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民说》为原本，结合编者搜集甄选研究《新民说》问世百年来的影响的学术论文集、社会舆论关于梁启超于中国启蒙思想史上的贡献，依据全书20节文字，在体例上精心设计了发表背景、社会反响、原文赏析、今日看点四个栏目，以求在保留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催人奋进、令人热血沸腾的文字韵味的同时，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消化这些跨过百年，仍然具有强劲生命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宝贵文化遗产。《新民说》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社会要实现近代化，首先应当实现中国人的近代化。我们今天读《新民说》仍会感到心灵的震颤，实在是因为梁任公当年在文中关于中国人未来之人格特性的转变、社会风尚之变迁，具有极其精准和一针见血的预见。这对于现今处在思想大变革前沿、努力寻求着精神层面、文化领域上的出路的我们来说，无异于一盏指路明灯。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领袖，学者，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变法，并参与“戊戌变法”，史称“康梁”。他早年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随后又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是伟大的社会活动家。离开政坛以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执教，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他亦是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新民说》是其启蒙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作。
目录：
编序
第一节叙论
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第三节释新民之义
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
第五节论公德
第六节论国家思想
第七节论进取冒险
第八节论权利思想
第九节论自由
第十节论自治
第十一节论进步(一名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
……第一节叙论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1902年到l906年期间以单篇政论的形式发表在其创刊的《新民丛报》上的专栏文章，取笔名“中国之新民”，故文中多自称“新民子”。
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顽固派的反对和镇压，清廷大肆搜捕变法维新人士及其家人，在这种严峻的国内政治高压下，“康梁”二人逃亡日本。虽然身遭迫害，无奈飘零异国他乡，但梁启超等人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未熄灭过。维新变法的失败已经用血的教训表明要在中国通过实行资产阶级改良来推进社会变革的道路行不通。走出国门后的梁启超，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制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歆羡，同时以日本为窗口，他大量吸收西方哲学思想，与其师康有为不同，他对于西方哲学思潮的接受很快。他于l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六年共刊行出版九十六期。其带来的影响于国内国外华人中，无异于一场思想界的飓风。
梁启超在1902年4月份写信给康有为提及自己创刊的《新民丛刊》影响，毫不掩饰欣喜自豪：“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当时每册印行五千份，这是很惊人的数目，而且“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是年冬天，黄遵究致书梁启超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在这里，《新民丛报》的影响也可以看做是《新民说》的影响，毕竟这个专栏才是该刊的灵魂，在创刊的初期尤其是这样。
鲁迅于1902年4月抵日本求学，他是梁启超《新民说》最忠诚热心的读者，从那时候起，继承梁氏“新民”中“改造国民性”成为鲁迅日后重要的思考内容。十几年后，在湖南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文化团体，名字叫“新民学会”。而且从那以后，约半个世纪“新民”常被用作人名、地名、商标。“新民”一词并非由梁氏首创但其影响之大，则是从《新民说》开始的。
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发表背景
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最初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表达了学习西方、制驭西方的愿望。此后有人强调“技”，就是“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乃至“中体西用”论。也有人从另外角度考虑问题：（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才是”本”、”源”、”体”，主张学这个，以便赶上和超过西方。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破产之时，梁启超意识到，仅靠军事装备、机械技术的近代化并不能使中国振兴。他认为，洋务运动之所以没能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地位，是因为洋务派虽讲“变法”但却不知“变法之本原”，没有抓住近代化的根本。相反“练兵如不练”，“通商如不通”，“开矿如不开”，“兴学如不兴”，成效甚微。他断言，中国如仍按洋务派的主张去做，即使再过50年，顶多“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那到底怎样才能使中国振兴、实现近代化呢？梁启超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由此他总结为：中国“能兴民权，断无可亡之理”，今日“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这就是说，兴民权亦即政治民主化乃是振兴中华、实现近代化的关键一环。离开政治民主化，中国就无从近代化。他坚信，一旦中国能兴民权，“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一定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其理论基础是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以卢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学说尤其是近代国家观的启发，认识到“国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作用后的必然结果。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是抵御外辱的有效手段，而全体国民资格的具备是民族主义实现的前提。“新民”的实质就是塑造一种崭新的人格，从而实现社会近代化、现代化，令国家强盛、民族自强；《新民说》的主干和精髓在于提倡“道德革命”的“新民德”；“新民”的途径是舆论宣传和社会教育。
社会反响
为了深入探寻《新民说》的思想内涵，不少学者还将它与其他启蒙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一些学者对严复、梁启超的启蒙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均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和“新民”理论，都意识到人的近代化的历史课题，并进行了大量的启蒙宣传工作，同时，对二人在启蒙理论、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影响方面也作了比较。其中，有观点认为，严复长期坚持启蒙不变，而梁启超则“多变”，认为梁启超西学知识难与严复比肩，由于文体的关系，梁启超启蒙宣传的效应更大，但不及严复启蒙宣传的深入、久远。也有学者将梁启超与陈独秀的启蒙思想进行比较，认为二者走上启蒙道路的个人经历大致相同，都是在政治变革或革命失意后走上启蒙道路的，二者有相同启蒙动因，在启蒙思想的逻辑构成上都偏重于从国民与国体、立人与立国的关系上做文章，都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给予充分的关注；但梁启超从民族救亡的角度强调“公”德，张扬“利群”，陈独秀则立足于民主启蒙的重心而力倡个人的“独立自主”。
梁启超的《新民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后人的论述尽管出发点、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始终不曾摆脱梁启超的影响，尤其是“公德”、“合群”、“国家思想”的论述，几乎成为20世纪国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同时，《新民说》的伦理思想比较系统化、理论化，在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马永山、杨奋泽认为，梁启超提出了一个以弘扬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改造、更新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显示出其开拓、创新的意义。
原文赏析
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其立论之根柢有二：一曰关于内治者，一曰关于外交者。
所谓关于内治者何也？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西哲常言：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候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犹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者也。
今草野忧国之士，往往独居深念，叹息想望，曰：安得贤君相，庶拯我乎？吾未知其所谓贤君相者，必如何而始为及格？虽然，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夫拿破仑旷世之名将也，苟授以旗、绿［］之惰兵，则不能敌黑蛮。哥伦布航海之大家也，苟乘以朽木之胶船，则不能渡溪沚。彼君相者，非能独治也，势不得不任疆［］臣，疆臣不得不任监司，监司不得不任府县，府县不得不任吏胥。此诸级中人，但使其贤者半，不肖者半，犹不足以致治，而况乎其百不得一也？今为此论者，固知泰西政治之美，而欲吾国之效之矣，但推其意，得毋以若彼之政治，皆由其君相独力所制造耶？试与一游英美德法之都，观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与政府之关系何如？观之一省，其治法俨然一国也；观之一市、一村落，其治法俨然一国也；观之一党会、一公司、一学校，其治法俨然一国也，乃至观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俨然治一国也。譬诸盐咸性，积盐如陵，其咸愈浓，然剖分此如陵之盐为若干石，石为若干斗，斗为若干升，升为若干颗，颗为若干阿屯［］，无一不咸，然后大咸乃成。抟沙授粉而欲以求咸，虽隆之高于泰岱，犹无当也。故英美各国之民，常不待贤君相而足以致治。其元首，则尧舜之垂裳可也，成王之委裘亦可也；其官吏，则曹参之醇酒可也，成瑨之坐啸亦可也。何也？以其有民也。故君相常倚赖国民，国民不倚赖君相。小国且然，况吾中国幅员之广，尤非一二人之长鞭所能及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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