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既写曾国藩的文韬武略，也写他的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既写他的困厄与成功，也写他的得宠与失宠。
他的成功看似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其实，他同样是经历的无数的坎坷、起伏、窘困和险恶。甚至是生死系于一线的人生困局。
从全新的角度去发现一个真实、智慧、隐忍的曾国藩。领略一代名臣的安身之计、为官之道，处世之法。
全景式展现曾国藩的传奇人生，更客观、更生动、更深刻。
作者简介：
向亚云，图书策划人、撰稿人。已出版《学会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幸福》《停止抱怨努力工作》《如何做一名好员工》《智慧人生心语》等作品。
目录：
第一章“挺”字当头，大丈夫何惧困厄险阻
1七次投考乃中，初懂挺经2
2入仕京城，“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7
3无兵无饷办团练，咬牙坚挺14
4屡遭唾骂，顶住舆论力挺18
5国危时艰，挺身而出22
6一切困厄险阻，皆从“挺”字而解28
第二章立志高远，好男儿岂能困守一隅
1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34
2立高远之志，脱井底之困37
3先“涤生”后“国藩”，两次改名明志42
4连升十级，仍思进取47第一章“挺”字当头，大丈夫何惧困厄险阻
1七次投考乃中，初懂挺经2
2入仕京城，“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7
3无兵无饷办团练，咬牙坚挺14
4屡遭唾骂，顶住舆论力挺18
5国危时艰，挺身而出22
6一切困厄险阻，皆从“挺”字而解28
第二章立志高远，好男儿岂能困守一隅
1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34
2立高远之志，脱井底之困37
3先“涤生”后“国藩”，两次改名明志42
4连升十级，仍思进取47
5内外兼修，“内圣外王”是这样炼成的52
第三章屡败屡战，不服输才能困不住
1一败于岳州，退兵以图再起60
2二败于靖港，宁死也不服输63
3三败于九江，重振信心从头再来68
4祈门受困，坚守到最后一刻71
5不管多少失败，也不轻易低头75
第四章耐得住困顿才能跳得出困境
1坚忍，曾国藩居官第一要义82
2凡事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86
3胸怀都是委屈撑大的，受得了辱才解得了困91
4蛰伏老家，身入困顿专心黄老95
5耐得住困顿，才能跳得出困境98
第五章审时度势，懂得应变才能摆脱困境
1刚柔并用，以柔弱胜刚强104
2审时度势，以时势定进退108
3临危不乱，才能在困境中进退自如112
4善用妙计良谋，方能解除危境困局116
5凡事求稳慎，方能稳操胜券122
6不做以卵击石式的无谓牺牲127
7善于把握机会，才能摆脱困境132
第六章广结八方，人脉是脱离困顿的有力武器
1以天下为笼，雀无可逃138
2坚守交友原则，才能遇到真正的良师益友143
3《冰鉴》识人，公心用人148
4有一种朋友叫对手154
5有幸遇到知己，人生如虎添翼159
6门生、好友和猛将，都是事业最强大的支撑164
7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171
8知人善用，把困境一次次踩在脚下177
第七章砥砺自强是摆脱困境的不二法门
1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182
2困境中须藏锋蓄志，敛芒静守186
3发愤努力是度过困境的不二之选190
4忍小图大，困境中要学会静心等待194
5不得已时，装装糊涂也无妨197
6困境中要学会借用别人的力量201
第八章未雨绸缪，不被困住的大智慧
1戒傲戒狂，谦虚是真正的大智若愚206
2未雨绸缪，才能远离困境和祸患210
3懂得示弱，才能远离是非的旋涡215
4拒绝诱惑，就是远离祸患的明智之举219
5持盈保泰，最终全身而退223
1.七次投考乃中，初懂挺经
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草根”。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他的老家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兴乐乡荷叶塘二十四都神冲白杨坪，即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在今天也还只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小山村。
曾家是一个世代务农的农民家庭，家境一般，朝中无人，没有背景，也无甚财富。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小地主。
在这样的家世和背景下成长，最终能出将入相，权倾天下，并使自己的家族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家族，曾国藩付出的努力必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多少次是“挺”过来的，也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而他的“挺”，甚至“挺经”，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挫折和成长中逐渐形成的。
