵测者将他说变更共和精义，以造成不良宪法，则共和政体不能成立。使得良宪法矣，然其初亦不过一纸条文，而要在施行之效力，使亦受外力牵制于宪法施行上生种种障碍，则共和政体亦不能成立，此吾党所最宜注意而不能放弃其责任者也。”这种言论当然更引起袁氏的嫉视，因此，在国会将开之际，袁氏就决然遣人刺杀先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