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宰镜头
您是陕西人。出生于宝鸡，在西安长大。能和我们谈谈您在这两座城市的成长历程吗？
我出生在宝鸡，因为父亲家在西安所以半岁就来到西安。我父亲毕业于汉中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去宝鸡建设化工厂，在那儿认识我母亲。父母工作都很忙，我出生后，他们把我送回西安，于是我就在西安同奶奶一起生活。
您少年时在陕西成长，您对陕西的印象是什么。可以用几个词概括一下吗？
陕西是我的故乡，谈到所有关于故乡的概念时我只能联想起西安和宝鸡。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从小就不会说陕西话，因为我在工厂里长大，工厂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讲普通话。由于我奶奶家周围河南人比较多，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河南话就是陕西话，我长大后才发现有陕西话的存在，以至于我在高中的时候老觉得西安有一种陌生感。
由于家庭原因，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自己的成长历程，我觉得我这代人有一种“拉扯”的感觉。我在宝鸡出生，我的很多朋友同学都在宝鸡，高中时期经历的一些大的事情也都是在宝鸡。1992年我20岁的时候，考了三年的美术学院，屡挫屡败。在第三年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但在朋友和一起考试的同学的影响下，还是于1993年7月30日毅然去了北京。从那以后，再回家的意义就是归乡、探家。当时走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那次走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离开”。
您从小学习绘画，后来又学习图片摄影。之后又从事纪录片拍摄。您能和我们谈谈这三者的联系吗？
这三者是有联系的。最初的绘画就是临摹。从小奶奶教我画国画，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挺重要的。因为它赋予你一个角色，让孩子有一个特长，一个标签。后来我在学校里学习绘画的时候，已经是从自学状态到正规学习的状态，我开始用具体的方法去学习绘画。但是绘画只是你从小的一个爱好，一个标签，我却一直没有找到绘画和我生命之间的必然联系。高考前，我遇到了一位老师，在相处过程中他问过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画画？”我当时无法回答，因为我只是把画画当做眼前需要做的一件事。而像梵高那样用生命感受色彩，可以为绘画而死，是我始终找不到的一种感觉。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绘画更多的是一种实用美术，其中和理想有关的事物非常有限。绘画和我的外部世界是脱钩的，我始终找不到创作和现实部分的联系。记得当时看到德国画家科勒惠兹的传记，在他的传记中读到当时一些画家的生活和创作的联系，他们靠卖画为生，虽然画作往往会卖不出去，但他们的生活和绘画产生着直接的联系。可我们的绘画往往是为了考试，我就有些怀疑自己学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到北京的第一年，那时我20多岁，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地下室，作为20多岁的年轻人当时有想要入世的愿望，所以到了北京的第一年，为了考试我还是继续学习画画。我住的地下室的隔壁宿舍有个男生是学摄影的，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摄影一下就吸引了我。拍照片，可以让你和现实世界之间产生一种关系，有种让你实现价值的可能性，所以很快我就自己买了一个相机(海鸥DF300)开始拍摄。这就是我从绘画过渡到摄影的实际过程。1996年，我顺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绘画和摄影专业，我认为我没办法建立像梵高那样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于是我就选择了摄影，和绘画做了一个了断。
我所学的摄影专业在电影学院属于比较边缘的专业，加上其他种种原因，我们的定位是报社、杂志社需要的图片摄影人才。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只对纪实摄影感兴趣，我认为人物摄影和风光摄影更多的是技术含量决定的，但纪实摄影需要你去观察社会，需要思考。于是我看了很多国际上著名纪实摄影家的作品，都很喜欢。