曾家以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与当时所有的中国家庭一样，父母都期望自家的孩子能科举入仕，跳跃龙门，从此光宗耀祖，为家族争光。因而，曾家对孩子们的学业，还是相当看重的。但是世代以来，曾家并未有不世奇才，大都学业平平，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如果没有曾国藩，估计僻处于荷叶塘的曾家，也不过是中国千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籍籍无名。但是，曾国藩的出生，使这个家族彻底改变了。
清嘉庆十六年（1811）农历十月十一日亥时，曾国藩出生于荷叶塘。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曾竟希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早晨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子。”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
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
也真是巧得很，曾国藩自小就生有癣疾，全身白屑如鳞，真应了蟒蛇投胎的梦。
更奇特的是，随着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之一天一天地扩大，奇痒无比，痛楚异常。曾国藩在日记和家信中多有提及，苦不堪言。
还有更奇的，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却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更奇的是，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当地的人们更相信了曾国藩有神灵护佑，确实是大蟒传世投胎的传说。
就这样，巨蟒入梦，疥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不仅曾家人相信，这个新添的男丁绝非凡人，将来定会封侯拜相，光耀门庭；当地人更相信，曾国藩绝非池中小鱼，而是蛰伏的卧龙，终有一天会飞黄腾达，直达云端的。
然而，或许真如孟子所言：“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并未显出多少超出常人的地方来。
最显著的就是读书。
曾家人读书，似乎都不算太聪明，都是靠的笨功夫。
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玉屏很早就希望曾家通过读书来光耀家门。曾玉屏虽然读书不多，但很有见识，非常明白对于像他们这样的“草根”人家，要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唯一的方法就是读书。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作为家里的长子，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自然就成了曾玉屏的希望所在。尽管老人家的期望很高，无奈曾麟书天性钝拙，书读得并不好，屡考不中。还好曾玉屏对儿子的要求是四个字——坚持到底。
曾麟书参加了十五次童子试，每次都满怀希望，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名落孙山。儿子出生后，各种异象的显示，使曾麟书也相信，儿子定非常人，一定可以超过自己。于是有意好好栽培儿子，开始开馆授徒为业，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督教自己的儿子读书。于是，曾国藩在五岁发蒙，曾麟书在他七岁的时候开始给他课读，一直到曾国藩十五岁。
道光四年（1824），十四岁的曾国藩平生第一次随父亲赴省城长沙应童子试，这已经是曾麟书第十六次参加童子试了。这一次，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曾氏父子，父子双双落第。
未几，父子再次赴考，这次老天终于开眼，虽然曾国藩落第，但曾麟书“得补县学生员”，获得了一个俗称“秀才”的名号。有了这个名号，也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功名。有这个名号就可以进入士大夫阶层，同时享有免除徭役、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这个时候，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了。
此时，年少的曾国藩也已经尝到了两次不中的滋味。但有十六次不中的父亲在前面为他做好了不气馁、不抛弃、不放弃的榜样，曾国藩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学会坦然接受这样的不顺利，学会了“挺”和“忍”。
为了能让儿子的科举之路平坦一些，道光十年（1830），曾麟书送二十岁的曾国藩离开家乡到衡阳双桂书院读书，师从汪觉庵。汪觉庵是衡阳名士，桃李无数。曾麟书相信在这位衡阳名士的教导之下，儿子一定会有一番成就的。
之后，曾国藩又拜当地另一名士欧阳凝祉为师。在汪觉庵、欧阳凝祉两位老师的着意栽培下，年轻的曾国藩学业大进，为人处世也更为稳重老成。并且立下了“做人就做圣贤人”的宏大志向。他为自己立定读书的终极目标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他对自己抱有很大的决心。
