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瓜好，先苦后甜呐！”
时光进入1965年，李炳淑的舞台生涯打上了一个分号。她要和剧团的同志们一样，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了。
全国范围内的“四清”运动自1963年起历时将近四年，前后有几百万干部、教师、学生、知识青年参加了工作队，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后期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对于解决城乡干部的不正之风和经济管理等问题，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李炳淑在运动中的经历，却有点玩笑味。
组织上一声令下，李炳淑和同事们一起，到上海川沙县北蔡公社的陈桥大队住了下来。初来乍到，其他还都好适应，难的是当地方言极其难懂，听来好似外语。刚到时，老乡吐出三个字“峰堵埋”，一下子怔了李炳淑。
什么什么？她睁大了眼睛。
老乡重复了一遍。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风大哩”。
如此简单的三个字都听不懂，怎谈得上生活中自如交流？无法交流，又怎样“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李炳淑只好找“翻译”帮忙。
慢慢地，确实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人生观世界观”了。不久她发现，自己和同事们的到来，为老乡添了麻烦。每天中午，老乡们都要从地头赶回来，特意为这群城里人做饭。饭菜总要有点嫩绿时蔬，还要炒一份油乎乎的荤菜。可老乡们自己的饭碗里，总是几根蔫萝卜干。
她着急：“你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
老乡点头，但端上来仍然排场讲究。
李炳淑很无奈，这样吃下去，耽误了农活不说，要生生把老乡家吃穷了。
她和同事们向单位要求：自己带厨房，不再让老乡供应饮食，才解放了人家。
虽不可能登台，可这又是另外一种新鲜的生活味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鸣狗叫、家长里短，夹杂着好闻的秧苗味、炊烟味、水泽味、泥土味……除了她不在行的政治工作外，其他的都从容适意。田间地头一朵朴素的野花，浅洼滩头一片宁静的芦苇，澄澈天际一抹灵动的云彩，甚至是劳作过后挂在鼻尖的一滴汗珠，也令人惬意和满足。用五十年后的话说，这叫“接地气”，怡性怡情，养身养心。
此时，她患肝炎尚未痊愈，还经常伴有低热，每月要回家看病调理一次。四月的一天，正当她提着中药赶回家，弄堂口一辆陌生的黑色轿车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是找谁的？
她未多想，闪身上了楼。
“炳淑，快点来，有客人。”婆婆倚在楼梯口急匆匆地招呼她，“是一位女同志，人和气极了，陪我聊了大半天呢。”
李炳淑一抬眼，是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
“吴护士长，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跟我走一趟吧。”
从吴的眼神里，李炳淑立即明白，毛主席要见她。
“妈，我有点事，要走一趟。”
坐上那辆黑色轿车，不消一刻就赶到了锦江饭店。
“小李，你来啦。”主席合上手里的书。
李炳淑郑重地鞠了一躬。
“这次主席是来上海视察工作，听说你去参加了‘四清’，想听你谈谈情况。”吴旭君补充。
提起“四清”，许多话题就在她嘴边，要汇报是不难的。
她老老实实地袒露心迹：“我从小被别人领导，现在却要去领导别人……再说了，我连小组长都没当过，现在还帮人家整顿支部、选书记委员，真不习惯……”
“就是要锻炼你们嘛！”
拘谨渐渐融化，李炳淑放松自如地描述起自己的所见所闻。“汇报”的味道淡了，倒像是一老一小拉家常。愉快的氛围里，时间流逝得无声无息。
突然，墙上的钟响了。李炳淑抬头一看，已经是中午十二点。
