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看上去似乎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足球场上并非如此。记得小时候看电视上的足球转播，解说员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常说这么一句话：“90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比赛什么时候结束还要看裁判手中那块表。”仔细想来，这句话真是怪诞，裁判手腕上的表就那么不靠谱吗？跟大家的都不一样？关键在于，比赛并不是什么时候结束都可以。
2007年，北京高校五人制足球赛上关于比赛时间问题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裁判风波。五人制和十一人制的足球赛有不少区别，其中之一就是在四名裁判的分工合作方面。五人制比赛有专门的计时员，时间到了以后，由他负责鸣笛示意比赛结束。出事的那场比赛，双方的比分一直呈胶着状态。眼看比赛即将皆大欢喜，快下班了，计时员也早早站起身，眼睛认真地盯着秒表。与此同时，A队正进攻到对方罚球区前沿，准备抬脚射门。结果，笛声一响，球应声入网。短暂的寂静之后，当事四名裁判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谁敢决定这锁定胜负的一个球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呢？本应引发欢庆和掌声的进球立刻造成了激烈的冲突。
在这个案例里，计时员可谓兢兢业业，按理说，他何时鸣笛的确不应该和场上形势有什么瓜葛。但事后，他受到了裁判长的严厉批评：如果审时度势，早吹或晚吹几秒都可以让比赛圆满结束。
当然，这只是备受冷落的五人制比赛，设置计时员是因为比赛时间的控制和十一人制迥然有别。球类比赛，有的是确定一个标准分数，比如乒羽排网，网子在中间，每个回合都会产生得分；有的是确定比赛时长，比如水手足篮，网子在两边，得分相对困难。确定时长的比赛再细分也有两种，即净时间和毛时间，现在的篮球，以及五人制足球都属于前者，而十一人制足球则属于后者。区别在于每遇停顿，比如球出界、犯规等等，篮球比赛都会停表，而十一人制足球赛的大钟则一直在走着。也就是说，篮球比赛的40分钟是实打实的比赛时间，而足球赛中的净比赛时间则小于90分钟，而且由于停顿多多，实际上是远远小于。
如果不考虑那些人性的阴暗面，使用毛时间真没什么不好，计时过程极其简单，对设备要求低，甚至可以如传统武林对决那般点上一炷香，一声锣响比赛开始。而且，比赛的总时间确定，也便于各界人士安排自己的生活，完了事儿该干啥干啥。你看那哕哕唆唆的NBA，最后几分钟都得掰碎了过，简直永远也结束不了。可惜，既然是有竞争性的比赛，总会有人想多占点规则的便宜，足球场上，领先一方拖延时间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为此，规则制定者想出了各种办法：多球制、受伤出场、4秒开球、禁止手接回传球……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门将倒地的痛苦程度终归是裁判无法准确判断的，疯狂球迷进场裸奔总是难以杜绝。眼看实际比赛时间越来越少，那么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的想法可谓顺理成章。
P29-31
在这本书中，咏鹏以严肃认真而又轻松诙谐的方式想要触发足球场上的良性循环。在当今的大环境下，书中所呈现的情怀和价值观显得尤为可贵。足球是一项饱含着爱与美的运动，我们期待着它在中国能够释放出更多正能量。
————孙葆洁
裁判到底是足球的上帝，还是仆人呢？这行当，比上帝或仆人本身难做多了。
————贺炜
我的球场
我的家乡是北京，确切地说是清华园。她的身边还有另外三个响亮的名字：圆明园、北大、中关村。一个是封建王朝盛极而衰的象征，一个是长年相辅相成的兄弟，还有一个在百年之间从太监的坟墓变成了中国的硅谷。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四处没有如此厚重的意义，甚至界限都很不清晰。窄窄的马路对面，是毫无戒心的大门。寒假的未名湖是比荷花池更为高档的溜冰场，书法班可以自由地前往大水法拓碑，赶上宜人的下午，田径队也很有可能安排一次环福海越野。相比之下，中关村虽不是古典园林，却也郁郁葱葱。在左中右六排参天大白杨的笼罩之下，蜿蜒的中关村南路连接着清华园和动物园。金秋十月，这样的超级林荫路若能出现在今日之北京，定会挤爆汽车广告商们的档期。
也许正是因为这里的历史、文化和科技元素，中关村被选为了变革之地。二十年过去，这位邻居身上已然看不到任何一株熟悉的草木。在烈日和液晶屏的照耀之下，勉为其难的立体交通设施上，汽车和行人喘着粗气，一寸一寸争夺着空间。
