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是明清之际的一个传奇人物，曾以腰斩《水浒》、酷评《西厢》著称于世。他为人狂放，以异端自居，生前身后，备受争议。顺治年间因“哭庙案”被杀。
清人李渔说他的评点文字“能令千古人心死”，胡适则说他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过何等风雨？持有哪般怀抱？《金圣叹传(增订版)》这部传记详寻其人生轨迹，使得百年悬案一朝冰释。
《金圣叹传(增订版)》由陈洪编写。
目录：
原版引言
内篇
第一章盖棺论未定
第二章雪泥鸿爪几许
第三章生逢末世
第四章装神弄鬼的青年时代
第五章求“才子”之名，创“异端”之说
第六章“诲盗”之是非
第七章边缘心态
第八章五柳那边碧江春
第九章只惜胸前几本书
外篇
“忠恕”说
“因缘生法”说
“事为文料”说原版引言
内篇
第一章盖棺论未定
第二章雪泥鸿爪几许
第三章生逢末世
第四章装神弄鬼的青年时代
第五章求“才子”之名，创“异端”之说
第六章“诲盗”之是非
第七章边缘心态
第八章五柳那边碧江春
第九章只惜胸前几本书
外篇
“忠恕”说
“因缘生法”说
“事为文料”说
“性格”说
“犯中求避”说
“鸾胶续弦”说
“缓中生急”说
“衬染”说
“影灯漏月”说
“律诗分解”说
“三境”说
赘语
主要参考书目
增补后记金圣叹生于万历的后期，历泰昌、天启、崇祯而人清。史家有言，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可以说，自金圣叹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就无时不在呼吸着衰飒悲凉的雾气，感受着噪扰不宁的氛围。
明中后期的几个皇帝，如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都是少有的荒唐君主。如正德帝，先宠刘瑾，后嬖钱宁、江彬，“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他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然后下诏命这个“大将军”南巡北狩。所到之处，劫掠民女，恣意淫乐，以至“四民告病，哀痛之声，上彻苍昊，传播四方，人心震动”。群臣劝谏，竟将一百四十余名大臣上了刑具罚跪五日，然后廷杖于朝堂，毙命者十二人。嘉靖帝则与之相反，喜静厌动，一心崇奉道教以求长生。《西游记》中所写迷信妖道食小儿心肝的比丘国王、残害僧众的灭法国王、车迟国王等，都有他的影子。嘉靖中后期的三十余年，大半时间同道士厮混，朝政交给严嵩之流，搞得是非颠倒，国困民穷，到了“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地步。万历帝十岁即位，在朝四十八年，竟有二十余年不理政、不行祀典，却在二十一岁就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历时六年，役使军民六千余万人次，耗银八百余万两。他为皇子办一次婚礼便动用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如此穷奢极欲，自皆百姓脂膏，“穷天夺产，罄地伐毛”、“民力凋敝，十倍于旧”。天启帝则是心智未开一顽童，耽迷于木工，操作不倦，一切事务皆交付大太监魏忠贤。魏本无赖，全凭特务手段统治，肆意迫害忠臣正士，大狱迭起，朝政一片乌烟瘴气。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走向取决于君主与文官集团的素质，而君主的清明或昏乱则是主导。在正德至天启的百余年间，并非没有精干有识的人物。政治家如张居正，思想家如王阳明，军事家如戚继光等，都是彪炳千古的奇才，亦曾跻身枢要；而朝野士人的普遍抨击时弊，甚至一再冒死极谏(如张英肉袒戟刃于胸而上奏，海瑞预买棺椁而力谏)，更是中华史册所仅见。但是，无奈积弊如山而君昏如故，终无法刹住明王朝滑向深渊的车轮。
经过这百余年的荒唐、败坏，到金圣叹所生活的时代，明王朝的经济、财政面临全面崩溃，政治则矛盾纠结、危机四伏，而外敌迅速崛起，败亡之局已经注定。
万历、天启年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使中央政府的田赋收入一落千丈，有的地方已达到“(土地)为王府者十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的程度。皇族、官宦的田庄瞒田逃税，亏空便转嫁到百姓头上，仅万历后期就三度加派田赋。故民间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的歌谣，可见剥削之严酷。即使如此，户部一岁之人也仅够数月开支而已。
