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柏为此叫上他们两个人一同到咖啡馆里去谈谈，希望能保住他们的友谊。弗里茨表现得确实很奇怪，他威胁弗洛伊德说，如果弗洛伊德没有带给玛莎快乐，他就要杀了弗洛伊德然后自杀。弗洛伊德并不知道其中的端倪，还放声大笑起来，这又激怒了弗里茨，他不知羞耻地说假如他写信给玛莎让她不再理会弗洛伊德，她肯定会听他的。弗洛伊德并不在意他说的话，这时弗里茨找来了纸和笔开始给玛莎写信。弗洛伊德坚持要看这封信，不看还没事，一看就不禁怒火中烧，桑柏也读了那封信，同样被震惊了，因为信里赫然有“我亲爱的玛莎”和“不朽的爱情”之类的词句。弗洛伊德把这封信撕得粉碎，弗里茨懊悔不已，他沮丧地走出了咖啡馆，他们赶紧跟出来，希望他能冷静下来，可是他只是一味地痛哭，哭到连弗洛伊德都心软了下来，甚至也闪着泪花地抓住他的肩膀把他送回了家。但是第二天弗洛伊德就不再心软了，他还以自己头一天的软弱为耻，他说：“一个让我流泪的人必须做很多补救才能得到我的原谅，他以后不会再是我的朋友了，如果他成为我的敌人那么算他倒霉，因为我的体格比他强壮，真的比试起来他绝对不是我的对手。”而弗洛伊德对于弗里茨阻挠他和玛莎的事情则说自己不会顾及任何情面。
弗洛伊德最后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真实情况，那就是弗里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玛莎，但是对于这个看法玛莎却不赞同，她说弗里茨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位老朋友而已。弗洛伊德认为“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只有一种，因为在逻辑学的领域里，相互矛盾的事情不能同时存在，但是在爱情上，他们则可以相安无事，同时存在且同时发展。如果像弗里茨说的，那就等于是要否定一半的生命，至少是否认感情的矛盾性在艺术家的感情世界中的存在，这是因为艺术家是一些不会理性控制自己情感的人。”这就是当时这位未来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的话。
弗洛伊德的上述看法，玛莎都不同意，她认为她和弗里茨就是单纯的友谊关系，这一点也在几天后与弗里茨见面时得到了他的特别保证。或许玛莎在潜意识中对他们的关系都非常清楚，因为她表现出了一种仁慈的女人对待失恋的人的典型态度，她对弗里茨很同情，弗洛伊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想办法凑钱回到汪德斯贝克去，他要把他与玛莎之间的感情修补好。果然，他在他们的订婚日那天到达了汪德斯贝克，从6月17日开始共逗留了十天，这是他第一次造访这个地方，之后他还来过几次。他在告诉玛莎他要去汪德斯贝克的信中写道：“每个人都知道，当相爱的人相遇，便是到了旅途的终点站。”
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他离开玛莎之前，他遇到了一些几乎难以承受的事情。先是弗里茨以弗洛伊德折磨玛莎为由，要玛莎放弃弗洛伊德。这让弗洛伊德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否把玛莎留住，虽然他想得过于严重了，但无论如何还是给了他相当大的震撼。后来玛莎给弗里茨回信并向他保证自己和他的关系没有受到任何改变，听到这个消息的弗洛伊德几乎崩溃了，他深更半夜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好几个小时。
因为他去汪德斯贝克的计划需要秘密进行，所以也有不小的困难。首先他必须瞒着玛莎的哥哥埃利，他假装要到瑞士去旅游，但因为当时是雨季，所以很难让人相信这些话。等他到达目的地后住在玻士特旅馆里，又开始想办法在不惊动玛莎家人的情况下见到玛莎，以至于他去见玛莎的一位朋友时都使用了假名，如果不是他有胡子，他一定会戴上个假胡子乔装一下的。弗洛伊德在失望和沮丧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玛莎安排好在汉堡市场附近的会面时心情才有所好转。就像他说的：“女人在这方面比男人聪明多了。”在汪德斯贝克的几次见面都非常愉快，回到维也纳后他在信中说那几次见面让他情绪十分高涨。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说他们应该把订婚的第一年当做试验阶段，玛莎给予的回复是“无聊”，这样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其实他的说法是为了考验玛莎，事后他承认如果当时真的那么理智冷酷的话也许再过一个星期他们就彻底分手了。
P74-77
1935年
我想，这套自传的出版家一定没料到有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写出续篇来，也许我现在写的就是第一篇续文呢！这篇续文的撰写在美国的出版商希望以新版发行我的这本书时就拟定了。1927年，美国首次出版了这本《自传》（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但当时考虑不周，竟然把它与我的另一部著作放在一起，并且以那篇论文为名，叫做“非专业分析的问题”（The Problem ofLay-Analyses），导致人们忽略了这本书的存在。
这本自传通篇传达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一生的故事，另一个是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历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自传中明确地指出了精神分析学是怎样成为我一生的全部内容的，还准确地指出了我与这门科学的关系远比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丰富得多。