曾国藩经常以诗言志，在自己的一首《感春六首》中就十分自信：“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相信自己，终会有迎来九州岛震动的一天，他更深信自己，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然而，生活永远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曾国藩壮志在心，梦想远大，而现实却远不是那么回事，永远那么残酷。前前后后，考了五次秀才，却都未能中。这个打击也不算小了。但他还是像当年许许多多如他父亲一样执着的读书人一样，坚决地在科举的路上跋涉，不敢气馁。因为真正想要跳出“农门”，走出山村，一飞冲天，飞黄腾达，只有科举入仕这条唯一的路！也就是在这样漫长的科举路上，曾国藩对于“挺”字，有了更深的了解。
道光十二年（1832），是农历的壬辰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
“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一生耿耿于怀，并且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还把这一次当作是平生“四堑”之一，引为平生之耻。可见这一次的“学台悬牌”对于年轻的曾国藩来说，打击很大。
但是，已经成人的曾国藩不再如年少时的幼稚和懵懂无知。虽然他把这一次“悬牌”引为平生奇耻大辱，却没有把这种耻辱放在脸上，而是强压在了心底，靠自己的顽强心劲“挺”了过去。不过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发愤努力，以雪此耻。他回到家塾“利见斋”后，闭门不出，咬牙发愤。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居然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的1834年，曾国藩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1835年，他就中了举人，到1838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七次投考，才最终考中！七次的失败经历，在曾国藩年轻的心中划下了深深的刻痕，但这不是伤，而是让自己一步一步走出失败的台阶，是自己懂得“挺”对人生意义的开始。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给四位弟弟的信中总结说：“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唯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
七次投考不中，却很少灰心丧气，也不怨天尤人，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挺住压力，力图精进，终于得以成功。这让曾国藩开始真正懂得，很多事只要“挺一挺”，就会改变，就会发展，就会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不能挺一挺呢？有什么事是不能“挺”的呢？又有什么困厄险阻是“挺”不过去的呢？
2.入仕京城，“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
自从经历七次投考才中的磨砺之后，初懂挺经的曾国藩开始慢慢懂得了挺的意义，也开始学会了凡事都先“挺一挺”。
因为他知道，好多时候，不论多难，“挺一挺”，就会由逆而顺，由难而易，让一切都变得不同。并且在不断的强撑和硬挺之中，他不仅对“挺”有了更深的了悟，也使自己在不断的“挺立”中意志更加顽强，信念更加坚定，并且通过“挺”的磨炼，让自己离“内圣外王”的理想更近。
这在他做京官期间，因为经济困窘而不得不“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住一切困难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1838年4月，道光皇帝在保和殿举行殿试，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不仅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没有出一个进士的历史，也是荷叶塘的农家小子正式入仕成为京官的开始。
然而，“长安居，大不易”，虽然贵为京官，但曾国藩的生活却全然不是想象中的锦衣玉食，财大气粗，反倒经常是囊中羞涩，疲于应付，甚至靠借债度日，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的京官生活状态的话，那肯定是“窘”。窘到什么程度？不仅没有能力为荷叶塘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提供半点帮助，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依靠借贷度日！虽说不至于穷困潦倒，大多数时间也总处于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的境地。
清代官员的俸禄原本就很低，像曾国藩这样的新进翰林的七品京官年俸不过四十五两。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有九十两，再加上“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全部相加，一年总薪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而翰林院更是举世皆知的清水衙门，基本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作为清水衙门里的一个官场新人，自然只会更“清水”了。但是，工资虽少，派头却不能少，各项人情往来、应酬开销以及租房、服装、饭食、请客，固不可与平常百姓一般，务必要与地位相符，因而入不敷出就理所当然了。
