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
1927年9月，唐葆亨出生于浙江兰溪，家中排行老二。
兰溪位于衢江、金华江汇合处，是浙中水路要冲之地，“上通闽、广，下达吴、会”。民国初年，兰溪的商业发展达至顶峰，城内店肆密集，城外商船林立，一派“日对千舟竞发，夜照万户明灯”的繁华景象。由于当时兰溪的经济超越了府治金华，民间有“小小金华府，大大兰溪县”之说。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这时的兰溪除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地方银行外，还有十多家私营钱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家，为泰亨钱庄。
唐葆亨的父亲唐寿赓是泰亨钱庄的创始人，在兰溪商界有很高的威望，人们称唐公“尤为翘楚，执金融牛耳”。他十分重视教育，曾资助创办兰溪私立担三初级中学（兰溪第一中学前身）。他对孩子们的学习非常严格，上学之外，他还聘请私塾先生，每晚为孩子们补习国文。唐寿赓早年白手起家，辛苦创业，他希望两个儿子好好读书，日后能继承自己的家业。大哥葆堕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是父亲引以为豪的儿子；弟弟葆亨刚上小学，正是顽皮而贪玩的年龄，含混晦涩的文言文令他头痛，常常因背不出古文挨先生罚，而惹父亲生气。
母亲陈杏花是一位家庭主妇，她宽厚仁慈，无论葆亨怎么淘气，总能躲过严厉的父亲，从母亲那里得到庇护。母亲温良恭俭的性格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影响葆亨。
父亲的一位同仁擅长国画，年幼的唐葆亨总是兴致勃勃地在一边看他作画，先生很喜欢这个小朋友，发现他在绘画上悟性极高，一教就会，一点就通。他开始教葆亨画画。这位日后的建筑大师，在这位国画爱好者的画几上，开起了他的艺术启蒙。葆亨勤奋学画，而当时在父亲眼里，这只是“不务正业”的儿戏。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繁华的兰溪县城成了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当日本战机向兰溪扔下第一颗炸弹的时候，葆亨正在学堂里上课，听见爆炸声，好奇地跟着先生一起跑，先生想着如何保全师生性命，心急如焚；葆亨却为今天终于不用背书暗暗高兴。抗战爆发前，葆亨家境富裕，又有父母的关爱和长兄的呵护，他的童年是温馨而愉快的。
1942年初，为避免日军将“能仁塔”作为指示目标轰炸兰溪，驻守兰溪的国军六十三师拆除了兰溪地标建筑“能仁塔”。兰溪居民在惊恐中纷纷逃离县城。唐葆亨也随亲人一起弃家别舍，匆匆逃往乡下。5月28日，兰溪县城沦陷。
能仁塔被拆，给葆亨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在他的记忆中，随着这座兰溪县城标志性建筑的突然消失，他无忧无虑的童年从此结束，紧随其后的就是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日子。
多年以后，当建筑师唐葆亨听说，因为“城市建设”的原因，拆掉了兰溪西门的古城楼时，他痛心不已。建筑是城市的记忆、是文化的载体、是游子心里最温暖的怀念。1942年兰溪遭遇国土的沦陷，而此时，他感到的是一种文化的沦陷。这种切肤之痛，成为他日后建筑思想形成的最深层的因素。
这么小的日本国，居然能一直打到家门口。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活让少年唐葆亨深深地感受到弱国的悲哀，他觉得必须要倾自己的全力，发奋读书，长大为祖国效力。然而此时的兰溪，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没有教室，没有黑板，没有电灯，逃亡中的唐葆亨和兰溪担三中学的师生们，白天在乡下各种各样的房子里上课，晚上在青油灯下，借着萤火虫般的亮光看书。在家乡沦陷的三年里，唐葆亨逃着空袭的炸弹，躲着日本兵的扫荡，冒着中日交战的炮火，辗转西姜、双牌等地，完成了他的初中学业。1946年初的兰溪还没有高中，唐葆亨取得了家乡兰溪可以授予的最高学历。
抗战胜利后，唐葆亨一家回到兰溪县城，当初温馨殷实的家已被洗劫一空，连墙都被拆了，家徒四“柱”，像一座凉亭。日军的入侵毁了唐家全部的家产和家业，也毁了战前仅存的金融秩序，钱庄不能再开了，年逾花甲的唐寿赓面临“二次创业”，再次白手起家。（P2-7）
第一次见到唐葆亨先生是在1991年。那年，我即将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我揣着王文卿老师的推荐信，如约去见浙江省建筑设计院的总建筑师。我非常紧张，因为这是我唯一心仪的单位，我不知道这家著名设计单位的总建筑师会是怎样的严肃、严格和严厉。我在他办公室门口忐忑了好久才走了进去。我看见里面坐着一位儒雅温和的长者，他穿着一件考究的西服，戴着一副大圆框眼镜。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窘态，微笑着说：“我听说来了一位小老乡，我正想听你聊聊兰溪。”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感亲切，满脑子的疏离感一下子就消失了，眼前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乡。
