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较为全面地研究、介绍鲁迅生平的文集。作者用“百家讲坛”释疑的方式，从畸形的婚姻、沉重的爱情、遗憾的亲情、独特的性格、叛逆的思想、波折的友情、悲悯的大爱、早殇的生命、争议的定位、不朽的鲁迅等十个方面，给读者360度地呈现鲁迅的正面、侧面和背面。
作者简介：
称争鸣，原江西省南城县委宣传部宣传员，在全国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30余万字，发表各类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打工圆我楼房梦》获《深圳特区报》一等奖，
目录：
第一章畸形的婚姻
一、鲁迅第一个婚恋女人是谁
二、鲁母为何选中朱安做媳妇
三、鲁迅为什么同意与朱安结婚
四、鲁迅是怎样冷淡朱安的
五、鲁迅为什么一辈子冷淡朱安
六、朱安如何抗争鲁迅的冷漠
七、鲁迅为什么不与朱安离婚
八、我们为什么特别同情朱安
第二章沉重的爱情
一、许广平为什么会爱上鲁迅
二、许广平是怎么追求鲁迅的
三、鲁迅为何接受许广平的爱
四、鲁迅暗恋北大校花马珏吗
五、许羡苏是鲁迅的情人吗第一章 畸形的婚姻
一、鲁迅第一个婚恋女人是谁
二、鲁母为何选中朱安做媳妇
三、鲁迅为什么同意与朱安结婚
四、鲁迅是怎样冷淡朱安的
五、鲁迅为什么一辈子冷淡朱安
六、朱安如何抗争鲁迅的冷漠
七、鲁迅为什么不与朱安离婚
八、我们为什么特别同情朱安
第二章 沉重的爱情
一、许广平为什么会爱上鲁迅
二、许广平是怎么追求鲁迅的
三、鲁迅为何接受许广平的爱
四、鲁迅暗恋北大校花马珏吗
五、许羡苏是鲁迅的情人吗
六、鲁迅爱萧红吗
七、鲁迅为什么选择上海定居
八、鲁迅溺爱海婴吗
九、鲁迅是怎样教育孩子的
十、鲁迅晚年不爱许广平吗
十一、《野草》是为爱情作证吗
第三章 遗憾的亲情
一、鲁迅的悲剧婚姻全怪母亲吗
二、鲁迅是怎样孝敬母亲的
三、鲁迅为什么那么孝敬母亲
四、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失和
五、鲁迅与信子有暧昧关系吗
六、鲁迅偷看信子洗澡吗
七、鲁迅兄弟失和后成了仇人吗
八、周作人怂恿朱安卖鲁迅遗书吗
九、鲁迅长孙周令飞为何落户台湾
第四章 独特的性格
一、鲁迅长得英俊魁梧吗
二、鲁迅穿着为什么那么简朴
三、鲁迅不懂生活情趣吗
四、鲁迅不懂幽默吗
五、鲁迅为什么特别喜欢版画
六、鲁迅为什么钟爱看电影
七、鲁迅为什么仇猫
八、鲁迅为什么痛恨流言
九、鲁迅是“怕死鬼”吗
十、鲁迅为什么“多疑”
十一、鲁迅“世故”吗
十二、鲁迅“好记仇”吗
十三、鲁迅为什么总挨骂
十四、鲁迅为什么“爱骂人”
十五、鲁迅骂人为什么那么尖酸刻薄
十六、鲁迅为什么那么孤独痛苦
十七、鲁迅为什么要“反抗绝望”
十八、鲁迅主张“打落水狗”就是不宽容吗
十九、鲁迅为什么主张“一个都不宽恕”
二十、鲁迅真的一个都不宽恕吗
二十一、鲁迅演讲为什么那么吸引人
二十二、鲁迅为什么喜欢做“守夜人”
第五章 叛逆的思想
一、鲁迅弃医从文是因为学医失败吗
二、鲁迅为什么剪掉辫子又装假辫
三、鲁迅为什么讨厌“看客”
四、鲁迅为什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五、鲁迅为什么主张汉字拉丁化
六、鲁迅为什么劝青年少读中国书
七、鲁迅为什么反感闲适小品文
八、鲁迅只反庸医，不反中医吗
九、鲁迅为什么嘲讽梅兰芳
十、鲁迅为什么喜欢尼采
十一、鲁迅为什么褒扬墨家
十二、鲁迅为什么批判孔子
十三、鲁迅为什么挖苦老庄
第六章 波折的友情
一、鲁迅解剖别人，拉下了自己吗
二、鲁迅离开中大是因为顾颉刚吗
三、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四、鲁迅为什么讨厌高长虹
五、“南云楼风波”导致鲁迅和林语堂失和吗
六、鲁迅为什么反感周扬
七、鲁迅为什么视瞿秋白为“人生知己”
八、鲁迅与胡适是朋友，还是敌人
九、鲁迅和胡适非得上演“龙虎斗”吗
十、胡适点名骂蒋介石就比鲁迅更勇敢吗
十一、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是特务吗
十二、鲁迅被当局通缉七年为什么没有被捕
第七章 悲悯的大爱
一、鲁迅只有恨，没有爱吗
二、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吗
三、鲁迅有“领袖野心”吗
四、鲁迅为什么那么热爱青年
五、鲁迅为什么特别同情弱者
六、鲁迅为什么主张“壕堑战”
七、鲁迅盲目崇拜苏联吗
第八章 早殇的生命
一、鲁迅后期为什么只写杂文
二、鲁迅一生为什么没有写长篇小说
三、重病中的鲁迅为什么不去国外疗养
四、鲁迅是被日本医生须藤害死的吗
五、鲁迅的葬礼是共产党操纵的吗
六、鲁迅为什么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
第九章 争议的定位
一、鲁迅是教育家吗
二、鲁迅够不上“文学大师”吗
三、鲁迅够不上思想家吗
四、鲁迅够不上革命家吗
五、毛泽东不是真心喜欢鲁迅吗
六、“三家”、“五最”是神化鲁迅吗
七、神化鲁迅是鲁迅的错吗
八、“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会怎么样
第十章 不朽的鲁迅
一、“少不读鲁迅”吗
二、青少年为什么怕读鲁迅
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鲁迅
四、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读鲁迅
五、鲁迅过时了吗
主要参考书目
"360度鲁迅》书摘
第一章畸形的婚姻
青年鲁迅曾经有过一个初恋情人——表妹琴姑，鲁母也心仪琴姑，并亲自上门提亲，但由于“八字”相克，最终毁掉一桩美满的婚姻。鲁母转而选中比鲁迅大三岁的朱安，朱安既不识字，又缠小脚，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从而造就了一场畸形的婚姻。鲁迅被迫接受母亲送来的“礼物”，从此束之高阁，有意冷淡朱安，既没有离婚，也未能改善关系，直到死都维持了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对待这桩悲剧婚姻，有责怪鲁迅的，有归罪鲁母的，有怪罪朱安的……孰是孰非，众说纷纭。笔者尊重历史，忠于当事人的回忆，客观地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剖析。
一、鲁迅第一个婚恋女人是谁
萧文邦先生在《鲁迅新传》第一章“琴表妹饮恨死去”的结尾，引用1932年7月，鲁迅为素不相识的浙江金华人金淑姿女士的情书，所作的《〈淑姿的信〉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7卷、第135页；简写为：7-135；下同）中的话：
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住。
这不是对纯情的琴姑的心灵，最真实的写照吗？
何期忽逢二竖，遽释诸纷，■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抔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
这不是对痴情的琴姑的亡灵，最沉痛的追悼吗？……
这位香消玉碎，为鲁迅所钦慕的“琴姑”是谁呢？我们都知道鲁迅的妻子是许广平，原配夫人是朱安。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姑娘深深地爱着鲁迅——这就是鲁迅人生中第一个婚恋女人——表妹鲁琴姑。
琴姑是鲁迅母亲鲁瑞的弟弟鲁寄湘的大女儿，生于1883年，比鲁迅小两岁。鲁寄湘四个女儿中，数琴姑长得最漂亮，学习也最优秀，对古文造诣颇深，尤其对医学感兴趣，经常看一些深奥的医书。据说，鲁迅当年选择学医，多少也受到表妹琴姑的影响。
鲁迅与琴姑的感情堪称是青梅竹马。鲁迅小时候常跟随母亲到安桥头外婆家暂住，特别是在周家败落的那段日子，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也是在外婆家避难的，与那里的孩子一起放牛、摇船、看社戏。这些童年伙伴中鲁迅经常接触，印象最深的就是表妹琴姑。那时，鲁迅虽然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在表妹们的印象中，大表哥鲁迅是个能写善画的才子，而琴姑对鲁迅更是从小就怀有好感，觉得他相貌清秀，人品端正，勤奋学习，志向远大。琴姑特别愿意和他接近，经常与他一起玩耍。随着年龄的增长，琴姑越来越倾慕鲁迅。每当鲁迅要回家时，琴姑更是难舍难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流年似水，光阴如箭。1898年，年满十七岁的鲁迅已经是一个刚毅结实的小伙子，他怀着远大理想，离开绍兴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437），来到南京水师堂念书。鲁母让琴姑去送他，琴姑怕羞，拉上九岁的小妹一起去，始终没有胆量说出自己对鲁迅的爱慕之情，只是把自己心爱的钢笔送给了鲁迅。鲁迅收下了，却对她的心事全然不察，转身踏上了笃定的“异路”。琴姑思念表哥心切，这年夏初，独自离家去南京看望鲁迅，为他带去家乡的霉干菜和罗汉豆。粗心的鲁迅，对琴姑的爱慕之情没有异样的感觉，也许他心里只装着自己的梦想，而没有安放爱情的位置。
鲁迅走后，母亲就开始为长子张罗媳妇。在鲁瑞接触的女子中，首先想到的是弟弟鲁寄湘的大女儿琴姑。琴姑与鲁迅年龄相配，两小无猜；琴姑长得端庄漂亮，聪明伶俐，知书达理，很符合鲁瑞心中的儿媳标准。在那个时代，按绍兴风俗，同姓不能结婚，若是同姓，哪怕辈分再远，甚至并不同族，也不能结婚。反而表兄妹之间，无论血缘多亲近，并无忌讳，不仅可以通婚，而且认为姨表姑表，血统靠近，结成夫妻，亲上加亲，格外美满。鲁瑞觉得琴姑和鲁迅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能娶琴姑做儿媳，绝对是最佳的选择、最大的福气。