也许又是因为中关村承担了冲锋陷阵的使命，两座高校才得以偷个小懒。时至今日，每一个我曾经住过的地方、绝大多数目睹我成长的大树都还健在，一走到她们身边，我就会沉浸在踏实和美好之中。不过，潮流不可阻挡，家乡再怎么沉稳也要前进。而这前进的脚步，就一下下地踩在那些给我留下了无数欢乐的足球场上。
小学二年级时，清华附小拥有了令兄弟小学们艳羡不已的大操场，完美承接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一大三小的配置相当富足，四块场地之间亦有大大小小的林木分割，盛夏时节，有树荫的地方总是盘踞着更多的兵力。每年暑假归来，场地边缘都会被野草大肆侵占，大规模的手工除草活动随即展开。不过，无论踢球还是拔草，当个头够大的蝗虫闪过，总是不可放过的集体狩猎。所以，不要把所有条件都为孩子摆好，创造条件的过程往往填满回忆。
这一大片操场在上个世纪始终大门不锁，是居民每天早晨以及周末锻炼的绝佳去处。对我来说，这里也应该是累计踢球时间最长的地方，从小学高年级到大学初，十年间几乎每个假日的下午，风雨无阻。
2005年，大革命来袭。“一大”升级为深浅间隔的假草塑胶，“三小”则被悉数摧毁。其一变成了高出地面、戒备森森的椭圆旱冰场；其二架上了十个迷你篮筐；其三则悲惨地被一个灰色二层小楼踩在了脚下。操场南侧不再有铁栅栏，而是和教学区融为一体。当然，警戒线早已暗中扩大，从此闲杂人等再无接近之可能。
看得出来，充满爱心的建设者克服了一些困难，尽可能留下了那些已经全部长成大树的“隔离带”。它们的境遇，似乎和我等如出一辙。
操场是属于小学的，但足球不只是属于操场的。与我家一楼之隔，就有过这样一个很可爱的空地。两边各有五棵以“×”型排布的柏树，相距约二十米。前排两棵通常被用作球门，后面三棵大幅减少了去远处捡球的次数。中间有一棵歪歪的果树，提供了我这辈子吃到的第一颗结构完整的青涩核桃。小学中低年级时期，这是我最主要的足球场，假日傍晚，附近楼里的小球友都会相聚在此。由于离家有一百多米，妈妈喊吃饭的声音每每响彻楼际。
如若一时没有同伴，或者唯母所命不得跑远，那么自家楼下还有一处仿若神赐的练功房。此砖房二层楼高、大墙向外、两树把守、神神秘秘，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它的唯一用途就是被我拿球闷着玩儿，这面墙的中心部分长年留着我拿炭块画的大靶子。而且，这里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灯光球场，除了下班高峰有那么半个小时自行车较多以外，24小时候命。
可惜，笔耕之余再次到访故居，已是物似人非。十柏场被顶南立北塞上了一个车棚，由于原本一路之隔就有一个利用率不高的更大车棚，此项建设在我看来唯一的用途就是向危险的足球说不。练功房依然坚挺，只是靶子位置开了一个门，而门前则是一个极其抢手的树荫停车位。
其实，当年还有不少二流空地被掩盖在十柏场和练功房的光环之下根本瞧不上眼，放到今天大概都是宝贝。其一与练功房隔楼相望，只是两边的球门（也是树）对得不太正，容易破坏我们的方向感；其二与十棵柏一路之隔，地方比较大，每年初冬都会有几天被热火朝天的运白菜活动占据。如今，前者是勉强挤在汽车们之间的楼心花园，后者土地硬壳化，摆着一些体彩名下的健身器械。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年代，空地已是个无法被容忍的存在。
二附中坐落在今天清华大学西北门附近，是取消二部制后的过渡产物。作为清华附中的初中部，我荣幸地知道，她是后人不再有机会体验的特殊环节。而她回归本部，也是大院球场资源一次最显见的缩减。
如今每到假日，当游客们端着相机仰望那栋恢弘靓丽的理学院，这饱受赞誉的清华十景之一在我眼里却只是一大片现代科学贪婪的灰色。如图，我多想重新看到被它埋葬的一切。而足够我们课间活动的小空地和篮球场由于正好在新开的大学西北门旁边，也自然而然沦为停车场。
虽然活动空间够大，也承办过像“百队杯”这样的高端赛事，但二附中的操场毕竟比较分散，不利于凝聚情感。相比之下，附中主校区的布局就温馨多了。大操场以众星捧月之势位于校园正中，四周是完整的一圈大白杨，小风一吹哗哗作响。树圈之外，均匀分布着主教学楼、西大门、篮球场和学生宿舍。即便再刻苦的书呆子，每天也要数次穿越其中，也会不由得驻足观赛，也难免被迫充当球童。人走得多了，中间就有了路，这路渗透着来自跑道的黑色，将大场自然地分为两块。四个副球门大小合适，无需公用边线，观众来来往往。北侧观赛铁架就位于树影之内，由于环境绝好，这里常能听到用功人士的朗朗之声，夏天的傍晚还有蛐蛐儿和青蛙与之为伴。更重要的是，这块场地是六十年代初附中师生一起自力更生亲自动手修建的，每当想到这个，运动就多了一分意义和愉悦。而我，也把此生所有径赛个人最好成绩留在了这里。
