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被称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笔下的世界永远是那么的优美、素净、恬淡，然而他所经历的真实生活却并不总是如此。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在壮年时期逢日寇侵华，被迫流离他乡；晚年又遭遇十年浩劫，承受了无尽的委屈折磨。但无论身在何处，他总能捕捉到爱与诗意，笔下流出的是不变的慈悲和仁爱。
本书作者秉笔实录亲身经历，并走访父亲生前好友，以质朴真挚的笔触还原了生活中的真实的父亲。通过作者的文字，我们得以近距离了解这位艺术大师性情涵养和气品气骨。书中配有大量的图片、画作和手迹，图文并茂。随书附赠印有丰子恺画作的藏书票一枚，以此纪念丰子恺诞辰115周年。
作者简介：
丰一吟，丰子恺先生幼女，1929年5月生于浙江省石门镇（今属桐乡市）。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书画名人后裔联谊会理事。先后任职于万叶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0年开始研究丰子恺生平和创作。已编辑出版《丰子恺文集》《我的父亲丰子恺》《丰子恺漫画全集》等作品。
目录：
序言
第一章缘缘堂
爸爸总是有胡子的
家里分两派
李家大妈
接待寺
十二年住十三处
六年“华屋”
一天之内改变了称呼
缘缘堂的夏天
我也住过“行宫”
弟子鲍慧和
丰同裕染坊
满娘
第二章沙坪小屋序言
第一章缘缘堂
爸爸总是有胡子的
家里分两派
李家大妈
接待寺
十二年住十三处
六年“华屋”
一天之内改变了称呼
缘缘堂的夏天
我也住过“行宫”
弟子鲍慧和
丰同裕染坊
满娘
第二章沙坪小屋
一天之内石门顿成死市
宁为流亡者不当亡国奴
晒太阳“偷”萝卜
决心去长沙
到萍乡被挽留住了
以五寸不烂之笔抗敌
《护生画集》
从长沙到桂林
独秀峰前谈艺术
崇德书店
一只新枚酒一杯
泮塘岭村居
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
“艺术的逃难”
都匀一月
遵义罗庄
课儿
星汉楼
我家第一桩喜事
遵义的往事纪实
沙滩上的惨事
贵州访旧
逃难最后一站——重庆
风生书店
刘家坟
沙坪小屋
京剧迷
重庆时期的交游
外婆永远离开了我们
终于胜利了
第三章湖畔小屋
比逃难还辛苦
终于踏上了江南的土地
湖畔小屋
京剧缘
弟子胡治均
在台湾五十六天
南国之行
第三章日月楼（上）
共和国诞生
苦学俄文
日月楼中日月长
耳目一新
外公纸
阿咪
白头今又译“红楼”
我家第一台电视机
困难时期
日月楼鼎盛时期
有朋自远方来
第五章日月楼（下）
当时只道是寻常
终于向《阿咪》开炮了
“说明他们已束手无策”
她竟在偷听
风卷落花愁
“打倒丰一吟！”
半夜敲门
好像在搞地下活动
“日月楼”只剩一半了
护生画出事了
烧《护生画集》
两次抄家
无穷尽的批斗
运交华盖欲何求
串联和外调
“隔离审查”
狂妄之至！
我们呢？
一对可怜的青梅竹马
日月楼中的邻居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枕边雪和半盆水
“未须寂寞养残生”
“寂寞便是福”
“地下活动”
千呼万唤始出来
最忆是杭州
旷世巨著《护生画集》
卷土重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
暂时脱离人世
第六章重回缘缘堂
向爸爸道别
重见天日
妈妈也走了
重建缘缘堂
爸爸魂归故里
潇洒风神永忆渠
他的性情向来深挚，待人无论尊卑大小，一律蔼然可亲，也偶露侠义风味。
——朱光潜
像丰子恺先生这样体贴人心，在日本人中是很难得看到的，在中国人中也是少见的。
——内山完造
如果以季节来形容丰先生的话，不妨采用“秋天里的春天”一句。
——季诚性
“小阿倌，给我到新房子里去拾点发火柴来！”李家大妈递给我一只小篮子。我欣然应命，接过小篮子，踮着一双小脚，噔噔噔噔地出后门，穿过梅纱弄，往正在建造的新房子里去拾刨花了。——这是我关于缘缘堂最早的记忆。那一年，我虚龄5岁。以前的事，就依稀仿佛了。
所谓“新房子”，指的是“缘缘堂”。
1932年末缘缘堂开始施工时，爸爸虚龄35岁。爸爸出生于1898年农历九月廿六日，公历11月9日。在造缘缘堂以前，爸爸带着一大家子东迁西搬，用开明书店送的一支红色派克钢笔，写出了二十多本书。1932年，他总算在养家糊口之余，攒够了为自家筑一个安乐窝的钱。1933年春，缘缘堂落成。
