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述略
出生————周氏宗谱————世纪之交的时代
早春。
大运河上最后一星渔火也已熄灭，河面上吹过一阵阵凛冽、湿润的风。月隐了，星遁了，灰褐色的雾霭正悠缓地消融，夜将尽，驸马巷寂然无声。
驸马巷地处淮安西北角，只是，它为何冠以“驸马”二字，典出何处，已无从查考，想必历史上它也有过一段“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日子吧!巷子中段与它呈“丁”字形相接的是局巷，紧挨两条巷子衔接处，有一座东西两个院落相通的宅子，这里便是周攀龙的府第。
周攀龙，又名殿魁，字云门，19世纪70年代离开故里绍兴，在南京做官多年，后来到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初为师爷，在县衙做幕友，晚年才谋得山阳候补知县。
淮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自东晋义熙七年设山阳县至清末，它曾以自己的辉煌，在中国东部宽阔的江淮流域独领风骚长达十五个世纪。尤其是清末，作为漕运、盐政要津，更使它鼎盛一时，名闻遐迩。
周攀龙似乎喜爱上了这座古城，刚到，即和二哥周骏昂买下了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驸马巷的宅院。它青砖灰瓦，古朴典雅，风格近似江南民居。大门两丈见外有一座照壁，门口有一对雕工考究却并不威严的石狮子分守两旁，油漆剥落的大门紧关着，似乎与外面的世界相隔绝。夜风，吹拂着瓦楞上几茎枯败的蒿草，给这座宅院平添了几分苍凉和落寞……
这天，却有些异常，子夜已过，整座宅院灯光闪烁，人影匆匆，不时传出探询的话音，都在焦急地关注着东首那间屋。这是周攀龙次子贻能的居室，此刻，贻能的妻子冬儿正躺在床上，临产前剧烈的阵痛使她呻吟不止，额上、脸上汗水涔涔。
夜，依然寒冷，几案上的油灯不停地摇曳着，炭盆里的木炭添了一遍又一遍，火很旺，化解着寒气。这会儿，没有什么期盼的奇瑞，也没见什么不吉的征兆，随着产妇一声紧似一声的呻吟、喘息，接产婆已凑近床铺忙碌开来，未几，“哇————”地一声裂帛似的啼哭，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这哭声是极平常的，与无数婴儿的啼哭差不多，但在周府却显得非同寻常，虽说周攀龙已在去年谢世，可这孩子终究是周老太爷的长孙啊!
襁褓中包裹的是个瘦弱的男孩，天庭饱满，浓眉大眼，左颊上有明显的酒窝。初为人母的冬儿痴迷的目光一直凝视着孩子，不舍离去。几天来，她原本是忧心忡忡的，不只担心头胎孩子是男是女能否顺产，还因为家在清江浦(今淮阴市)的父亲万青选正缠绵病榻，生命垂危。娘家已数次派人来通报老人的病况，而她却因临产难以前去探望，以尽孝道。她万分不安，祈求上苍保佑父亲转危为安，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那边传来让她宽心的消息。她唯有等待，那份焦虑郁结在胸，只有看着身边的孩子，才使她凄迷的面孔泛出一层淡淡的快慰。
“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吧!”她转脸说道。
“七哥正在斟酌哩!”弟媳陈氏话音才落，身穿宝蓝色细丝驼绒长袍，外罩暗花青缎马褂的贻能，笑容灿烂地一脚跨进房门。
“小名大鸾，如何?”贻能瞅着妻子。
“大鸾?”冬儿似乎没弄明白。
“对，大鸾。”贻能稍稍提高了声调，“《说文》云：‘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山海经》云：‘女床山有鸟，状如翟而五彩文，名鸾，见则天下安宁。’……”
“就是说，鸾乃神鸟，它一出现，天下就太平无事了。”弟媳陈氏顿时心领神会，靠近冬儿说。
P5-7
夜，清旷宁谧。
写完《早年周恩来》最后一个字，我如释重负，感到少有的欣慰。
最初，作为中国当代“优秀出版社”之一的江苏教育出版社约我写这部书，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接受了下来，这是因为一种历史责任感主宰着我。
于是，我搜求、研究了国内外有关周恩来的大量文献资料，但仅靠这些是不够的，我旋又奔赴淮安、淮阴、铁岭、沈阳、天津等周恩来早年读书和生活过的地方，作实地考察和调查，即使是东北偏远的乡村，只要是他到过的，我也从不放弃。其间，我与各界人士有过广泛的接触，对具体事件、地形地貌、风土人情以至民俗掌故的了解，增加了我对历史背景的认识，深化了我对周恩来的理解。自然，长达月余的采访，进一步丰富了我的资料积累．而所有这一切，当属写作的准备。
诚然，我写的只是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但是，我不可能孤立地去写一个人，而要宏观地把握、表现周恩来所处的时代、地域和一幕幕生活场景，就是说，应当尊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那段历史。然而，作为一部文学性传记，则又应写出周恩来曲折坎坷的生活遭遇、复杂错落的心灵历程和丰富斑驳的感情世界，他的性格、人品、气质和魅力……总之，我要给读者提供一个多角立体的画廊，一个真实、圆形的人。
记得阿·托尔斯泰写过《彼得大帝》，罗曼·罗兰写过《巨人三传》，斯·茨威格写过《约瑟夫·富歇》，而不朽的司马迁则在《史记》中写过许多人物传记……当代作家也有人致力于传记文学的写作，我只是其中之一。至于这部书究竟写得怎样，需要时间的检验，我最大的愿望是读者能喜欢它。
在这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难忘淮安、淮阴、铁岭、沈阳、天津、北京、南京等地周恩来纪念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相助。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力平、刘武生、李海文等学者于百忙中审阅了书稿，提出了中肯、透辟和有价值的意见；而南开大学教授刘焱、周恩来的亲属周尔辉等，也从各自角度予以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当然，我还要感谢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所生、副总编辑薛正兴和责任编辑徐宗文、周方，他们的眼光、魄力和始终如一的支持，对这部作品的出版，起了关键作用。最后，我祈盼着专家、读者的指谬和匡正。
作者
199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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