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总是为其自里根政府以来*强硬的政策包装上亲和女性的巧妙辞令。在公众的心目中，她们或特立独行，或温和稳健，或守旧落伍，或温柔顺从。看一看为什么切夫隆公司要以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萨·赖斯的名字命名一艘没轮；为维护自己从事对华贸易的家族亲友们的利益，劳工部长赵小兰如何威逼西海岸码头工作。
从办公室的战场，布什政府总是为其自里根政府以来*强硬的政策包装上亲和女性的巧妙辞令。受到恰当使用的女性帮助他从骗局中脱身。总统的这些宝贵人才并未被新闻界仔细审视，布什团队中的女人——那些进入了内阁或者担任高级行政职务的女性，在公众的心目中，她们或特立独行，或温和稳健，或守旧落伍，或温柔顺从，她们精心制作的形象已经被定了型，尽管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记录至今并未进入人们的视线。
这是**部就布什团队中的女人如何“发迹”，以及她们身居高位后的所作所为进行研究的专著。看一看为什么切夫隆公司要以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萨·赖斯的名字命名一艘没轮；了解内政部长盖尔·安·诺顿和大烟草公司之间怎样的财务关系，才被封为“万宝路女人”；为维护自己从事对华贸易的家族亲友们的利益，劳工部长赵小兰如何威逼西海岸码头工作；还能读到莱恩·切尼的女同性恋小说节选；发现卡伦·休斯如何靠全国妇女组织的帮助得到**份工作。
摇摆的女性选民们能够决定如今的大选，布什的团队竭尽所能赢得她们的支持。本书尖锐而有趣，揭示了玩世不恭的正义战争的实质，使读者了解到那些被称为“布什团队中的女人”的阴险政客——只不过是一群长着女人面孔的反女权主义者罢人。
片断：
封面女郎卡伦·休斯
作为小布什总统竞选班子中*有权势的女人，卡伦·休斯职业生涯的开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OW）。
卡伦·休斯（原名卡伦·帕菲特）的故事，要从她还是一名达拉斯南方卫理大学的法律专业学生时说起。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选择了一门新闻课程，并从此热爱上了新闻事业。她回忆说：“当时我总是爱辩论。”11977年，她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达拉斯—沃斯堡的分支机构——第五频道的一名实习生做起。正如《今日美国》所言，凭借其“有代表性的胆识”，她把这份实习生的工作变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休斯自己都说：“这很可能是*后一次毕业生被直接聘用担纲主要市场新闻栏目。”2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休斯毕业的年份正赶上美国女性在新闻界就业*好的那段时间。女性可以凭借当年新颁布的一部联邦法律，轻松进入先前白人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新闻界。而在当年，没有什么能够像进入引人注目的广播和平面新闻媒体行业更能让人激动的。
1972年，在全国妇女组织（NOW）的积极游说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平等就业机会法案》。依靠这个法案，妇女先后起诉《纽约时报》、美联社、《华盛顿邮报》、《新闻日报》、《新闻周刊》以及全国广播公司，并全部胜诉。全国广播公司，当时还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一个下属机构，通过庭外和解方式，支付给2600名前女雇员及现女雇员175万多美元，从而避免了在联邦法院打一场性别歧视官司。公司还答应推行一个肯定性的方案，在各个层次雇用更多女性，并给予更多的培训机会。31977年的达拉斯，卡伦·帕菲特正好来到全国广播公司一个小的分支机构找工作。
《平等就业机会法案》需要政府搜集有关数据。70年代，美国民权委员会开展的一项调查宣称电视行业有就业歧视，在种族和性别方面有种种限制，其咎难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各大广播公司给予了批评。诉讼以及对于诉讼的恐惧迫使媒体开放了先前只属于男人的圈子，一代女性新闻人进入其中。即使是在10年后的今天，正如1991年苏珊·法伦迪指出的那样，当今新闻界*成功的女性都是当年那些冲破了障碍的人，如简·保利（JanePauley）、莱斯利·斯塔尔（LesleyStahl）、朱迪·伍德芙（JudyWoodruff）、戴安娜·索耶（DianaSawyer）、宗毓华（ConnieChung）。41977年，美国广播公司（ABC）以100万美元薪金聘请巴巴拉·沃尔特斯（BarbaraWalters）担任一档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播，这对于女性来说还是头一次。1977年，全国广播公司第五频道录用了帕菲特。精明、强壮、金发碧眼的她经常加班到很晚，甚至周末也是如此，帕菲特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新闻人必须的一切条件。与先前和以后的众多女新闻人不同，帕菲特有女权运动和联邦政府作为其坚强的后盾。