还没有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以前，我已经开始看电影了，但从来没想过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电影的制作者。在电影学院那样的环境里，你很快就会发现电影本身具有的巨大吸引力，你的所有的功课都和电影有关，也需要经常看电影。最早的《艺术概论》课，我们接触到很多电影，其中就有纪录片。再加上后来拍摄设备的更新，我就决定自己去做纪录片。在我第一次拍完片子之后，我就找到了特别自由的创作感觉。后来我看到法国电影评论家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提出的“摄影机————自来水笔”的理论，我就有一种要做不同于工业生产的艺术的东西的自觉。
P4-6
1985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招待所。招待所其貌不扬，与其他的建筑物相比，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这一天，从北京来的年轻人何平住进了已显破旧的西影招待所，和田壮壮，张艺谋，他的北京老乡陈凯歌，夏钢这些踪影不定的年轻人成了邻居。
1986年，中国首届摄影美学研讨会。侯登科的《现状与思考》，潘科的《论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若干问题》尤其是后者差点儿从《首届摄影美学研讨会文集》中被拿掉，而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几位陕西人则据理力争，一心想着“中国摄影再走老路子这个民族的眼睛就废了”。同年11月，《现代摄影》首次介绍了陕西摄影群体，石宝琇、潘科、胡武功和侯登科的文章在其上发表，摄影的“陕西群体”开始被定义。
1987年，吴天明再一次在张艺谋身上看到了西北人的勤奋、执着和倔强。在这个比自己年轻11岁的属虎的青年那里，一种近乎可怕的忘我精神，搅拌着对电影从影像到内容进行革命的野心，正在酝酿发酵，并随时准备喷薄而出。同样是在1987年，陕西群体的骨干策划的《艰巨历程》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他们挂出的横幅上写着：尊重历史、鼓励创新、张扬个性、发扬民主。
1989年，何平的《双旗镇刀客》公映，这是一部慢热型的影片。在当年还无法预测这部影片在之后所受到的赞誉。同年，吴天明滞留美国。1989年6月10日，胡武功从日本回到西安，陕西群体的骨干们聚在一起，决定要离政治远一些了。之后陕西群体转向人文地理专题，《河西走廊》《蜀道》《晋陕大峡谷》《黄河后大套》《西藏行》《秦岭大鲵》《西安记忆》《我的关中》等又一次回到生活，回到照相本身。1989之后的陕西摄影群体干将各自寻找着艺术的突破。在气质、定位上，具有相对统一风格的“陕西群体”已经一去不复返。摄影的“后陕西群体”带有更为复杂的身份和更多元的样貌，在艺术的世界级声誉上，不像电影那样闪耀。
1991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王全安被分配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在这里他过了七年自我放逐的生活，虽然其间他已拍摄了《月蚀》《惊蛰》，但直到2007年，《图雅的婚事》，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个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年轻人才真正引起了注意。
2014年，一部名叫《白日焰火》的影片擒得了柏林金熊，这是大陆影片第四次获得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项。导演刁亦男继续了陕西和柏林金熊的缘分。陕西西安人张艺谋，陕西延安人谢飞、王全安，都曾获此殊荣。
2015年，一部很“娄烨”的让声音、气息、味道、情绪甚至概念在镜头中游走的《推拿》，获得六匹金马。出品方将六匹金马一字排开，作为陕文投影视投资念念不忘终有回响的纪念。
语境已经变化了，从本土语境到全球化语境，再如过去一样界定划分所谓西部电影或者陕西摄影群体的差异性边界已经毫无意义了，在影像的概念整合里，西部电影也好，新西部电影也好，陕西摄影群体也好，后陕西摄影群体也好，这种本土语境下的疆域划分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影像是世界的，只能作为历史概念存在的西部电影和陕西摄影群体，毫无疑问会成为未来影像的精神土地。其精神遗产：现实主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影像模式是这片土地中的养料，将继续酝酿轮回。
当从故乡“出走”成为新世纪的主题，“出走”和“离开”对于今天出生于和工作于这片土地上的青年来说是双重的。它不仅意味着离开地理的故乡，也意味着离开精神的故乡。前者是指故乡在现代化的催促下逐渐沦陷，青年的生命体验便只能选择在异乡逐渐展开和成熟。后者则是指完成精神的故乡那现实主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影像模式的滋养，然后出走，用“属我的观看”观察世界，观察人性，观察历史。