我记得那天我们一直在聊兰溪，兰溪的西门城楼、兰溪电影院、兰江大桥、中山路、人民路，都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讲得很高兴，他听得很认真。从他办公室出来后，我都没法想我能不能通过面试，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是否进行了面试。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兰江大桥的盘道就是唐总的创意，盘道的设计很好地保护了兰溪中山路和人民路两条最重要的商业街。西门城楼是兰溪古城的标志，兰溪电影院则是唐总献给兰溪新城的“礼物”。我童年时代一直在享受唐总带给家乡的“福利”。
唐总第一次指导我做设计是在1995年。当时金捷、沈雷和我，三个年轻人一起参加宁波发展大厦的投标。按照唐总的要求，我们要做多方案比较。面对这块狭窄的基地，我们向唐总展示了三个方案，1号方案的主楼平面是圆形的，有完整的平、立、剖面图，甚至还有详细的标准层平面；2号方案是方形的，3号是三角形的。后面两个方案只用一张草图，潦草地示意了一下。
唐总听完我们的方案介绍后，先是表扬了一番，然后挑出简陋不堪的3号方案，说：“我最喜欢这个方案。”在我们目瞪口呆的神情的下，他继续说：“但是三角形的空间利用率比较低，如果采用八角形的平面，效果会更好，你们可以通过平面的渐变，将主楼削出一个好的造型。”
从唐总的办公室出来后，我们都很沮丧，因为这几天辛辛苦苦画的1号方案，全白费了。
一个月后，当我们在投标现场看到其他几家的方案模型时，我们惊呆了。他们不约而同地选用了圆形平面，在一堆“胖圆筒”中，我们的方案鹤立鸡群，显得挺拔而优雅。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如果不是唐总的阻止，这里就会再多一个“胖圆筒”。
那次，我们的方案高分中标。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参加了很多由唐总指导的方案投标，中标率非常高，我每次问唐总：“为什么您指导的方案又中标了？”他总是笑着说：“那只是运气比较好罢了。”我还想，唐总可能是史上运气最好的建筑师了。
2012年，为了我院的60周年庆，我负责收集整理与院史相关的各种资料。因为唐总是唯一一位完整经历了我院60年院史的员工，所以我决定对他做一个详细的采访。
每天早上，他都会按时来接受我的“盘问”，起初我觉得他很“啰嗦”，因为他牵出了很多与我院“不相干”的人物和事件。随后我意识到他是用更广阔的视野在回答我的问题，我开始刨根问底，他总是有问必答，我感觉到我正在挖掘一座“金矿”。
以至于在院庆活动结束后，我每天仍然持续了这个采访，随着他的经历一点一点地展开，这位躲在“运气”背后的高人逐渐清晰起来。哪里有什么“运气”！而是他的学识、阅历、勤奋和睿智。他是一座宝藏，他是一笔财富，他是一位大隐于市的智者。他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行事。他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地，他都能成功地践行他的建筑理念。
我觉得必须将他写下来。他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完成一个重要的使命，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传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前看，他的成功是蔡元培美育教育的重要成果；往后看，他的成功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案例。
我怀着恭敬之心，但我是用写设计说明的手，写一位建筑大师的人生说明，写得佶屈聱牙，平淡无奇，但我还是设法写出来，因为我希望这些文字能成为研究唐葆亨先生的重要资料，能为今后写一本真正的唐葆亨传创造条件。所以，这本书还收集了唐葆亨先生各个时期发表的重要论文及其相关的重要文献，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时的留影，以及他收藏的各种设计手稿和美术作品。
1951年，唐葆亨分配到“浙江省建筑工程公司设计室”，这个“设计室”就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技术设计处”的前身，经历65年的发展和6次的更名，成为今日的“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唐葆亨一直在为这个单位工作，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单位名称，为方便读者阅读，列出了“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65年间的6次更名图。
特别感谢彭一刚先生和钟训正先生为本写书的序言。特别感谢董孝论先生为本书提的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感谢唐葆堃、方子晋、黄笑冬、曾莹、冯冬勤、奚江琳、郑碧峰、汤小桃、吴丹、胡芳为我查找或提供各类文献和资料。感谢编辑吴卉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做的大量工作。感谢所有帮助和支持我写这本书的朋友们！
蒋纹
2017年10月
于杭州安吉路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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