其实对于做翰林这样的京官要忍受清贫，曾国藩不是没有准备的。进京为官前，曾有一年时间专门“拜客”，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寒门学子们考上大学之后的“摆酒席”，其目的就是收受贺礼，接受捐赠，筹措费用，以备进京之后的用度。
曾国藩通过“拜客”从亲戚朋友、地方官员及各种店铺中大概收受贺礼近两千两银子，算是很大的一笔了。但进京的头两年便已将收受的两千两白银全部花光，此后借钱便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道光二十一年（1841）底，曾国藩找人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闯过年关。到第二年年关时，欠债已经有四百两。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到他离京时都未有改观。曾国藩升上二品大员后俸禄提高了好几倍，达到了年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禄米一百五十五斛，也丝毫未能改变他的困窘之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光三十年（1850）底，欠债更是高达一千两白银。日子越过越穷困，家书中多次提到“借”、“欠”、“窘”等字眼，其捉襟见肘的艰难情状，跃然纸上。
在这一时期，曾国藩的经济状况确实相当窘迫，常因无能寄钱回家尽赡养家中大人之责而“愧悚”，却又无可奈何。再穷再难，也不能失了京官的排场，更不能失了曾家的尊严，曾国藩只能咬牙硬挺。
没钱寄回给祖父及父母大人以作仰事之资，心中愧悚，就多写家书，多祈求祖父及父母的原谅和理解，而且想尽千方百计，能寄一分就寄一分。对于自己的那些亲戚，特别是有大恩于自己的几个舅舅，虽有心相报，却无力提携，除了硬挺着忍受内心的愧疚，暗暗期许以后厚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苦楚和愧疚，也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人前的风光，永远不及人后的硬撑更让人刻骨铭心。
其实曾国藩非常看重亲情，对家乡的人和事也关心尤甚。但他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虽然“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而原因竟然是筹不起路费！
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还是因为太穷了，攒不够回家的路费，才不得不一次次收回回家的脚步！
不仅没钱寄回家奉养大人，接济亲戚，没钱回家，甚至连自己的生活也是困窘有加，艰难度日。甚至连买件像样的衣服的钱都没有，经常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据说有一次还被道光皇帝发现了，以为曾国藩故意装穷，其实皇帝哪里知道，曾国藩哪是装穷，那是真穷。他做京官时添置过的最贵重最奢侈的衣服不过是一件天青缎的马褂，轻易舍不得穿，唯遇庆贺及新年时偶尔穿一下。一直到他去世，这件马褂都还和新的一样。
对于爱书成痴的曾国藩来说，没钱买书也是一大折磨。读书人没有不爱书的，这似乎没有特例。
曾国藩也是一样，标准的书痴。在他进京应试回乡时，经济上十分窘困，没办法只好借路费回家。但是船到金陵，曾国藩却在书坊书市间发现了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但如果买了书他就没有盘缠回家了，可是不买这套书又实在心有不甘，怎么办？权衡来权衡去，最终他还是买了这套书，一路上随舱而卧，以衣服顶补勉强吃饭，这才回到家。可见他是相当爱书的。在京城时也是这样，不管多么没钱，但碰上心仪的好书，他还是要买的，而且高兴不已。
要说没钱寄给家中，没钱回家，没钱买奢侈衣服，没钱买书，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应酬和各种各样的“随礼”，对于靠借钱度日的曾国藩来说，这才真是要了命了！
京城仕林当时酬酢成风，应酬频繁，聚宴欢饮，是时尚更是潮流。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当时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要是别人请客你不去，你也不宴请别人的话，你就根本算不上这个京官圈子里的人，也就没人把你当回事。
这对于前程来说肯定不妙。因为对于新晋的京官而言，往来酬酢、人情支应正是结交人脉、扩大势力和影响的重要途径。因而，应酬、人情必不可少，而且非常必要。但繁重的人情开支和各种应酬，着实让曾国藩不堪其累，不堪其扰。
曾国藩在这个时期的应酬可谓五花八门，简直可以概括为“多、滥、杂”。老乡、同僚、上司、下属、外官、京官、友朋、亲戚、师长、名流……凡是能攀上关系的，基本上都有往来。有的是主动找曾国藩的，有的是曾国藩主动找的，往来酬酢，打点送礼，白天陪玩，中午陪喝，晚上陪谈，有时还通过“交流”、“慰问”、“看望”等方式小聚，不醉不归。必要的应酬、不必要的应酬、装点门面的应酬、真心诚意的应酬、随心所欲的应酬，多不胜数。
比如，根据曾国藩的日记统计，仅在道光二十一年的二月，从初一到二十三日，共应酬了七十五次，平均每天超过三次；而这一年的十一月，曾国藩在二十九天里共应酬了一百零九次，平均每天近四次，每天喝酒吃肉、吃饭闲聊，不是请别人，就是别人请，用一句时髦些的话来说，就是“每天不是在应酬中，就是在去应酬的路上”。
