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军营生活
中国过去军人向来为人鄙视，20年代军阀混战中军人的名声尤其糟糕。因此辛亥革命前后宣扬日本军国民教育怎样鼓舞起组织“少年中国”的一些人的革命精神例子大家全都忘掉了。当时保皇派和共和派都赞成推行全国皆军教育。”20年代大家看到日本、德国民族振兴都有仗于军事化，军人才有号召力。不过中国最早出洋学军事的人从日本学来的军人纪律，同20年代的尚武精神具有明显差别：前者要求军人无条件服从上级文官命令、维护国家统一。
沈从文和那些西南军阀一样，未能很快认识到他们的军队不是在推动中国复兴，相反，是妨碍国家的复兴。沈从文的看法跟前清的人，或者跟当地的箪军先辈可说一模一样。他还年轻，蒙昧无知，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复杂。对暴力行为无多大认识。他的工作非常枯燥，然而他喜欢跟司令官接近，渐渐又跟一些有学识的高级将校往来。这些人还记得清末时期想靠训练来振兴国家的梦想，不错，沈从文在1920年再一次选择从军道路，当时他以为军队已经有了革新。1922年他又离开了军队，这次离开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重新估价，认为建立现代党派军队的办法，并不是熔铸民族集体精神的最佳方案。他设想的方案是学问————学术事业追求的价值还在那个政府之上，而不论在旧中国、民国初年，甚至在西方，士兵在国家面前不过是仆人，沈从文开始想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重点已经不是军纪，因为他知道军纪已非常松懈，军队中的生活相当平等，差点像他一样的“天真无邪”，可是军队讲求暴力，自然要插手国政。他最后变成了和平主义者。
我们现在可以从沈从文写军队生活的几篇作品，看看沈怎样写那些年轻士兵生活气质和所暗示的意义。这些作品中人物跟沈从文本人（他常以小兵作笔名）是否一回事，当然还有讨论余地。不过其中写到的每个年轻兵士，的确都像沈买到那把“黄鳝尾”小尖刀的时刻一样，何等愉快天真。这些作品事实上写了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即原来认为军队生活十分有趣，后来则大失所望。他在20年代中期创作的早期作品多半描写边地部队朴实生动的图景。有的还使人引起一点浪漫的情调，如在《连长》（1927）和《参军》（1928）中写到一位漂亮军官，因为是军官，就受到驻地人民的尊敬照顾，特别是一位年轻寡妇的青睐。沈在《船上》（1925）中，写了军人们在开拔途中，梦想此去升官后，要像黔军卢焘旅长那样，骑着大马出去拜客。《入伍后》（1925）写当兵后的心情多么轻快。《叛兵》（1925）这首诗写12个逃兵在被处决之前，人人心中都想起抛别情人的一幕，既英雄又可笑的场面。《在别一个国度里》（1926）和《喽哕》（1927）里都写乡下土匪的所作所为，虽然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甚至采用记录式的叙述语调，写来仍那么惊心动魄。
同沈从文其他早年作品比起来，他写军队生活的早期作品具有惊险、神秘、稀奇古怪的成分，然而情节既合乎情理，又很感人，跟别的作品大不一样。也许沈在湖南时就学会了口头讲故事的艺术，因此一写到军队题材就不由得讲起故事来。在《夜》（1930）中一位年轻士兵讲他亲身经历的阴森古怪的故事。开头先来一段漫无边际的序言（其中故事大多同沈的亲身经历雷同重复），然后便是闻所未闻的吃人肉的故事。人们几乎可以想象出，故事开头必定是在一堆篝火周围，一群士兵官佐每人都讲一篇半是事实、半属虚构的大千世界中神鬼的故事。《哨兵》（1926）写凤凰台道衙门里一个青年士兵怕鬼的故事。虽然是个床头谈鬼的故事，却富于浪漫情调和怀旧之情。《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1930）在军队故事中情节比较铺展得开，在沈的早期作品中，这一篇故事情节连贯，人物性格鲜明，而且写出了传统的“传奇志怪”线索，唤起读者对茫茫阴曹地府的幻想。