爸爸的老师和皈依师——李叔同弘一大师，在1926年时就为爸爸的住处取好了“缘缘堂”的名称，是弘一大师在上海立达学园永义里丰家宿舍里释迦牟尼像前叫爸爸拿了两次阄所得的结果。可那个“缘缘堂”指的是永义里的宿舍。后来“缘缘堂”这名称一直随着爸爸的搬迁而转移。直到六年后，爸爸方始在自己的故乡浙江省石门镇有了自建的这个缘缘堂。（石门镇当时属于崇德县，现在属于桐乡市。）
那时的爸爸，已经长着胡子。不仅嘴唇上有髭，下巴也留着长长的胡须。他在心情悠闲时，常用手捋捋胡须，好像在自我欣赏。我从未见过没胡须的爸爸。所以，后来我看到爸爸没长胡须时的照片，总以为那是我叔叔。其实，我虽然有两个叔叔，却都夭折了。
听说爸爸的胡须是在我祖母去世后开始留的。按当时习惯，服丧期间不可理发。爸爸从此就开始蓄须，那是1930年的事。如果现在我看到一个33岁的人蓄须，一定会感到这人老气横秋。可是爸爸留胡须，丝毫没有留给我这种感觉，反而觉得他潇洒得很。
祖母死后，按当时习惯，在开吊、出丧期间，作为唯一一个“孝子”的爸爸必须穿麻衣，还要在麻冠前面挂两个棉花球，表示悲伤得要塞住双眼，什么都不想看了；两侧挂两个棉花球，表示悲伤得要塞住双耳，什么都不想听了。实际上这都是形式主义，哪有人真的塞起来的！这种丧服引起爸爸的反感，他坚决不穿。族中的长辈表示一定要穿，才算孝顺。爸爸为了彻底反抗，把别人为他准备好的麻冠麻衣裁成了数片。族中人拗不过他，只得让他和大家一样，只穿一件白衣服了事。
“地下活动”
病好一点，能起床了，爸爸就悄悄地开始工作。其实，他在床上就已开始写诗。他写了三首“调笑转踏”，又写了31首七绝诗，总题目是《红楼杂咏》。他把曹雪芹《红楼梦》里的一个个重要人物都写到，最后一首是写大观园门前的石狮子。
但能坐起来以后，他就不满足于写诗了。他精神最好是在清晨。那时家里的人都还没起来，没人打搅他。而且他也不想让我们知道，怕我们要替他担忧，会劝阻他。其实我有时也只好眼开眼闭。
就在1970年下半年，他又开始翻译。译的是他喜爱的日本最早的《竹取物语》和《落洼物语》，1972年又译了《伊势物语》，把日本三个著名的物语都译了出来。
1971年，爸爸用心良苦，重新提起画笔，从以前画过的题材中选取七十余幅，画了四套，分给他所关爱的四个人：幼子新枚、长孙女南颖、弟子胡治均和我的女儿小明。还写了一篇序言，内容如下：
敝帚自珍序言
予少壮时，喜为讽刺漫画，写目睹之现状，揭人间之丑相。然亦作古诗新画，以今日之形相，写古诗之情景。今老矣！回思少作，深悔讽刺之徒增口业，而窃喜古诗之美妙天真，可以陶情适性，排遣世虑也。然旧作都已散失。因追忆画题，从新绘制，得七十余帧。虽甚草率，而笔力反胜于昔。因名之曰“敝帚自珍”，交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辛亥新秋子恺识。（吟按：标点是我所加。）
“今生画缘尽于此矣”一语，读之令人心酸！爸爸在自己贫病交加、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竟还为他所关爱的几个人着想，为这几个人各留下一套他的绝笔。序言中说“交爱我者藏之”，恩狗和胡先生确实是关爱他的人；而我的女儿那时还只有六岁，是外公喜欢她，她对外公能有几许关爱呀！但当爸爸把这套画交给我而我表示不好意思接受时，他信心十足地说：
“拿着吧，以后会有用的。”
是的，以后这套画成了珍宝。我和女儿每想起这件事，都从心底里感激如此关爱我们的爸爸、外公。
爸爸还不止做这些事。他从1971年开始写《缘缘堂续笔》共33篇，1972年完成，1973年定稿。
说起这件事，还得讲讲来龙去脉。爸爸在浩劫前，每当饮酒时，常把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往事讲给我听。讲得很生动。我常对爸爸说：
“你把这些往事写成随笔，让读者共享吧！”
“是的，是值得写下来。”爸爸说。
后来他甚至已把书名也拟好，叫《往事琐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动笔。到1971年，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动笔了。不过，书名改成了《续缘缘堂随笔》，最后定名为《缘缘堂续笔》。爸爸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把《缘缘堂随笔》、《再笔》、《新笔》直到《续笔》这一套作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浙江省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会长叶瑜荪在2005年的“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一篇题为《略谈“缘缘堂续笔”在丰子恺散文中的地位》，对《续笔》的评价甚高，把它称为丰子恺散文“皇冠”上的“明珠”。