于是，鲁瑞便向娘家小弟说出心里话，打算娶琴姑过门。当鲁迅准备去南京读书的时候，鲁瑞亲自去征求琴姑的意见，琴姑听了二话没说，一头扎进老人的怀里，眼里含着泪花，心里一百个乐意——琴姑多么期待能与大表哥鲁迅结为伉俪！鲁寄湘夫妇听说姐姐前来提亲，他们对鲁迅知根知底，同样应在口里，乐在心里。
天有不测风云。鲁瑞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忍不住把攀亲的事跟自家佣人长妈妈说了，长妈妈是周家的老佣人，对鲁迅兄弟关心备至，视如己出，对每个孩子的生辰记得比自己的儿女还清楚。长妈妈听了，起初的反应是喜上眉梢，随着却是凤眉紧锁。她郑重其事地对东家说：“琴姑是个好姑娘，可惜与大阿哥犯冲！”
什么是“犯冲”呢？因为琴表妹比鲁迅小两岁，生肖属羊，绍兴乡间有“男子属羊闹堂堂，女子属羊守空房”的俗语——这说明琴姑与鲁迅的八字不合，天命相克；倘若他们结婚，一定会“犯冲”！因为琴姑属羊，属羊的女子必须要嫁给命硬的男人，才不至于“克夫”。而鲁迅出生时是胎盘先下来，被认为是命弱，一生下来家人就给鲁迅拜了个和尚做师父，免得神鬼作怪将他勾去。因为这个原因，通晓世故的长妈妈出于对大阿哥的深爱，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经长妈妈一番演绎，鲁瑞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琴姑的生辰确不宜与鲁迅成婚，成婚后定会“克夫”——鲁瑞深爱长子，怎么会为他娶一个“克夫”的媳妇呢！鲁瑞害怕了,动摇了……从此，再不敢回娘家去见小弟,更不敢重提娶琴姑做儿媳妇的事。当然，她也不便把不宜结亲的原因告诉小弟，更不愿伤了琴姑的心，只好将这件婚事搁置下来，不了了之。
鲁寄湘夫妇还一心盼望着姐姐托人来提亲，女儿的婚事，做家长的又不宜主动，只得静候佳音。在漫长等待的日子里，接连辞退过许多媒人的好意——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门天造地设的婚事在姐姐心里早已泡汤了，早已成了镜中花，水里月。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鲁寄湘夫妇盼星星、盼月亮，也没有盼到姐姐托媒来提亲，猜想这门婚事一定是因故告吹了，遂为琴姑另选夫家。琴姑不知内情，虽闷闷不乐，但还是屈从父母之命嫁了出去。出嫁后，琴姑的婚姻并不幸福，她心里一直思念着大表哥鲁迅，不久便病倒了，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琴姑郁郁寡欢，不久就卧床不起，死前还念念不忘周家提亲一事，曾对贴身保姆说：“我有一桩心事，在死前非说出来不可，周家曾来提过亲，不知怎的后来不提了——这是我一生的恨事，到死都忘不了啊！”说完这句压抑在心底多年的话，琴姑再也没吭一声，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又有谁能告诉她内情呢？香魂带恨飘散尽，青春怀怨枯萎时！
鲁母为长子提亲的事，一直瞒着鲁迅。事后，鲁迅听到表妹琴姑怀恨抱屈夭折了，对表妹素有好感的他，留下的不仅仅是遗憾与惋惜，更是深深的负罪与痛悔。这成了鲁迅一生中永久的痛，他心中一辈子也抹不去琴姑的身影！我认为，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以苍凉的语调，记录主人翁吕纬甫为邻家女顺姑送剪绒花的悲怆故事，其中就有琴姑的影子：
吕纬甫曾经吃过邻居顺姑亲手为他调制，并且加了白糖的一大碗荞麦粉，她收拾碗筷时，还送给他一个“得意的笑容”。这么一位可爱的顺姑，因为羡慕别人头上戴的红色剪绒花，哭着想要一朵，却挨了父亲一顿痛打……当吕纬甫北地南归，辗转回到故乡，将一朵大红、一朵粉红的剪绒花送给顺姑时，她早已在出嫁前病殁了，“可惜顺姑没有福气戴这剪绒花了”（2-32）。——大红的剪绒花，再也无法装扮顺姑憔悴苍白的青春！
学术界一致公认《在酒楼上》是一部“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曹聚仁语），小说主人翁吕纬甫也有鲁迅的身影。这里，我作一个大胆的推测，鲁迅笔下的顺姑莫非就是以琴姑为原型，或者至少在顺姑身上折射了琴姑的影子！当然，这已无从考证，只有鲁迅自己知道。但我宁愿相信：“阿顺的悲剧”包含了鲁迅对一生中第一个婚恋女人琴姑的一段怀恋、一点惋惜、一份遗憾！
我愿以善良的心，对鲁迅的第一个婚恋女人作一种虚妄的假设：如果不是母亲相信迷信，如果琴姑能大胆说出心中的爱，如果鲁迅对琴姑的心愿能及时作出回应，也许鲁迅与琴姑就能执子之手，白头到老。那么，琴姑就不会香消玉殒，鲁迅就不至于肩负一辈子婚姻的枷锁，朱安的悲剧也就可以避免……可是，造化总是这样作弄人——天下有情人，总难成眷属；地上无缘者，终酿成悲剧！
二、鲁母为何选中朱安做媳妇
凡是上过学、读过书的人都知道鲁迅的妻子叫许广平，但有几人知道一个叫“朱安”的女子呢？然而，正是这个“朱安”，才是鲁迅原配妻子！
不过，在鲁迅的历史里，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及神化的需要，朱安这个人成了一个忌讳，被有意删除了，无形消失了。朱安的“出土”，恢复原配的身份，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潮流，才让“朱安”浮出了水面。
那么朱安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子呢？鲁母为什么会选中朱安做媳妇呢？又为什么把鲁迅从日本骗回来完婚呢？让我慢慢道来——
1902年初春，年满二十一岁的鲁迅，以优异成绩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3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因为鲁迅是周家长子，父亲去世以后，鲁母就开始为长子的婚事操心——早定下一门亲事，就早一点安心。鲁母考虑到自己家道中落的处境，儿子个头也不高，条件不怎么好，能找一个条件过得去的女子就行了。她先是相中表妹琴姑，后因八字相克，婚事告吹，鲁母就四处托媒，渴望早日了却这门心事。
神通广大的媒婆，传来了好消息：在绍兴城内丁家弄里，有一个叫朱安的女子，出生于1878年6月，比鲁迅长三岁，还是鲁迅叔祖母蓝太太的一位内侄孙女，多少有点沾亲带故。朱家经济条件颇好，有两幢宽敞的大宅子，外带养鱼池和小花园，这在当时绍兴城里也算得上是殷富人家。朱家社会地位也风光，祖上做过知县，称得上书香门第，且家教严正。朱安虽未读书，但守信知礼，温良恭俭让，尤其是脾气和顺，会做女红，擅长烹饪，这都够得上好媳妇的标准。美中不足的是：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短短的双腿下是缠着三寸金莲的小脚，身材偏小，其貌不扬。不过，在那个时代，这也算不上什么致命缺点。那是一个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婆婆对媳妇的要求主要是贤慧能干，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媳妇呢！
鲁母听了媒婆眉飞色舞的描述，认为朱安这女子不错，做自己的儿媳是绰绰有余。特别是朱安听话顺从的品性，擅长女红烹饪的贤惠，无疑是心中理想的人选。老人自作决定，定下了这门亲事，想必远在东瀛的长子一定也会喜欢。1901年4月，老太太并未征得鲁迅的同意，就去朱家“请庚”，询问生辰八字，由双方家长做主，轻率地定下了这桩婚事——这是一桩决定朱安一生悲痛命运，给鲁迅带来终生痛苦的悲剧婚姻！在那个时代的青年来说，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终生，也是他们的共同命运。
这门亲事在鲁母看来，门当户对，天造地设，极为中意。据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回忆：“母亲极爱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为什么不给他找一个好媳妇呢？为什么要使他终身不幸呢？——那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她认为朱安一定胜过她所有的侄女、甥女。”正是这种善意的母爱，成了儿女们“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鲁母毫不犹豫地定下这门亲事，除了认为朱家经济条件好，朱安贤惠外，应该还有以下因素：鲁老太太守寡之后，一人在家，孤独难耐，需要一个女子作陪伴。我们都知道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其实，鲁迅还有一个四弟椿寿，不幸于1898年底因病夭折。鲁母丧夫之后两年，又遭丧子之痛，极度悲伤，心情寂寞，更加思念在外读书的长子。老人身边只有三子周建人在会稽县学堂读书，还是走读，早出晚归，家里非常冷清。老人希望早日有个媳妇陪伴在身边，打发光阴，驱除寂寞。另外，鲁老太太年事已高，对许多气力活、家务事都显得力不从心，老太太渴望有一个媳妇在身边照顾自己的起居生活，当然巴不得早日定下儿子的亲事，尽早接媳妇过门。
当然，鲁研界也有一说，认为鲁迅的婚姻实际上是媒婆包办的，甚至说老太太是受了媒婆的骗。由于媒婆能说会道，鲁母听了觉得中意，就果断地答应了这门婚事。媒婆得到允诺后，便将这门婚事四处说开了，弄得满城风雨，致使周家很被动，迫于舆论的压力，老太太觉得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得认下了这桩婚事。不过，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显得牵强，只是人们的一种善良愿望——为鲁老太太开脱责任。