尝过应酬滋味的人想必都知道这种滋味不好受。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伤害身体！大酒大肉、大吃大喝、胡聊海侃，什么正事也干不了。
要是仅仅吃吃喝喝也就算了，更让人头痛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情。民间有谚语说“人情是个债，头顶锅儿卖”。人情往来，再没钱，卖了锅也得充这个面子，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情理念。最重传统的曾国藩当然不会例外。但是，庞大的人情开支只会让他的经济状况窘上加窘。
道光二十一年，是曾国藩进京的第三年，拿的工资是一年四十五两年薪，补双薪再加杂七杂八，不超过一百二十五两，而应酬支出就花去一百一十两，差不多九成的工资被吃了喝了送了，他不差钱才怪，不借账才稀奇！
之后虽然曾国藩经过七次升迁补为内阁大学士、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享受“副部”待遇，“跻身卿贰”，但其俸银也不过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收入和以前相比很不错了。但是，随着官位的升高，交际更多，档次更高，排场更大，开支自然也水涨船高。人情应酬开支一年早已远超一百两，再加上雇车马的交通费用、租房费用、仆从费用、文房书籍购置费用、生活费用、养家费用等开支，对于曾国藩而言，还是“赚的没有花的多”，经常“月光”，经济困境并未缓解多少，还是只能天天在为钱操心之中，还是时时在到处借钱，以支应人情，奉养老人。从这期间的家书中，大多依然还是困窘、借钱之说。
如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1849年9月1日）与诸弟书中说“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十一月份与诸弟信中又说，弟弟想买鹿茸，虽然有人到了长沙，这回买不了了，因为没钱！等我手头稍宽松点，就马上买了带回来。到1850年底，他已经借银高达上千两！
1852年，他终于赢得一个任江西乡试主考官的肥差，正常所得估计也足够还清所有欠款的，但还未到江西即惊闻母逝，不及回京就从安徽直赴湖南奔丧。京城中事，让儿子纪泽署理。从他1852年9月9日给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他依然欠债很多，而且因为全家要回家奔丧，却苦无路费，只能教儿子“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十多年京官当下来，居然连回乡奔丧的路费都没能攒下，不得不开吊筹措，而且筹措不齐还得借！估计在清朝的京官中，这样的委实不多。
这好像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官越做越大，钱还会越借越多呢？按我们当前的思维来说，这样大的京官还能差得了钱？送钱的不知有多少上赶着来哩。随便收点，不违规不违法不违纪,做个清廉京官，也不至于要借钱度日啊?
但事实却当真是在京十四年间，曾国藩一直在靠借钱苦苦支撑，强力硬挺。也许要摆脱窘境，富裕起来，对于已是二品大员的他来说，确实不是难事。但“当官发财”，绝非他的志向，“当官不要钱”才是。
三十岁时，曾国藩就发下誓言，他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林，予不食言”，所以，无论经济多么困难，手头多么紧，多么为一文钱为难，为自己不能寄钱回家尽孝心而难过，他宁愿硬挺强撑，也绝不放纵自己的私心，违背自己的誓言，而是不管多难，都硬挺强挺。
这种“挺”劲儿，也许从外表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实际上，却是最难的。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十几年如一日，天天为钱发愁，为柴米油盐养家糊口操心，这困心横虑的日子，要挺过来，着实不易。要是一般人，早就缴械投降了，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誓言，统统丢一边，且先想尽办法捞钱，让日子红火起来再说，最起码不至于长年借贷。
但是曾国藩没有这样，虽然天天处于窘境，但从未食言以官位谋私利，从未因困窘而纵容过自己的贪心，从未放弃过自律自省，再穷再难也咬牙挺着，坚守底线，恪守廉洁。甚至对于自己做梦梦到别人得利而有艳羡之心也招来他自己的痛骂——“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情愿十几年在缺钱、拮据中硬“挺”，从来不让金钱腐蚀自己的内心。
这不仅使他养成了一生都节俭自律、不贪不污的品行，更使他在这种硬“挺”的过程中磨炼了自己的意志，砥砺了自己的精神，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和信念硬是挺过了经济上的这一段最大的艰难，也正是在这种日日为金钱发愁，却又绝不允许自己被金钱左右的斗争中，曾国藩挺过了人性的贪欲，挺过了内心的挣扎，为后来成为“内圣外王”一完人和成就“匡济天下”的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很多年以后，在咸丰九年（1859）的十月，曾国藩自撰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或许是对自己那一段京官生涯中的拮据和强挺最真实的总结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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