在这部自传着笔前的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我那反复发作的癌症会要了我的命，好在1923年的一项外科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手术后我虽然一直为病痛所折磨，但仍可继续我的工作和生活。自那时候起，十几年间，我从未间断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也未曾间断过写作，德文版的十二册全集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不过，我发现自己在逐渐发生转变，那就是原来的兴趣减退了，早年固有的兴趣再度浓厚起来。虽然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做了很多重要的分析工作，比如我在《抑制、症状与焦虑》（Hemmung，Symptom und Angst，1926）中对忧虑问题提出了修正，1927年我对性拜物狂（sexual fetishism）下了简要的注释，等等，但我承认，自从我提出了爱与死这两种本能存在的假说以后，我写的有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不是无关紧要，就是有人会紧随其后提出来。而我面对的这种情况和我本身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改变称得上是我发育中的一个退化时期。历经了徜徉于医学与心理治疗的一生之后，我的兴趣再度回到了曾经深深吸引我的文化问题上，这些问题在我学会思考之前就已经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其实在1912年，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达到巅峰的时候就已经尝试着把精神分析所见的最新发现运用到《图腾与禁忌》中去探讨宗教和道德的起源问题；其后，在论文《一个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one Illusion”，1927）和《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1930）中把这项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发展中经历的各种事件、人类各种天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原始经验的积累（例如宗教），等等，都只是自我、本我和超我这三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的反射，或者说是把精神分析对个人的研究搬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而已。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一文中，我阐述了对宗教价值的否定观点，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个更适用于宗教的定理：虽然它的力量的确存在于它包含的真理中，但那所谓的真理只具有历史性，并不具有物质性。
这些研究虽然都以精神分析学为起点，但是却远远地延伸到了精神分析领域之外，而且相比精神分析学，这些研究仿佛更能引起大众的支持。或许是因为这些研究吧，我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个作家，而且是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想见识一下的大作家。在1929年，德国人崇敬的犹如代言人一般的文学家托马斯·曼。以其友善而又隽永的文字把我列入了现代思潮发展史中。1930年我的女儿以我的代理人的身份出席了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市政厅（Rathaus at Frankfurt-on-Main）举行的颁奖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我获得了歌德奖并且受到市民的热情接待，这成为我作为公民的巅峰时期，但之后不久，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我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我想这本自传写到这里或许可以结束了，大家不用知道更多关于我个人的事，比如我的奋斗、失望和成功，等等。不论在任何时候，我想我都比一般的为同时代或者为后代描述个人生平事迹的人都更加开诚布公（像《梦的解析》和《日常生活的心理异常》，等等），这种做法并不讨好，而且借由我的经验来讲，我并不推荐有人采取同样的方式为自己作传。
最后我再特别提一下精神分析于近十年中的情况。我想不会再有任何人怀疑精神分析能否继续下去，因为它已经证明了自己屹然不动的地位，同时也证明了它成为知识的一个分支并且能够成为一种治疗方法的能力。支持精神分析的人[组成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除了原有的区域性组织之外（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伦敦、荷兰、瑞士及俄国），巴黎、加尔各答也成立了当地的协会，另外在日本还有两个，美国有好几个协会也纷纷成立，最近成立的一个在耶路撒冷，一个在南非，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也有两个协会相继成立。
这些区域性的协会以自己的基金设立培训研究所，除了提供资助还指导精神分析的技术，同时让有经验的精神分析专家和学生一道主持门诊部，给病人提供一定程度的治疗。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每隔两年就要召集会员们举行一次学术会议，除了宣读有关的科学论文外还要决定组织上的问题。第十三届学会是在1934年的卢塞恩（Lucerne）举行的（这届大会我因为健康状况无缘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以各个会员的兴趣为出发点，把他们的工作向不同的领域发展，有些会员着重于心理学知识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有些则注重医学、精神病学同精神分析的联系。从实用的角度看，有些分析学家肩负起了精神分析学的推广工作，甚至使其列入医学课程的使命，还有一些分析学家虽然被排斥在学术界之外，但仍志得意满，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学在教育学方面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其在医学上的重要性。我们常常会发现，当精神分析学家试图强调某种精神分析现象或者观点的时候，总会牺牲其他方面，但从整体上看，精神分析学留给大家的印象还是比较满意的————它是一项高水准的严肃的科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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