那么，鲁迅自己对这桩突如其来的婚事是怎么看的呢？鲁迅这时已经东渡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的来信说：自己做主为他定了亲，名叫朱安，性情好，懂规矩，我见过一面，相信我的眼力不会错；只是按旧式规矩养大的，是一位缠足、不识字的传统女性。鲁迅第一个反应是，坚决反对，要求退婚。鲁母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无论如何都不能退婚：一是母亲亲自到朱家求的亲，现在返聘毁约，无法向朱家启口；二是周、朱两家都是体面人家，若退婚有损声誉；三是退了婚，朱安将来无法嫁人。为了给鲁迅施加压力，鲁瑞还托鲁迅的叔父周冠五写信，规劝鲁迅千万不能退婚。恪尽孝道的鲁迅考虑到母亲半生悲苦，不忍因自己的婚事再伤母亲的心；加之想到自己常年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娶了一房媳妇，让母亲多一个说话的人，多一双帮衬的手，这也是儿子应尽的义务。
在退婚不得的情况下，鲁迅只得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年轻的鲁迅当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有些许的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造成新式女子，接近自己的理想婚配。母亲第三封信追了过来，传达了朱安的回应：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年纪大了，不适合进学校念书。这不难看出朱安从肉体到灵魂，都是一个地道的旧式女人，要改变她已经不可能，就看鲁迅自己的选择了！
其实，鲁迅是没有选择的，因为他太孝敬母亲。他觉得母亲实在是太不幸了，眼前总会浮现母亲那双永远都是慈爱而忧郁的眼睛，一位柔弱的寡母含辛茹苦把儿女们拉扯大，而且培养他们读书识礼，身为长子的鲁迅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母亲为儿子牺牲了一生，做儿子的就不能为母亲牺牲一次婚姻吗！
鲁迅只能痛苦地接受母亲送给他的这份特殊“礼物”。他曾对挚友许寿裳说：“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有好好地供养她，至于爱情，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尽管内心有说不出的苦衷、难以承受的痛苦，为了母亲，他也只能自己吞下这枚苦果。只要母亲愿意，就由她去吧。反正自己身在日本，学业繁忙，暂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能拖则拖，得过且过！
三弟周建人在谈到鲁迅婚姻时，说过一句朴实而耐人寻味的话：“我大哥的失望是很难形容的，这也难怪，俗话说：生意做勿着，一遭；老婆讨不着，一世。这是一生一世的事呢！”——那么，鲁迅将怎样处置这份母亲赠予的特别“礼物”呢？他会与自己不爱的女人朱安结婚吗？
三、鲁迅为什么同意与朱安结婚
鲁迅与朱安的婚事，一直拖延着，既没有如愿退婚，也没有催促结婚，事情就那么悬着，没有最终的结果。这对于忙于学业，对婚事不满意的鲁迅来说，也许是最理想的结局。不料，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件意外的事件发生，最终给这桩婚姻悲剧划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
1906年夏天，鲁迅在日本已经度过了第四个年头，年满二十五岁。鲁老太太本来就想早日接媳妇过门，让自己身边有一个陪伴的人。老人打算等儿子回国后，就把婚事办了。正当老人焦心等待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谣传：鲁迅和日本女人结婚了，而且抱着孩子在东京街头散步……消息传来，鲁母心里颇为紧张。
其实，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实际情况是：一天，鲁迅和好友许寿裳去逛公园，路上碰见一位日本妇女，肩上背了一个小孩，手里抱着一个婴儿，身后还跟着一个孩子。鲁迅见那女子行走艰难，就主动上前，替那妇女抱过手中的孩子，一起同行……这本是鲁迅助人为乐的一个自然举动，恰巧被一位同乡看到，便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成为传诵一时的流言。
谣言坚定了鲁老太太的决心：尽快为儿子完婚，以免夜长梦多！于是，她接连给鲁迅写了几封信，说是自己身体不适，催鲁迅归来探病，实质上却是筹办婚事。鲁迅接到母病的来信，被逼得心烦意乱，坐卧不安，经常失眠，直至神经衰弱。他似乎意识到一场厄运就要降临，仍然采取拖延的办法。母亲见接连去信都未能把儿子催回，就急中生智拍了一个“母病速回”的电报。孝子鲁迅收到这份电报，信以为真，火速踏上归程，回到绍兴，跨进家门，却见母亲身体无恙——原来是母亲诳他回来完婚！
鲁迅举目四望，里外早已是一派喜庆的气氛：庭前张灯结彩，墙上大红喜字，房子粉刷一新。他这才意识到母亲正在为自己筹办婚事——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心理上，都不容鲁迅再施拖延术，既成事实，毫无商量余地！
在鲁迅生活的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年青人的婚姻原则，尽管日后鲁迅成为离经叛道的异端，但是他也翻不出时代的佛掌，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鲁迅实际上没有选择，他怕见母亲那双忧郁而又期待的眼睛，只能违心地、痛苦地接受母亲赐予的奇特“礼物”！
鲁母开心地选定了儿子完婚的吉祥日子，也是铸造鲁迅一生爱情悲剧的痛苦时刻——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六，象征着“六六大顺”！米已成饭，木已成舟！这一天，令鲁迅终生难忘，在几十年后，鲁迅给萧军的信中还说：“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此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11-477）鲁迅的诸般希冀全都落空，必须接受这喜庆并痛苦的现实——历史记住了这天鲁迅成婚的经过：
虽说新郎是个出洋留学的新式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与繁琐仪式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陪嫁娘、回娘家……一个都不能少。新郎鲁迅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对一切繁琐的礼仪屈就顺从，完全出乎操办者的意料。
花轿徐徐抬进周府，朱安希望有一个体面的出场，给这场婚礼开个好头。遗憾的是造化偏偏作弄人，新娘的出场给这桩悲剧蒙上一层阴影：当她一脚踏出花轿时，一只鞋松脱了，露出了一只锥子般的小脚，自己精心伪装的“大脚”在光天化日之下露了馅——准备婚礼时，朱安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于是做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塞满了棉花——没想到由于脚太小，鞋过大，最终还是脱落了！按绍兴风俗，新娘掉了鞋是个不祥的兆头。
熬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端坐在床上。新郎这才得以第一次打量自己的新娘：黄白的面色，尖削的下颏，薄薄的嘴唇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有点微秃。鲁迅似乎没有感觉，他的心已经麻木了。朱安扫视洞房，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新郎“沙沙”的翻书的声音。
朱安坐着呆等，按风俗新娘不能先开口说话，而新郎心里决意不理睬她。朱安轻轻地、怯怯地说：“睡吧。”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只顾埋头翻手中的书。新婚之夜对鲁迅来说，太过漫长了。他一夜没睡，悄悄地流泪……
鲁迅家里早期帮工王鹤照回忆道：“鲁迅先生结婚是楼上新房过了一夜，第二夜他就睡到书房里去了，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他的脸也染青了。”就这样，鲁迅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中，扮演了一个乖顺的主角。
婚后第二天，按当地习俗，鲁迅随朱安去娘家“回门”，还到周家祠堂拜祭祖先，一切都很顺利。晚上，鲁迅回到书房，埋在书堆里过夜；婚后第三天，鲁迅仍在书房睡；第四天，鲁迅借口功课忙，提起行囊，带上周作人，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抛下朱安孤守空房，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忍不住流淌着，无名的痛苦、难以言说的孤独，绞碎她的心！
婚礼的顺利完全令周家族人意外：他们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不满意母亲包办的婚姻，估计在婚礼上会发生一场争斗，甚至酿出意想不到的场面，他们摆开阵势，做好了应对突发事情的对策。然而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老太太也觉得异常，没想到这么顺利地完成了婚礼，了却心头多年的夙愿！
鲁迅返日，一去三年，没给朱安写过一封信。有一次，他与日本朋友内山完造谈到妻子朱安时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不是“你的太太”，你为什么同意跟她结婚呢？而且婚礼还办得那么风光，那么顺利！下面试图做一些合乎情理的分析：