至于政局的混乱，只看一看官僚集团的状况就可见一斑。据《明史》及《明实录》，万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中，缺员达十之六七。如内阁大臣应五六人，一度只有一人；御史应一百余人，只有十人；给事中三十三人，只有五人，等等。这一则因为政局黑暗，人多全身远祸，二则国家财政匮乏，欠俸严重，三则机构运转不灵，无人负责催补。万历三十年，全国该派巡按十三名，实际只派四名，大学士沈一贯奏请补足，奏上留中不发。又如万历四十五年，镇抚司理刑官缺额，以致无人审理案件，人犯长期监禁，大批死于狱中。家属投诉无门，上百人泣诉于街头。政府机构的瘫痪程度令人惊讶。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影响到御边抚外的能力。嘉靖到万历，先有所谓“南倭、北虏”骚扰海防与边境，继而建州女真崛起于关外，给明廷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这种情况对士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很大影响，突出表现在一部分精英人才对王朝的疏离感，包括政治上的疏离与思想上的疏离。《玉剑尊闻》记大学士王锡爵与顾宪成的一段对话：“相国曰：‘公家居久，知都下近来有一异事乎？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对日：‘又有一异事，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除了这种政事见解上的对立外，疏离还表现为士大夫对林泉生活的向往。隆庆、万历之后，不仅经营园林成为时尚，而且抒写山林情怀也成为文坛风气。而陈继儒编成于万历后期的《逸民史》也可看做这种情怀的反映。至于思想上的疏离，则表现为思想一统的崩解。一批思想家大胆创立新说，并在各阶层广有信徒，而其中颇不乏“异端”之士，越轨之见。
此时的明王朝正似一座百年大厦，墙颓柱朽，最后的崩塌已在眼前。然而，在地基上、墙缝中，却又茁生出大量藤条树木。它们飞快地生长，枝叶繁茂，一片新绿。由于它们的撕扯，大厦的罅隙更多更宽了。虽然最后的倾圮也将给它们带来厄运，但它们仍自顾生长着——这就是新的商品经济因素、市民文化与带有异端倾向的思想流派。
《醒世恒言》中有一则常为经济史家称引的故事：苏州盛泽镇“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疋，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可见商品经济的繁荣。小说的主人公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市上出脱……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饶裕”。“且说施复是年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
这虽属稗官家言，却极为典型地描述出明后期江南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对此，明人笔记多可印证。如张瀚《松窗梦语》：“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纶，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其先祖“(购机一张)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自是家业大饶”。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范濂《云间据目抄》：“松江旧无暑袜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史籍中也不乏记载，如《神宗实录》：“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对于这种经济、社会现象如何评价解释，史学界歧说纷纭。但无论专家们拟用什么概念、术语为之命名，一个基本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新的生产、流通方式正在孳生发展，新的社会阶层正在逐渐形成，这就是城市工商业与市民阶层。
与市民阶层的勃兴同步，思想界王学逐渐扩大了影响。
嘉靖之初，有一件震动朝野、影响深远的大事，便是被史家称做“大礼议”的政治斗争。缘起为武宗猝崩无后，以堂弟朱厚熄继统。群臣坚持应有一入嗣的名分，而朱厚熄不但不答应，反要追尊生身父为“兴献皇帝”，于是引发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激烈冲突。这一事件前后绵延十余年，黜革杖责官员数百名，可谓明中叶政治舞台头等大事。若论其实质，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性质的权力斗争。但由于执礼派的文官集团依据的理论出自北宋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欲借程之权威来压服嘉靖帝，故他们的最终失败也使正统的思想观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帝党把他们的胜利以《明伦大典》与《钦明大狱录》的形式昭告天下，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曾被奉为科律的程朱理学，随执礼派的失势而被动摇了权威地位；相反，与程朱抗衡的王学便得到了“好风凭借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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