为了迎接二附中的回归，清华附中在世纪之交进行了大改造。操场旋转90°挪至校园一隅，并升级换代为红绿搭配，拥有了全清华最高档的遮阳大看台。对我来说，这里已经可以忽略，它现在是附中校内一个全封闭的空间，唯一身临其境的只有铺面飘来的胶皮味，每当我走在栅栏之外，它都会不由得让我脚步加快。对在校生来说，人数已经翻番，但场地还是一块，更可惜的是它不再是每天的必经之路；对操场来说，现代的结构带来了笔直、平坦和不变的四季，却带走了“日夜守卫你的白杨”。
至此，我的这一系列儿时乐土已然全部作古。一部分盖上了车子、房子，因挪作他用而消失；另一部分铺上了假草塑胶，因升级换代而关闭。这一切就发生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三观走向。经常有人问我，作为一个汽车系毕业的人，为啥不留在这个高洋上的行当里。可是，这世界分明已经停满了汽车，我实在没有投身于此的愿望。此外，对于所有的更新换代，我的第一感也总是忍不住痛惜，就像这四季如春的塑料操场，其副作用之大恐怕远在建设者们的想象之外。
首当其冲，它对环境面目狰狞。高昂的成本催生巨量化工原料，一个多月殃及四邻的异味施工造就了有毒而狭隘的竞技环境。日晒雨淋，操场弥漫着胶皮的气息；摔倒擦伤，后患猛于沙土；运动归来，鞋袜上满是难缠的绿塑毛和黑胶粒。
更糟的是，这东西看起来一铺恒久远，却毫无“自愈”能力，五六年之后一切都要撕掉重来。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要么锁好大门，省吃俭用；要么努力经营，收回成本。从此，不仅我们平时玩乐的自由场地没了，很多像“百队杯”这样的传统赛事也愈发受困于此举步维艰。
最可惜的是，塑料赶走了蜻蜓蚂蚱、树影婆娑，也闷住了故乡泥土的芬芳，这些东西饱含自然的温情和逻辑，让运动变得充满魅力。我现在所居住的小区包含一所设施齐备的小学，我经常看到放学后的孩子们无视学校绿油油的平软操场，却带着足球来到小区另一侧不规则的石板空地上。我愿意相信，在塑料和相对自然的环境之间做出选择是未成年人的宝贵本能。
从最善意的角度，建设的目标总是希望一切能够更加贴合人们的需求。但空地正如一张白纸，涂抹之前它拥有最大的想象空间和可能性。普拉蒂尼说过，“足球是穷人的运动”，它扎根于淳朴环境下的自由挥洒。只要有闲暇、有空地，孩子们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和足球之间最深层的联系。可惜，建设者都是成人，我们喜欢为自己的人为设计沾沾自喜。
所幸，我已成年，不再热衷于逮蚂蚱。大学旗下供成年人使用的操场都还健在，当然，也各自在新时代的冲击下经历了些许沧桑。
西操可谓红颜薄命，在我踢过球场里，它曾经是土质最好的，却率先迎来了技术尚未成熟却义无反顾的低劣整容术。令我痛心不已的同时，也搞垮了不少名宿的膝关节。而自从“南操”（即附小操场）关闭，每天冒着被踢到的危险来这里溜孩子的络绎不绝。
东操算得上麻雀变凤凰，为了满足综合性田径场的竞技需要，它从地硬石头多变成了萋萋芳草地。不过代价也是够惨，如果一名在校生想在东操踢一次比赛，他必须先成为系队主力，然后经过一年鏖战，在有三十多支球队参加的男足马杯中杀入决赛，完成“挺进东操”的壮举。
本科期间，旧北操离宿舍最近，穿过一片荒地即可抵达，它的特立独行之处在于其高高的H形橄榄球门。很遗憾，我好像没有见过这类赛事在此进行，看来我们这茬儿学生已经走在了运动激情的下坡路上。由于橄榄球门略窄，它又紧贴在足球门外侧，当年的各种校、系联赛里恐怕少不了门线争议。不过，十年比赛踢下来，却未见有人为此婆婆妈妈。
由于地处边陲，新世纪以来旧北操被重新规划的次数最多。但随着桑田变宿舍，目前的北操已经不是最北的操场。2004年秋，开篇战例的发生地紫荆操场落成，也算是弥补了东操化凤所带来的损失。七年之后，因磨损严重，场地翻新重建。
如果我的记性够好，这个话题将难以收场。在宿舍周边、操场之间，还有大量留下过足球记忆的空地，每到下午四点半“走出教室、走出宿舍……”的大喇叭一响，便四处人满为患。到了周末，为了娱乐和比赛的需要，附中、附小是大学生们经常要侵占的地方。而今，虽然我成年之前的乐土消失殆尽、大学的场地有减无增、学生的人数翻番有余，但身边已明显不像过去那般拥挤。还是有必要再强调一下，比起身边的中关村，家乡的变化可谓微乎其微。但即便是这里，足球也已经演绎了出了“釜底抽薪”的感觉。
2002年，中国男足打进了世界杯。米卢、张吉龙、于根伟、郑梦准、布拉特……军功章上有他的一份，也有他的一份……十年之后再看这段历史，渐年老色衰的我眼里又多了一条线索：那时我26岁，正值“当打之年”。当然，我本人对此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但那一茬儿国家队成员基本上都可算作我的同龄人，这次冲出亚洲，也许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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