一是鲁迅对这个未见过面的女人多少有点好奇，存有侥幸心理。虽然朱安没有按他的要求放足和上学，但毕竟之前没见过这位神秘的妻子，说不定见面之后会产生好感！没想到事实让他彻底失望：比想象的差了一大截，连预设的最低值也达不到，实在产生不了任何好感与兴趣。特别是“脱鞋”事件，不仅让鲁迅感到尴尬，简直就是耻辱，令他羞愧难当，恨不得钻进地缝！时隔二十七年，鲁迅写文章还讽刺道：“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4-519）看来，“脱鞋”事件烙印在鲁迅记忆的深处，那双“大绣花鞋”带来的伤害与耻辱，令他终生难忘。
二是害怕伤了母亲的心。鲁迅父亲早逝，由寡母撑持一个败落的家，把他们三兄弟抚养成人，身为长子的鲁迅，更是从小对母亲有一种“寡母抚孤”的情结。尽管从理智上，他清醒意识到母亲所作所为不合道理，不近人情，但出于对母亲不幸命运的同情，对母亲抚孤艰辛的感恩，使他无力反抗母亲，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愿。为了恪尽孝道，他甘愿牺牲个人的幸福。鲁迅曾对俞芬姐妹说过：“我娘是吃过苦的！”鲁迅一生对母亲很孝敬，他不愿拂逆母亲的心愿，导致母亲不快——宁愿母亲负我，我决不负母亲！再说，鲁迅也不能不考虑母亲的生活，身边除了一个上学的三弟，再没人陪伴母亲。现在有个媳妇在母亲身边，既可减少母亲对他的牵挂，也可减轻他对母亲的挂念，因此他顺从母意，同意结婚。
三是鲁迅考虑到朱安的处境，才违心地接受她。在绍兴定了婚又被退回娘家的女人，一辈子也抬不起头，遭人耻笑。不难设想，如果鲁迅不接受她，不与她结婚拜堂，那她就成了男人的“休妻”——被休的女人谁还敢要，她一辈子怎么办？这样的结果，极有可能导致朱安想不开，甚至自杀。以鲁迅的善良，怎么忍心将一个软弱的女人逼上绝路呢！
还有就是，鲁迅当时有个错觉，认为自己身体不好，对自己的寿命颇为悲观。此时他已加入“光复会”，身处酷烈的反清斗争中，牺牲的事随时都会发生——反正活不长久，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二十年后，鲁迅给许广平信中，不无悔恨地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后来豫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11-225）他与朱安的婚事本来就是一个荒谬的撮合，自己性命难测，说不定哪天一命呜呼——朱安成了寡妇，改嫁也比“休妻”体面些，也能为旧道德所接受。
鲁迅返回东京后，许寿裳惊讶地问：“豫才，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母亲娶媳妇。”“哦，不是来信说病了么？”鲁迅无言以对——包办婚姻不是以专制的面目出现，而是以爱的面目出现——这是一把割肉不见血的软刀子！
美国教育家福禄贝尔曾说：“国民的生命，与其说操在当权者手中，不如说握在母亲手中。”造化就是这么作弄人，母亲自作主张，操起“丘比特”之箭，脱手一射，就把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捆绑在一起，从此，就给这对男女带来永远熬不出头的漫长酷刑。难怪鲁迅说，“母爱差不多是伟大而盲目的”——这里凝聚着他多少生命的辛酸与体验啊！
四、鲁迅是怎样冷淡朱安的
按一般常理，鲁迅既然同意与朱安结婚，就应当对她负责，给她幸福。没想到鲁迅与朱安结婚之后，行同路人，冷酷无情，令人难于置信。作者本着不为名人讳的求实态度，根据史料及知情人士的回忆，综述如下：
1906年夏，鲁迅婚后返回日本，三年没有给朱安写过一封信，这显然不能以“学业忙”搪塞得了。事实上，这期间鲁迅与母亲、三弟及其他亲人都有过通信。唯一的解释就是：鲁迅提不起给朱安写信的兴趣——说到底就是没有感情。
鲁迅回国后，仍然冷淡朱安。1909年8月，鲁迅回国，当时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照理说分居三年的夫妻，而今近在咫尺，应该创造条件与久别的妻子团圆。但是在此期间，鲁迅虽然回过几次绍兴，但都是先到母亲房间探望一下，然后就回自己的卧室，从来不进朱安的闺房。
1910年9月，鲁迅从杭州回到家乡绍兴府中学任教，分居四年的夫妻终于团聚了。让人不能理解的是，鲁迅在绍兴教书的一年半时间里，竟然都是在学校住宿。到了星期天，鲁迅回家，也只是为了看望母亲。有时星期六晚上，偶尔在家里住一宿，也都是通宵忙于批改作业、读书。第二天回学校，鲁迅捡拾一些换洗衣服和日用品，掉头就走人，有意不与朱安接触，彼此过的是一种挂名的夫妻生活。
1912年5月，鲁迅只身来到北京，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独自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直到1919年底把家人接到北京一起生活。在这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鲁迅与母亲、周作人、周建人，甚至二弟媳信子、三弟媳芳子都通过信，唯独没有给妻子朱安写过一封信。鲁迅对朱安如此绝情，令人难于理解。
1919年后，一家人住在八道湾，夫妻总算团聚了，两人关系应该缓解些吧！从这年夫妻团聚，到1926年离京赴厦门——又是一个漫长的七年，鲁迅依然与朱安分居。这距他们结婚整整二十个年头，此时的鲁迅已经四十五岁，朱安还比他大三岁。结婚二十年来，两人的感情始终是一片荒漠！在北京生活的七年里，可以分为三段：
住在八道湾的日子里。鲁迅购买的八道湾的房子，房间多，空地大，用许寿裳的话说“简直可以开运动会”。宅院分为三进，鲁迅在外客房南屋独居，朱安同母亲分别住在宅区中间北屋相邻的两个房间里。鲁迅常常到北屋看望母亲，从不进朱安卧室，执意抗拒着她的存在。
住在砖塔胡同的日子里。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从八道湾搬出来，暂住在砖塔胡同61号，母亲暂时与老二一家同住。这是鲁迅与朱安结婚以来唯一一次单独在一起生活，也是两人接触最多的日子。朱安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试图以自己的温存去暖化丈夫已经透凉的心，遗憾的是鲁迅仍然没有让朱安看到曙光，没有给两人感情起死回生的一线希望。两人依然分居，除了日常吃饭在一起，还是各进各的房门，各想各的心事，极少坐下来交流。
住在阜成门的日子里。1924年5月，在砖塔胡同借住了十个月后，鲁迅与朱安正式搬进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随后鲁迅把母亲从八道湾接过来同住，鲁母成了两人尴尬关系的防火墙。两人仍然过着分居生活，一直持续到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
以上粗略叙述了两人的分居生活，下面记录两人在北京长达七年时间里，鲁迅是怎样不近人情地冷淡朱安：
从结婚到离开北京，二十余年的婚姻生涯中，鲁迅对朱安不仅无爱，而且也拒绝肌肤之亲，这应该是铁定的事实。如果不爱对方，却又与之同床共枕，性爱岂不成了动物本能的释放吗？以鲁迅对性爱的理解及他刚直的个性，是不屑这样做的——他宁愿做性爱上的苦行僧，也不会做有损人格尊严的事。
在日常生活中，这对夫妇很少交流，身在咫尺，心隔千里。太师母在时，三个人同桌吃饭，气氛还会好一些。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婚姻同家庭》一文，据鲁迅家老妈说：大先生与太太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鲁迅的房东俞芳在《封建婚姻的牺牲者》一文中也说：“他们说话很少，我甚至连大先生、大师母之间当面如何称呼都不知道；后来也未曾知道。”对儿子与媳妇这样长期冷漠的关系，鲁老太太也不理解：“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这样的婚姻生活，无异于没有尽头的无期徒刑！
鲁迅对朱安的冷漠，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凡经朱安手专为鲁迅做的东西，鲁迅都不屑用。朱安缝制的衣服，鲁迅也不愿穿。一次，朱安想改变分居生活，夜晚就寝时，朱安铺好被褥等先生，鲁迅见了大发雷霆，差点把床掀掉，闹得不欢而散，最终还是分居——从此，朱安死了心，打消了夫妻共枕的念头。
鲁迅的换洗衣服也是独自摆放，跟朱安河水不犯井水。鲁迅将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分放两处：箱底摆在鲁迅床下，放着自己换下来要洗的衣裤；箱盖翻过来放在朱安房门右侧，放置她洗干净折好的衣裤。箱底和箱盖上面，都有一块白布盖住，增添一分神秘色彩。据鲁迅学生孙伏园回忆：鲁迅身上穿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穿的，已经补过好几回，鲁老太太看不下眼，就叫媳妇做了一条棉裤。朱安缝好了棉裤，等鲁迅上衙门时，偷偷地放在他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鲁迅竟将棉裤扔了出来……鲁老太太对儿子的倔脾气也无能为力，就托孙伏园规劝鲁迅。鲁迅回答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鲁迅把生活的简朴，当作意志的磨砺，仍然听不进劝告，宁愿受冻，也不愿穿妻子缝的棉裤。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也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夫人是不要好的。”这里把鲁迅不穿棉裤跟性生活挂起钩来，也不知是否确实。
鲁迅对朱安的冷漠，让常人不可理喻。但在鲁迅自己看来，则是内心情感的自然表露。从结婚那天起，他就对与朱安的关系定了性：她只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既然是母亲的礼物，当然得慎重对待，即使不喜欢，也不能随便扔掉，只能束之高阁，任随它蒙上岁月的灰尘。朱安唯一的精神慰藉，就是鲁老太太对她的安慰：“只要有我在，你就是周家的大房媳妇，这一点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朱安也只好怅然接受这个名分，在没有爱的婚姻中默默守候这个空壳，直到生命的终结。