在她工作的**年，德克萨斯州接待了几位开创女权运动史的重要人物。作为联合国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总共有3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参加了在休斯顿举行的美国全国妇女大会。该大会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是一个范围广泛，两党都支持的活动。几位美国**夫人，包括罗萨琳·卡特（RosalynCarter）、贝蒂·福特（BettyFord）、伯德·约翰逊夫人（LadyBirdJohnson）与女权运动活动家柯瑞塔·斯科特·金（CorettaScottKing）、格劳利亚·斯坦纳姆（GloriaSteinem）和贝拉·艾伯萨格（BellaAbzug）碰面。他们讨论的话题包括：政府资助的儿童福利问题、同工同酬问题、生育和性自由问题以及建议一个内阁级的专门负责妇女问题的政府部门问题。
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Schlafly）也来到了休斯顿。施拉夫利是一位右翼律师，是当时反共、反女权主义及亲宗教激进主义的主要鼓吹者。当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的代表们涌入休斯顿体育场，以示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时（当时正值该法案批准通过的*后期限，还差三个州的投票才能正式成为法律），施拉夫利，作为反平等权利运动“阻止《平等权利修正案》组织”和保守派团体“鹰论坛”两个组织的领导者，召集她的追随者在城市另一端的太空体育馆举行“支持家庭”为主题的集会。
施拉夫利宣称:“我们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国际妇女年活动‘反家庭的’目标。”听众席上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圣经》表示对她讲话的支持。《华盛顿邮报》报道此事的记者注意到有一群手举南部邦联旗帜，打着一边写着“洛杉矶白人女性反对国际妇女年的赤色分子、联邦分子、同性恋和犹太佬”（原文如此）另一边写着“艾伯萨格、弗里丹（Friedan）和斯坦纳姆都是反基督的犹太人”。5
休斯顿的喧嚣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响，当然也波及到卡伦·帕菲特的家乡达拉斯。这正是美国政治的一道分水岭，促成了《平等就业机会法案》的通过和“罗伊诉韦德案”（美国联邦*高法院承认堕胎合法化的判决）以及1972年《教育修正法案》第9条（关于禁止教育领域的性别歧视条款）通过的力量都震撼了美国，但这些冲击产生的结果仍悬而未决。
直到1977年，尽管斯坦纳姆和施拉夫利两方谁将获胜仍不明朗，但很快就要见分晓。1977年后，再没有一个州批准《平等权利法案》。1980年，施拉夫利支持的罗纳德·里根（RonaldRegan）当选美国总统。1982年，《平等权利法案》流产。里根政府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停止了搜集有关广播电视领域雇员的数据。没有统计数据，就几乎不可能证明就业歧视的存在。平等就业委员会选任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Thomas）加强了这项工作。托马斯是位年轻的黑人律师，刚刚结束了一项与默沙东（Monsanto）化学公司有关的工作。托马斯是NAACP(美国全国有色人种进步组织)的批评者，同时支持政府干预旨在鼓励雇用少数民族和妇女的赞助性行动和非歧视行动。他甚至公开反对他被受命执行的法律。他也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官僚。1982年接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一职后，他就不负众望地直接把这个机构的工作引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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