当然，沈从文写军队生活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股现实主义的巨流，这类作品写得非常严肃认真。”其中有《我的教育》（1929）《从文自传》（1932）《传事兵》（1926）《逃的前一天》（1929）。这些作品写了新入伍士兵的希望与焦虑心情，沈从文一写到军号、军装、点名、旧式武器等他喜欢的事物时，总充满一片怀旧深情。逃兵今晚上就要溜了，但他对非常熟悉的军营中书记官、洗衣妇，以至于远山颜色、喇叭声音都有难以抑制的依恋。到沈写《我的教育》时，士兵已经发现了有许多人并不认为士兵是解放者，所以他们感到失望、疑虑。《顾问官》（1935）是沈从文写地方军队的最后一篇人物特写，充分揭露了贪污腐化的军官生活，虽然仍用富于同情的漫画笔法。直到1933年沈从文在提到某军的抢劫事件时，还在庆幸箪军有着光辉历史。在他忧患坎坷的一生中，他对箪军声名始终未能忘情。
因此，两相比较一下，沈从文对军队生活阴暗面的暴露，跟他描写军队生活的乐趣、理想和他认为军人诚信无欺的优点相比，前者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从他的作品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作家所耿耿于怀的那种遍体鳞伤、尸骸狼藉的战场惨景，中国士兵还没有多少体会，只不过偶尔发些世风渐薄，或战友伤亡的慨叹而已。尽管如此，沈从文的军营经历对他一生仍然留下强烈影响，使他随时充满忠诚、怀旧的感情。沈从文是初出茅庐的作家，正好可以大写军营生涯，不像上过学校的人可用各种同学的社会关系作为题材。他在湘西从军时，并未写过日记，可今天看来，他作品中的记述却大多信而有证。他带着某种凤凰人的得意神情对青年读者倾诉过去的经历，谴责那些瞧不起士兵的知识界人士，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把他的“日记”叫作《我的教育》。
P64-66
1987年冬天，我接到诗人荒芜的信，信中说他最近去看望沈从文时，见到了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刚寄来的新著《沈从文传》（原名《沈从文史诗》）。据沈夫人介绍，赵瑞蕻、金陧几位学者都看过原书，认为写得很有特色。荒芜建议我把它译出来。
过几天书送来了。当时我正在读洋洋百万言的《奥尼尔传》，很佩服西方作者写传记的手法，的确跟我们为要人树碑立传的写法不一样；不把人写成大仁大勇、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我读了《沈从文传》后，感到它跟《奥尼尔传》一样，也不愧是传记文学的佳作。它好在史料翔实，持论平允，把沈从文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成就作了透辟分析，既实事求是，又不为贤者讳，值得向我国读者介绍。萧乾老师听到消息也鼓励我译，并推荐了出版单位。
可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直到1988年5月沈老这颗文坛巨星陨落后，我才动手翻译。起先我担心的是资料不够。原书里引用了那么多沈的原著，而谁都知道，沈是多产作家。他从事创作26年问，写了各类作品648篇，辑成集子64种。如果加上1949年后的论著，则共有736篇，集子85种。但收书最多的《沈从文文集》也不过十二卷，300万字，未收的早年作品早已绝版。记得我为了找《不死日记》遍求北京湖南几位沈学家，回信都说找不到。从英文译过来又会失真，所以一直迟迟不敢动笔，听到沈老谢世噩耗（也是荒芜函告的，正式消息迟了一个星期，还是转引海外的电讯）我才拍案而起，想我从小就是沈老作品的爱读者，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译下去。
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久我就同原作者金介甫教授开始通信。想不到这位青年作者（他面壁十年写这部传记时只有三十多岁）学贯中西，我的一切质疑问难他都能迎刃而解。要查的引文原件他无不立时复印寄来。我把《文汇月刊》上选载的《京城怪客》寄他后，他一面向彼邦学者大加揄扬，一面字斟句酌地在一万多字译文里指出一百多个表达不确切之处。全稿译完寄去后，他为了不耽误发稿，用一个多月功夫就把二十多万字细心校订一遍寄回，老实说，我译书40年，像这样著译双方推心置腹、切磋字句的例子，还是第一次体验到。书稿终于在1990年由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