五、鲁迅为什么一辈子冷淡朱安
当我在系统地阅读鲁迅时，百思不得其解：充满人道精神与悲悯情怀的鲁迅，怎么会如此冷淡处于弱势地位的朱安，而且这种冷淡贯穿于两人三十年婚姻的始终——这对朱安是多么深切的伤害和折磨啊！我试图找到能说服读者，也让自己信服的原因，以客观的态度，作出吻合史实的诠释，符合情理的推断。
上帝荒谬的安排，让一对最不相配的夫妻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像鲁迅这么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闯将，怎么偏偏会碰上朱安这么一个最守旧，也最庸常的女人！我想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差异：一个是叱咤风云的启蒙人物，满腹经纶的文化泰斗；一个是思想保守、不谙文字的旧式传统女性。一个文化巨人跟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怎么能找到沟通的基因，又怎么能走在一起！据俞芳回忆：“她不识字，似有自己已是中年，年纪也差不多了的想法，不想再学文化。思想保守，封建意识浓厚。因此，从思想上看，她比太师母衰老、落后，常给人以‘未老先衰’的感觉。”鲁迅是人，而且是一个文化巨匠，怎么可能与“保守”“衰老”“落后”的朱安找到共同语言！由于不识字，朱安连给丈夫写信都是托人代笔，鲁迅收到她的信后，感慨地记载道：“得妇书，其言甚幼。”——意思是：收到了媳妇的信，那话真是荒唐啊！触目妻子的来信，鲁迅不仅没有喜悦之情，反而勾起对她的反感，甚至鄙夷。
鲁迅也试着跟她沟通过，但结果总是失望，久而久之再也提不起交流的兴致。一次，鲁迅曾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这应该指的是两人关于“甜点”的对话：鲁迅告诉朱安，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朱安马上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也许朱安太自卑了，急着要讨好先生，没想到反令鲁迅不快！这本就是一句慌不择言、讨好丈夫的善意谎言，在正常夫妻间也算不了什么，顶多一笑置之而已，偏偏鲁迅在内心深处最容不得别人说谎和虚伪，他甚至会跟中国人“瞒与骗”的劣根性挂起钩来，除了徒增厌恶，别无言语。长此以往，夫妻间也就只剩下冷若冰霜，形同路人了。
身为女人如果长得漂亮，也许能赢得男人的眷顾，偏偏朱安长相也是其貌不扬。俞芳回忆说：“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形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鲁迅叔父周冠五的回忆也印证了这种描述：“朱安已年近三十，两眼深陷，长脸大鼻，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而且前胸干瘪，再加上三寸金莲，看上去像一个发育不全的人。”虽然鲁迅不至于庸俗到以貌取人，但当他看见母亲给了他这样一个奇怪的“礼物”时，总不免叫他寒心。作为年轻女子，就算长相不漂亮，若能有点青春活力，抑或气质佳美，也许能赢得男人的好感，朱安偏偏又是一个不具活力的女人。我们从仅有的几张照片来看，朱安给人的印象是：一副怨妇的苦瓜相，看上去很执拗，不开朗，气质上很难吸引人。本来就天资一般的女人，又遭遇不幸的婚姻，受到丈夫长期的冷淡；没有男人的眷顾，没有爱情的滋养，朱安就像秋天的花草一样，加速地干枯萎谢了——一个从感官上感觉不悦的人，却必须要天天面对，该是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啊！
还有，就是让鲁迅怎么看都不对劲的那双别扭的小脚。我们从鲁迅博物馆那张朱安的照片来看，短小的身材，配上一套宽大的衣服，宽松的衣服下，那双被缠裹得又尖又细的小脚，的确缺乏一种匀称协调的感觉。照理说，在朱安的那个时代，像她一样缠脚的女子也不在少数，要是一般的男人也许会慢慢地习惯。偏偏鲁迅比任何一个新型知识分子都更为认真、持久地反感中国女子的缠足陋习，那是一种人为的身体残疾。鲁迅一辈子写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和文化，没想到自己的老婆竟也是“三寸金莲”，如果再浮现结婚那天“脱鞋”的丑态，鲁迅就会像看到疮痂一般的反胃呕吐。一个极其厌恶中国女性小脚的男人，却偏偏娶了个小脚女人做自己的妻子——这真是慈母“误进的毒药”！
面对这样一个无姿色、无活力、无气质的旧式女性，你叫鲁迅怎么办？寄希望鲁迅改变对朱安的看法，期待他们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恐怕比让鱼儿爬到树梢还难！朱安完全不具备任何抓住鲁迅的魅力，比他最低的期望值还要低。若是鲁迅早知道朱安已经超出了自己能容忍的限度，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这门婚事，哪怕母亲把刀架在脖子上——遗憾的是人生没有后悔药！
朱安的存在，的确是鲁迅最大的尴尬。北平时的鲁迅已经是大文豪，又喜欢结交年轻人，来他家聚会的文友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年青漂亮的女子。一般情况下，鲁迅不太愿意向外人介绍自己的妻子，也不太希望妻子出现在众人面前。但朱安不能领会丈夫的心思，反而经常以师母的身份出现，殷勤地为客人端茶倒水，似乎刻意要表明自己的身份。特别是，当许广平等女生在场时，朱安的出现，就会更加激起鲁迅的嫌恶。
当然，厌恶归厌恶，冷淡归冷淡，有一点值得安慰的是：鲁迅始终给予了朱安妻子的名分，始终尊重她的人格，并且关心她的健康，照顾她的家人，总算给了朱安冷漠中的一点温情。正是信赖鲁迅的为人，朱安才乐意终生守望无爱的婚姻——从1906年结婚到1936年鲁迅逝世——整整维持了三十年！
即便是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以后，给予朱安名分与人格的尊重也没有改变。鲁迅在上海生活了十年，虽然没有单独给朱安写过信，但夹在母亲信中，也常常提到朱安，甚至她的家人。比如，1934年5月29日致母亲信：“十六日函中，并附有太太来信，言可铭（注：朱安之兄）第二子，在上海作事，力不能堪……请太太自行酌定。”（13-128）再如，1932年11月15日，鲁迅从北平给许广平信中转达了朱安对他们同居的态度：“某太太（指朱安）于我们颇示好感……”（12-340）从这些信中起码给我们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鲁迅始终给予朱安原配妻子的名分，提到她时都是直称“太太”，承认她的地位，尊重她的身份。二是说明鲁迅仍关心朱家的事情，朱安娘家有什么困难，还是愿意请鲁迅帮忙，只是这次“找工作”之事，实在超出鲁迅能力所及，才回信婉言拒绝。事实上，鲁迅与朱家的关系很好，尤其对其兄朱可铭特别关心，常寄钱给他。逢年过节，朱可铭也会寄绍兴的土特产给鲁迅。
鲁迅对朱安虽没有爱情可言，甚至刻意冷淡她，但鲁迅仍深深地同情她、信任她。鲁迅从八道湾搬出后，家庭经济开支全都交由朱安掌管，一般不干预她主持家政。朱安吩咐佣人做的事，即使有什么不妥，鲁迅也不会当众纠正。鲁迅从来没有因为家务事的原因，埋怨、呵责过妻子。一次，许广平亲眼看到：鲁迅从外面回来，带来一盒桃酥，先到母亲那里：“娘你拿一点。”母亲取了几块。他又到朱安房里：“你也拿一点吧。”朱安也拿了一点。然后他又给许广平：“害马，多拿一点！”还有一次，许广平也亲眼目睹：朱安给鲁迅送上一碗热牛奶，当朱安走进屋时，鲁迅恭恭敬敬地起身，站在椅子旁边，等朱安把牛奶放在桌上，鲁迅还欠身点头，连说两声“谢谢！”……从这些日常生活小事上可以看出，在鲁迅眼里，朱安与大家人格上是平等的，这对朱安来说，也是心灵深处的安慰。
鲁迅非常关心朱安的健康。1925年9月29日，鲁迅在给许钦文信中提到朱安生病住院的事：“内子（指朱安）进病院约有五六天，现已出来，本是去检查的，因为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且是慢性的，实在无法（因为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对付而已。”（11-515）那时，正是鲁迅和许广平确立恋爱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加上高度的压抑与紧张，终于病倒了。她的胃部剧烈疼痛，鲁迅陪她去看病，为她买药，让她住进山本医院，起初医生怀疑是癌症，鲁迅当时显得很紧张，心事重重，似有一种深隐的痛疚。鲁迅亲自和医师讨论病情与治疗方案，经过种种测试，最终排除了癌症，一个星期后，携着病愈的妻子出院。鲁迅对朱安身体的关切，让医护人员都深为感动。
朱安之所以不愿意离开鲁迅，终生守望无爱的婚姻，也是基于对鲁迅人品的信任。当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朱安明智且自我安慰地说：“看来我这辈子只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来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鲁迅也确如朱安所说，一直供养着朱安。在北京生活时期，鲁迅每月都给朱安零花钱。离开北京后，鲁迅仍然每月汇一百元供家用，全由朱安支配，另外附寄十元，给朱安个人零用。1932年11月后，因朱安身体不适，需要加强营养，鲁迅还将零用钱每月加到十五元。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寄钱抚养她生活。可以说作为“名义丈夫”，鲁迅还是尽了责任的。