瑜荪认为：“他能‘身披忍辱甲，手提智慧剑’去看透这群魔乱舞的世道，真是进入了宠辱不惊的心态”。又说他：“得太史公、蒲留仙笔法之精髓，他将夹叙夹议的手法运用得如身使臂，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议理的严密透彻，韵味的深长隽永，文风的平易自然，都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家林斤澜在重读了我爸爸的散文后，于2004年4月重访缘缘堂时，特别称颂《续笔》中《塘栖》一文。据张振刚先生当年6月28日在《嘉兴日报?桐乡版》上所写的《他满不在乎——听林斤澜谈散文》一文中引用林斤澜先生的话说：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的散文除了周作人，应当是丰子恺。鲁迅的散文当然好，但他的成就应算在小说上。茅盾也是。不过，丰子恺要没有晚年写的《缘缘堂续笔》三十余篇，那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也许就排不上第二。他写的《塘栖》好似没有结构，漫不经心，实则精心构思，匠心独运。历来文章讲究虚实；丰子恺的可贵处是，实者虚写，虚者实写，将实来作铺垫，在虚处铺陈，使文章进入哲学的深度。比如他写到著名的塘栖枇杷，说在船里吃枇杷是一件快适的事。吃枇杷要剥皮，要出核，把手弄脏，把桌子弄脏。吃好之后必须收拾桌子，洗手，实在麻烦。船里吃枇杷就没有这种麻烦。靠在船窗口吃，皮和核都丢在河里，吃好之后在河里洗手。又写坐船逢天雨，在别处是不快的，在塘栖却别有趣味，因为岸上“淋不着”，绝不妨碍你上岸，有一种诗趣。因而使人联想起古人歌颂江南的佳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称江南佳丽地，塘栖是代表。说他谢绝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火车，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去杭州，实在并非顽固。
林斤澜先生说，他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读《塘栖》，不知读了多少遍，已读得口齿生香。……
难得这位老作家如此欣赏我父亲在晨曦中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的这篇文章。
1971年，爸爸还翻译了由日本汤次了荣加以阐述的《大乘起信论新释》。在“文革”时期译这本书，比起译三个物语来，可谓“背时”。但这也是缘分所在。抄家时，日文书都没有抄走。如果造翻派知道这是一本佛教书，一定不会给爸爸留下来。可是他们哪里懂什么“大乘”，或许还以为是一本数学书呢。
爸爸译毕后，还写了一篇序。全文如下：
译者小序
大乘起信论乃学习大乘佛教之启蒙书。古来佛教徒藉此启蒙而归依三宝者甚多。但文理深奥，一般人不易尽解。日本佛学家汤次了荣氏有鉴于此，将此书逐段译为近代文，又详加解说，对读者助益甚多。今将日文书译为中文本，以广流传，亦宏法之一助也。译者搁笔后附记，时一九六六年初夏。
这短短几行文字末了的“一九六六年初夏”这日期，用心良苦。有一天我起得早了点，看见爸爸似乎在结束那译稿，我就问他：
“爸爸，你译出这本书来打算怎么样？”“今后有便人时带交广洽法师保存。”
“唉，你还要让人带出去！新加坡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到中国来！”
“我包好了放着，将来总会有人来的。”
爸爸对“将来”信心十足。
“广洽法师收到了这部译著，很有可能在新加坡出版。这件事让国内知道，你又多了一条罪状。”
我说着，随手拿起一页纸来，就是这篇“译者小序”。最后的日期还没写上。
“一吟，我正要和你商量。我想把日期写早一点。”
我心中暗喜：爸爸的“觉悟”总算提高了。我们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提早5年，写成“1966年初夏”。那时虽已开始“文革”，但爸爸已搁笔，可见是“文革”以前译的。用心良苦啊！在译者的署名上，爸爸也避免用真名而用了“中国无名氏译”。
宏法的事，自有人暗中相助。1973年，从新加坡来了一位叫周颖南的先生，是企业家兼作家。他竟敢大胆地到日月楼来访问，而且替爸爸拍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两张彩色照片。有这么好的机会，爸爸连忙把那包封了两年的译稿托他带交广洽法师。两张照片中有一张就是爸爸拿着那包译稿。
