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充满主旋律的一部精彩的个人回忆录。主人公段子定，于1954年出生在中原农村，他经历了童年不幸、少年贫困、青年茫然、中年创业、老年安享晚年。在这本书中，他对自己所经历的那些苦中有乐的往事进行全面回顾，从挨饿、成长、成家、生子，到改革开放后创业开办乡镇企业，进而成为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最后他还写到晚年的生活状态，以及对一生的总结。作品所反映的时间段，正是我们国家由弱到强、由贫困到富裕的过程。这一段经历，不仅对给儿孙后代有启发，而且也是中原农民近60年生活的最真实、最典型的体现。
作者简介：
段子定，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生于1954年的草根人物，他出身穷苦，60年的跌宕人生中，先后做过泥瓦匠、技术员、工程师、项目经理、建筑安装公司经理、农村合作基金会主任、旅店老板等，通过顽强拼搏，带领全家人走上了致富路。
目录：
第1篇“野蛮”成长：苦难中生存夹缝中寻梦
第2篇奋斗之路：吃得苦中苦成为顶梁柱
第3篇社会历练：多元化经营更上一层楼
第4篇四十不惑：接受新挑战掌舵基金会
第5篇天命之年：业毁潜规则大隐隐于市
第6篇六十耳顺：知足即常乐人生二三得
尾声不白活一回
一九五九年，妈妈生下了弟弟。弟弟出生后，妈妈身体很虚弱，那时别说吃鸡蛋，连喝一点稀面汤都不敢奢望。父亲徒步去南阳酒厂墙外弄一些像稀屎一样的酒糟糊糊，来回五六十里路，用桶担回家当食物吃。酒糟是坏红薯干蒸酒后的废料，人们把它用作肥料，那东西只能闭着眼、捏着鼻子才能咽下。
按当时的政策，产妇可到食堂领三斤白面，作为特殊照顾给产妇补养身体，人们称之为“月子面”。父亲费尽口舌才领回了那点面，每顿只能舀一点点给妈做一碗稀面疙瘩，三斤面要吃一个月的啊！
有一次，又是好几顿没饭吃了，我到处跑实在找不到可吃的东西，饿得头发晕，眼前直冒金星。在屋内翻来翻去找吃的，忽然发现那点面，估计有三四两。饿昏了头的我啥也顾不了了，背着妈妈偷偷地将面粉装进口袋。
随后我跑到邻居孙二哥家，恳求二嫂给我烙个馍吃。二嫂看我饿得难受，明知而不问面的来历，就将面和好分成三块，烙了三个小饼子。我只吃了一个，另外两个都被二嫂家给治饿了。虽然一个小饼也并不能让我吃饱，但是感觉不那么饿了，舒服多了。
父亲发现家里少了白面，估计是被我拿出去了，一气之下打了我。我自知理亏，跑出去不敢回家，无法面对瘦弱的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弟弟。
记得那天我跑到邻村大姨家附近游荡一天，天黑父亲收工后看到我还没回家，四处寻找。父亲知道我平时很懂事，找到我后，他痛心地说：“娃儿，回家吧！不打你了。我知道你是饿极了，可你想没想过那面是给你妈你弟保命的啊……”说着说着，父亲的泪水夺眶而出。
回到家，我跪在妈妈面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妈，是我错了，你狠狠地打我吧，这样你可以消消气，别气坏了你的身体。”妈看我可怜的样子，慢慢地把我拉到身边，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妈哭我也哭。后来我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长大了，会干活了，家里有好多好多的白面、大米，一辈子也吃不完，我们早上有红薯苞谷糁儿，晌午有馍，晚上有面条，顿顿能吃饱；我家的茅草屋也变成了青砖蓝瓦的新房，一家人有吃、有穿、有住，其乐融融。梦中，我笑出了声。
也可能是上天让我过早地做了一个“中国梦”……
食堂饭还在勉强维持，人们不能坐以待毙，都要想办法生存。到庄稼地里，遇到能吃的就往嘴里填，比如采把豌豆秧、摘个豆角、挖个红薯什么的。干完活回家时总要“捎”点什么，回去给老人孩子充饥，采把豌豆秧装口袋里，掰个玉米棒掖腰里，或捋一把麦籽儿、扒几
个生红薯、薅个萝卜等等。总之，一天要三捎，其实也就是偷，大家都是这样，你不偷着吃一点就要饿死。当时曾有一句顺口溜说得很形象：“刮大风（五风），乱打锤（撞人），遍地都是贼（三捎），谁不偷，饿死谁，望着干部睡瞌睡”。不管你偷什么吃的，凡是被党员、干部逮着的，一是要挨批斗，二是会把偷的东西挂在脖子上游遍全大队几个村庄。
到了1960年，荒春上青黄不接，日子更是难熬。食堂无粮下锅，被迫停炊，老百姓日子越过越苦。
地里再也挖不到野菜，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光了，有些人家开始刨树根吃了，饥饿和死亡威胁笼罩着所有的家庭。
人们终于撑不住了，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和老亏症。