从根本上说，鲁迅与朱安的不幸婚姻，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黑格尔说：“存在就是合理的。”作为旁观者，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一味地怪罪鲁迅，甚至给他安上种种“罪名”，那样做有失厚道。让我们以历史的眼光，以宽容的襟怀，对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同情；少一点偏见，少一点责骂！
六、朱安如何抗争鲁迅的冷漠
陈丹青在《鲁迅后院的蜗牛》一文中，对朱安的处境有这样一段描写：“朱安，眼前就浮现一口井。那深深的院落，高高的围墙，阴晦的天气……无不使人联想起‘心似枯井’……这口井仍一如既往地空旷，孤寂，几乎令人害怕。”——这是朱安守候三十年绝望婚姻的真实写照。
我总在想，朱安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女人，她的心真的就能像“枯井”一样的平静、淡定吗？在三十年的绝望守候中，难道就没有报怨、没有牢骚、没有反抗吗？让我们踏着朱安的足迹，寻找她的心灵轨迹，看看她是如何抗争鲁迅的冷漠：
朱安也不是一开始就对婚姻持绝望态度，她对挽救自己的婚姻还是抱有希望的。据俞芳回忆：朱安并不气馁，她曾说：“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都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朱安一直抱着感化鲁迅的幻想，做出种种努力，设法改变现状，力图缩短和鲁迅的距离，赢得鲁迅对她的爱，改善两人的关系。虽然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朱安还是像辛勤的小鸟一样：顽强地振翅飞过，尽管天空中没有留下痕迹！
朱安的心头总有一块心病：自己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媳妇，却未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1914年11月，她回娘家探亲，托人给北京的丈夫写了一封信，建议他纳妾：一来身边有个女人，让丈夫过上正常的男人生活；二来生下一男半女，也可为周家延续香火。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属社会常规，普遍现象，可是信到了鲁迅手里，反而引起强烈反感。我们在鲁迅几十年的日记中，唯一一处看到记载朱安的事：1914年11月26日，“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15-141）。区区二字，饱含鲁迅内心多少痛苦与失望！诚然，此举是出于对鲁迅的关心，但又何尝不是她对自己命运的一种抗争呢？
1923年8月2日，鲁迅和朱安迁入砖塔胡同俞芳的房子暂住，鲁老太太仍住八道湾。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照顾丈夫。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在身边唯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一切都小心翼翼。这段暂住的岁月，可能是两人关系最好的时期。遗憾的是老天爷只给了她不足十个月的时间，就另迁新居，还来不及弥补两人间深深的感情裂痕。
朱安说过自己跟不上时代，但是她愿意与时俱进。结婚前因年纪大了，没有重新上学；结婚后感到自己的差距，她也想识字看书，接受新事物。有一次，鲁迅教同屋的俞芳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当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她知道孩子们尊重她，不会挑剔她。但她就是做不好，引来孩子们一阵阵哄笑。她暗暗敬慕大先生，挣扎着要跟上大先生的步伐，但是两人在人格、思想各方面差距实在太大，根本不得要领，难于赢得鲁迅的认同。
1924年5月，鲁迅和朱安搬进西三条小四合院，把母亲接回来同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老太太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种方式，为丈夫的饮食起居尽一位女主人的本分。
我们在上一节提到，每当鲁迅与学生在一起聊天时，朱安故意以师母的身份出现，端茶倒水。她不会感受不到丈夫阴暗的脸色，她甚至意识到这样做会激起丈夫的嫌恶，甚至让丈夫在学生面前感到难堪，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并不想从此收敛。我想她的这一举动并非全然出于好客，恐怕也是一种潜意识下的抗争：身为鲁迅的妻子，虽然没有得到丈夫的认可，但只要在周家一天，就要以鲁迅妻子的名分站到前台，证实自己的身份，表明自己的存在——爱理不理是你们的事，我自己心安理得！
朱安在鲁老太太面前绝对是一个孝顺的媳妇，但当着老太太的面，同样表示过抗争。据俞芳回忆：有一次老太太说：“我们这个家里，要是有个小孩走来走去，该多好呀！”不料，这话引出朱安的一番牢骚：“你们都看见的，大先生一天都没有和我说几句话，怎能怪我没有怀孩子呢！”一个妇人面对外人说出这样的话，足见她内心有多少凄楚与郁愤！朱安如此当面顶撞婆婆，无疑是对于鲁迅冷淡的直接抗争，也是压抑在内心愤懑的发泄，精神压抑的情绪爆发。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直到朱安五十岁时，等来的却是鲁迅、许广平与海婴的全家福照片。据俞芳回忆：1932年11月9日，鲁迅回京探母住了半个月，朱安看到三人合影照深感绝望和痛苦。俞芳问她：“你以后怎么办？”朱安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可是现在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了……”一只蜗牛！这是对婚姻的绝望呻吟，也是对鲁迅冷漠的有声抗争——尽管这种呻吟与抗争，无人能够理解，无人能够解救！如果把朱安与鲁迅不幸婚姻比作一口深井，两人双双困在井底，双方一点一点地往上爬，最终鲁迅历尽千辛万苦，总算爬上来了，尽管遍体鳞伤，但以后毕竟有许广平的抚慰；而朱安却永远被困在井底，永无出头之日——她就是一只永远爬不出深井的“蜗牛”！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1943年4月22日，相依为命的婆婆在北京逝世。朱安孤独一人生活在北京，风烛残年，苟延生命。由于物价飞涨，光靠许广平寄的生活费难于维持生计，朱安打算卖掉鲁迅部分藏书，解决燃眉之急。许广平知道后，托人带信说：“鲁迅的遗物一定要保护好。”朱安悲愤地说：“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保护好呢？”——这是朱安压抑不住，发自内心的呐喊与抗争！朱安是善良的，不仅一本书都没有卖，而且明确表示，所有遗物都由许广平和周海婴继承。社会各界知道后，纷纷捐款，但朱安一分钱也没有收——朱安没有文化，朱安却有尊严！这只精疲力竭的“蜗牛”，耗尽生命中最后一丝气力，寂寞地苦熬生命中最后一段旅程。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这只绝望的“蜗牛”精疲力竭倒下了，孤独地走完了六十九个春秋！婆婆去世后，朱安独自一人苦熬了四年，终于油尽灯熄。临死前，她写了封“遗书”寄给许广平，希望按绍兴风俗埋葬自己，对入殓时穿的衣服、盖的被子都有详细交代。可是远在上海的许广平给北平的委托人回信说：“丧事从简从俭，以符鲁‘埋掉拉倒之旨’。”——朱安在离开人间的最后一个小小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她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她去世前的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智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想念大先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对鲁迅的忠贞至死不改！她守候绝望婚姻三十年，不但没有疯、没有傻，甚至没有因孤苦的折磨而影响生命的长度——她是一只坚韧而又顽强的“蜗牛”！
朱安生前常对人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唯一的遗愿就是：死后葬在大先生旁——我是大先生的结发妻子，为什么不能葬在丈夫身旁？这是朱安对不幸命运的最后一次抗争！然而，结果可想而知，她的愿望再次落空。她寂寞地离开人间，寂寞地下葬入土——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处婆婆鲁瑞的墓旁——她生前是婆婆的挂名媳妇，死后也是婆婆的真实保姆！她的墓地，没有碑石，没有记载；不知她的父母，也不知她的生庚。她活着的时候，孤苦伶仃；死后也是孤坟一座，寒日戚戚，斜晖脉脉，一片肃穆，几许苍凉！
综观朱安一生，为了表明自己的存在，为了争得自己的尊严，她发泄过、呐喊过、抗争过——尽管这种反抗是软弱的、乏力的、无效的！朱安毕竟是善良的，她始终没有采取过激行动，绝不像生活中一些怨妇那样，上演“一吵、二闹、三上吊”的闹剧。她与鲁迅做了三十年的挂名夫妻，服侍婆婆长达三十七年之久，她对许广平、周海婴充满着深深的眷恋——她对鲁迅的感情，坚贞不渝；她对周家的深情，伴随终生！
七、鲁迅为什么不与朱安离婚
我在网上看到许多网友，对鲁迅不爱朱安，又不与她离婚，长期让她承受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很不理解：作为一代文豪，鲁迅难道不明白朱安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吗？为什么不将她从封建礼教中解救出来？为什么不给她人身自由？为什么不让她另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些诘问是可以理解的，让我们来剖析其中的原因吧。