《沈从文传》问世后，我收到几位读者来信，其中一位并非文艺界的学者说，金介甫原著中大量注释，是珍贵的文坛掌故，单纯为读者承受力着想而割爱，十分可惜。金介甫本人对此也耿耿于怀。于是我决心将646条注文补译出来，出个全译本。幸运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同道也支持我的构想。
金介甫是历史学家，他为搜集传记史料花了大量气力。他的资料卡片多达6000张，注文字数几乎为正文的一半。学术书注释占这样高的比重，在西方学者中也是罕见的。记得我的老师李长之先生译的《文艺科学与文艺史学》，也是注文特殊的例子。难怪一位西方书评家称赞本书注文详尽，显示了高超的学术水平。凡读过这一条条细致透辟的注文者，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学者有一种优良学风，即“言必有据，无证不信”，我认为金介甫的注文也吸收了这种优良传统。
首先，他认为他写这部文学传记，主要在于提供史实，让事实说话，而不在乎评论短长。他广搜博采，从大量私人晤谈（我粗略统计过，注释中提到晤谈的作家、学者高达118人次！）、信件日记、档案材料中取得大量信息。例如他从一般学者未必注意的天主教苦难会《神迹》月刊中，找到从田兴恕时代起就展开的反对基督教会势力渗入湘西的全部经过。
注文对作品人物的原型考证最为缜密。例如《边城》以1917年沈在去辰州从军途中，同行的裁缝儿子赵开明为原型。赵在泸溪看上了绒线铺的姑娘，发誓说将来若做了副官，就必定回来讨那漂亮小姑娘做媳妇。在《边城》中，姑娘改名翠翠，赵开明变成傩送。当然，沈真正动手写《边城》是1933年他和夫人张兆和去青岛崂山游览，在溪边洗手时看到溪对岸一个姑娘穿孝衣去告庙。沈对夫人说，他要为那白衣姑娘写个小说。为何把地点搬到茶峒，那是沈随杨明臣去四川时，在那里住了三天，搞文书收发，认为那地方片片竹林，云蒸雾绕，真美。
然而，小说一出，由于写得传神，茶峒人都以为真有翠翠其人。“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并肯定说翠翠嫁了个四川人，1948年回过茶峒，三十几了，还相当标致，引得茶峒师范全校沸腾，赶到渡口去看翠翠。渡口还有位农民说，论起辈分来，翠翠是他的老婶娘。瞧，文学名著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注文还考证出《八骏图》是写梁实秋、闻一多。考证得最出色的，是沈和丁玲由十分投契到后来突然疏远的这段过程。金介甫在第六章用了三十多条释义详细记述了两位湖南作家心灵撞击的细节。
一句话，只有配上这些文坛逸事，这部文学传记才能从多侧面反映传主的生平、性格的心路历程。
最后想做件“但开风气”的事。把作品献给亲人，本是中外文艺界常见的事。金介甫教授把原著呈献他的双亲。我年逾古稀，父母墓木已拱，只能献给别的亲人。记得萧老在一本集子的前言里对他夫人（翻译家文洁若）备致赞扬，衷心感激她像《星星知我心》片头的鸡妈妈，庇护一群鸡雏，保住了一家温暖。我也有同样感受。我的亲人是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伴，一个普通女性。但她像《天云山传奇》里的冯晴岚那样，是一位平凡而又卓越的女性。在风雨如磐的坎坷岁月中，她顶住社会歧视压力，忍辱负重支撑起这个小家，使之免予破巢玉碎。60年代我流放西域途中有诗写道：“底事艰难存一息？未酬恩义负牛衣！”说明她是维系我生命的了不起的支柱。特别是病残以来，她求医访药，百般照拂，舍弃一切生的欢欣，没有丝毫怨言。一句话，没有她的支持，一个残疾人想完成这部30万字的书，是无法想象的事。因此，把这部书呈现给我的妻子赵国璋，想来不会被人讥笑为追求时髦。
符家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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