译稿带到新加坡，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用心良苦，法师根本不能领会；中国无名氏译，也被从另一角度来阐释。
首先，法师没有把译文的手迹改为铅字，而是手迹影印。这样一来，熟悉丰体字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译的了。他在跋语中干脆点明了译者的名字。跋语大意如下：
马鸣菩萨造大乘起信论，自梁武帝时，真谛及实叉难陀二尊者译成华文，流传东土。各家注疏，极为繁赜。……晚近日本汤次了荣教授，复有大乘起信论新释行世。内容分为和译、字译、要译、详译四段。运用浅显流利之现代语词，使学者易于揣摩领悟。……吾友丰子恺居士于数年前，更由日文译为华文，苦心孤诣，慧思不竭，积月累功，以竟于成。而自署译者为“无名氏”，意乃体佛无我大悲之心、原空四相者也。……今年春适有星洲友人观光故国，赴沪访晤，丰居士遂将其全部译稿托其转赠于余，告之曰：“藉此欲以纪念是年师与我二人合得一百五十岁之世寿矣！”居士长余两岁，精神矫健，如松鹤之清姿，以书画自娱晚景，余展颂译卷，都二百五十七页，字字珍重，句句珠玑……老而弥笃。……遂决定影印，保留译者之手迹，且免校雠舛误之虞。初版印贰千部……余知子恺居士自幼受弘一大师之熏陶最深，高超志行，诚挚度人，不为时空之所限。其选译斯论，以为今后衽席群生共趋真正永久安乐之境界，盖有深远之理想存焉。
缘缘堂制五百格稿纸在每页上都印出。由此计算，《大乘起信论新释》一书，共计128500字。加上《竹取》、《伊势》、《落洼》三物语共202000字。也就是说，爸爸在病中一共译了330500字。
但爸爸还不肯罢休。家中已无外文书可译。1974年1月他竟把夏目漱石的《旅宿》重译了一遍。《旅宿》的日文原名《草枕》。195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一书中有两篇译文：《哥儿》和《旅宿》。《哥儿》是爸爸的朋友开西（即浙江海宁的世纪老人章克标先生）所译；《旅宿》就是爸爸译的。他太喜欢这篇文章了，所以把它重译了一遍。译毕后，他在译稿第一页右下端写了如下一段话：
夏目漱石旅宿，十余年前译成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今重译一遍，各有短长。此稿交治均保留纪念。一九七五年元旦子恺记（图章）
1979年12月翻译家戈宝权先生访问我家，特地来慰问我母亲。在聊天时，他劝我趁母亲健在时，请她回忆一些父亲的情况。我那时还没有想到要做一个专职的“丰研”工作者，但我还是按戈先生的关照去做了。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确实有点帮助。我也请戈宝权先生有空时写些回忆我爸爸的文章。可他实在太忙了。终于没写成，遗憾！那天我还问起了他关于夏目漱石《草枕》的译本。他回北京后，给我来了一封信，把《草枕》的译本详细排列出来：第一个译本是1929年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的崔万秋所译；第二个译本是1930年上海美丽书店出版的郭沫若所译；第三个译本是1942年伪满时期出版的李君猛所译；第四个译本就是1958年爸爸译的。那么，1974年的新译稿该是第五个了。但据戈先生信上说，郭沫若其实从未译过《草枕》，那是投机商利用崔万秋的译本重印而擅自改变译者名为郭沫若的。他说李君猛的译本基本上也是照抄崔万秋译本的。这样看来，自1929年的译本以后，实际上就只有爸爸1958年的译本和1974年1月的新译稿了。
爸爸的“地下工作”成果多么丰富！他真是一个永远闲不住的人！
这段时期，登门拜访爸爸的人也不少。早就认识的故乡的于梦全先生（爸爸幼时的塾师于云芝是他的叔祖），时时来上海访问，送一些爸爸喜欢吃的豆制品之类。有一回，他送来我祖父丰鐄亲笔书写的自作“竹枝词”扇子一把，爸爸惊讶地观赏，连连赞叹“难得难得”。后来华瞻哥看见也喜欢，便要了去。
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在上海“沈大成”点心店当厨的卢永高先生，千方百计找到我们家来访问爸爸，以后一直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起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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