其实，鲁迅何尝不想早日结束无爱的婚姻，还朱安自由呢？早在1923年夏天，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在万般无奈之下，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到老乡俞芳砖塔胡同暂住，搬家之前，鲁迅征求朱安意见：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回绍兴，自己会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据俞芳回忆：“大师母回答他：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了出去，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有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俞芳评述说：“当时大师母的唯一希望是拽着大先生，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者……实际上既害自己又害了大先生。”我们设身处地地为朱安着想，她还能有比“拽着大先生”更好的选择吗？可以说，朱安几乎落到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窘境。面对这样一个弱女子，鲁迅也别无选择：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伤害弱者。既然命运将他们捆在了一起，那么就随命运“绑架”去罢！1923年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15-477）。这是鲁迅唯一一次当面商量朱安归宿的记载。
朱安肯定千百次地想过自己的归宿，最终的选择仍然只能是：跟随大先生一辈子！搬家前一天，钱玄同、刘半农等几位好友到鲁迅家做客，正叙谈间，朱安突然闯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当着众人的面痛哭流涕地说：“我是配不上大先生，大先生要娶妻纳妾，全凭他自己；但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老太太活着一天，我服侍她一天，老太太百年以后，我吃斋念佛，决不离开周家……”面对此情此景，鲁迅愕然，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诸位好友耐心劝朱安回自己房里，有人还责怪鲁迅。可见，不是鲁迅不愿离婚，而是朱安死活不愿离开鲁迅。
朱安明知这是一桩无望的婚姻，为什么死活不愿挣脱牢笼呢？我们试着站在朱安的立场上，想想这婚是离还是不离：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朱安来说，离婚可能比没有事实婚姻更可怕、更凄惨！倘若离婚，不但名义上被“休”，甚至连生活的基本保障也没有；不离婚，起码还有原配的名分，生活上也有一棵大树可依靠。朱安也不是傻子，对自己的现实和未来肯定作过深入的思考，她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作出跟定大先生的选择——当然，这也是不幸中的无奈选择！
有人说，在鲁迅那个时代父母包办婚姻是一种常态，而其他人似乎没有出现鲁迅这样的尴尬。不错，与鲁迅同时代的启蒙先驱们，婚姻上大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程度不同地遭受了与鲁迅相似的处境。胡适、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等文豪，不也是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吗？然而，他们要么接受现实，与包办的妻子安心过日子，如胡适；要么勇敢冲破婚姻的枷锁，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如徐志摩、郁达夫和郭沫若。为什么鲁迅就成了一个例外，既不离婚，又不维持正常的婚姻生活呢？这真用得“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试想鲁迅像胡适一样凑合过日子，前面已经讲过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两人差距太大——我们不能强迫鲁迅一定要与不爱的朱安一起过日子！至于像徐、郁、郭一样，长痛不如短痛，狠心把朱安扫地出门，一纸休书，赶她走人，一了百了。鲁迅哪里下得了那个狠心，那不等于把朱安逼上自杀的绝路么——那可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经济来源，无力保护自己的弱女子啊！对于连自卫能力都没有的弱者，即使她妨碍了自己的幸福，那也不能故意伤害她——鲁迅不与朱安离婚的原因尽在于此！我们还忍心责备鲁迅不给她自由吗？我更愿理解为，鲁迅这样做，恰恰体现了对朱安的责任心，显示他宽宏的人道主义情怀！
也有人说，鲁迅最终选择与许广平同居，这时总该考虑朱安的归宿吧？从上面可以看出，朱安不愿离婚，已经是铁定的选择，不论鲁迅有无新欢，她都会对鲁迅不离不弃。当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后，朱安很快就知道了，但并没有过激的反应；不仅没有提出离婚，甚至内心还有些许的安慰。因为在朱安看来，当时民国社会，男人纳妾并不违背旧道德、旧婚姻——十年前，她就主动写信劝丈夫纳妾！在朱安看来，自己毕竟顶着名分上的夫妻，总还是明媒正娶的原配，只要丈夫不抛弃她，就甘愿做一辈子名誉上的夫妻，守望一份绝望的婚姻！
只要朱安不主动走人，鲁迅就不便开口赶她走。鲁迅心里也同情朱安，她也是旧礼教的牺牲品，她是无辜的。鲁迅对自己这代人的悲剧婚姻有过理性反思：“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1-338）鲁迅真的是很善良，他绝不愿伤害一个虽然无爱，却也无辜的“异性”。我不敢说鲁迅人格有多么伟大，但他的确设身处地为朱安想过：宁可害苦自己，也不愿害苦别人——特别是比自己更弱、更无力自卫的弱女子！我毫不怀疑鲁迅主观上的真诚：鲁迅宁愿自己肩起痛苦的枷锁，“陪着做一世牺牲”。“无论从旧道德，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注：柔石）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4-497）这虽然说的是挚友柔石，又何尝不是鲁迅人品的自我写照！
鲁迅没有采取决绝的态度与朱安离婚，一生都让朱安顶了夫妻的名分，这也有基于生活现实的考虑——为了照顾母亲，为了奉行孝道。鲁迅与周作人决裂之后，就独自承担了照顾母亲的责任，而这一使命又历史地落在朱安身上。朱安确实没有辜负鲁老太太的期望，甘心情愿地担负起照顾婆婆的责任，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侍候婆婆。说得直白一点，在周家生活的朱安就是一个顶着“鲁迅夫人”的名分，而实际却是服侍婆婆的保姆——而且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星级保姆！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一书中描述说：“朱夫人是很细心的，他煎炒的蔬菜，切得很均匀，老太太要和她生活在一起才觉得舒适，看来不仅由于习惯的相同，她做的饭菜味美可口，总也是个原因。”增田涉也回忆说：关于那位最初的夫人，鲁迅说过：“因此是母亲娶来的，所以送给母亲了。”朱安就是这样，操持家务，服侍家婆，养老奉终，直到1943年老太太病逝。
鲁迅迫不得已，对自己的不幸婚姻采取了一种迥异于别人的独特处理方式，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当他与许广平在上海重新生活后，在尴尬局面中寻求一种平衡，尽量做到不去刺激、伤害朱安的尊严，把和许广平同居造成对朱安的伤害，降到最低限度。对于鲁迅这样一个公众人物、社会名流，要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然而，鲁迅和许广平都做到了：无论是鲁迅，还是许广平都绝少提到朱安，他们达到心灵的默契，守口如瓶，几乎是秘密地恋爱，秘密地同居，不事张扬，息事宁人。从这一点看来，鲁迅和许广平都是善良、人道、有责任心的人。
当然，无论怎样地主观努力，也难免对当事人三方造成伤害，尤其是对朱安带来了难于言说的痛苦，刻骨铭心的伤害——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艰难啊！鲁迅也是人，他也回天乏术。在那样尴尬、无奈的局面下，鲁迅能这样处理三者关系，已经是狭缝中的一种最好选择——鲁迅尽力了！
八、我们为什么特别同情朱安
网友评论说：鲁迅亲手塑造了祥林嫂这一文学形象，也亲手造就了现实中的祥林嫂——朱安！还有人说：鲁迅的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历史，却对不起自己的天地良心，对不起朱安！
这些文字不免热辣，但也有一定道理。在这桩不幸的婚姻中，我们当然怜惜鲁迅，但我们更加同情朱安！因为在长达三十年的痛苦婚姻中，鲁迅挣扎了二十年，终于回头是岸，等到了天边的“月亮”——许广平的安抚；而朱安守候一生，死时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更让人掬一把同情泪的是：她一生无怨无悔，始终说“大先生不坏”，“许广平是好人”！——这是怎样的胸襟，又是怎样的大爱啊！
作为读者，我们为什么特别同情朱安呢？