“主席，我该走了。”
“我请你吃午饭。”
“不麻烦您了……”
“我已经关照厨房，让他们加一个菜。”
李炳淑只好奉陪。
午饭很快端了上来，炒青菜、红烧鱼、炒苦瓜，青椒肉片，外带一个榨菜蛋花汤。色彩调剂得很好，但都只有一点点。
“主席，您吃得这么简单呀？”
“我一个人，足够了。”
李炳淑咽下一口米饭，夹了一片青椒。
“小李，你尝尝这个————”他指着苦瓜，“这是我们湖南的苦瓜，非常好吃。”
生在淮河流域的李炳淑从来没有吃过这道菜，她大着胆子尝了一小块。
“哎哟————”她皱着眉头立即吐了出来，“这么苦啊！”
“这是好东西，先苦后甜哪！”
李炳淑硬着头皮把剩下的又吃了下去。却见毛主席挟了满满一筷子放进口中，满意地点点头：“就是要这个味道。”
“那时的苦瓜品种没有改良，苦极了！”多年之后，李炳淑想起这一幕，依旧蹙起眉头，仿佛那一小块苦瓜还停留在嘴里。
先苦后甜————主席难道仅仅是冲着其中的哲学而喜欢苦瓜？当然不是。湘人嗜辣，易生燥热，而苦味最能清火，爱吃苦瓜大抵是身体的自我调节而已。但皖人则无此需求了。
P68-70
当上海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菊坛名家丛书”主编唐燕能老师来电邀我接下这本书的写作任务时，上海正下着2011年的第一场春雨。凭我不大准确的第六感，这样的雨天总要发生点什么事，果然，事来了。
四个月的女儿打着小鼾睡得正香，她不知道母亲的脑子不够用了，到底是全心全意投身育儿大计还是背水一战再接再厉————《大武旦：王芝泉》刚刚定稿不久，喘息稍定，就又要开始一场新的战役吗？想好好休息一下，心里却有点小小的不甘。人就是这么矛盾，写书时天天希望能熬到落笔的那一天，等真的结束了，却有点空荡荡轻飘飘，好像一下子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和意义，即便添了个孩子，多了一堆家务，仍然难以说服蠢蠢欲动的心。给导师宋光祖教授挂了个电话，他说写书是值得吃苦的事，咬咬牙就过去了。这个暗合我心的说法让我踏实。好，那就接下任务，写吧。
写作《青衣翘楚：李炳淑》从采访到定稿，我的时间一共只有八个月。压力无处不在，严密厚实平均地渗透在每一颗细微的空气分子里。但这没有什么要紧————微微的不适很快化作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我竟然饭量日大，睡眠渐深，精力充沛，走路生风，似乎骨头里都响起了咯咯叭叭的声音。这是身体要迎接新一轮重压的自觉调整吗？也许是。要感谢肾上腺素，它让人类战胜了畏惧，进发出热情，而且在这八个月里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八个月的写作是一个辛苦酝酿、奇妙发酵又反复选择的过程。有几个原则是贯穿始终的：要像海滩上捡贝壳的孩子一样将入中意的材料收入囊中，但注意不要洗得太干净，细沙也能增加存在感和诗意；而且要挑选那些最漂亮、最醒目、最有收藏价值的，择优录取，允许捡到西瓜丢掉芝麻；最重要的是，尽量不虚美、不隐恶，让贝壳原初的美丽自自在在地显露，如果上面有黑斑、有破损，也无须修补涂抹，太完美了反让人感觉是虚假的赝品。
我陆陆续续地把写好的部分拿给李炳淑老师看，不无紧张地等待她的反应。这是一位善良宽厚的长辈，除了时间、当事人的出入之类硬伤之外，在文学性的延伸上没有异议。这增添了我的胆量，也使这本传记能够摆脱一般意义上的“树碑立传”而越来越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我得以从容地正视历史，自在地玩味历史，那是一个变幻摇曳着的王国，即便是一股扭动着身体即将消逝的淡淡青烟，也藏着欢喜和悲凉，需要好奇，也需要冷静，要散点，也要聚焦，要有追索，更要有担当。
当我把自己的手指轻轻叠印在这片不那么远的历史时，投入在以李炳淑为中心、以她的艺术人生为半径画出的这个圆时，这一方世界，终于沾上了我的指纹。我拿给你们看，有一点情不自禁的羞涩和感动。
但愿，你们别说：嗨，蠢妞儿，拿开你的手！
那就足够足够了。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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