“属我的观看”是一种新的观看经验。首先，是指由“属我性”所决定的观看方式。即以我为圆心，以无限可能性为半径的，由个人化即属我化的精神活动出发而完成的影像式观看。“属我性”的观看才有可能是自由的观看，自由选择观看与否，自由选择观看的方式、观看的角度、观看的对象。其次，它是指“观看”对“我”的构型作用，指在“观看”中“我”即主体的形象塑造。当观看及对观看的表达，面对历史，面对当代，面对现实与社会，面对宗教、语言、阶级、种族、身份、性别、欲望，面对梦境、观念、理想，越少阻隔，越少界限，越少禁忌，越少成规，“我”就越可能成为观看行为的主人，从而实现自由的主体性。
“自由的观看”和“自由的主体性”无疑是困难的，是理想化的，但它起码是一种愿景。在这片土地上的青年一代的影像人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愿景。
有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这片土地上年轻着，有人在90年代的这片土地上年轻着，今天，出生于这片土地的人们年轻着，但大多已离开了这片土地。
有些采访是在“年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里完成的。我将办公室布置成采访问，在“年节”时候迎接了摄影师王伟涛，拉萨四中的美术教师；赵乐，在北漂的独立影片导演。他们只有在“年节”的时候才可能回来。有些采访是在被采访者的业余时间完成的，袁柳，从自己的故乡“出走”，陕西已然是她艺术的故乡，正怀着宝宝，在最“有闲”的生命阶段，有些慵懒地躺在那张并不舒服的凳子上，和她的性格一样，有些羞涩地回答着我们的问题。青年编剧张珂，从自己的故乡甘肃出走，很快便凭借自己的才华在陕西有些呼风唤雨的姿态，在我的简陋的采访问，讨论影像，也讨论他的“道德优先”以及野外救生术。长着娃娃脸的生态摄影师张强，供职于某儿童医院的会计科，在刚刚从野外回来的间隙，被我邀请到了采访间，身上似乎还带着野性的气息。
有些采访是在工作场合里完成的。杜海滨导演在西安美术学院的作品展映，因为我的采访，让他的行程变得更加紧张。在西安美术学院的酒店逼仄的房间里，清理出一块儿采访区，他出乎我的意料侃侃而谈，对象是我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教师，他的慷慨，更让我觉得是对故乡的倾诉。导演张琦，就是那么恰巧，带着他最新的院线电影作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到我所在的院校做活动，于是，早已约定好的采访便水到渠成地在一间贵宾室里完成了。此后耐心的两个多小时的采访，我更愿意将这种耐心看作是对故乡的尊重。有些采访幸运地躲过了我那间简陋的采访问。同样是从自己的故乡出走到陕西的摄影师苏晟，在他位于美术学院的摄影工作室接待了我们，言语之间带着教师独有的谦虚和准确。张晖老师所在的西安理工大学摄影专业，已然成为陕西摄影最主要的后备力量，虽然和我所在的学院一样，建筑的外表低调破旧，但他堆满了书和作品的工作室，如同他的语言一样，准确有力，又温馨有序。完全从底层奋斗上来的汤勇，工作室就在一座买卖电子产品的大楼里，货架上摆满各种型号的相机设备，专业摄影师和业余的摄影爱好者在货架前仔细比对，空气中还残留着工作人员的午餐味道，正是在这样带有强烈生活味的空间，才可能畅谈“生活的真味”。美女肖月的胡桃夹子在纺织城艺术区，她像打理一个艺术空间一样打理着她的影视公司，于是就能在文艺气息的空间里看到书，看到摩托车，看到各色花儿，看到品着咖啡享受着工作的人们了。
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这12位青年影像人，是他们愿意容忍动辄便有五六十个问题的絮絮叨叨的学者访谈。还要感谢为了这本书做出辛苦工作的我的学生们，他们负责收集资料，撰写问题，整理访谈，有时候还要负责开车，拍摄，买水，买饭、找路、报销等等琐碎的工作。他们是宋泽宇、陈雨薇、张倩、陈潇依、郝佩佩、郭欣瑞、王竟熠、董焓、高佩、赵力子、谢闻笛。感谢为本书作序的两位前辈，赵安先生和赵硅先生能够对作序一事慨然应允，其中包含着对后进青年影像之路的莫大希冀。还要感谢杨争光先生和李泛先生，即使与杨争光先生的访谈已经是十年前，与李泛先生的访谈也有了五年的时光，但他们的真知灼见和坦诚以待让这些文字依然鲜活有力，澎湃着充沛的创造力。感谢陕西省委宣传部的“陕西省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陕西省百优人才)资助计划”，感谢我所在的学校陕西师范大学以及我所在的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支持！感谢我的父母、丈夫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女儿金兜兜，多数的出外采访都是在应该陪护孩子的业余时间完成的，从2014年立项到2016年成书，金兜兜从一岁长到了三岁，正是她的省心乖巧为这本书提供了最大的支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朱翠芳女士，她高效的工作是本书内容优质的前提和保证，也正是她的努力，为本书找到了契合而且优秀的美术编辑，才让这本小书有了“属我”的样貌。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的青睐，它曾经是我电影写作梦中独一无二的出版机构。感谢每一位愿意打开这本书的读者，感谢你们对这12位青年影像人艺术生命的“闲聊天”的耐心倾听！还要感谢时光，让我有幸记录年轻者的年轻！
马聪敏
2016年12月1日于陕西西安
|