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妈妈表现出超出常人的毅力和意志。她带领着我每一天都要去寻找可充饥的食源，哪怕是喝一碗盐水，就算只吃点干刺角芽（刺角芽的叶上带刺，择不好有铁腥味，人吃了会呕吐恶心），也要和死神搏斗。
有时，妈妈也会带我到河沟里捞一些水闸草，喂羊的红薯秧秆、烧锅的苞谷胡儿（玉米芯）都成为我们那时充饥的食物（有不少人因吃苞谷胡粉解不下大便）。
要是能挖到一点野菜根、草根什么的，就洗净后用个盆子煮熟熬成汤，熬好后每人一份，先把菜根汤盛在碗里，再把煮熟的野菜根均分到每个碗里。最后妈妈再把自己那一碗里的菜根夹出来放到我的碗里……这个情境，一生中曾无数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而每一次想起，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为了寻找吃的，父亲还带我到地里挖坏红薯，就是前一年种过红薯的地里，有漏收的小红薯留在土里，经过一冬的沤冻，已腐烂得有了酸臭味。那些田地都不知道被翻过多少遍了，但人们还是像大海捞针一样在土里扒，运气不佳的人挖一晌也找不到一点，偶尔能挖到一个哪怕是很小的红薯头儿，就算沤得出白毛，样子像狗屎，也如获珍宝。人们把捡到的坏红薯拿回家洗去泥土，用擂臼舂碎捣成泥状做成饼，尽管苦涩得难以下咽，但毕竟能充饥。
我们村西四五里有条石榴河，那里有大片河滩，那些年气候寒冷，经常有大雁结队南飞，那河滩是雁群喜欢栖息的场所，时常散落着许多大雁屎，我和同村的伙伴们去那里捡大雁屎拿回家当食物吃，后来去捡的人多了，连大雁屎也难捡到了。如果偶尔能捉到一只青蛙，拍几只蚂蚱、蟋蟀等，在当时就算是很有口福了。那时因为营养不良，
不少妇女已经不能生育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1年初。在可怜的父母的呵
护下，我算是顽强地活下来了。我是不幸中的幸运儿，正是——
童年不幸多灾难，
幼苗遭霜受摧残。
忍饥挨饿求生存，
父母呵护命保全。
当时不少有眼光的人和无负担的光棍汉都开始下湖北、跑陕西，去寻找能吃饱饭的地方，或者去倒插门儿做上门女婿。倒插门的规矩是得随女方的姓、改个名，发个誓言，
誓词是：“小子无能，改名卖姓；活不回家、死不回茔”，履行仪式后即成为女方家庭成员。
一九六一年农村迎来了转机，中央决定调整经济方针，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农民开始被容许有自留地，公共食堂也解散了，恢复了家庭小锅饭。由生产队给
社员家庭每户每人拨三分“自留地”，让农民自己种些粮食、蔬菜来补贴自家口粮。至此，食堂饭画上了句号，社员的生活逐渐好转。
从这以后，日子虽然还是很苦，但农民有了自留地，日子比吃食堂饭时有所好转。自留地可自由种植，而且种自己的自留地单产可是集体单产的几倍呢。
无论父母怎样拼命挣工分，一家人仍在半温饱中煎熬；我刻苦学习，企望知识能改变命运，
可最终成为泡影。
食堂饭结束了，农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国家规定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社员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那时生产队的劳动报酬是工分制，一个棒劳力（通常是男人）每劳动一天记十分，算是一个整工，按当时我们生产队的物质水平，一个整工只值当时的人民币八分钱；而一个女劳力每天只记八分，就算每天都干一天的农活，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也只有六分四厘。有一年来了个吃粮不要钱，我们队男劳力干一天是一分八厘；后来又改成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分配口粮通常是“人七劳三”，就是说全队应分粮食的总数，除去上缴公粮、公积粮、五保户口粮、其他的机动粮以外，剩下的部分70%按人头分，拿30%按劳动日挣的工分来分。如果谁
家的劳力多、挣的工分多，分的粮食和钱款就多，挣工分少的分的就少。有的户劳动一年挣的工分还不够口粮，就被当作缺粮户和缺钱户，不但领不到钱，还需要向生产队交一定数量的钱，买回一家人的口粮。有一年春节全队250人发了600元钱的余粮款，也就是说250人过年花了600元钱！
1963年，我的妹妹出生了，父母亲、我和弟弟妹妹五口人，只有父母两个人干活挣工分。一年下来除去雨雪天不能出工，父亲就算尽量“不塌工”，一年最多也只能挣三千分，妈干一天的活儿挣八分，一年最多两千多分。若是正常年景，风调雨顺，父母辛辛苦苦干一年能
挣五十多元钱。这五十多元钱不够换回全家五口人的口粮，所以我们家年年既是缺粮户又是缺钱户，日子过得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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