朱安的爱是绝望的。每当我想起朱安，眼前总会浮现类似巴金笔下《家春秋》的画面：深宅大院里，一个穿着黑色夹袄的妇人，日日枯坐天井边，望眼欲穿地等待她的大先生归来，这一等就是三十年！可以说，朱安的爱是绝望的——悲哀，却流不出眼泪；沉重，却说不出压迫！她爱大先生，忠于大先生，视大先生为终生的依靠。朱安守候了一生，日日苦盼，夜夜空房，陪伴她的只有年迈的鲁老太太。她在爱情的苦海里挣扎，始终抓不到一根救命稻草，最后被海水吞没了——默默地来到凡尘，又悄悄地离开人世！作为封建时代最弱势的女人，在这场绝望的婚姻中，她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地位，最终成为鲁迅神坛前最菲薄的祭品，成了封建婚姻最悲惨的殉葬品。
朱安的爱是无声的。我甚至大胆地猜测，朱安对鲁迅的爱恐怕不亚于许广平，用中国古代审美观来形容，叫做“真水无香”——朱安对鲁迅的爱也是无私无畏，无怨无悔，无声无息！鲁迅冷淡她三十年，她虽然偶有过无力的抗争，但总体而言，她极少口吐怨言，极少心生怨恨，总是平静地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朱安默默地忍受了一切，又默默为鲁迅做了一切。她关心鲁迅，体贴鲁迅，尽己之力为鲁迅创造一个幽静的写作环境。房东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书中说：“我还记得好几次大师母叫我和三妹不要吵大先生，有时甚至是恳求我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她竭尽全力照顾鲁迅的生活起居，唯恐有所闪失。“大先生生病，吃不下饭，只能吃粥。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大师母对大先生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朱安唯一排遣痛苦的方法就是闷闷地抽水烟，每当忙完家务后，她就坐在娘娘身边“咕噜、咕噜”地抽上几枪水烟——让烟丝麻醉自己的神经，也让烟火燃尽残余的岁月！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噩耗传到北平，悲痛欲绝的朱安，身披重孝，在南屋鲁迅画像下设置灵位，供上文房用具以及丈夫生前喜欢的烟卷、清茶和点心，点香作揖，虔诚默祷，在袅袅青烟中，祭奠丈夫的在天之灵，寄托自己的绵绵哀思。痛定之后，剩下的就是对丈夫默默的怀念，她对鲁迅住过的屋子，始终保持原样，一点没有移动。她对丈夫的感情，真诚细腻，终生不渝。
朱安的痛苦是说不出来的。朱安是个单纯善良的女性，她恭敬丈夫，忠实丈夫，把一切寄托在丈夫身上。朱安没理想、缺文化、少情趣，但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不明白自己所恭敬的丈夫为什么不喜欢她，她不知道造成自己一生悲剧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她竭尽所能地迎合丈夫，讨丈夫欢心。她心里只有丈夫，全然没有自己。我们还记得，结婚时的“脱鞋”风波，那也是因为丈夫不喜欢小脚，为了讨丈夫的欢心，才偷偷在鞋里塞上棉花，始料不及的是那双自己亲手做的绣花鞋会跟她过不去，在不该脱落的时候脱落了；当年在搭讪鲁迅“甜点心”的话题时，她违心地说了假话，那也是为了讨好先生……她不明白丈夫对别人是那么善良、那么体贴，为什么对妻子却如此疏远，如此冷漠！一个没有正常婚姻生活的女人，操劳一辈子，痛苦一辈子，等待一辈子，其间的辛酸苦楚，只有朱安本人才能真切体味——谁能知道她平静木讷的外表下，燃烧着一颗怎样火热的心呢！
朱安的奉献是无私的。从结婚第四天鲁迅离开绍兴起，二十八岁的朱安就陪伴婆婆生活了一辈子。朱安对于婆婆和丈夫的生活体贴入微，尤其是在饮食方面的喜好，观察得很细心，尽管家里不缺佣人，但她常常亲自下厨，做得一手绍兴风味的美食，很让老太太受用。她穿针引线，织衣缝裤，料理家务，侍候婆婆，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当她得知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她绝望地喟叹自己是一只再也爬不出高墙的“蜗牛”，甘心情愿地服侍老太太一辈子。她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朱安对鲁迅的为人没有看走眼，鲁迅按月从上海寄钱给她，供养她一生，去世后由许广平接力供养——这是朱安无私奉献所得到的一点回报，一点安慰。
朱安的心胸是广阔的。朱安虽然没文化，但她不会像一些农村妇女那样，心胸狭窄，嫉妒成性。面对许广平及孩子，她没有丝毫怨尤之意，反而感到宽慰，甚至欣喜。1929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结晶——海婴出生了，消息传来，朱安十分高兴。她对自己的归宿，早就有过周详的考虑，她曾对俞芳说：“自己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此生、此世是不可能有孩子了。按绍兴习俗，没有孩子，也属妇人的一个‘过错’。现在有了海婴，他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名’，现在赫然得到‘赦免’，怎么不高兴呢？另外，她还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她虽然未与海婴见过面，但她视同己出，常对人说：“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还经常写信关心他。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回忆：“对于我，朱女士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一次她给母亲的写信中：‘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无疑朱安的关爱带有浓厚封建意识，不论谁生的，海婴终究是周家香火的继承人。1936年鲁迅去世后，朱安当即给周建人写信托他转告：“许妹及海婴为堂上（祖母）所钟爱，倘肯莅平（北京）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敞开胸怀，欢迎许广平母子北上与祖母及自己同住。她还真诚地将他们母子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都“无不接受”。尽管这只是一厢情愿，但朱安对他们母子的感情是真挚的，是发自内心的。朱安始终说“许广平是好人”，特别感谢她寄生活费，尽抚养之责。她给海婴的信中说：“值兹上海百物高涨，生活维艰之秋，还得堂上设筹接济我，受之虽饥寒无虞，而心中感愧，实难名宣。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朱安为周家守候了一生，奉献了一生，受用滴水之恩，就恨不能涌泉相报。
朱安晚年活得有骨气。鲁迅去世后，虽然许广平坚持给朱安寄生活费，但因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每天靠小米面窝头、菜汤和自制腌菜，苦度时艰。那时，住在北京的周作人也按月给钱赡养母亲，资助她们婆媳，但婆婆病逝后，朱安决然拒绝周作人的资助，饿死也不接受他一分钱——她知道二先生是大先生不喜欢的人，她绝不能接受他的钱！后来，许广平遭监禁，生活费一度中断，在生活濒于绝境的情况下，朱安打算“卖书还债，维持生命”。许广平得知消息后，千方百计委托朋友加以阻止，并及时补寄生活费。当她知道真相后，态度彻底转变，不仅不再提卖书之事，而且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当时，有人不怀好意，想得到鲁迅的遗稿，朱安如珍视生命一般，保护丈夫的遗物。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回忆说：“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父亲的遗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拒绝提供我父亲的任何文稿字迹。”同月里，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也断然婉谢：“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说实话，读到这样的文字，我都已经眼含热泪。正是朱安的悉心呵护，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丝毫未损，得以完整保全——恰恰是朱安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才真正懂得文化的真谛——今天每一个瞻仰鲁迅故居的人，是不是都应该向她敬以最崇高的敬意！
1947年6月29日晨，朱安走完了她六十九岁的人生旅程。以我的猜断，朱安平凡的一生大概就做了三件事：一是替鲁迅照顾她的母亲；二是自己默默地活着；三是成就了伟大的鲁迅！特别是后者，是她一生奉献长藤上结出的果实，也是她一生的价值所在！纪德曾说：“作家受到命运不公正的待遇之后，总要尽力寻求补偿。”正是朱安这只在后院寂寞爬行的“蜗牛”，维系了鲁迅一生的沉重，使他深味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从而斩断他的退路，刺激他的灵感，激发他的潜能，与传统道德彻底决裂，一往无前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不幸是作家的摇篮，痛苦是智慧的母亲。如果鲁迅一开始就为温柔的“月亮”所笼罩，现代文学史恐怕就得改写——因为文章憎命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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